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入鲁请观周乐，说明吴不传周乐。鲁因周公的勋劳，得以在郊社和大尝禘时用天子之乐，故鲁有部分天子之乐。鲁为周之诸侯，有依照制度所用的诸侯之乐。二者是鲁乐工为季札所演的全部周乐。但这些周乐，只是《左传》《国语》《周礼》《礼记》所载的部分周乐，而非周乐的全部。孔子曾入周访乐，在齐闻《韶》，也表明鲁未传全部周乐。《左传》载诸侯交聘时的引诗，表明春秋时已有诗本、乐本流传。但今本《诗经》的分类不同于春秋时的诗本，而与鲁传乐本相同，表明鲁乐本与今本《诗经》一脉相承。而且《孔子诗论》所载孔子论诗的篇章，不含《鲁颂》《商颂》的内容，也与鲁所传乐本的内容相互呼应。可以断定，孔子是在鲁乐工所传乐本的基础上，整理了今本《诗经》。
关键词：鲁乐工；周乐；乐本；歌本；诗本
周乐的乐歌、乐舞见于早期文献，但并无完整、详细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入鲁请观周乐，鲁乐工为之歌舞。史官一一列举国风、小雅、大雅、周颂和鲁国所用的乐舞，可见鲁国所传周乐的音乐分类与今本《诗经》的类目相同。但季札请观的周乐，却不尽同于《左传》《国语》《礼记》《周礼》所载的周乐，表明季札所见的并非全部周乐。这就提醒我们必须细读史料：一是分析鲁国所传的周乐是否为周王朝全部的周乐？如果是，可以以今本《诗经》观察周乐的制作，将之置于周王朝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如果不是，今本《诗经》就不能作为周乐的全部歌辞展开讨论。二是王国维认为春秋之时诗、乐二家，已经分途，并列四条理由论证今本《诗经》与《左传》《礼记》《周礼》等早期文献所载用乐篇次的不同。这就提醒我们，今本《诗经》既然与鲁所传周乐的音乐分类相同，表明鲁乐工演奏的乐本在鲁襄公时已经成型。时孔子八岁。那么，作为鲁国人的孔子有没有可能是在鲁乐本基础上，通过弦歌，整理了鲁传周乐的歌辞，改编为今本《诗经》？考虑到孔子曾据鲁《春秋》而修《春秋》的做法，孔子也有可能根据鲁传的周乐来整理《诗经》。由于既往学术史习惯将季札所观的周乐等同于全部周乐，忽略了早期文献中对鲁国传部分周乐的史料性描述，将《诗经》视为全部周乐的歌辞，曲解了《诗经》中歌辞的来源。从诗的角度而不是从乐的角度理解流传下来的歌辞，形成了诸多误读。由于季札所观周乐的分类，与今本《诗经》的音乐分类的基本相合，表明今本《诗经》有可能来源于鲁所传乐本，我们可以以此为视角进行重新的审视。
另外，《礼记·祭统》也言鲁国只有在郊社、大尝禘等礼仪场合用天子之乐，表明鲁国在其他场合不能使用天子之乐，也就不传全部的天子之乐。《史记·周鲁公世家》载成王特许鲁用天子之礼祭祀周公，可见鲁国使用的只是部分天子之乐和鲁国作为诸侯使用的特定音乐。鲁国既然不可能拥有全部天子之乐，也就没有掌握全部的周乐。孔子入周访乐于苌弘；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证明了鲁并不拥有全部的周乐。既然如此，司马迁认为孔子弦歌三百五篇歌诗，说明孔子时周乐的歌法尚存，孔子可以按照乐本进行弦歌，将之改造为歌本。可见，孔子是根据鲁乐工所传的乐本，将钟鼓齐鸣、八音克谐的周乐演奏改编为士大夫可以弦歌的歌本，而非将三百五篇诗作重新作曲以弦歌之。孔子应该是在鲁乐工所传乐本的基础上，保存了鲁传周乐中的可歌之辞，保留了乐本的音乐分类，调整了部分乐歌的次序，编订为今本《诗经》。我们可以通过辨析早期文献中关于周乐的记载，比较其与今本《诗经》的关系，重新厘定《诗经》整理编订中的诸多细节，分析今本《诗经》的来源及其性质，更为深刻地理解诗、乐的互动关系。
一 早期文献中所载周乐的构成
