美术作品中的长征路

于洋 字数: 3362

《 学习时报 》（ 2026年08月26日 第 05 版 ）

飞夺泸定桥 刘国枢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我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为文艺创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正如毛泽东总结长征意义的那句经典评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来，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层出不穷，相继涌现出大批经典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等多元门类。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长征主题美术创作的叙事形式和表达媒介仍在不断延续、拓展与革新，如何以绘画语言叙写长征故事、赓续长征精神，一直以来都是美术家们思考和面对的重要课题。

回溯90年来表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主题美术创作，仿佛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书写了一条绘画中的长征路。早在长征途中，标语、插图、壁画、速写、宣传画等创作形式成为当时宣传与动员的主要途径，黄镇、廖承志、黄亚光、朱光等亲历长征的画家已经陆续拿起画笔，绘录进行时态的长征故事。如黄镇的《西行漫画》从亲历者的视角出发，以速写漫画的形式表现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记录长征历程的珍贵视觉史料；廖承志追忆切身长征经历创作的速写《母子别离图》《长征时的大致景象》，以细腻的线条真切捕捉了长征途中的所见所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反映新中国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应运而生。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机制的构建，几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直接助推了该题材美术创作的高产与发展。大量以长征为题材的绘画精品进入人们视野，总体呈现出对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追求与赞颂。这种理想信念的表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吴作人、傅抱石、李桦、潘鹤等美术家的绘画创作中有所体现，他们取材于真实的长征历史事件，在造型语言和叙事方式上持续深耕。吴作人的《过雪山》（1951年）聚焦苍茫雪原中顽强行进的红军战士；张漾兮的《巧渡金沙江》（1951年）以极具张力的油画语言生动再现了红军战士横渡金沙江、于惊涛险浪间奋勇突进的惊险场面；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1957年）采用层次丰富的冷色调与篝火的暖色调形成鲜明对比，以粗犷的笔触描绘长征途中的严峻环境；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1959年）运用概括而奔放的艺术手法重现红军于战火硝烟中抢占泸定桥的激烈战斗场景；靳尚谊的《送别》（1959年）选择高视点、多人物的构图，将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傅抱石、李可染、溥松窗等中国画家则以毛泽东诗词为创作背景营构山水意境：傅抱石的《清平乐·六盘山》（1950年）、《强渡大渡河》（1951年）、《七律·长征》（1959年），李可染的《长征》（1959年），溥松窗的《大渡桥横铁索寒》（1961年）均从新视角出发，结合毛泽东诗词意境表现独具东方意韵的画面，生动诠释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思想。李桦的《过草地》（1950年）、李焕民的《红军过草地》（1961年）、王琦的《雪原峡谷》（1964年）等版画作品以刀为刃，以顿挫分明的木刻线条刻画出红军在恶劣自然环境中跋涉前行的动人图景。潘鹤的《艰苦岁月》（1956年）、刘开渠的《工农红军》（1956年）、程允贤的《毛泽东在长征路上》（1958年）等雕塑作品在人物塑造与技法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共性，显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家群体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形塑与抒写。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开始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系列长征艺术创作、展览活动不断深入与推进，越来越多画家选择重走长征路，开始思考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长征主题创作除了聚焦重要历史事件的宏观叙事，还出现了微观视角的个性化表达，如张文源的油画《野菜》（1982年）从微观视角切入，注重草地行军战士采食野菜的细节刻画，以此表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境遇；沈嘉蔚的油画《红星照耀中国》（1987年）在创作图式上推陈出新，通过全景式的群像塑造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精神风貌；李劲堃的中国画《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91年）在媒材技法和表现形式方面有新拓展，使用传统山水画语言定格红军攻打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史诗般场景。与此同时，还涌现出大量长征题材的雕塑和连环画创作，如沈尧伊的经典作品《地球的红飘带》（1988—1993年）将版画技法融入连环画创作中，以独到的叙事视角构建起长征历程的视觉叙事体系。这一时期的长征主题雕塑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叶宗陶、许宝忠、高彪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1982年），叶毓山的《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1993—1996年）、《彝海结盟纪念碑》（1995年）等公共纪念性雕塑，在雕塑本体语言和审美规律的探索上各有新意，由宏大的集体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在表现长征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积极探寻范式上的突破。

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等各类创作工程项目的引领下，又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历史节点，长征主题美术创作及其组织机制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无论是在媒介转型还是观念表达上，均反映出新时代长征主题创作的时代新象。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的油画《遵义曙光》（2016年），孙为民的油画《伟大转折》（2019年）均区别于以往典型的遵义会议构图范式，由写实性的历史场景记录转为以自然意象隐喻“伟大转折”；邵亚川的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2016年）定格红军夜间手举火把渡江的场景，以浓郁炽烈的红色基调抒写革命征程的浪漫诗意；王颖生、董卓的中国画《翻越雪山》（2016年）结合岩石彩技法再现夹金山的雪域地貌，侧重刻画红军克服严寒艰险、成功翻越雪山的历史性瞬间；何加林的中国画《赤水河畔》（2021年），以当代山水画语言描绘红军四渡赤水发生的历史地域，将革命历史事件与中国山水的诗意审美相融。在雕塑创作领域，吴为山领衔创作的《长征组雕》（2021—2023年），全景式呈现了红军长征历程中的重要场景，兼具宏大壮阔的场景构建、细腻入微的人物塑造，以及情感共鸣的意象表达，运用丰富的叙事手法表现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显然，在多元开放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美术家转向以新的创作视角解读长征历史，长征题材的当代性阐释与转译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载，围绕长征主题的创作串联起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形成了完整的长征视觉叙事谱系。回望长征主题创作的发展脉络，美术家的创作取向和艺术观念随时代的更迭、文化语境的变化持续应变与革新：长征行军阶段的创作以极具时效性的创作方式为主，兼具战地记录与精神动员的现实功用；新中国成立后，长征题材创作的重心趋向对革命理想主义的视觉表现，以写实性绘画语言建构长征主题的经典图像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长征主题创作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微观视角的塑造；进入新时代，在表现语言与叙事视角上实现拓新，推动长征主题创作走向形式多元、视角丰富的新阶段。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创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每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文艺作品，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创作者通过绘画实践赓续弘扬长征精神，使得长征精神能够获得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持续鲜活的当代阐释。

征途漫漫，丹青铭史。长征题材绘画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范式的不断革新中实现了历史叙事的时代重构，以历史细节的钩沉唤起人们对长征的追忆与现实的体悟，进而成为续写红色征程的视觉经典。新征程语境下，美术创作者既要回望壮阔的长征革命历史，梳理总结长征题材美术作品的发展脉络和创作规律，亦需回归艺术本体，坚守创作本位，溯源革命史实，潜心探索长征精神的当代表达，通过多元的艺术实践抒写铺就绘画中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