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重要作用，而企业对新基建政策的响应是其效能落地的关键前提。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分别测算信息型、融合型、创新型三类新基建政策响应指数，以2018年12月提出的新基建相关政策信号为外生冲击，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新基建政策响应对企业TFP提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新基建政策响应显著促进企业TFP提升，信息技术与融合技术政策响应效应显著，创新技术政策响应效应短期不显著，呈现“融合先行、创新滞后”特征；第二，新基建政策响应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三条路径促进企业TFP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规模较小的企业、技术认知导向型企业的政策效应更强，政府过度补贴会削弱该政策效应。本文为理解新基建政策微观传导逻辑提供了新视角，对优化政策精准性、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实践意义。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跃升，进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将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内容。新型基础设施正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枢纽：它既是承载技术突破的物质载体，又提供了产业升级的应用场景，能够将科技创新的外部势能转化为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内生动力。因此，如何通过新基建激活企业内生创新动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已成为关乎经济转型成效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质量的重要问题。

然而，政策推动与资源投入并未完全转化为企业效率提升的现实红利。近年来全国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智能制造成熟度仍处较低水平，多数企业停留在浅层数字化阶段，呈现“重建设、轻应用”的结构性矛盾。这表明新基建政策效能的释放存在传导梗阻，政策信号从顶层制度设计到企业行为转化的链条出现结构性断裂。究其根源，在于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在政策传导逻辑上的本质差异：传统基建遵循“政府建设→企业被动受益→政策效应自动释放”的路径，其红利并不以企业的主动响应为前提；而新基建以数字技术、前沿创新和产业融合为核心，深嵌于数字经济的组织协作之中，需要企业准确识别政策信号中的技术机遇，并将其转化为战略共识与资源配置方案，其传导更接近“政策信号释放→企业政策响应→战略适配→效应落地”的条件性路径。

基于此，本文提出“新基建政策响应”这一核心概念，将其界定为企业对新基建政策信号的感知、解读与战略内化过程，并据此在三方面拓展了既有研究：一是在理论框架上，将政策响应引入研究，系统区分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政策传导机制，揭示企业政策响应是政策效应转化的关键前提；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文本挖掘技术构建包含367个核心技术术语的结构化关键词库，创新性地测算信息型、融合型、创新型三类政策响应指数；三是在经验发现上，明确了不同类型技术政策效应的边界条件，为差异化、精准化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依据。

二、主要研究发现

第一，从指数测算的特征事实看，2015—2024年企业新基建政策综合响应指数由47.8稳步升至113.8，年均增长约10.1%，与国家新基建政策推进节奏高度契合。三个维度指数均持续上升但增速分化明显，整体呈现“融合先行、创新滞后”特征：融合型响应增长最快，信息型响应稳步增强，创新型响应虽增速较高但绝对水平始终偏低，反映企业在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突破方面相对不足。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始终领先，但中西部追赶效应明显，中西部与东部的相对差距持续收窄。

第二，基准回归表明，新基建政策响应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政策响应较高的处理组企业在政策实施后TFP约提升1.6%。分维度看，信息技术响应与融合技术响应均显著为正，企业得以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与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数字孪生等实现流程优化和跨技术业务协同；创新技术响应短期效应不显著，主要受制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技术成熟度较低、商业化路径不清晰、资源投入门槛较高，其认知优势尚难在短期内转化为生产率提升。上述结论在Bartik工具变量与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倾向得分匹配、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三，从传导机制看，政策响应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TFP：企业形成有效响应后，新基建相关岗位招聘规模与薪酬水平显著提高，增强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进而提升研发投入占比与研发人员比重，推动创新资源从传统业务领域向新基建相关技术研发再配置；并依托新型基础设施的低成本试错与技术适配环境，加快研发成果向专利产出等应用成果的转化。

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应在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规模较小的企业虽资源有限，但组织扁平、决策链条较短，更易将政策红利迅速嵌入创新活动，在应用转化阶段的受益程度反而更高；管理层具有技术背景的技术导向型企业，凭借更强的信号解码与技术场景匹配能力放大了政策效应；而过度的政府补贴则可能诱导企业迎合政策导向、将资源投向低风险项目或固定资产扩张，导致研发“重数量、轻质量”，反而扭曲创新激励、削弱政策效应。

三、政策启示

第一，强化企业政策响应引导，构建企业政策响应的制度化对接机制。新基建政策文件技术表述专业、应用场景复杂，中小企业与传统行业企业在政策解读能力、技术认知基础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制约政策信号的有效传导。为此，应由政府牵头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建立政策解读与技术咨询公共服务平台，定期发布政策解读指南与技术应用案例库，将抽象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路线图；推动政策宣讲与企业培训常态化、精准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开展分类培训，提升企业对政策信号的准确解码能力；构建政策与企业的双向反馈机制，动态监测企业响应水平与实际需求，及时发现传导堵点，形成闭环管理体系。

第二，优化新基建结构布局，破解“融合先行、创新滞后”的发展失衡。低水平融合不仅制约企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更可能固化产业技术。为破解这一失衡，应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供给侧加大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量子通信网络等，并完善开放共享机制，降低中小企业接入门槛；需求侧引导企业将融合创新重心从流程优化转向关键技术突破，通过设立示范项目、组建产学研联盟等方式，激励企业围绕前沿领域开展深度研发，推动创新型技术响应向完整创新链条转化。

第三，优化政策支持方式，增强政策效应的精准性与协同性。鉴于规模较小企业与技术导向型企业政策效应更强，而过度补贴会扭曲创新激励，建议从三方面优化：一是精准扶持中小企业与技术导向型企业，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技术约束提供专项支持，针对技术导向型企业强化其在关键技术攻关中的引领作用；二是优化补贴方式，由事前补贴转向事后奖励、由普惠性转向竞争性支持，健全监管与绩效评估机制；三是建立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多部门协同机制，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新基建政策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精准、更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