分析周乐的构成，可以采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按图索骥地分析文献的细节，用拼图的方法还原周乐使用的历史场景。知识考古是从早期中国残存的文献中寻求周乐构成的蛛丝马迹，还原出周乐的框架性构成。在此过程中，可以依据的主要史料有三：一是《左传》《国语》所言的周乐，可以看出周乐的基本内容；二是根据早期史料整理而成的《仪礼》《周礼》《礼记》等文本，可以补充由口传史料写定的文献中关于周乐的诸多细节；三是《史记》《孔子家语》以及后世的音乐史料等文献对周乐的追述，有很多是根据口传史料在后期写定的文本。其中有诸多与秦汉历史语境不同的细节描述，可以视为早期口传的、流动的文本遗留，用于判断历史的草蛇灰线，也可以由此反观周乐的实践，对周乐的流传情况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早期文献看，周王室所用的周乐大致有如下内容：
一是六代乐舞。周王室将早期中国流传的乐舞整理为六代之舞，用为天子之乐。《国语·周语上》载周惠王三年（前674年）“王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乐及遍舞”，言王子颓曾为三大夫演奏了周乐中的全部舞蹈。《左传·庄公二十年》亦记载此事：“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可见王子颓确实使用了周的全部乐舞来享大夫们。《左传》所言的五大夫为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遍舞，杜预注：“皆舞六代之乐。”可知，此时周王室仍存六代乐舞。
《周礼》具体记载了六代乐舞的名称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他们分别是黄帝、尧、舜、禹、商汤、武王时作成的大舞。按照郑玄的注解，周天子是在夏至日祭地、冬至日祭天时，以大合乐的方式奏六代乐舞。若分乐演奏，周用六代之乐分别祭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王子颓在非正式祭祀时间为大夫们演奏六代之乐是失礼之举，故郑伯说：“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批评王子颓以祭祀之乐用于燕享去款待大夫们的做法，败坏了周乐的使用规则。可见，六代乐舞是周王室所用的天子之乐，以舞相配，只在祭天、祀地、享祖等特定场合使用。
二是《九夏》的金奏。金奏是不同身份者出入时的钟鼓齐奏。鲁襄公四年（前569年）穆叔如晋，晋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肆夏》为《九夏》之一，郑玄注《周礼》时引杜子春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骜夏》。”周乐以《九夏》为迎宾曲，“以钟鼓者，先击钟，次击鼓以奏《九夏》”，有乐无歌。秦汉之后，音乐使用中仍有《九夏》金奏的流传，也是用于不同身份者出入的乐奏，音乐史料记载了这些乐曲的因革。《国语·鲁语下》又载郤豹之言：“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郑玄认为《樊遏》《渠》是《九夏》的别名：“玄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郑玄未知魏晋南北朝仍有《九夏》《大武》《大韶》曲目流传于乐奏中，皆未见歌辞。可见郑玄只是基于经书文本进行了推测，并未详知秦汉宫廷雅乐的流传使用。
三是《象》《武》《勺》等乐舞。这些乐舞不仅施用于周王室，也施用于部分诸侯。《象》最初作于武王伐纣后，《墨子·三辩》认为其作于武王时，“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用于歌颂武王的功业。《吕氏春秋·古乐》言周公在成王时对其进行了改编：“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可见，武王时所作的《象》应是周乐的最初版本，后周公对其增补，世称《三象》，颁行于诸侯使用。故鲁国所用的音乐，既有诸侯身份使用的乐舞《象》，还有天子之乐的《大武》《大夏》。《礼记·祭统》清晰地记载了鲁国使用天子之乐的场合是：“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鲁国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天子之乐，而不是在所有礼仪中都可以使用天子之乐。也就是说，鲁国的天子之乐不等于周王室的天子之乐。
