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刘师培是清末民初政界、学界知名人物。其1919年11月在北京大学教授任上去世后，文稿遗著四处散落。1932年前后，刘师培旧友南桂馨有出资编印《刘申叔先生遗书》的计划，聘请钱玄同襄助其成。钱、刘是同龄人，两人在东京、北京时期多有交集，钱玄同出于对刘师培学术成就的尊重，也乐于参与《遗书》的编纂工作。在《遗书》编纂的五年间，钱玄同在发凡起例、穷搜广征、顺次时序、存真芟饰的学术环节有重要贡献。《遗书》中的名家书序，尤其是钱玄同的书序，对刘师培的学术进步、成就、地位做出精准的评判。《遗书》的编纂过程，是钱玄同秉持后五四时代“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学术精神的一次成功的学术实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21&ZD26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钱玄同/ 刘师培/ 《刘申叔先生遗书》/ 整理国故/ 学术黎明运动/
作者简介：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现代中文学刊》(沪)2025年第5期 第4-22页
钱玄同与刘师培是同时代人。钱、刘1907年4月在日本初识。对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由声气相求，到“二叔失和”，刘师培办《天义》《衡报》及无政府主义讲习班，最后入端方幕府的曲折过程，钱玄同均有目睹与耳闻。此后，刘师培客居成都、太原，参与筹安会，出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刘氏其言其行，也都在钱玄同的视野之中。
刘师培作为清末民初混政与学为一的人物，其1919年11月因病去世后，遗书无人收集整理。随着时代的推移，刘师培政治上的影响，渐趋淡漠；学术上的发明，则常被记起。1926年12月25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孤桐杂记》，回忆与刘师培的交往，感慨刘师培著述的流传，已刻者十不逮一：“今遗书散佚，无可收拾，吾辈后死，责无可尽，抑又伤已。”①
1933年5月，刘师培旧友、曾短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的山西宁武人氏南桂馨，与下属郑裕孚商谈出资刊行刘氏遗书一事。当年，郑裕孚在书商张次溪、藏书家伦明、辅仁大学教授余嘉锡等人的参与下，先期启动编纂工作。不久，诸人因“苦其烦”，②先后谢任。1934年1月，郑裕孚就重新启动刘师培遗书编纂一事，求教于北师大教授黎锦熙。黎锦熙认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求真，求真去伪，“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③而符合上述编纂条件的人选，则非钱玄同莫属。钱玄同出于对刘师培学术的尊重等多种原因，也乐成其事。在接下来战争频仍、身体衰疲的五年里，钱玄同用了极大的努力与耐心，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简称《遗书》)编纂工作。1939年1月，钱玄同在未完全完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修改的情况下，患脑溢血溘然去世。《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竟成为钱玄同以生命作为耗材的学术工程。钱玄同于1934年接受编纂任务后，其日记与致郑裕孚函(69通)，及留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的有关序跋与说明文字，保存了他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过程中诸如发凡起例、穷搜广征、精校异同、顺次时序、存真芟饰多个环节的学术贡献。
书稿辑校基本成形后，钱玄同自己作《左庵年表》《左庵著作系年》，请蔡元培作《刘申叔史略》，又与南桂馨分别请刘师培好友丁惟汾、张继、汪东、南桂馨，及对遗书编成有贡献的黎锦熙作序，从不同角度记述他们记忆中的刘师培。诸位名人之序，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增色不少。诸人序作之中，钱玄同所作序言，最有份量。钱《序》以新文化史家的眼光，把五十年来旧学与新知的激荡，称为中国学术思想革新的黎明时期。把刘师培与康有为、宋平、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等12人，同列为学术黎明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五十年来，诸位大家声气相求，推波逐浪，使得中国学术革新，呈波澜壮阔之势。其沾溉学界后学，实无穷极。钱玄同《序》将刘师培置于近代学术黎明运动中代表人物之列，复从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个方面，点评刘师培的学术贡献，深中肯綮。《刘申叔先生遗书》与诸位名家之序，把学政两栖人物刘师培全新地呈现给读者和社会，成为20世纪刘师培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中，所体现出的现代学术理念、方法与体例，也成为后五四时代“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重要典范。
一、早期《钱玄同日记》中的刘师培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有一段关于自己与刘师培从读其书，到识其人的交往过程的叙述：
余少于刘君三龄。……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壬寅(一九○二)读梁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甲辰(一九○四)读章公之《訄书》及刘君之《攘书》。乙巳(一九○五)，读刘君之《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宋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及《国粹学报》中其他诸文，又读夏君穗卿之《中国古代史》(此书名为后来他人所改，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于是始知国学梗概。梁、章、夏诸先生皆为前辈，惟刘君年甫逾冠，略长于余，且与余有世谊(刘君之伯父恭甫先生与先父竾仙公为友，恭甫先生之子张侯君又为先父之弟子)，故愿与订交之心甚炽。丙午(一九○六)，余留学日本，始谒章公。丁未(一九○七)阳历四月二十二日于章公座上始识刘君，缘章公与刘君彼时皆以党祸避地日本也。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④
钱玄同讲与刘师培的学术交往，获益甚多，不仅仅是写在书序里的客气语。特别让钱玄同佩服的，还有刘师培办《天义》，鼓吹无政府主义，推行世界语的胆气与魄力。但随着“二叔失和”，刘师培用端方钱办报，变节入端方幕的种种事件发生，又让钱玄同对刘师培的鲁莽糊涂，顿生鄙夷。刘师培对章太炎的不敬，甚至让钱玄同产生“手刃其人”的冲动。这种读其书，识其人，羡其学，鄙其行的复杂情感过程，我们可以从钱玄同写作的《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及1905年至1916年间的《钱玄同日记》中，略知梗概。
