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之中，有《乐》之一目，实属自然，否则就不是“六艺”，而成“五艺”了。《周礼》之保氏一官，掌管以“乡三物”教万民，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在孔子门下，我说这是实践课。太史公讲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其中“六艺”，就不是《周礼》“乡三物”的“六艺”，而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典籍的“六艺”。

但刘歆《六艺略》记《乐》之一典，似乎特别，只分而记之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总共为《乐》六家，百六十五篇。那么这百六十五篇就是“六艺”中的《乐》这一典吗？似乎不好断定。不妨再看刘歆《六艺略》的整体论说，其文本是这样写的：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津，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此段论说倒是透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消息。

一是引孔子语，强调礼乐“相与并行”。二是周衰之后乐变得“微眇”。微者，小也。眇，看不到的意思。三是音律也发生了混乱，所以没有“遗法”留下来。就是说，《乐》这一典实际上并无成书可观。四是，直到汉文帝的时候，一位名窦公者终于得到了《乐》的书册，于是乃“献其书”。然其书者何？原来是《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一章。呵呵，此一章对刚写完《周礼》的笔者而言，不啻是遇故知、晤旧游。大司乐的职能主要是掌管学政，负责教国子乐舞，包括《云门》《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等大舞，也有各种适合儿童的小舞。凡名为“舞”者，都是乐舞合称。虽然教者同时也教“乐德”“乐语”，但不会有现成的课本，而是口耳相传、身手相传。那么《乐》的书册在哪里？五是到汉武帝之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明言所谓《乐记》是武帝时期“作”的，然则并非孔子之前或秦汉之前无疑。那么此《乐记》绝不是“六艺”之《乐》，可以定谳矣。亦即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二十三篇，并不是原初的“六艺”之《乐》。所以刘歆在此段文字最后，才说“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说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六艺”的《乐》这一部典册。

那么《乐》藏到何处了呢？难道真的迷失了？

追其原由，一种可能是在传衍过程中遗失了；更大可能是《乐》这一“艺”的文本压根就不存在。

且再看刘歆的叙述。殆至汉代，即使乐官，也只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可能是由于口耳相传吧，乐的铿锵音律尚能记忆，但意思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颜师古的注说得更明确：“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呵呵！原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乐”根本就无法著录在简帛方策之上，乐这一艺无论如何找不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乐”的来龙去脉，还是需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而且探究起来，更容易产生发覆索隐的兴趣。故我把“寻找迷失的《乐》”作为我经学研究的一章。说开来，乐舞固然不可分，诗和乐也是融在一起的。《史记·孔子世家》写道：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36至1937页）

关键词是，“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说明诗和乐也是可以合而无间的。“六艺”的《乐》哪里去了？原来她就在我们的眼底口边，《乐》入诗、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