汉儒注释《诗经》时已经混淆了《武》与《大武》的分别。依据文献记载，《武》为六成之舞，可以施用于诸侯，《礼记·乐记》记载了六成之《武》的具体内容；《大武》是为九成之舞，以乐之九变而成，是天子之乐的规格。早期音乐史料只记载孔子言《武》而不言《大武》，正在于二舞分别施用于不同的礼乐场合，规格、乐制和内容当不同。《礼记·内则》记载国子学舞：“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童子舞《勺》，成童舞《象》，也说明《勺》《象》为不同舞蹈。《白虎通·礼乐》曾追述道：“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其中的《酌》当为《勺》，与《象》舞合而为《大武》，是周公平乱后编成的舞蹈。《大武》与《武》的名称相近，但二者的乐曲、乐舞不同，并非同一舞蹈。
四是今本《诗经》之外还有逸诗。《左传》《国语》等早期经典与出土文献中还记载了今本《诗经》之外的诗作，学界称之为“逸诗”。若这些诗在春秋时已经流传，而今本《诗经》未收，恰恰表明今本《诗经》并非两周时期流传之诗的全本。若认为这些是今本《诗经》之外别传的诗作，而引用者常常称之为“《诗》曰”，表明当时在今本《诗经》之外还存在一个“诗本”，内容多于今本《诗经》。这些逸诗是出于周乐，作为周乐的歌辞施用？还是在周乐之外流传？从文献记载看，这些逸诗与见于今本《诗经》使用语境相同，这同样表明今本《诗经》并未记载所有周乐中的歌辞，只是载录了一部分。《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就明确记载：“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除《狸首》外，文中所引诸诗皆见于《诗经》，这就表明《狸首》与其他篇目一样，都是周乐的曲目。《礼记·射义》中曾引：“《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后世多认为这是《狸首》之诗。但其却不见于今本《诗经》，表明今本《诗经》并非周王室所用全部周乐的歌辞写定。
而且，《左传》所载的“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淑慎尔止，无载尔伪”“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及《辔之柔矣》等诗句和篇目也不见于今本《诗经》，而其形式与今本《诗经》相同。这也可以表明春秋时诸侯间流传的诗本，内容要比今本《诗经》更多更广，今本《诗经》应该不是周王室所传全部周乐歌辞的写定本。
五是鲁所传的周乐只是周王室的部分周乐。季札请观周乐时，鲁乐工为之演奏了鲁国所传周乐，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及《小雅》《大雅》《颂》等声歌，以及《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舞蹈。鲁乐工按照类目演奏的周乐，并非在礼仪场合选用的周乐，而是依照乐工排练时的顺序歌唱、演出。其中《豳》在《齐》《秦》之间，应是乐工按照周乐的乐次演出。而今本《诗经》中《豳》的次序有所改定，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乐本改为歌本时调整了音乐类目的序次，将《豳》次于“国风”之末；二是歌本改为诗本时，调整了《豳》的次序，不再以乐义为次，而以诗义相序。季札观乐时，《豳》为周乐的组成，后世位次的不同，恰恰证明了后来的编次是在乐本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并未更改其音乐分类，只是变更了次序。
