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6年第3期。

摘要：回顾19世纪末大英帝国在遭遇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大国冲击时的政治和智识反应，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教育理念的内在冲突，以及我国学界的接受过程，如今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若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理论，就必须全面地重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世界文明晚近五百年来的发展大势及其基本问题。美国的文明理念与古老而又弥新的中国文明理念的竞争不可避免，这既是对美国文明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文明的考验。今天的中美关系根本上是文明竞争关系，它并非仅仅关乎科技和经济发展，更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政治德性品质。我们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理论展开思想交锋，并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世界文明理论。

关键词：大国博弈 西方文明危机 文明竞争 政治思想史范式 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理论

 眼下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趋紧凑的历史时刻。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含义是大国更迭引发的政治共同体博弈。上一个百年大变局起始于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结束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0年代后期，其基本走势是：几乎拥有单一世界霸权的大不列颠王国遭遇三个新兴大国（德国、苏联、美国）的挑战，其地位最终被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更替。从政治史学角度回顾上一个百年大变局中的某些事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历史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首先简要考察19世纪末英帝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如何面对帝国危机，尤其关注其重塑帝国活力与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关系，然后简要考察美国自“二战”后强劲崛起以来至20世纪末政治思想史教材的嬗变，并回顾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史所走过的历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理论的必要性问题。

一、英帝国晚期的危机意识与古典学研究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大师一再警告“西方文明深陷危机”。由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我国学人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文明呈现出新的危机样态，而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崛起，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学人终于有了从世界政治史角度深入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痼疾的历史条件。

（一）关税改革之争

1890年代末，英帝国的政治和智识精英已经意识到帝国面临危机。就政治精英而言，曾任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是显著的例子，作为“英国首位真正的、自觉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他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无疑注定是世界历史和文明的支配性力量”。1846年，英国的自由派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全面施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当时英国的工业化制造业凭借庞大的舰队所保障的航行自由和市场准入已经主导着世界经济。然而，德意志在1871年实现统一后不久，就启动了贸易保护政策（1879），对进口的工业和农产品征收关税。随后，美国、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小国纷纷效仿。凭靠保护性关税政策，德意志帝国在20年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扩建海军的大型计划（1898）——约瑟夫·张伯伦马上警觉到，英国的单一世界霸权面临挑战。1902年4月，温斯顿·丘吉尔等一帮刚入政坛的年轻人请张伯伦吃晚饭，后者对他们说：

告诉你们一个无价的秘密，关税！这是未来——不久的将来——的政治主题。你们仔细研究一下吧，把它吃透，这样你们也不枉热情招待了我一回。

没过多久，张伯伦就在内阁提出推行“帝国优惠关税制”（Imperial Preference），即建立不列颠王国与其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关税同盟，为政治上形成大一统帝国打下基础。他的理由是，国家的实力最终取决于幅员，而英帝国在这方面远不及德国和美国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除非让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与联合王国形成紧密的“帝国联邦”。这必然要求治国理念的转变，首先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能再抱住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观念不放，也不能再津津乐道所谓英国的“贵族自由”传统——毕竟，现在是群雄争霸的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已经不能让帝国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危机。

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曾四度出任首相，自他首度出任首相（1868—1874）以来，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政坛已成习惯，张伯伦提出“帝国优惠关税制”倡议后遭到多数英国政治家激烈反对。他果断辞去殖民大臣职务（1903），到处发表公开演说，并发起“关税改革同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其表面上的诉求是改善民生，提高英国工人的工资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际目的是重塑帝国的政治活力。这场运动引发了持续多年的自由贸易与保护性关税的激烈争论，最终导致保守党内部分裂，甚至造成英国自十七世纪的内战以来最大的议会分裂。

西方民主政体的根本痼疾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政体设计，国家在面临大国竞争时很难形成稳定的政治方针。自由派政党反对关税改革的理由是，保护性关税会终结廉价食品。张伯伦斥责自由派党人是“目光短浅、无视帝国利益”的Little Englander（小英格兰人）。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固然惬意，但它能让英帝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大国地位吗？面对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局，死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不仅愚蠢，而且危险。英国若不在当下就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实力不坠，终将沦为“三流岛屿”（a third-rate isle）——英帝国的政策基础绝不能是自由主义的情感，而必须是实力。这无异于承认，自由主义绝非好的治国之道。

