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走向如果只从文化本身来研究，可能会受到视野的限制。21世纪初中华文化问题在许多方面不同于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讨论，那时文化问题的研究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可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再来研讨文化的走向，不能不思考时代的重要课题，即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一、中华文化的一个新问题——科技伦理
21世纪科学技术将会进展到什么程度，很难作出具体而微的预测。人们普遍认为，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将会给人类生活以重大影响。现在可以看到，因特网不久将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手段，从而改变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在生命科学方面，20世纪末科学家们已开始解开生命基因的密码，由此可以预测，到21世纪某个时候，一些所谓的“不治之症”可望得到有效治疗，人类生命在一般情况下可望延长。所谓“克隆”生物，特别“克隆”人的出现会给人类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以及社会伦理带来冲击。
面对科技发展的新特点，西方一些科学家和未来学家指出，高科技如果不和高思维联手，在一定条件下会给人类造成危害。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高科技高思维》（中译本于2000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西方媒体中，像“科技专制激起人们的反抗”这类题目，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声音，认为“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使很多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它的阴暗面也正在渐渐失去控制。它成日成夜地侵犯我们的生活，把我们束缚在计算机跟前，并且不断消磨我们的人性。”（《技术专制激起人们的反抗》，美国《今日美国报》2000年8月21日文章，转引自我国《参考消息》2000年9月6日第7版）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我们还没有遇到上述美国的情况，同时也不宜过早地提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负面影响，但是科学家们和教育家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关注在西方已经发生的事情。
这里有必要提到这样的事实：江泽民先生于2000年8月5日在北戴河会见六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
“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特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信息垃圾和虚伪的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技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引自2000年8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家领导人结合高科技的发展趋向，从世界科学的背景上，提出科技中出现的新问题，希望引起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关注。
在20世纪已有许多事例证明，如果只有科技发展而没有社会伦理或科技伦理与之渗透和配合，科技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危害人类和社会。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生产力、即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一发展不和人文社会科学相渗透，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所谓“伦理”，从广义上看，它是基于人们思想感情的行为规范。不过，今天对它的理解，应增加新内容，就是说，它并不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是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所有的方面；这些都有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有行为的价值取向，而且这是双向的、对等的交流。如果人们认为自然是“死物”、被人类征服的对象，人们愿意怎样对待她都可以，或者片面地夸大人的力量和科技力量，甚至认为人可以征服一切，那么这种观点所导致的价值取向，无疑会引起对自然的藐视，甚至对她进行粗暴的欺凌和掠夺。在此情况下，人们将会发现，自然也有她自身的反应力，她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从而使人类失去应有的生活基地，引出一系列的悲剧。因此，人们在研究科学技术，或者在具体运用科技成果的时候，都有一个遵守某种规范的问题，这就称之为科技伦理。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某些社会伦理观念已经陈旧，不再适用，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创立新的伦理观念。新的科技伦理应由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共同研究，使之确立起来。科技伦理规定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行为规范；在技术的操作方面，如网络应用、网络安全等方面都必须规定应用者、操作者自觉遵守的基于健康思想和感情的行为规范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家、技术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彼此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前者提高人文素养，后者提高科学素质，这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单一学科的素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趋势。
科技伦理体现的精神，我的粗浅理解，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和融合。从人类科学史来看，其过程大体可以描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不断分离和不断融合的过程，而每一次新的融合，就出现了科学上和人文上的双重繁荣景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其内容是恢复和发展希腊古文明的人文精神，并高扬科学旗帜，促使人们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世纪末和廿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新人文主义，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失衡，社会出现了过分追求功利的价值取向，于是明智之士提出用人文思想来挽救社会危机。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反思：为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被歪曲、转化成德、意、日法西斯的武器，用来发动侵略战争？人们得出结论：只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体现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文精神作为科学技术的依托，这样，科学技术才能成为人民的福音，而不致变成残害人类的毒物。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的先行，出现了脱离人文精神的趋势，即就在最新的信息网络世界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再一次告诫人们：科技必须要有人文精神的浸润；由此提出了前面所说科技伦理的再建问题。
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下，我国科学家和教育家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科技队伍后备军的大学生们应当接受怎样的教育？是单一的科技教育，还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教育？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们将肯定的答案放在后者。由此可以看到，原先一些理工科为主的著名大学，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规模不等地设立或适当扩大文科的教学科研机构，开拓文科方面的智力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的人文熏陶，并力求在学科渗透上作出新的创造。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在21世纪，中国的著名大学既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又有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紧密结合，总之，著名大学将成为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二、世界与民族主体文化
今天探讨中华文化，不能不考虑世界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就是这一变化的焦点。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可以看到，信息时代的许多经济产品同时是文化产品，有不少行业如服装业、餐饮业和旅游业实际上也成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至于传媒的内容和技术手段都和文化紧密联系。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身包含有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这就是我们探讨文化问题需要联系经济全球化的依据之一。