以周乐形态存在的《乐》，在两周被视为经典乐舞，流传而成《乐经》。可以推断《乐经》中的周乐内容广博，远远超过传世的文献记载。周乐中的很多乐曲、节奏和舞蹈，因早期中国缺少记谱手段而无法写定为文本。但我们不能因无法写定、没有流传下来，就否定其曾经存在。应意识到周乐无法写定，并非其不流传。这就需要从文献中走出来观察周乐的实际存在方式，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还原周乐的施用。围绕周乐的施用衍生出来的阐释、观点、制度可以写定为文本，成为诸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周礼》的乐官制度等内容。但他们只是围绕周乐形成的文本阐释，并非乐工演奏出来的周乐。周乐是曲、歌、舞相结合的艺术形态，在无法记谱的时代只能口耳相传，洋洋盈耳。《诗经》只是保存了其中能够写定的歌辞，它们只是周乐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周乐的全部，因此不能将《诗经》等同于周乐。另外，周乐的乐政运行可以被写定为文本，保存为《礼记·月令》中的乐政体系；周乐的演奏制度，可以写定为《周礼·春官宗伯》中的乐官制度，但周乐的音乐形式在早期中国却无法写定。因此，周乐应是周王室演奏的全部音乐，而不是制度记述与阐释的文本写定。故《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和《周礼·春官宗伯》中相关内容，只能看作阐释周乐外围文本的写定，并不是乐工演奏的周乐。
周乐有曲、有舞、有歌，其中的歌辞可以专门写定为《诗》。但《诗》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来的形态并不相同，是因为写定者的身份与视角不同。史官记述两周诸侯朝聘时所言的“诗曰”，只是根据历史场景的临时写定，当为史家记录的诗语；季札观乐时乐工演唱的歌诗，应为乐工相传的乐语；礼仪中所引用的乐歌及乐辞，应是礼官记录的文本。正因为记录的差异，其中的引诗、歌辞才有不同。文本的写定者并不相同，流传的文本便存在相应的区别。因此，我们应该以乐官所掌握的乐本来观察周乐的基本形态，以史官、礼官的临时性记录为旁证，才能多方位观察出周乐施用的具体情形，分析出歌诗的礼义、乐义与诗义。
综上所述，作为诸侯的鲁国，按照周制拥有与其身份相应的礼乐，还可以使用周王室特赐的部分天子之乐。诸侯之乐与天子之乐合用，这就造成了周、鲁所用周乐的不同。一是内容的多寡，周王室可以使用所有的天子之乐祭天、祀地、享祖，鲁国只能在郊社和大尝禘使用部分天子之乐。二是规格不同，周用六代之乐，而鲁仅能用四代之乐，故不能将鲁传的部分周乐等同于周王室的全部天子之乐。各诸侯因为先祖功勋的不同，被周王室所赐的周乐也不相同。诸侯的风土之音各异，各邦国所用的周乐也不同。因而鲁国所传的周乐既不同于其他诸侯所用的周乐，也不同于周王室的全部周乐。
二 鲁国只传部分周乐
鲁乐工所掌握的鲁传周乐，一是鲁作为诸侯分封时，按照爵位获得相应规格的周乐；二是天子礼乐，是因为周公的勋劳而来的赐乐。从文献记载来看，鲁并未获得全部周乐。
一是周初分封时，鲁未获得全部周乐。周成王封伯禽时，分给鲁国礼器乐器。鲁国只是获得了符合诸侯身份的礼乐。《史记·鲁周公世家》言周公薨后天降灾异，“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特许鲁国用天子礼乐“郊祭文王”，但不是让鲁国君臣用全部天子礼乐去祭天、祀地和享祖，因而鲁并未有天子举行朝聘、分封等仪式所用的天子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两种文献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鲁公只是用天子礼乐去祭祀文王、周公，而不能用于祭祀鲁国的列祖列宗。故《礼记·祭统》明确记载了鲁国使用天子之乐的具体范围为“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我们可以确认，鲁国至多在郊祀文王、社祀后稷、合祀周公时可以采用天子礼乐，在其他礼乐场合中是不能使用天子之乐的。