（二）人力及其文明素质是衡量国力的基本标准

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在当时以倡导“大学推广教育”来提高英国国力而闻名，他积极参与了这场关税改革论争。1905年2月，他发表了题为“人力：衡量国家和帝国力量的标准”的演讲，明确提出大国博弈乃地表上“永远不会消失的竞争”，并用英国必须持续保持海权—陆权优势的地缘政治主张为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倡议辩护，而在此前一年，他刚刚发表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学术报告，史称20世纪地缘政治学的经典文献。麦金德提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其工人、战士和母亲”；如果一个国家单纯追求积累财富，在国内施行“完全放任的自由贸易”，难免“导致一种不健康的分化，即一边是纯工业人口，一边是纯农业人口”。因此，即便是在不列颠王国内部，也应该对贸易实行合理的税制调控。

次年，麦金德出版了小册子《财力—人力而非统计数字，才是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则》，更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在“人力”演讲中提出的论题。他首先亮明自己的态度：反对继续推行“全球自由贸易”，即便这个语词“带有道德层面的意味”“散发着和平与善意的气息”，相反，“报复性关税”一词却让人联想到仇恨和刻薄（《财力—人力》，第1—2页）。麦金德随即摆出了他支持“帝国式关税”政策的政治学理由：

世界秩序以及我们庞大人口的福祉，最终建立在实力（power）的基础之上。若仔细审视近代的历史，便会发现其中处处都蕴含着这一启示。（《财力—人力》，第2页）

至于何谓一个国家的“实力”，麦金德认为首先是军事力量——为了维持既有的优势地位，英国必须始终保持压倒性的海军力量，而非“够用”就行，这不仅是为了能在战争中维护国家安全，也是和平时期确保出口市场的准入条件。换言之，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赢得战争也是保障和平不可或缺的手段。麦金德随即告诫，英帝国的海军实力已不足以掌控全球秩序。从大国竞争角度看，以为现在英国的海军实力比过去增加了数倍，这样的观点毫无意义。

“实力”基于“人力”，麦金德把“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和军事力量统称为‘人力’”（《财力—人力》，第21页），而有效行使军事力量需要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财富。因此，一国的真正实力在于财力和人力，这两者是军事力量的基础——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麦金德建议，英国不应仅仅将“财力”视为“国际实力的基础”，必须致力于增强英国的“人力”，即“国家的劳动与作战能力”。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变动的确能够增强一个国家的财力，“但对工人造成的不良后果却削弱了国家的人力”。麦金德特别强调，“人力”不仅仅指英帝国的总人口或企业雇用的工人数目，还应包括教育水平、劳动效率，以及劳动人口在旧产业衰退、新产业兴起时迅速获得新技能的能力。这意味着，人口不仅要看数量，还有看质量，即国民的平均素质——尤其教育水平，他称之为“我们人民的效力”（the efficiency of our people）（《财力—人力》，第14页）。就如今全球正在进入AI时代的前景来看，这一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第二年，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重印了麦金德的这篇一百多年前的旧文，理由是今天美国的处境与当时的英帝国有“历史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到芒刺在背，而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明显普遍偏低，没有为美国承担军事风险，美国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严重失衡，“使得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海权国正在经历相对（尽管并非绝对）衰落”——这一说法解释了特朗普政府为何会果断发起贸易战。

以上的简要考察让我们看到，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隐含着一个内在矛盾：政治体的成长和获得并保持优势要求非道德的实力原则（所谓“马基雅维利原则”），而政治体的形成又基于民主的个体自由原则（所谓“普世价值”）。显而易见，这两者相互冲突，并形成了不同的政党派别。当约瑟夫·张伯伦提出通过帝国经济一体化和关税保护增强英国实力的诉求时，必然面临来自英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的强大压力。