在钱玄同的读书成长中，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都是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1906年的日记记述了他在东京的广泛阅读，对林纾翻译小说、章太炎《訄书》等书的阅读兴趣。借读别人所购《国粹学报》，他感到入脑入心，以为“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⑤4月底回上海：“看国学保存会之《历史教科书》，系申叔所编，取精用宏，体例亦不差，远胜夏(曾佑)《历史》矣。惟属于高等科用，盖文字渊深也。中学以下诚能仿其体例，掇其菁英而编之，必有佳者……今得此，真获我心也”。⑥7月，章太炎出狱后到东京办《民报》，钱玄同参加了东京的欢迎会。1907年1月，钱玄同复读刘师培《攘书》，甚为激动折服。章太炎邀刘师培来东京后，4月22日，钱玄同午后访章太炎，在章宅初晤刘师培。稍后刘师培办《天义》、办社会主义讲习会，钱玄同均是热心的读者和听者。9月7日，何震发起徐锡麟、秋瑾追悼会，刘师培作了关于暗杀的演讲。钱玄同从演讲会上才知道绍兴之狱，从何震所赠《天义》上读到刘师培的《李卓吾先生的学说》一文，才知道李贽大名，惊叹吾国竟有如此通人。此时，虽然年龄相差只有三岁，但钱玄同与刘师培生活在两个世界：刘师培是作者，是学术思想与政治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钱玄同是读者，是学术思想与政治信息的接受者、信奉者。
1907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有两个策源地：一是刘师培在日本办的《天义》；一是吴稚晖在巴黎办的《新世纪》。钱玄同是两份杂志的读者。钱玄同10月3日比较两刊：“购得《新世纪》五至八号，于晚间卧被中观之，觉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惟终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所未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较之《天义》，瞠乎后矣(此由《天义》中如Liu Kuang Han君诸人中国学问深邃之故)，而要之大辂椎轮，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⑦扬刘抑吴，钱玄同是刘的推崇者。然读刘著渐多，钱玄同也终于发现刘师培的疏漏：
晚取刘氏《中国文学教科书》观之，见错字甚多，因取《说文》等书斠正之，然立说每误，谬处亦颇多。刘氏固近今之硕儒，章氏以后，当推此公，惟博而乱，是其病耳。即如此书，若学堂中欲采行，则必须重行斠正方可用，不然，今之先生什九不识字，以多误字之书投之，鲜能有济矣。⑧
这种既信服推重，又直面批评的做法，是钱玄同日本时期，及30年代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时期，所坚持如一的学术态度。
进入1908年后，钱玄同到日本留学进入第三年。其在早稻田大学的师范课程，读得不温不火，而对中国学问的兴趣、对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的热情，却与日俱增。章太炎在东京主办《民报》外，借大成中学讲授国学。在东京留学的周氏兄弟等，因国学授课时间与他们所读学校的课程时间冲突，希望周日为他们另开一班。另开的一班，就是著名的《民报》社“国学讲习班”。
1907年底1908年初，章太炎为两个纠纷所缠绕。一是与吴稚晖的纠纷。章太炎所写的《邹容传》在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刊出，揭露1903年“苏报案”时，吴稚晖有告密行为，从而导致章太炎、邹容的入狱。此文引发章太炎与远在巴黎的吴稚晖的笔墨之战。二是“二叔失和”。因办报与生活困难，章太炎与刘师培共谋“诱窃官金”，计划失败，刘师培遁入端方幕府，何震将章太炎与“诱窃官金”计划有关的书信公开。因为上述两场争论，章太炎处在舆论的暴风之眼。
1908年3月22日，钱玄同与章太炎商量另开一国学班时，章太炎、苏曼殊尚在刘师培家同住。4月3日，因为“窃取官金”的事，章太炎搬回《民报》社住。对“二叔失和”的窘况，4月24日的钱玄同日记有第一手的记述：
在太炎处者竟日。知刘林生与汪寄生拟调和章、刘间，章颇愿。因致函规刘，托刘林生携去。申叔亦本无不可，而何震、汪公权二人坚执不可调停。申叔内受制于房闱，外被弄于厮养，默默无言，事遂不果。噫!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⑨
“二叔失和”后，章太炎不再为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讲习班演讲站台，且劝阻钱玄同也不去参加。出于对世界语的兴趣，在与章太炎国学班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钱玄同仍愿到刘师培的世界语班听讲。⑩对刘师培与端方的私下勾连，与章太炎一样，钱玄同亦浑然不知，所以在其心目中，刘师培仍是主张进步，保护旧学的形象。《天义》改为《衡报》后，刘师培继续向钱玄同寄《衡报》。1908年11月，刘师培回国，次年3月，任两江师范讲习，公开入端方幕。此后，《钱玄同日记》对刘师培继续关注，但进入适度推重，直指短处的模式。其1909年9月23日的日记录有与汪东的信，中有关于刘师培的评论：
乃若三世传经、号为博览群籍之刘申叔，年前于国学界中颇负盛名，当时吾等不求甚解，以耳为目，不知其柢蕴，乃近检报中诸作，见其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凡说谊平正无疵者，什九袭取前人成说。至彼自矜创获之处，率皆荒唐误谬，见之欲笑者(《文学教科书》笑话尤多)。(11)
此段对刘师培的批评，情绪色彩最浓，当与对刘师培变节及“二叔失和”的愤怒有关。刘师培离开东京后，钱玄同对刘师培的学术仍时有度衡与评价：
在师处，见善化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皮氏乃治今文者，其书似讲义体，较之刘申叔之《经学教科书》有类稿案者，盖远胜之矣，略看一过，拟购之也。(12)
阅刘申叔《论孔子无改制之说》(题目不错)一篇，大致看了一遍，觉其所驳多属强辞。吾谓解经必宗两汉师说，经纬应并视，此夏氏所已言者。吾谓康氏孔子作六经，尧、舜、禹、汤皆无其人之说，自然不可为训。刘氏讥康氏，谓“不外欲以孔子所改之制傅会新法，实则孔子自孔子，新法自新法”。(“ ”内不错了)，此言甚确。但刘氏谓孔门弟子皆有制服之语，亦未免自其盾矣。(13)
刘申叔更以六经为孔子教科书讲义，此以今日之制臆想古初，可笑已极!若果为教科书，则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说乎?若使今之编教科书者作是语，岂不可笑!孔子是否教主，固尚在不可知之例。要之殷周受命之事，必不能一笔抹杀，谓其必妄也。董、何之语谓其不可凭信，则孟子之语又当何如耶?总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断不能以浅儒之见臆断之也。(14)
上述三则日记写作地点，均在日本。刘师培是初入学术之路的钱玄同自行设置的可供摹仿追赶的路标。在钱玄同看来，领悟其成功，发现其疏漏，都有助于自己的进步成熟。
1910年3月后，钱玄同告别章太炎回国，在海宁、湖州中学教经学与古文。光复前后，钱在省教育司第三科及浙江高等学校任职。1912年11月5日，是浙江光复一周年纪念，《钱玄同日记》有以下感慨：
检订《国粹学报》，因忆申叔诸作，虽过于求博，又仓卒成篇，心不细，识不精，而疵颣甚多。要之，其人在近今实不可多得者，况彼治学之途，实能探诸清代诸先生之门径，不同专事目录之事者比，穿凿固有，精当亦甚多，真所谓瑕不掩瑜者也。《国粹报》中除章、孙两家外，生存诸人之作，刘氏实为第三，彼马夷初、陆绍明者，焉足比数!申叔昔年背亲，即致惑于闫〈艳〉妻、宵人，当时恨不手刃其人。然至今日则时势大变，虽满州大酋，犹且优以致礼，元恶大憝，如铁良、善耆之类且邀赦免，如申叔之学术深湛者，不当宥之十世乎!然世多瞀惑，睹申叔之废法律、伦纪，废汉字之论，必以为是，言乎国粹，则鲜不遭唾骂者矣。(15)