《吕氏春秋·当染》又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中言及鲁惠公时，曾请求周王室赐予鲁国以天子之礼进行郊庙，未被周天子允准，而且周天子还专门派人去阻止。这就说明即便在特定场合可以使用天子之乐，但鲁国郊庙时不能用周王室所用的全部天子之乐。因此，鲁国有天子之乐，只是周乐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周乐在鲁。季札所观的周乐，正是鲁国所存的那部分周乐。从《诗经》中可以看出，鲁国所传的《雅》《颂》，多为周文王、武王、成王与宣王时的曲目，几乎不见祭祀或者歌颂其他周天子的曲目。按照常理，周王室不可能在其他周王在位不作新乐，去祭祀不同的周王。应是鲁国只保存了特定时代的周乐，而不传其他周乐，鲁乐工只演奏鲁所传的周乐曲目。
二是按照《左传》记载，季札所观的周乐不包括《鲁颂》《商颂》。这证明《诗经》是在季札观乐之后整理而成，后来收入了《鲁颂》《商颂》。《鲁颂》当为鲁乐，施用于鲁国宗庙祭祀，其并不通行于周。因为不是周乐，鲁乐工即便能够演奏也没有演出。周制中，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鲁国的宗庙祭祀乐章，不应该只有区区四篇，应有更多的篇目在施用。今本《鲁颂》中，既无直接祭祀周公的篇章，也未见祭祀其他鲁公的歌诗。应该意识到鲁国应有更多曲目去祭祀其他鲁公，今本《鲁颂》只是收录了部分鲁国宗庙祭祀的歌辞，在于其合乎“韶武雅颂之音”。今本《诗经》收录的四篇《鲁颂》和五篇《商颂》，说明《诗经》是经过系统整理的。闵马父曾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十二篇颂歌是根据宋国流传的祭祀之乐整理而成。《国语》载正考父言其辑之乱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与《商颂·那》的歌诗相合，表明今本《商颂》正是出于正考父所校之乐。正考父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只是校正了宋国祭祀用乐中合乎周乐风格的部分颂歌，献于周太师。
宋国祭祀中还有不同于周乐风格的乐歌，正考父并未整理。《左传·襄公十年》载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这段话表明鲁国有其他诸侯没有的禘乐，是天子之乐的规格，用于宾祭。杜预注：“禘，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乐。”鲁国所用的天子之乐是四代之乐，在其他礼仪中只能使用诸侯之乐。宋平公享晋悼公的《桑林》，正是宋国的宾祭之乐，但正考父并未整理而献给周太师，周太师并未颁行于诸侯使用，以致在周王室成长起来的、熟悉天子礼乐的晋悼公听闻后惊惧而病。今本《商颂》只有五篇，或者是周太师将正考父所献十二篇，有选择地颁行于鲁国；或者是鲁国选用了其中的五篇，用于祭祀殷先王。其中，《玄鸟》言及武丁，《长发》言及商汤、伊尹，《殷武》言及殷人征伐江南。《商颂》并未歌颂殷全部的先王先公。可见《商颂》的祭祀文本，是经过删并的，鲁国的殷民也不是全部使用殷商旧乐。
按照周的宗法制度，各诸侯国皆有宗社，诸侯祭祀宗社所用之乐，未必尽为周乐。如鲁在周初分封时分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殷民六族与周人祭祀不同的宗庙和民社，所用礼节不同，音乐亦不同。鲁国乐工演奏周乐之外，还能演奏鲁乐与商乐，其中的歌辞写定为《鲁颂》《商颂》。故《商颂》《鲁颂》并非周乐，季札请观周乐时鲁乐工并未演奏，可见周乐并不包括鲁乐、商乐。那么，收录了《鲁颂》《周颂》的今本《诗经》不全是周乐歌辞的写定，应是鲁乐工掌握的周乐、鲁乐、商乐的歌辞写定。《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宗庙祭祀时还用其他音乐：“《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这些音乐在季札观周乐时也未予演奏，今本《诗经》未录。