由此可以理解，即便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麦金德仍然满怀忧虑地发出警告说，民主理想的“自由”观念使得英国的公民政治教育非常成问题。由于长期灌输“自由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待任何事情都仅仅从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出发，从不知道还有“从国家层面思考”这回事。“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仅关心“个人的种种权利”，其结果是，自由的公民眼界不可避免低俗，不会“从山顶上观察事物”，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及其组织能力，以至于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准备”。

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全面进入我们的社会，支配了我国广大知识人的头脑，以至于个人财富乃至国力的增长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充分的文明自信，这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麦金德的担忧正在成为我们的现实。在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英帝国晚期所面对的另一个意识形态难题。

（三）“圆桌派”的帝国论与英帝国式的雅典民主论

英帝国晚期的著名政治家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1854—1925）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痴迷于为帝国守卫边境”，他尤其善于组织年轻精英，在出任开普殖民地高级专员期间，就曾招录刚毕业的牛津高材生前往南非担任官僚——他们被称为“米尔纳幼儿园”（Milner’s Kindergarten）的孩子们。米尔纳在1905年回到英国，没过几年（1909）就发起了一个名为“圆桌派”（Round Table Group）的社会性团体，成员主要来自大学教授、政府高官、殖民地官僚、银行家、新闻界名流。米尔纳希望这个社会性组织像他在南非搞的“幼儿园”那样，成为一个志同道合且富有使命感的帝国精英群体，致力于让英国的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更紧密地融入帝国政治结构，形成“种族上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lism），成为真正大一统式的政治体。

“圆桌派”因此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难题：英帝国掌握着世界性的支配权，它不会被世人视为一种世界性帝国专制吗？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这个问题让英帝国的智识精英深感忧虑。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年轻的古典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1879—1957）试图将英帝国的世界性统治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绑在一起，进而将英帝国的政治形式说成是西方古典文明理想的实现。1911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雅典城邦的专著，书名别出心裁地用了The Greek Commonwealth（希腊联邦）。自1880年代以来，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已经频频用Commonwealth来“指代一个国际共同体”，齐默尔则用它来暗指英帝国的世界性联邦。“作为一名支持帝国扩张的自由主义者”，齐默恩“显然是想借助古典学术来化解自己在帝国议题上的诸多焦虑”——尤其是印度殖民地问题所引发的担忧。因此，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凸显西方（雅典民主政体）与东方（波斯专制政体）的对比，而且常常用古代东方的专制影射现代亚洲的威权政治。

“圆桌派”核心成员莱昂内尔·柯蒂斯（1872—1955）马上注意到了齐默恩，在他看来，此书体现了英国基层精英的“帝国忠诚”，而这样的通俗著述尤其有助于以“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方式强化帝国中心对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控制。齐默尔基于英帝国的处境重述雅典民主城邦的历史，尤其让柯蒂斯看到了利用古典学打造英联邦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他随即着手撰写了长达700多页的《诸国联邦》——副标题为“英帝国公民身份的性质及其与各共同体相互关系之研究”。此书将雅典民主帝国说成是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帝国的源头，其材料都来自半吊子的古典学者齐默恩，而柯蒂斯则凭靠自己的大著成了“圆桌派”的首席理论家，并在米尔纳离世后成了“圆桌派”的第二代领导人。

四度出任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也是个古典学者，他在1870年代发表了近两千页的荷马研究，彻底重塑了英国人对荷马史诗的理解，为正在崛起的英帝国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阐释模型，深刻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诸多关乎人类早期历史的核心学术话语体系，实际上为后来“圆桌派”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起源上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开启了思路。

“圆桌派”存在了近半个世纪（1966年才解体），通过将其政治理念带入英国外交部、殖民事务部、《泰晤士报》、牛津和剑桥大学、金本位改革委员会、国际联盟筹建委员会等权力核心，深刻影响了英帝国晚期的政策。米尔纳特别强调，教育是帝国的灵魂，必须通过教育来传播英国制度、议会和普通法，以实现文化扩张。