“申叔昔年背亲，即致惑于闫〈艳〉妻、宵人，当时恨不手刃其人”，写出经历“二叔失和”后，钱玄同的对刘师培的愤怒；“虽满州大酋，犹且优以致礼，”“如申叔之学术深湛者，不当宥之十世乎”，则记述了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气氛，构成了原谅刘师培变节行为的社会背景。钱玄同对刘师培予以宽宥的呼吁，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对刘师培的出手营救，互相不曾约定，却同样都是以学术的名义。
1913年9月，钱玄同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教国文。到北京后，《钱玄同日记》中几乎没有与刘师培有关的话语，只是1916年2月10日，接到康心孚寄来的《中国学报》，对刘师培所鼓吹帝制的文字，有言道：“申叔之文无可复言。噫!三世传经，结果至此，本师昔谓汉学之祸，昔疑过当，今乃知其信然。缪艺老作《刘恭甫》，谓其子孙流于盗贼，信夫?”(16)对刘师培鼓吹帝制的鄙夷，昭然纸上。1916年9月19日，钱玄同请上海友人代购无政府主义书报，于是在日记中再谈吴稚晖、刘师培：“八九年前初读《新世纪》，恶其文章鄙俚，颇不要看，后又以其报主张用世界语及吴、章嫌隙之事，尤深恶之。由今思之，此实中国始创Anar主义之印刷物也。即如刘申叔，今日虽身败名裂，一钱不值，然其所作《天义》、《衡报》及与张溥泉同设社会主义讲习会，要是中国提倡Anar之先辈，不可以人废也。”(17)
1917年至1919年，是钱玄同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年头。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北大进行文科改革，《新青年》与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优势形成。1917年，钱玄同除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入聘北京大学国文教授，改钱夏之名为钱玄同；1918年起，担任《新青年》轮流编辑。其他变化种种，《钱玄同日记》中均有呈现：如读《新世纪》，原来觉得其过激，颇不谓然；现在觉得甚为和平。此种情况，不知是“社会不进步欤?抑我之知识进步欤?”(18)过去不主张白话作文，现在渐渐主张白话作文；过去不反孔，希望保存国粹，现在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20世纪共和时代，且有废汉文的思想发生，主张世界语可以在中国推行。
钱玄同进入新的学术轨道的同时，刘师培也于1917年10月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执教。钱玄同在刘师培尚未进入北大的4月间，因写作清代学术思想升降变迁之文，在钱大昕《戴先生震传》与刘师培的《戴震传》之间发生了选择的疑难，最后决意选用刘氏的《戴震传》。刘传的优长，一是“简赅”，二是有“以理杀人”(19)的议论。但自刘师培入北大后，钱并未与刘师培有任何接触与晤面，且屏蔽了来自北京大学及朋友同事间关于刘师培的传闻与议论。这是一段奇怪的现象。也只有以钱自居新文化阵营，与刘师培主动隔绝的理由，方可解释。早期《钱玄同日记》出现频率极高的学术人物刘师培，此间却销声匿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2年8月21日。此日，马衡之弟、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鉴购得1908年致端方的告密信28张，约钱玄同在周作人家共观之。钱玄同识得写在油光纸上的信，是刘师培的手迹。钱玄同将此事记在当天的日记中：“阅此始知其讲社会主义时已做侦探也。”(20)观刘师培1908年《致端方书》，钱玄同对“二叔失和”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周作人对此事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季明以所得刘申叔致端方密函见示，甚可珍也。”(21)也许正是这种从端方家藏流出的旧文献，为一年多后钱玄同答应出面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作了情绪铺垫，促使钱玄同义无反顾地投入刘师培遗文的整理编纂。
二、《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的五年间
1932年，钱玄同耗费10年编写而成的《国音常用字汇》被教育部批准使用，替代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依据。1934年1月，在“国语会常委会”上，钱玄同雄心勃勃，一口气提出包括《增修〈国音常用字汇〉案》《编纂〈国语标准词汇〉案》等十项工作计划，并得到通过。就是在这样工作计划满满的学术背景下，1934年1月26日的日记，却记录了他年47岁，时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大兼任教授的中年心情：“比来深感到我之无能，一事不成，一学无成，精神身体皆毫无能力，因自本年始，自号曰‘无能子’”。(22)在此中年危机的心境之下，钱玄同却“欣然”接受了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的委托。
关于此次编书的缘起，黎锦熙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有如下交待：
迄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年)，一夕，友人岳阳吴晓芝先生德润介桂林郑友渔先生裕孚来余家，言宁武南佩兰先生桂馨者，刘君旧友也，蠲资为刊印其遗书；搜集、校勘，则委郑君；承印、代销，吴君主之。时吴君经理和济印刷局事，与立达书局联为一公司，而余亦其股东董事之一也。余遂告郑君：印销事不难，惟搜校欲无遗误，则殊不易。刘君弟子，余知三人，惟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在北平，因函介郑君访之。虽然，弟子之于师，不若友之于友也，盖为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存其真，不宜因有所讳而芟饰，有所主而偏重。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因以告余友吴兴钱疑古先生玄同。钱君欣然，愿与斯役。自是，郑君随时与之商榷，而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23)
黎锦熙时为北师大教授，国语会常委，是钱玄同从事国语改革的主要帮手。黎锦熙觉得编辑文集，为求真故，弟子不如友人；友人中可得其真者，莫如钱玄同。
钱玄同答应参与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后，便雷厉风行。1934年2月11日、12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述：
午后回孔德，发《国粹学报》之拆开而已乱者而整理之，以前曾数次整理，欲编目装订，迄未毕。自乙巳年该报出版，我定阅至今已将三十年矣，拆开至今，亦逾二十年矣，应订好矣。此番检阅之动机有二：(一)劭谓南桂馨——将出资刊申叔遗著，由立达书局承印，我将检《国粹》中之刘文；(二)近觉明末忠臣义士，实堪敬佩，有尚友之意。(24)