三是季札所观周乐中的乐舞，也可见鲁未得全部天子之乐。周乐存六代乐舞，在王子颓自立为王时尚且能“乐及遍舞”。在季札请观周乐时，鲁乐工只是演奏了鲁国所传的乐舞，包括《大武》《大夏》以及《韶箾》《韶濩》《象箾》《南籥》等。《大武》《大夏》为天子之乐，周成王赐予鲁国祭祀周公时使用。《礼记·文王世子》载天子视学的礼仪中，有“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的环节；《礼记·明堂位》又载鲁君“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用的正是天子之乐。二者相互印证，说明鲁国只有在郊社和大尝禘时，可以使用天子礼乐。
从鲁乐工所舞的《韶箾》《象箾》《南籥》中，可见鲁并未能全部使用天子之舞。《韶箾》应该只是《大韶》中舞箾的章节，应是《大韶》的组成部分，鲁国使用之。周王室以《大韶》祀四望，鲁东之于海，只有三望，选用《大韶》中部分乐章祭祀境内山川，说明鲁不传全部《韶》乐。《象箾》也应当是《象》舞中舞箾的内容，按照音乐使用原则推断，《象箾》应该表演的只是象舞中与周公有关的部分。二者皆非《大韶》与《象》的整体，鲁国只是使用了部分乐舞。南籥只是“南”的用籥部分，并非南乐演奏时使用的八音克谐的演奏方式，意在“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表明臣服于周之意。周乐以《大濩》祭祀先妣，今本《诗经》中只记载祭祀周族的部分先妣如姜嫄、大任、周姜、大姒等，鲁并不祭祀后世周王的先妣，鲁只是使用了《大濩》的部分乐章。按照《周礼》的记载，周以《云门》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是周王在冬至日郊天、夏至日祀地所用乐舞。鲁君作为诸侯，不能祭天地，因而鲁不传此二代之乐。可见，鲁并不传《大韶》《大濩》的全部舞蹈，使用的“韶濩”应该是乐舞的部分章节。《左传》记载季札观韶、濩，今本《左传》通常点读为“《韶濩》”，亦可标点为“《韶》《濩》”或“韶濩”，因其规格不同于天子之乐的《大韶》《大濩》，《左传》将之合称为“韶濩”。
四是因为鲁乐未传全部周乐，孔子要入周访乐于苌弘。《孔子家语·观周》追述孔子入周时所见周天子的礼制建筑：“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它们是周天子举行礼乐活动的场所，不同于诸侯之制。《逸周书》记载周公营洛时，“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舂常，画旅”。这些礼制建筑与鲁国宗庙宫室的形制、规格皆不同，其中所用的礼乐更有差异。孔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后，赞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入周后，了解了天子礼乐的规格，才能清晰地辨析诸侯的僭礼、僭乐行为，以之作为道义观，褒贬春秋时诸侯、大夫的行为。他以礼义作为评判依据，重新整理了《春秋》，寄托了微言大义。正因为有了天子礼乐作为参考，孔子乐正雅颂，可以韶武作为尺度，对鲁乐工所传的乐本一一弦歌，保留了鲁传乐本的音乐分类，整理确定了乐曲、歌辞，其中歌辞的写定文本为《诗经》。