“圆桌派”为了打造英帝国的正当性而利用古希腊政治史，堪称滥用古典的范例。事实上，民主制的雅典城邦走向自我毁灭，正是因为其帝国式的扩张，而雅典城邦的经典作家（从修昔底德到柏拉图）无不批判雅典民主政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制绝非人世的最佳政制。不难设想，我们若没有深入认识西方古典文明的原貌乃至细节，也就没有可能知道现代西方国家对古典传统的滥用。

二、我国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认识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反省，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整体性认识有何局限。

1990年代以前，政治思想史在西方大学的教学体系中还仅仅是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但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情形大为改观。即便在我国学界，晚近十余年来，政治思想史也逐渐成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所有专业必修的基础课——这对我国的公民教育尤其公职人员的政治教育有何影响呢？要澄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西方大学的政治思想史教材的范式嬗变。

（一）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教育的范式嬗变

1940年代，流亡美国的奥地利学者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应邀为美国的大学撰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政治思想史教材，而当时的美国学界已有康奈尔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行世，并被用作通用教材。沃格林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下笔千里，至1950年代初已成稿三千多页。由于卷帙浩瀚，不符合简明扼要的教材要求，这部大著的出版搁浅，成了一堆遗稿。

沃格林去世后，其亲炙的唯一美国弟子将遗稿整理出来（共八卷），作为《沃格林全集》中的子集出版。2001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系的讲席教授亨宁·奥特曼（1944—）开始推出他编著的四卷本（全九册）《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人的开端到我们的世纪》。就涵盖面、结构编排以及参考文献而言，这部大著堪称西方学界迄今最为完备的教材。

但是，在西方学界，政治思想史教育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走出政治学专业，既不是因为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的问世，更不是由于奥特曼历时十年才完工的近似工具书的《政治思想史》，而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昆廷·斯金纳（1940—）在1978年出版的两卷本《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当时他还是一名讲师。十年后（1988），斯金纳与其同事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1946—）一起策划了《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大型编译计划，旨在系统整理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历代西方政治思想文本，兼顾经典作品和次级文献，无论是传统经典的新译本还是新发掘的历史文本，均有详细导论、语境注释和参考资料，为英语学界高校普及政治思想史教学提供核心读本系列。截至2026年1月为止，据剑桥大学出版社网站显示，该系列已出版120余种历史文本——这个开放性的长期项目迄今仍在进行之中。

凭靠《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斯金纳在剑桥大学政治学系获得了教授席位（1979），十多年后（1996）又荣膺剑桥大学历史系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一时间“新剑桥学派”所推动的政治思想史普及教育在整个欧美学界风生水起。新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依托“历史语境主义”和“言语行为理论”的方法论，主张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文本视为现实政治辩论中的“介入行动”，注重重建作者意图与历史语境的实际关联。尤其重要的是，新剑桥学派主张跳出“思想史的经典化叙事”，反对把少数大思想家的文本视为“思想史演进的主线”，强调关注“被忽略的二流思想家和政治小册子作者”，理由是二流甚至三流的文本更能反映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生态。

新剑桥学派所倡导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向是特定政治现实的反映。1960年代中期，欧美出现了新一轮激进民主运动，斯金纳所打造的新剑桥学派自觉地利用政治思想史作为推进激进民主的教育工具，为其所谓“公民共和主义”政治主张服务——反对“消极自由”、提倡“积极自由”。因此，该派追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不再将“德性”视为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定义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捍卫城邦自由的行动能力”——这种在英国17世纪共和革命时期得到传承且发扬光大的共和主义论被视为真正现代的且唯一正确的政治理想。

新剑桥学派所推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实际的政治敌人，即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与其助理约瑟夫·克罗波西（1919—2012）合编的《政治哲学史》（1963 年首版，1972 年重印）。这部由多人撰写的教材主张回归古希腊政治哲学传统，强调历史中的政治思想是对永恒的政治难题的思索，哪怕它有其历史成因和实践关联，其编写意图明显针对当时流行的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后者在1948年推出第二版，1950年代多次重印，萨拜因在1961年离世时，他完成修订的第三版同年问世。这部教材以“城邦、世界社会、民族国家”三阶段划分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脉络，强调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同时要求思想史叙述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以“逻辑推论、事实宣称、价值评价”三要素解析历史上的政治论说。在施特劳斯学派看来，这部教材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消解政治哲学基本关切的显著例证，因此其新编教材用“政治哲学史”这个书名挑战“政治学说史”，试图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夺回哲学思考的正当性。