六时劭宴吴晓芝及郑友渔(名裕孚)及我于大美番菜馆，郑系南桂馨之信人，南欲出资一万元印刘申叔遗著也。郑言约有中国页二千七百页左右，此时尚在收林撰，亦正在付印也。吴示样本，印得很佳，胜于《王忠悫遗书》。我拟参考编目及搜稿事。(25)
劭指黎锦熙，因黎锦熙字劭西。黎锦熙与钱玄同谈想法后，钱就开始在《国粹学报》上寻找刘师培的文章。钱玄同订阅《国粹学报》30年，拆开按文章的类别与内容保存20年。现在要编刘师培文集，需要重新恢复原来刊期。此类细节显示钱对《国粹学报》的依赖与珍惜。钱玄同为自己欣然答应参与编书找到的理由是明季“尚友”风尚复活。2月12日是编书各方的首次见面。钱最初为自己订下的参与目标是“顾问”，参与编目及搜稿。而后来实际的工作范围大大超出最初的预定。
《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的出资人南桂馨，字佩兰，1884年生，山西宁武人，1906年6月，在太原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2月，到日本学习，与章太炎、刘师培、张继在《民报》认识，在清风亭听章太炎讲学，被聘为《民报》会计；与刘师培关系较好，是刘师培社会主义讲习班、齐民社中的重要成员；刘师培与章太炎失和后，参与伪造章太炎与锡良之电报及在《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等事件，制造章太炎与《民报》已经切割的谣言。南桂馨回国后，参加太原辛亥义举，成为阎锡山内政外交的重要助手，后收留何震，引刘师培任阎锡山都督府顾问，再荐刘师培入民国大总统府。1928年6月，阎锡山所率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天津后，南桂馨曾任80天的天津市市长；1930年在北平医院疗疾休养期间，决意远离政治，好生读书，故有整理刘师培遗书之念。
郑裕孚，字友渔，曾为南桂馨山西旧部，有舞文弄墨之好，受南桂馨委托，任搜集之役。其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后序》中记述未见钱玄同之前的前期工作云：
民国廿二年癸酉五月四日，裕孚奉简命，典试绥远，来故都，拟撰归绥县志。适南公议刊申叔遗书，諈综搜校之役。裕孚不学，重蔀见闻，兢兢惧弗克任，乃从友人张君次溪，征稿于伦君哲如，得如干种；赵君斐云，亦次以稿至。张君重威者，申叔弟子也，与予旧相识。予征稿于重威。时申叔之弟容季旅于津，重威征诸容季，容季索诸次羽。次羽，申叔犹子也，乃尽出所藏稿，悉以畀予。而陈君斠玄、蒙君文通，亦俱以稿见赍，先后共得如干种。裕孚犹以为未备也，爰就北平图书馆，录其佚篇，并走书肆，购求零种，所得又如干卷。虽未云备，要之十盖八九具已。经始于甲戌，阅五载而讫工，都七十有四种。
兹书之就，赖诸君辐凑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26)
钱玄同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在佚稿旁搜取舍、总目归类编次、序传安排总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商榷与定夺的过程，在1934年后的《钱玄同日记》、与郑裕孚的书信及附记序跋文字中，有较为完整地记录与呈现。
《钱玄同日记》1934年3月12日有如下记载：晚郑友渔与伦哲如赏饭于大陆春，同座者为黎劭西、刘叔雅、余季豫、容希白、吴检斋、蒙文通诸人。张侯之子次羽有信致郑，愿将家藏遗稿一一封寄来刻，此甚好之事。决定专著及《左庵集》以外者，凡杂文为外集，不全及不成书之专著为剩稿，其《国粹》撰录中之题跋，亦搜集之而附于外集之末。(27)
钱玄同所记雅集，是北平的学术大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的问世，集思广益的一次聚会。而实际工作的开展，也是分工合作、众人共同努力的过程。钱玄同总成全书内容编定审校，郑裕孚主持誊录、校勘，有疑问及需要定夺时，询问于南桂馨。钱玄同参与《遗书》的编纂后，全书宗旨确立、学术总成的责任，就落在钱玄同身上。3月12日各位大咖商议编纂大计不久，钱玄同4月18日写作了《致郑裕孚》第四信。该信从刘文典建议不收刘师培所作《攘书》的意见切入，综合发表对刘师培的评价认知，并论述《遗书》的编纂宗旨：
故申叔先生之攘书，在学术上是一部甚有价值之作品，不可不表彰者也。申叔此类议论，岂独攘书有之，即国粹学报前两三年之作品，亦处处涉及此义。……弟亦知叔雅之用心，彼实因申叔晚节之有亏，恐人见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讥其后之变节耳。实则申叔早年之革命，于理固不当讳，而于事实亦无法讳，因他处提及者甚多也(如上文所云)。(28)
《攘书》是刘师培1903年以刘光汉名字发表在《俄事警闻》报纸上的文字，具有激烈的排满倾向。刘文典不建议收入《遗书》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其初入革命党的排满与1908年后入端方幕府的变节所造成的对比过于强烈。钱玄同列举同时代人对刘师培变节行为的三种态度，说服刘文典不必过于担心：
至于变节一层，与申叔相识者，殆无不知之，而对于此事之评判，约有三派之不同。甲派谓彼实为群小及艳妻所累，以致陷入坎，不能自拔，然非其罪也。此始终谅解者也。乙派则当时闻其变节而颇致诋毁，逮革命既成，往事已成陈迹，而敬其学问之博深，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之交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此始恶之而终谅之者也。丙派则始终敌视，至今仍不屑齿及申叔者也。弟以为对于此三派，皆不必讳也(弟自己当归乙派)。至于与申叔不相识者，则或不知其事，或得诸传闻，但不将某函刊布，彼等又乌能知其真相耶?最敏睿者，亦不过见到申叔后来之“不革命”耳。(申叔自己酉后，发表之文章，但不言革命耳，始终未谀颂清廷也。)(29)
钱玄同将同时代人对刘师培变节行为的认知，分为始终谅解类、始恶终谅类、敌视不屑类三种，且明确自己的态度属第二类“始恶终谅类”。“始恶”当然在于其变节投敌，“终谅”则缘于敬其学问，体察辛亥前政治环境之恶劣及刘师培自1909年后不言革命，但也始终未谀颂清廷等基本事实。至于政治选择变化，思想旗帜更张，更是晚清民国文人的常态，如梁启超等思想大家，莫不如此：
夫始革命而后不革命者，其人亦多矣。一人因思想感情、环境等等之异，而前后主张及宗旨变易者，亦多矣。即如梁任公先生，始而保皇，继而立宪，与革命党大打笔墨官司，而民国以来乃拥护共和。然彼刊布全集，前后之文一一列入，未尝自讳。人之读其全集者，亦但敬其学问之深博与夫文笔之雄健耳，讥其前后宗旨有异者甚少也。(30)
在钱玄同的著述中，梁启超是被推重、赞赏的人物。在论述对刘师培认知时，钱玄同竟直接将梁任公之保皇、刘申叔之变节相提并论：
且如梁任公之保皇、刘申叔之变节，此在二十年前(民国初元)，因时代较近，故诋毁者甚众。今则又阅二十年矣，彼二人昔日之所为，早已成为历史上之陈迹，今则知之者已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复萌生，但见其学问之渊深而敬之矣。盖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故申叔之行为，今日已成陈迹，人即知之，亦于彼无甚损益，而其学术文章，则极应表彰，嘉惠后学也。(31)
当政治已成为时过境迁的陈迹后，学问则可能亘古常新。因此，钱玄同认定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宗旨，第一是学术标准，第二是革命史料保存。(32)
在《遗书》编纂建立起来的分工合作工作机制中，钱玄同个人工作的重点放在《左庵外集》《左庵诗录》《左庵词录》《读书续笔》等内容的辑佚比次之上。以下《钱玄同日记》中的史料记录了若干工作细节：
至二房东处取《曼殊全集》来，查申叔在丙午——己酉四年之行踪，再录以我的日记及章、刘致我之信，又他上端方书，如次：