可见，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先是按照诸侯爵命分别颁布给各国相应规格的礼乐。《周礼》记载了诸侯爵命不同，所用的礼乐不同。《白虎通》引《礼》言：“夫赐乐者，得以时王之乐事其宗庙也。”周天子根据诸侯的功勋，赐予诸侯以不同的音乐，这也使得各国诸侯所拥有的周乐不尽相同。鲁国因周公的勋劳，被赐予郊祀文王和大尝禘周公时使用天子之乐。陈公因为是舜之后而拥有《大韶》，依据《周礼》，《大韶》为天子之乐，孔子在齐闻《韶》，表明齐也有天子之乐。若以《大夏》《大武》论，鲁国有天子之乐；若以《大韶》论，齐国也存有周乐。可见在春秋时，齐鲁所用的周乐并不相同，各国所掌握的周乐的歌辞也有差异。
三 今本《诗经》与鲁乐本的音乐分类相同
今本《诗经》显然是在鲁乐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来的，而不是源自春秋时赋诗所用的诗本。乐本是将曲目、歌诗和舞蹈合成之后配器演出的底本，演出时以综合艺术形态呈现，有乐器、乐曲、乐歌、乐舞。《诗经·周颂·有瞽》描述周乐的演出形态是：“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鲁乐工为季札演奏周乐，应当是采用八音合奏的方式演出，依次按照周乐的音乐分类，歌唱鲁所传乐本的曲目，季札逐一点评了不同类目的音乐风格。这些音乐分类与今本《诗经》对应，其不同于当时流传的诗本分类。
第一，鲁传乐本的音乐分类与今本《诗经》相同。季札观乐时，鲁乐工为之歌唱鲁传周乐的全部国风以及《小雅》《大雅》《颂》，并表演了周乐中的舞蹈。鲁乐工只有按照八音合奏的乐奏形态为之演出，季札才能听出周乐中的风土之音、朝廷之音和宗庙之音，对不同类目所蕴含的乐德、乐义进行点评。
这些曲目在不同的礼仪活动中以不同的组合演出，乐工根据礼仪程序选择相应的乐曲组合起来使用。如在燕礼中，要间歌《鱼丽》，然后笙《由庚》；再歌《南有嘉鱼》，再笙《崇丘》；三歌《南山有台》，三笙《由仪》。从中可以看出鲁乐工会根据不同的礼仪活动，按照用乐规格、礼仪程序、用乐要求选择不同的内容，确定不同篇目，配合礼仪程序歌唱。鲁乐工按照固定的音乐分类演奏，表明鲁乐工已经编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音乐分类的乐本用于排练，在演出时只是选择合适的曲目使用。因此，鲁乐工所用乐本是采用音乐分类，在于不同乐歌的歌辞虽异，但同一类的音乐风情大致相同，所用乐器相对固定，便于系统排练。今本《诗经》保留的正是鲁乐本的音乐分类，并未改变季札观乐时所见的鲁乐本“以类相从”的顺序，表明鲁乐本与今本《诗经》在类目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今本《诗经》与春秋时流传的诗本分类不同。春秋时流传有诗本，用于行人的赋诗言志。但诗本的分类方法，既与鲁传乐本不同，也与今本《诗经》不同。《左传·襄公八年》载子驷之言：“《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不见于今本《诗经》，后人言之为“逸诗”，表明这一诗本与今本《诗经》不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又载卫人北宫文子言：“《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在北宫文子的引诗中，被称为“《卫诗》”的内容出于《国风·邶风》；被称为《周诗》的内容，出于《大雅·既醉》。按照季札观乐的次序，鲁乐本是以《邶》《鄘》《卫》为音乐分类，三风出于卫邦，鲁乐本沿袭音乐分类。诗本则以《卫诗》一并称之，可见《卫诗》是诗本的类目，与今本《诗经》施用的音乐分类不同。因此，春秋时即便有诗本传世，分类却不同于今本《诗经》。可以断定今本《诗经》并非出于春秋时的诗本系统，而是源出于鲁乐工所用的乐本。季札观乐时，鲁乐工歌唱的正是鲁国所传的乐本，有歌、有曲、有辞。而子驷、北宫文子所引用的诗本，是采用赋诗的方法断章取义。
