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是您常引的诗句。史学要在学术上寻找自己，需要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您自己的研究贯通不同领域，同时又能开辟出早期现代化、社会群体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等新领域，在学术方法和学术问题方面引导青年学者取得了卓越成就。您可否谈谈如何去发现新领域？您如何看待学术主题本身的新陈代谢周期？

章：学术的道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都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的。我的研究涉及到几个领域，除了辛亥革命研究是预先有所规划，希望在这个领域深耕有所成就，其它的主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有的甚至好像是这个主题找到了我。这样说，是觉得学术既要有计划，但又不能完全按计划。我在确定了辛亥革命的主要研究领域之后，一直坚持不放松，持之以恒，这可以说是按照计划在推行。资产阶级的研究、商会的研究、张謇的研究、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拓展，但关注的核心问题又有所区别，相互之间可以有所呼应。这说明在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领域深入钻研之后，是不用担心无题可做的，越是做得深入，越有可能发现有价值的新题目。人物、商会、阶层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结合历史主体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将原来对革命和阶级的抽象概念更具体化。

说到这里，还是回到史学的固有主题：研究者需具才、学、识；一时代之学术发现，需有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苏州商会档案史料的发现与整理，让我们发现资产阶级作为商人的集体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我们在档案材料中所发现的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农会、自治会、市民公社等团体的资料，充分展现出商人更为全面的社会参与。基于商会的研究，马敏、朱英等人展开对绅商、国家与社会的探讨，将这一问题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层面。由商人而扩展的对于官、绅、商、学等不同职业群体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能够推进，也与教会大学的档案材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我所在的研究所收藏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缩微胶卷资料，是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基础。对收集的这些宝贵的档案文献，我们也没有采取封闭的态度，而是开放给学界共同使用，因而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现在学界对于新材料很重视，但有一段时间并没有这么重视的。早期的史料编辑工作主要是科研院所或大学的课题计划，如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所和近代史所编辑了大量的经济史方面的史料，成为今日研究的基础。后来史料编辑不受重视，也不算成果，没有太多人去做。近年由于国家课题的资助力度加大，对于资料的整理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有很多新的史料整理出版，这是学界幸事。但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只找新材料，不看旧收藏。陈寅恪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他提倡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要熟悉旧材料，新旧对参共证，才能有真的新发现。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现在，强调用新材料成为史学界共识，年轻一辈学者却不太读“旧材料”，这就容易犯常识错误，有些新发现因此也立不住脚。

研究中的实证与会通很重要。以原生态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是辨析学术义理、发现问题新知的基础。实证的研究，要善于以严密的论证来进行多方面的对话，与古人、与今人，与原来的认识，与新的探索对话。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史学的品格。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会通是说史学研究既要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发微见著，辨析源流，考证义理，同时也要注意整体的理解，总体的把握，有通识，求圆融，这样对于历史的理解才可以尽量避免偏差。无论是分析个人、群体还是阶层、阶级，都要重视社会环境，社会土壤。现在谈会通其实也包括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不同学科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理解，在实证基础上恰当运用，可以发人所未发。很多新的问题新的发现，都是在交叉之中产生的。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是封闭的学科体系，而是开放的学术空间，在史学不断拓展研究眼光的同时，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历史中寻找新的学术资源和智慧灵感。广义上的会通，也包括学术的交流，从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中，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启发新知，也可以了解许多的学术信息。

具体的研究主题是有学术周期的，往往一段时间之内发现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学术界的关注度就高，参与学者也较多，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得到迅速推进。但在基本问题和延伸问题讨论相对成熟之后，会出现平静的时期。似乎不那么热闹了，不过总还是会有独具眼光的学者来提出新见。原来我们推动的商会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现在成果非常丰富了，研究的队伍相对稳定，问题也更为深入。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只是在现有基础上要出更具创新的成果，有更大的挑战。辛亥革命是我长期一直关注的主题，每隔十年会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已经形成了惯例。每次开会之前，我也担心，会不会有更新更好的成果出现。但出乎意料，每次都会有新的研究，但已经不限于革命本身，而是延伸到革命与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我提出过辛亥革命研究要看“三个一百年”，得到学界响应，期待会有好的收获。具体的主题可能有周期，但是史学的远航是无止境的。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否定原有的研究，而是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完整更真实的了解，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现在近代史领域有很多新的热点主题，都体现出材料、问题与方法的创新。如全球史，我们原来研究近代史强调殖民化和中外关系多一些，对于相互性方面有所忽视。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更强调交互、比较和跨文化互动关系，有很多议题在全球史的探索之中有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如关于贸易市场、商品要素、移民、技术、思想、生态、疾病、文化等方面，都是很好的主题。现在说得比较多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从物质载体、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了很多新课题、新见解，诸如衣、食、住、行、乐及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都可以有新的发现。此外，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的研究依然广受关注。研究的主题是没有限制的，只是在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运用中，需要避免过于强烈的古为今用、以今测古的取向，尊重历史的原貌原态，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