此节须做过(要详细)。阅郑印目录，即各杂志之文，遗漏尚多，《国粹学报》中致漏四十余篇云，此公可谓颟顸矣。(33)
查《曼殊全集》，是要核实刘师培的行踪。苏曼殊在日本与刘师培同住，是何震的佛学老师。在郑裕孚交来的《国粹学报》所载刘师培文目录中，钱玄同发现郑漏检40余篇。此外，晚清民国纪年多元。著作系年，也是编辑文集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
竟日在孔德干申叔遗文事，因拟撰申叔各文系年也，故先将1903—1919十七年写一公历、清历、干支、年岁于空白本上，而将《国粹》《国故》《四川》《勾沉》《雅言》《政艺》诸杂志所载及其他见到想到者，又专书各系年。(34)
这种“上天入地”地搜集资料，耐心细致排列比勘的过程，是整理，也是研究。它体现出后五四时代学人“整理国故”所推重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
现在讨论钱玄同在整理《左庵外编》与《左庵诗录》过程中的辑佚与取舍。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七十四种收集整理基本完成后，于1937年7月5日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一文，交待《遗书》全部材料的三个方向性的来源：一是稿本，二是曾出版者，三是登载于各杂志中者。稿本部分由郑裕孚向刘师培弟子张重威、刘师培从弟刘师颖(容季)、从子刘葆儒(次羽)处借得。在未借得刘氏家藏稿本前，有十余种，赵万里、伦明有传抄本，经与家稿本覆勘后方使用。一些传抄本、手稿，得之于蒙文通、陈钟凡。其登载于各种杂志中者，主要由钱玄同、郑裕孚负责搜集。
《国粹学报》是刘师培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杂志。刘师培1909年在天津端方幕府时，曾自编《左庵集》，所收学术之文，多数为《国粹学报》诸文之改作。将《国粹学报》等杂志中的专集单独择出后，在《左庵集》外，编辑《左庵外集》与《左庵诗录》《左庵词录》，全面呈现了刘师培专著之外诗文写作的全貌。将刘师培的专集与杂文，分而治之，是纲举目张的好办法。
钱玄同辑《左庵外集》成，著《左庵外集目录附记》，(35)集中交待辑录比次过程与基本情况。《左庵外集》共20卷，辑文337篇。著文时间最早1902年，最晚1919年。文章来源于报纸、杂志的约259篇，以《国粹学报》为大宗。手稿与抄本，系弟子陈钟凡、刘文典在刘师培逝世后，于寓中检得，交其从弟刘师颖保存，此次整理，由郑裕孚借出，计194篇。其中论学之文甚少，多为晚年所作碑志之文。
钱玄同《附记》中交待刘师培发表在《民报》上的《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没有收入《左庵外集》，原因是“首尾不具”“缺页甚多”，(36)而实际失收的原因，据南桂馨回忆，是郑裕孚认为：此文为申叔力主民族革命之文，在日本正在扶植满洲国小朝廷之际，若经刊出，恐影响全书之刊行。钱玄同也同意郑裕孚意见。故此文最终没有收入《遗书》。
另，钱玄同等托朱自清、柳亚子寻找《天义》《衡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找到。故《左庵外集》中《天义》仅收文二篇，《衡报》收文一篇。直到2016年，今人万仕国、刘禾将《天义》《衡报》整理出版，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天义》《衡报》的面貌。
《左庵外集》失收的还有刘师培1908年的《上端方书》。刘师培1908年办《衡报》鼓吹社会主义期间，因参与章太炎的“窃取官费”事件，弄假成真，受端方挟持后，写作《上端方书》，呈保民五端、弭乱十条的献策，谓革命党为不学之徒，不知道德何物；自己参加革命党是少不更事，为人所迫；最后以“又禀”的方式，提出资助章太炎印度学佛的请求。此信应是从端方家流出，马鉴1932年8月以四元价格从坊间购得后，1932年8月21日在周作人家，经钱玄同鉴定，为刘师培所书。此信1934年11月2日在《大公报》“史地周刊”栏登出，正题为“清末革命史料新发现”，副题为“刘师培与端方书”，文前有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的识语：“偶得抄本《刘师培与端方书》……此文可视为中国革命重要史料。所道及人物，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37)钱玄同不属于信中所道及人物，但却是健在能证其虚实真伪的人物。这是一封让刘师培弟子均惴惴不安的信函。黄侃1935年9月作《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以为报载《刘师培与端方书》为申叔被端方幽禁时的脱身之计，不可作为申叔反复无常、卖友卖党的证据，“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38)当予以了解之同情。已成为公众关注之史料，且炒得沸沸扬扬的《刘师培与端方书》收不收入《遗书》?刘文典主张不收入。钱玄同于1934年4月《致郑裕孚》的信中强调，“窃谓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凡申叔有价值之文章，必当乘此机缘，为之刊布”。(39)遵循这一目标，则刘师培的早年之作《攘书》当然应该收入，而刘氏某函，则可不收。理由是此信为“非公开之件”。(40)钱玄同等决定不把《上端方书》收入《遗书》，包含了在“尊重隐私”的名义下“为尊者讳”的行为动机。
《左庵诗录》由钱玄同独任编次之事。其《左庵诗录后记》(41)记述了其辑录过程。郑裕孚向刘氏征得家藏诗稿三册、石印《左庵长律》一册及丛稿十七纸。其他发表在各刊物的诗，据钱玄同搜集统计，《国粹学报》52首，《政艺通报》28首。《天义》报不好搜求，丛稿中幸存3纸，计11首。其他《国学荟编》《独立周报》《甲寅》《雅言》《中国学报》等刊物发表之诗，皆见于《左庵集》第三册手稿。钱玄同去其重复，成《左庵诗录》四卷，凡261首。
钱玄同对《左庵外集》《左庵诗录》及《左庵词录》等极复杂、烦难的文本的搜求辑佚、比次整理，为《遗书》的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的五年中，搜、编、校、印之流水作业机制的建立，保证了分工合作的高效率。《钱玄同日记》及与《致郑裕孚》的信中时有钱玄同催促别人，别人催促钱玄同的记述。钱玄同在总目分类、名家序跋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学术眼光与智慧能力，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过程中，更是发挥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发凡起例与序跋组织的学术苦心
据《钱玄同日记》记载，钱玄同对《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总目编排分类自1937年5月即着手进行，起稿、校阅、修改至1938年1月初定。这是钱玄同继《左庵外集》等诗文稿辑成、排印好的书稿校对把关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刘师培学术著述涉及经史子集的各个方面，且有政与学两个方向。在专著与论文分别编纂的共识形成后，如何编排总目、写好总目附记，是钱玄同颇费踌躇的事情。总目的编排与附记的写作持续至1938年初。《钱玄同日记》1月19日记曰：“灯下取去夏所开《申叔遗书》总目，略以年代排之。以乙巳一年专著为最有精采，且最丰富。”(42)乙巳年为1905年。《钱玄同日记》1938年11月17日记载：“十一时至孔德一行，将总目送胡。”(43)此时，距离钱玄同生命的终结，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钱玄同所作的《总目》(44)将《刘申叔先生遗书》七十四种分为六个类别：