依据之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建立现代经济结构，这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某种机遇。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以怎样的国策对待经济全球化这样的机遇。我国对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展示出国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得成功。国际社会不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由此推断，中国有能力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并力求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这些论断都可供参考。我国国策包含的要点大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建立具有严格规范性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机制；需要用法律、道德和文化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需要建立体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及教育体系等等。无疑的，所有的这些都不能离开世界。这些要点中包含了文化问题，因此，探讨21世纪的中华文化的走向，不能离开我国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关系这一主题。
我们从世界着眼，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文化在传输中占有强势地位。如果用国际政治学的语汇，可以这样表达：美国霸权主义的特点不仅在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hard power），而且在她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等“软权力”（soft power）方面。美国的霸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对美国霸权应当加以遏制，为此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并实施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应面向世界（含美国），学习对中华民族复兴有益的东西。当然，对于宣扬暴力、色情和人性堕落的文化垃圾需加抵制，对大众文化中普遍受到欢迎的东西则不在排斥之列。除此，就深层次的观念文化而言，在美国并不是只有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特性的价值观，而有着多元价值观，其中不乏可供中华文化借鉴的方面。应当承认，我们对东方文化（例如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了解得并不多，即或是专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需要再下一番功夫。善于消化和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的营养。在21世纪，我国需要有一大批兼通中外文化的学者。
不妨从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来看，其中有世界影响的大家几乎都是中外文化兼通者，仅以偏重于民族主体文化研究的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为例，他们的研究中体现了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王国维有一句名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这是很深刻的学术文化见解。
王国维的论点并没有过时，其实质是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她自身的民族性，这就是她的个性。文化作为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综合，因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地域所含的文化素材等方面不同，因而文化必然带有民族的特征。另外，人类文化在个性中又含有一些共性；如果没有共性因素，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便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从中国思想文化史来看，儒学无疑称得上民族主体文化之一，在她的长期演变发展过程中，既有本民族（中华民族）间不同思想学派的相互吸纳，也有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不过，这种融合仍然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对某些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民族需要的一种深层次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加在一起；由于有了这种融合，本民族文化随之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具有新形态。这就是中国早期儒学与本民族文化的道家文化，及外来的佛教文化相融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儒学的新形态，即宋明理学。
从20世纪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并不是以儒学为主体去吸纳西方文化，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形态，得到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普遍认同。到21世纪，这一事实将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是指中华文化整体优质的综合，以此为基础去消化吸收世界文化的优质。当世界文化的某些优质被吸收到中华文化中，这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前者也就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因素或成份。因此，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似可这样表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奋斗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丰厚的民族理论思维成果和艺术思维成果的结晶，这不是以儒学的几个命题所能概括得起来的。这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百家之学的综合，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活力的文化表现。
人们温习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经历风雨沧桑，有过兴旺发达和一时衰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在近代几乎遭受过所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并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或消灭，可见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活力的民族，这和中华文化中的优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中也有损伤民族活力的劣质，这就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的帝王统治的权术、暴力（如文字狱等）、宗法、迷信等。因此，为保持民族活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必须对劣质进行深入解剖，阐明它们与现代化观念背道而驰，逐步彻底地消除它们的阴影。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就建立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饱经忧患和痛苦得出的结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就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舞台。如果没有强盛的综合国力作为依托，中华文化在世界将会变得黯淡，必然失去认同感的立足点，这是一个朴素而坚实的真理。
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明的启蒙者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向外国“拿来”优秀文化，作为本民族前进发展的借鉴，并为清除本民族文化糟粕和改造“国民性”提供思想武器。经过了一百年，到21世纪，不能只有“拿来主义”，还应当加上“送去主义”；现在已经具备将中华优秀文化“送去”国外，使世界逐渐了解她，并逐渐拓宽她在世界活动空间的条件。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我虔诚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认真考虑我的‘东西文化互补论’。”（《拿来和送去》，《季羡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现在可以预见，在新世纪里，世界优秀文化和民族主体文化的内在融合，可望将中华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它增添新内容。民族主体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互补，促进人类的进步，这就是21世纪中华文化走向的一种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