季札观周乐时，孔子只有八岁，后世学者便习惯认为孔子不可能整理《诗经》。如果换一个视角，季札观周乐时鲁国就流传有乐本，已经按照音乐分为诸国风、小雅、大雅、颂。季札的点评，集中于各类歌曲的音乐风格，主要讨论各类音乐中体现的乐德，表明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了鲁乐本。孔子少时，鲁乐工已经按照音乐的不同，对鲁所传周乐进行过系统整理，确定了所传周乐的基本分类，可以采用“八音克谐”方式演奏。孔子正是在鲁乐本的基础上整理了周乐，将之改编为可以弦歌的歌本。今本《诗经》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保留了乐本的音乐分类，尤其是保留了用于音乐演奏的“笙歌”篇目。这六篇乐曲有目无辞，只能演奏，无法诵读。孔子按照音乐旋律对篇目逐一弦歌，保留了乐本的曲目。
第三，上博竹简《孔子诗论》的内容与鲁传周乐的内容相应，也证明今本《诗经》出于鲁乐工所传的乐本。《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论的篇目，皆出于鲁乐工所传周乐类目之下，其中不涉及《鲁颂》《商颂》的篇目。也就是说，《孔子诗论》中讨论的诗篇，不出于季札所观周乐的分类之外。这就表明孔子论诗时的底本，与孔子弦歌时所用的鲁乐本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篇目是对鲁国乐工所传周乐歌辞的写定。这样，鲁乐工所传的乐本、《孔子诗论》、今本《诗经》应当出于同一传承系统。
《孔子诗论》中，孔子在讨论诗作时，摈弃了诗的歌唱形态，并未按照歌本的音乐次序分析诗作，而是按照诗作内容的相似性展开讨论。其论诗顺序并不合于今本《诗经》的顺序，如第8简言及《十月》《雨无正》《节南山》《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伐木》等诗；第26简言及《柏舟》《谷风》《蓼莪》《隰有苌楚》等。篇目顺序不同于今本《诗经》，表明孔子对诗作非常熟悉，能够跳出音乐分类直接讨论歌辞的诗义。孔子已经淡化了歌诗的礼义、乐义，可以按照文字义直接讨论，其不同于春秋时断章取义的诗义，也不同于后世稳定下来的经义，呈现出诗义向经义过渡的痕迹。可见，在孔子时期鲁国至少有三个与《诗经》有关的文本：鲁乐工用八音演奏的乐本、孔子弦歌后的歌本、孔子直接讨论的弦歌歌辞的写定本。
第四，《仪礼》中部分歌曲的顺序与今本《诗经》诗作次序的不同，也证明今本《诗经》源自乐本。《仪礼》中燕礼、乡射礼中用乐，歌唱《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今本《诗经·召南》中有《草虫》杂于其中，似乎礼仪所用的乐本与今本《诗经》的篇目顺序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正是乐工在演出时，根据使用场合选用相应的篇目来使用。他们要从《周南》《召南》中分别选择三篇使用，并未按照今本《诗经》的顺序选取，而是根据燕饮的场合来选择。《左传》中记载了诸侯交聘时，也是依照人物身份、施用场合和展现情志来用乐、歌诗、赋诗，选择相应的诗篇、诗句来表情达意。因此，在乐本、歌本中的《草虫》有可能位次于《鹊巢》《采蘩》《采苹》之间，鲁乐工正是出于礼仪用曲的需要，没有选用《草虫》，从而使得六曲成为固定的组合。这是春秋时选择音乐的惯例。这六首诗作为相关礼仪活动中正歌的固定组合，在《仪礼》中被写定为固定文本，并不代表着春秋时所有的礼仪活动都要选择这六曲来使用。
今本《诗经》的使用与乐工择曲而用的情况相同，也可以看出鲁传周乐本是乐工演出的底本。乐工根据周乐使用的场合，从所传乐本中选用相应的曲目演奏。此后，经孔子弦歌整理之后的歌本，放弃了篇目与篇目之间的礼乐组合关系，使得每一首歌曲都成为独立的只曲，可以自由选用进行演奏。其中的歌辞在口耳相传之后写定为今本《诗经》，在《孔子诗论》时剥落了乐歌的礼义、乐义，将歌辞写定为文本。其中作为音乐分类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只是乐工演唱和孔子弦歌时的遗留，失去了音乐意义，沿袭成为今本《诗经》的文本分类。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