甲类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该类包括《尚书源流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小学发微补》《尔雅虫名今释》《理学字义通释》等“经”与“小学”归为一类。
乙类为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学术类有《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汉宋学术异同》等学术史名篇，《中国民约精义》《攘书》等政治与学术性共存的专著亦放在此类，另还有《文说》《论文杂记》。
丙类为群书校释，二十四种。此为诸子书的校补之作，如《晏子春秋斠补》《老子斠补》《墨子斠补》《荀子斠补》《白虎通义斠补》等，多为1908年以后学术兴趣转移之作。
丁类为诗文集，四种，分别为《左庵集》《左庵外集》《左庵诗录》及《左庵词录》。在刘师培的认知中，“文”特指俪词韵语，故其自编文集名《左庵集》，钱玄同整理的专集之外的杂文，名曰《左庵外集》。
戊类为读书笔记，五种，分别为《读书随笔》《读书续笔》《左庵题跋》《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土唐写本提要》，除《读书续笔》为手稿外，其余大部分登载于《国粹学报》。
己类为学校教科书，六种，其中五种为1905—1906年间国学保存会组织编写的中学教科书，第六种教科书则为北京大学1919年印制的《中国中古文学史》。
以上六大分类是钱玄同根据刘师培这一清末民初学、政两栖人物的文字遗存而求真求实的学术分类。这样分类，把刘师培纷纭复杂的写作，一下变得纲举目张，有条不紊，显示出后五四时期站在学术第一线学者的学术概括和学术感知能力。它理应看作钱玄同不是主编、胜似主编的学术贡献。不仅如此，钱玄同还从文章的不同署名中，体悟出刘师培、刘光汉、刘申叔代表着著述者的三个时代。
刘师培因慕两汉经师申培学问，而以师培为名，以申叔为字；1903年到上海参加革命党，从事反清活动，更名“光汉”。用“刘光汉”署名国内的报刊文章，《国学教科书》因必经清学部审定，不便署光汉，而署师培。钱玄同认为：《国学教科书》甚多新意，如改署“光汉”，或更妥适。1907年因党祸避走日本后，“光汉”之名，不可复见于国内报刊；在日本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期间，又兼用“刘申叔”之名。《国粹学报》文章，1905年至1906年署光汉，1907年至1911年改署师培。至于《左庵诗录》《左庵外集》，因系综合其一生之诗文，只可署名“师培”。而整部书，可统一采用“刘申叔遗书”之名。(45)
钱玄同作《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的同时，还作《左庵年表》《左庵著述系年》，作为全书的附录。钱玄同1935年8月28日《致郑裕孚》信中解释说：
目录一时尚未能编定，缘鄙意最注意者为年代。同一性质之文字，若两篇所作之时间隔了数年或至十年以上，见解必有不同乃至相反。凡学者大抵皆然，而刘君尤甚，缘彼之思想前后凡经数次之剧变也。故编定次序时，文之性质尚易作，文之时间先后，实须大费研究考证方能定夺。(46)
总目著述的排序，同属一个大类而可以分辨写作发表日期的，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以便阅读者识别。钱玄同坚持的史家眼光，研究立场，提升着《遗书》的编纂的学术含量与品格。
提升《遗书》的学术品格，不仅仅表现为对内提高学术著作的编纂质量，还表现为以钱玄同为主导的编纂人员，约请组织与刘师培共事交往过的师友与贤达，写作记行述言文字及序跋，作为《遗书》的导读。此类文字共十三种，可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是与刘师培有关的传记忆旧文字，分别是陈钟凡的《刘先生行述》，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尹炎武的《刘师培外传》，蔡元培的《刘君申叔事略》，章太炎、黄季刚关于刘师培之诗文十首。
陈钟凡1911年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1914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7年陈钟凡报名学习刘师培所开设“文”与“文学史”两门研究课程。1919年2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陈钟凡出任编辑。五四后，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主任，请刘师培到女校讲课。其时刘师培病情已重。陈钟凡《周礼古注集疏跋》记刘师培病重时曾品评个人一生著述：
中华建国之八年秋九月，钟凡北旋故都，谒先师仪征刘君于寓庐。君以肺病沉绵，势将不起，不禁愀然枨触，涕零被面，慨然谓钟凡曰：“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定论予书者，斯其嚆矢矣。(47)
陈钟凡《刘先生行述》重点谈刘师培在经学、群籍之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春秋左氏传例略》《逸礼考》《礼经旧说考略》《周礼古注集疏》《驳太誓答问》《周书略说》，为刘师培“研精覃思，持之有故”的经学代表作。其于检校群籍方面，“尝取老、庄、荀、董之书，雠正讹脱，独创新解，按文次列”，“计所发正，凡数百事，均王、洪、俞、孙之所未诠。盖先生每论定一说，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简毕，其精审有如此”。刘氏论文的特点，在“考型六代，撢源《两京》。尝谓：汉、魏之际，文学未尝别自成科。宋文立四学，文学乃与儒、玄分馆，故《南史》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称盛。凡所持论，见《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48)陈钟凡将刘师培一生所经历的贫病坎陷，归咎于入书太深，不谙世变，困于人事。这是对刘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刘富曾的《亡侄师培墓志铭》，写于1920年。刘富曾是刘师培的三叔，其子师颖参与了《遗书》编纂工作。离开扬州后，叔侄间见面甚少。“一见于芜湖，再见于金陵，三见于武昌”，武昌后八年而成永别。对刘师培一生的重要交游，刘富曾统称为“当代名公巨卿，耆儒硕学”，应该包括端方、阎锡山、袁世凯，以及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钱玄同初接刘富曾所撰墓志铭，从内容到形式都感到难以接受，对“清故△△扬子刘君之墓”之类，批为“遗老茅塞其心”。(49)
第三篇文字是尹炎武的《刘师培外传》。(50)尹炎武与刘师培同时代人，曾在安徽存古学堂从朱骏声学《说文》。后任国史馆纂修与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与邵瑞彭合作，在北京脩绠堂书店重刻《左庵集》。其著《刘师培外传》，述刘师培在上海、东京、南京、天津、成都、太原、北京从学与从政事迹主线清晰，但年代与事迹，多有颠倒错乱处。钱玄同对照查看自己的日记与其他资料，为尹文生平年代方面做了勘误，纠正错讹，为刘师培事迹建立了可靠的史料基础。
尹炎武论刘师培之学术：