1973 年，美国—加拿大籍政治学者托马斯·索尔森（Thomas H. Thorson，1934—）完成了对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修订（第4版），除增补1950—1970年代的政治思想进展（如行为主义政治学、“二战”后的意识形态变迁等）外，还订正了部分史料细节和注释，更新参考文献，尤其注重平衡“经典传承”与“当代视野”（页数扩充至871页），明显意在回应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史》发出的挑战，巩固《政治学说史》作为权威教材的地位。

新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力图打破《政治学说史》与《政治哲学史》的对峙格局，反对将西方政治思想史视为“古希腊—中世纪—现代”的线性演进，主张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不是古希腊罗马传统，也不是对“永恒政治问题”的解答，而是对特定历史危机（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危机、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教冲突）的回应。由此可以理解，新剑桥学派为何没有提供一部连贯的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而是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为起点——这意味着以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为起点，重构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谱系。

其实，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并不具有原创性，它承接了《政治学说史》确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代范式，推动政治思想史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同的是，新剑桥学派思想史自觉肩负着推进激进民主的历史使命。毕竟，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的诞生背景是“二战”前兴起的实证主义精神取向，它反映的是20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政治愿景，而新剑桥学派思想史的诞生背景是1960年代的激进民主运动，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更为彻底地走向了极端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

施特劳斯在1973年离世，十多年后（1987），克罗波西组织施特劳斯的弟子对《政治哲学史》做了大幅扩充，新增并修订多篇论文，试图平衡新剑桥学派发起的冲击。克罗波西特别约请施特劳斯晚年亲炙的两位年轻弟子撰写了长篇“后记”，实际上是为《政治哲学史》补写了最后一章“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两位作者强调，施特劳斯倡导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旨在“引导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哲学”“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者好的政治秩序”，寻回被激进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摧毁的哲学基础，走向超越历史语境的普遍性政治思想知识。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的《政治哲学史》都是针对“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而编写的教材，对新剑桥学派来说，政治思想史是一种负载着激进民主观念的公民政治教育，由此可以理解，政治思想史为何会成为普及化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遗稿的整理出版就显得有了特别的历史意义，因为《史稿》虽然成书于1940年代，却针对的是晚近五百年来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最为基本的特征——激进民主伦理的形成及其全球化推进。在沃格林看来，清教式激进民主伦理终将彻底摧毁西方的文明秩序。正是带着这样的文明忧虑，沃格林花了十年功夫梳理两千多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嬗变。

（二）我国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认识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为了恢复政治学学科、推动政治学专业的教学，天津师范大学思政系教授徐大同受教育部委托，带领几个“新手”（甚至是“刚刚毕业的硕士”）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1985）。当时我国学界的学术视野还相当局促，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认识极为有限。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在1986年才有了中译本，但据1961年第三版迻译，有删节，注释与文献引注简化，索引也不完整。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当时正在西方学界走红，因此1989年也有了中译本，但同样粗糙，章节标题简化，部分引文与例证有删节，错字漏字较多，无索引，文献追溯困难。

尽管如此，这两部译著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视野。数年后，华东师范大学思政系教授叶立煊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振槐带领各自的团队，分别在1992年和1993年编写出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在1993年有了中译本（李天然等译），依据1963 年初版迻译，注释大量简化，无作者索引，引文常有删节，相当粗糙。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要求各学科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徐大同教授再次领衔，重启炉灶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赶在1999年底成稿，尽管在新千年的第二年才出版（2001）。在此之前，云南大学马啸原教授独立编写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纲》（1997），中国政法大学张桂林教授主持编写了《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1999）。

进入新千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唐士其教授独立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2002），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玉安教授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吉林大学王彩波教授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柏拉图到约翰·密尔》（2004）。2005年，徐大同教授领衔主编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问世，涵盖从古希腊罗马到20世纪“二战”以后的政治思想，是迄今为止我国学界编写的篇幅最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