综其术业，说经则渊源家学，务征古说。文淇考南北朝诸儒遗说，成《左传旧疏考》，以证孔冲远《左传正义》所自出。师培则广征两汉经师之遗说，成《礼经旧说考》，以斠马、郑之异同。其斠正群书，则演高邮成法，由声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词例以定文句之衍夺，而又广搜群籍，遍发类书，以审其同异而归于至当。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以竺厚古雅为主。生平手不释卷，而无书不览。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咸有造述。其为《学报》，好以古书证新义，如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流，内典与六艺、九流相配拟也。体素羸弱而无谈功，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51)
“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此种评论，代表着与刘师培同一代学人，对刘师培人生的认知与共情。
第四篇文字是蔡元培的《刘君申叔事略》。谋求当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即将完成的遗书写作一段文字，是钱玄同的主张。其1934年4月18日与郑裕孚的信中陈述理由：
至于请蔡孑民先生撰序题签，此在弟亦有微意。因申叔之学虽亘古常新，而其人之行为，今人已淡焉若忘。再阅二十年，彼时之人更为隔膜，如上所言。而现在则彼之老友存在者尚多，诋諆之论尚不能绝，惟孑民先生对彼始终如一(即上文所说之甲派中人)，较弟之昔年曾与之割席者，在交谊上尚胜一筹，而其人之品之学，无论何人均表敬意，又为党国元老，具此三种资格，若与申叔遗书发生关系，弟敢信与遗书实有裨益也。(52)
有蔡元培的撰序题签，有利于传播“申叔之学”，增加《遗书》分量；最重要的理由还在减弱后人对刘师培变节附逆行为的负面认知与评价。钱玄同1935年3月9日与郑裕孚的信阐发了此种理念。(53)
钱玄同1935年6月收到蔡元培回信，“允为刘书撰序(兹将关于刘书事节抄附呈)并书总封面”。(54)随后，钱玄同致函蔡元培，并附刘师培简历及有关《遗书》编纂资料。1936年7月5日，钱玄同致蔡元培信中说：
申叔关于学术及革命方面之友人虽多，而最深知彼者惟先生及先师太炎先生二人耳。玄同本拟请两先生各撰一文，而因先师与申叔凶终隙末，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故屡欲去书请求，而迟回审顾，卒未果行。今先师忽归道山，申叔当年老友，惟先生一人，而先生对于申叔之交谊始终不渝，不以其晚节不终而有所歧视。玄同以为今日最适宜为申叔遗书撰文者，亦仅先生一人矣。故极盼尊文早日寄下也。(55)
此时钱玄同的口气，仍是索“序”。遗书的封面题签后来为蔡元培书写，其他书目题签由钱玄同书写。但蔡元培作序之事，竟遭遇小小风波。最初是蔡序不能得到南桂馨的同意。钱玄同请徐森玉与南沟通，南同意后，而张继又表达不要蔡作序的意见，张继的意见又来自马衡。(56)无奈之下，钱玄同把原来请蔡元培所作《序》改为《刘君申叔事略》。
蔡文述刘师培、何震在上海办报、参与革命党事得体精准，对刘师培入端方幕、参与筹安会事，则稍显隔膜。蔡元培对刘师培为政选择，持“小人乘间”说。入端方幕，是“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入筹安会，是“君忽为杨度等所句引，加入筹安会”。至于刘师培在北大的情况，蔡元培则用笔极简：“袁世凯死，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57)
第一单元的第五部分，是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八封信，及黄侃的两首悼诗。钱玄同计划请蔡元培题签作序时，也曾考虑过请章太炎为序，但没有请到章氏之序的把握。钱玄同1935年3月9日与郑裕孚的信中写道：
弟日内并当致书蔡孑民与章太炎两先生，请其题字作序。蔡先生与刘氏交好甚笃，当无问题，章先生则难说。然章刘两公在癸卯至丁未五年中极为相得，刘氏左传之学，章氏亦极赞许，虽其后因事违言乃至不往来。但刘君下世已十有五年，章君年垂七十，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弟当姑且冒险进言，且看结果如何。(58)
1935年，章太炎由上海迁至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黄侃、钱玄同均在发起人名单之中。10月8日，黄侃在南京去世，年50岁。《制言》第五期刊章太炎所写《黄季刚墓志铭》，因表扬黄侃大节崭然，而书刘师培1915年称说帝制而遭黄侃戏谑之事：
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59)
章氏所记之事，是1915年10月为筹办全国教育局请愿会，刘师培召集在京学术名流，寻求他们对帝制的支持。在黄侃的戏谑嘲讽中，会议无果而终。将刘师培称说帝制的事，写在黄侃的墓志铭中，证明钱玄同与郑裕孚信中所做出的“刘君下世已十有五年，章君年垂七十，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的臆想，过于乐观。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11月，钱玄同整理章太炎与刘师培有关的文字八篇，及黄侃哭刘师培诗文两篇，共同放在传记忆旧的第一单元。钱玄同作“按语”说明道：
先师章公太炎及亡友、同门生黄君季刚，皆为申叔论学之挚友。
申叔于民元前九年癸卯至上海，即与章公订交。时章公因《苏报》案而遭拘幽。前六年丙午夏，章公出狱，东渡日本；前五年丁未春，申叔亦以党祸避地日本。二君之学术涂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故过从甚密。至前四年戊申之券，以谗人离间，竞致失和。其时二君友好有作调人者，卒以形格势禁而失败，二君自是遂不复相见。然章公对于申叔，实深爱其学，时萦思念，故前三年己酉，尚移书劝其归隐；元年一月，复与蔡孑民先生登报招其东下。
申叔与季刚之相识，在前五年丁未，时二君同寓日本。其后睽离数年。四年之冬，二君复在北平晤面，申叔出其关于《左传》之著作示季刚，季刚读之而大悦，其后，遂北面称弟子，以绍述申叔之学自任。
此次南佩兰君编印申叔遗书，余本欲求章公及季刚各为作文，只以衰朽多病，囟力大减，惮于作书，迟迟久之。不意季刚于廿四年十月八日、章公于廿五年六月十四日，竟先后归道山。余因一时之疏懒，致此愿竟不能遂，懊丧何及!申叔遗书今已印成，无章公及季刚之文字，终是缺憾。因检寻快报，得章公与申叔书七首，又与孙籀先生一书，其中有涉及申叔之语。又《问答记》一篇、《说林》一则，都为十首。此诸文中，或谈学问，或叙离阔，或述期望，或致推挹，读之可见二君彼时交谊之笃。……季刚则有哀诗一首及奠文一首，痛述敬佩之深及钻仰之切。(60)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八封信，第一封、第二封写于1903年。时章太炎在爱国学社任教员，刘师培已在上海以刘光汉的名字发表文章。刘师培因病回扬州，章太炎修书问候病情、说经论学，向比自己小15岁、出身于三代治《左传》的志士示好。第一封信表达的是以说经求友的善意：“上海市井丛杂，文学猥鄙，数岁居此，不见经生。每念畴昔，心辄惘惘。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不得不为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61)相约携手寻求说经之乐，且以保存国粹。章太炎的信，开启了章、刘之间的交往。刘师培接信后，复信于章太炎，并将个人自著的《驳〈泰誓答问〉》和《小学发微》二书寄上。章太炎遂有第二封信，表达“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积年都结，始一发舒，胜得清酒三升也”的快慰。评价所寄两书与自己的研究多有暗合：“大著《驳太誓答问》，条理明連，足令龚生钳口。”“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62)此年刘师培不到20岁。