在此期间（200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新译本（奚瑞森、亚方译），但译名将modern译作“近代”，易与史学分期混淆，索引为中文拼音排序，检索不便（201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校勘本，修正了“近代”译法以及部分其他术语译法）。2008年，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有了新译本，依据索尔森1973增订本迻译，但仅出版上册（下册至2015年才面世）。次年（2009），施特劳斯—克罗波西的《政治哲学史》也有了新译本（法律出版社，李洪润等译），依据1987年增订本迻译，注释规范，保留原注与文献来源，但部分术语译法不一致，索引为中文拼音排序，检索不便（2020年才有了全新的修订本）。

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沃格林的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三卷，随后5年内又陆续推出四卷（2011—2014）。2019年最后一卷出版之际，前七卷经重新校勘、统一术语并补充导读，推出了全八卷本。

以上三种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名作的中译质量不断臻进，反映了我国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也推动了我国学界编撰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的学术水平。2016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辰龙独立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随处可见对沃格林、萨拜因、施特劳斯乃至卡尔·施米特的引用；次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由张志伟、韩东晖、干春松教授联名领衔主编的三卷本《西方政治哲学史》（2017—2019）。与2005年徐大同教授领衔主编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对勘，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明显有所提高，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问题所在。

（三）如何认识西方现代政制的根本痼疾

政治思想史的编撰无一例外是为了共同体的政治教育，差异仅仅在于预设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和教育对象是谁。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与二十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理想及其意识形态相协调；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和施特劳斯—克罗波西的《政治哲学史》则基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意识，致力于思考人类文明秩序的根本问题，其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激发西方文明秩序的未来担纲者的自觉意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携带着激进民主政治信念，其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推进“积极自由”的激进民主运动，极力鼓吹所有公民参政，其结果是毫无政治素养的人当政。发人深省的是，在我国学界和教育界，影响最大、传播面最广的恰恰是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2017年，斯金纳应邀来我国讲学，一时成为学界盛事。

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史教育的首要对象并非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的担纲者阶层（Tr‌äger / carriers）。世界政治史上的无数实例乃至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清楚表明，一个国家的担纲者阶层的政治活力，对于共同体的安危和发展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19世纪的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密尔（1806—1873）指出，民主制原则的本来含义并非是所有公民的政治参与，而是德性品质优异的人代表人民成为立法者和行政管理者。民主制需要有技艺高超的立法和行政，其前提是，从事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人士必须受过良好的政治思想史训练、熟悉古典的政治智慧和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并具有对国家高度负责的德性品质。密尔尤其指出，美国的民主制与其说是民主制的“真正类型”（the true type），不如说是民主制的“错误模式”（faulty model）。因为，美国的“代议政府与现代文明一样，其自然趋势是朝向集体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在这样的政制中，真正有德性教养的人未必能凭靠自由选举进入国会这样的立法机关为国家效力。

无论美国、英国还是欧洲其他民主政体国家，都是由选出来的少数“优异”人士在施行统治。问题仅仅在于，谁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具有德性品质，从而算得上是优异之人，这意味着首先得界定何谓政治德性。按照现代西方政治原则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的规定，共和国的政治美德被规定为自由和平等的“激情”，而当代美国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却承认，美国人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教诲，把放任自流的政治自由视为人性不可或缺的权利，无异于给国家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其他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既有权威和制度合法性，美利坚信条却使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即便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机构也不例外。…… 这种认知失调在平时处于蛰伏状态，当信条热情高涨时则会猛醒，向着美国政治的承诺引燃熊熊怒火。

美国因地缘政治优势和历史的偶然机运而获得了繁荣和富强，不等于美国政制一直携带着的现代西方文明极具隐性的毒株会失去效力，它只是需要等待时机罢了。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美国学界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美国民主政制的根本痼疾，并开始推行古典教育，试图消除这一毒株。

三、大国更迭与文明理想的竞争

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前（1860年代末），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1897）就曾预测，在“不久的未来”，“几个拥有人类最伟大文化的民族在采取何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或者正准备采用一个新的政治模式”。这无异于说，何谓更好的文明政制，自世界在19世纪进入全球化纪元以来并无定论。以“二战”落下帷幕为标志的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束以来，随着美国国力的上升，美国政制成了世人眼中的最佳政制，纯属历史的假象，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各行学者长期受这一假象迷惑。在美国，情形同样如此，唯有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极少数业内人士心中有数：自美国立国以来，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正当性问题一直有争议，这意味着美国政制的德性品质是优是劣，迄今尚无定论。前文所述施特劳斯学派与新剑桥学派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冲突，正是这场持续论争的最近体现。

晚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关于美国政制的德性优劣问题的论争在美国再度升级。就此而言，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在15世纪末进入现代纪元以来所经历过的四次百年大变局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以至于可以称之为“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是因为如今的AI探险堪比15世纪时的大航海探险，毋宁说，如今的中美关系绝非仅仅是经济—军事层面的博弈，更是人类文明政制理想的博弈：承载着三千年德性文明传统的新中国与基于500年现代欧洲文明传统的美国的博弈。基辛格博士（1923—2023）早就意识到，新中国与美国这个从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叛乱中衍生出来的国家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虽然都基于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进步论，新中国仍然出于自身的文明基因本能地恪守自己的传统德性。与此不同，美国的诞生基于近代欧洲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传统的决裂，它凭靠新的“自然主义”原则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恶”，在实际政治中应该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扼制机运——不择手段成了一种政治德性。

今天的中美关系根本上是文明竞争关系，它并非仅仅关乎科技和经济发展，更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政治德性品质。美国的文明理念与古老而又弥新的中国文明理念的竞争不可避免，这既是对美国文明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文明的考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提出了与要达成的实际政治目标相适应的文明政治理论，其中无不隐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对世界历史进步的认识和理解。如今，我们若要构建具有新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理论，就必须全面地重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世界文明晚近五百年来的发展大势及其基本问题。

美英式的“普世”帝国事实上具有民族国家性质，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建立起经济—军事的一体化文明宗主国式的帝国。如前所述，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尚，在一开始就隐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它被美国在20世纪的地缘扩张所获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掩盖。19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自由放任的发展，其内在矛盾逐渐开始暴露。“9·11”事件之后，亨廷顿发出警告说，美国的危机既与苏联的瓦解无关，也与中国的崛起无关，而是与美国自身的历史属性相关：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不从国教意识既是美国的立国之源，也是美国危机的最终根源所在。即便是当今美国的“铁杆”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也承认，“美国以冷战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后，虽然“实力和财富均举世无双”，但“世界许多地区对我们深恶痛绝，以致凡有美国牵头的政策，出台即亡。甚至我们民主友邦的公民亦认为美国道德败坏，而这并非无稽之谈”。

欧洲大陆遍布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断层，缺乏实现文明宗主国式的帝国型政治结构的现实基础。直到今天，欧洲仍然陷于分离性冲突。另一方面，正因为长期处于因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断层导致的文明冲突，欧洲大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源于欧洲地缘政治的现代世界文明的基本走向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但西方大国从未放弃追求帝国式的政治秩序。这种帝国建构的基本动能来自经济方面的能量，并凭靠人口基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能力获得政治上的支撑。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或美洲，大多数民族国家不可能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成为大国，这不仅因为民族幅员有限，还因为缺乏文明传统。

中国的领土—人口—经济规模具有绝对优势，这使得中国文明政制具有稳固的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古代就是文明宗主国，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新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如今，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走出单纯引介西方思想的历史阶段，积极参与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性论争。

世界历史上的各大文明传统无论在具体的道德内容方面有多少差异，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认定世界上的人和事有高尚与低俗之分：有高贵之人、高贵的事和高尚行为，也有可鄙之人、卑劣的事和低俗行为。按照自由主义的道德学说，这种区分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根本就不能成立——按照这套所谓“普世的”自由伦理逻辑，我们若遵循自己身属其中的文明传统的道德观念，反倒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我们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与美国的文明理论展开思想交锋，并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世界文明理论——为此，重新认识中西方的古典思想遗产，就是必不可少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