在学术上心高气傲的章太炎如此放低身段与刘师培交往，应该是罕见的。保存国粹的共同学术目标，使章、刘共同成为国学保存会的成员与《国粹学报》的重要作者。章太炎第三、四封信写于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因《苏报》案被逮出狱，赴日本，入同盟会，主《民报》社。刘师培在国内。《国粹学报》8月9日，刊登廖平的三篇文章，因廖平立论均据今文经说，章太炎有《与刘光汉》第三书，以为《国粹学报》“其中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章氏认为：公羊学之所以为公羊学者，本贵墨守，不贵其旁通。廖季平据今文说经，流于荒谬诬妄，伧陋实甚。“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文学诚优，亦足疏录，然壮言自肆者，宜归洮汰；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63)章氏此文出，《国粹学报》不复刊载廖平的文字。章氏第四书，主张“泛览群籍，未如专精一家”。论及说经之学，有“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感觉。章文以为：“君以贾、服古文奕世载德，年力鼎盛，必当比辑成书。”“弟研精此《传》，殆逾十年，中更忧患，未能成帙。今者修吾故服，亦颇沾沾自患，而独弦寡和，方更寂寥。”信中表达出召唤刘师培来日本之意，透露着学术知己的殷切情感。(64)
1906年，章、刘间有多次通信讨论学术，今已无存。钱玄同编辑《左庵外集》时在卷十六，收入刘师培《答章太炎论〈左传〉书》，在此文后附录两封章太炎与刘师培论《左传》疏证、《明史》编辑等学术问题的信。章太炎此两文作为附录处理，主要方便与刘师培论《左传》文对应互读。
收在序言第一单元的章太炎第五件文字是《说林下》。章太炎认为，正知小学者，用意不可止于一点一划之间，如莫友芝、郑珍、黎庶昌辈。知小学之上者，“通神旨，知意趣，余与刘生所有志也”。(65)章太炎引刘师培为“通神旨，知意趣”，追求小学最高境界的同路人。
收入序言第一单元的第六件章太炎的文字，是《与刘光汉、黄侃问答记》。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流亡期间，开始研究各地方言并开始写作《新方言》，以求口语相通，促进种族融合，邀刘师培、黄侃参与部分工作。《与刘光汉、黄侃问答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讨论。刘师培作有《新方言序》，高度评价此书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方俗异语，摭拾略备。复以今音证古音，参伍考验，以穷其声转之原。读斯书者，非徒可以诠古训，达神旨，即噡唯应对之中，亦可名闻而实喻，无复间介之虞。夫言以足志。言通则情达，情连则志同。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必将有取于斯编矣。(66)
刘师培在日本与章太炎政治上的合作，在于刘师培为《民报》撰文四篇，署名“韦裔”，分别是《利害平等论》《清儒得失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1907年5月特刊《天讨》上撰文两篇，署名“豕韦之裔”，分别是《普告汉人》《谕立宪党》。与章太炎在学术上的合作，即在《新方言》。1907年7月后，刘师培转移精力，去经营《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班了。1908年3月后，章、刘因“诱窃官金”事失和，11月，刘师培回国。章、刘便没有再次谋面。章太炎以为刘是一时意气之争，不知刘师培、何震已暗通端方，故写信与国内学术大佬孙诒让，希望能出面劝说，和解义气之争。钱玄同第一单元收入的第七件章太炎的文字，即是《与孙仲容书》：
仪征刘生，(旧名师培，新名光汉，字申叔，即恭甫先生从子。)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憙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二一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勠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慺慺陈述，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线，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故敢尽其鄙陋，以浼先生。惟先生少留意焉。(67)
章太炎言辞，仍是从支撑学术残局的角度，希望与刘师培重归旧好。此信写作于1908年。孙诒让已重病缠身，不及看到而去世。
1909年，得知刘师培已入端方幕府后，章太炎复与刘师培写信，即钱玄同标为《与刘光汉书七》(68)者。此信中，章太炎继续畅谈二人学术素同，千载一遇。剖心自我，绝无雍蔽之想。历史上陆德明、孔颖达等学人，都有一时为凶人牵引，但得先迷后复，无减令名的善果。希望刘师培以古代学人为榜样，摆脱端方幕府的羁绊，回头向学。此信发出，没有得到刘师培的回应。
章太炎致刘师培的书信，构画了两位“艺术素同，气臭相及”的书生，在晚清复杂政治文化背景下忧道复忧贫、徘徊于政学两岐的困境。章太炎1909年劝说刘师培回头是岸的信中，有“中夏无主文之彦，经术有违道之谤，独学少神解之人，干禄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69)的沉重话语，透露出一代革命书生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的窘迫无奈。刘师培1912年回复章太炎、蔡元培的寻找时，有一封向章、蔡及全社会解释当年入端方幕府行为的公开信，发表在1912年6月4日至6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对八年亡命，有所追悔(70)。刘师培、黄侃1919年在北京大学办《国故》杂志，黄侃将《国故》寄予章太炎。章太炎关于学术的回函在《国故》上刊出。但1908年日本分手后的章、刘，再没有走到一起。
黄侃1919年9月离开北大，两个月后刘师培病逝。因黄侃为章太炎、刘师培共同的弟子，钱玄同选1919年黄侃所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1920年所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与章太炎书信编在一起。
上述序言第一部分传记忆旧单元的内容，作者多为弟子师友；第二部分则集中于编书宗旨阐发和遗书价值评价。第二部分计六篇，作者多为刘师培同时代革命好友。其分别为丁惟汾、张继、汪东、黎锦熙、钱玄同、南桂馨。刘师颖、郑裕孚有后序各一篇。南桂馨《序》、郑裕孚《后序》，均由郭象升代笔。
丁惟汾出生于山东日照，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任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1908年其返回山东时，刘师培曾托丁惟汾送刘母归扬州。1917年9月丁惟汾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参与多种革命活动。章太炎去世前后，丁惟汾曾以同盟会元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政府为章太炎送疗疾费、办理国葬事宜。丁惟汾的序，是张继索得的。丁在主持完成章太炎国葬之后，写作此序，推赞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强调经师对抗战时局的维系匡扶有重大作用。
第二序为张继所作。张继为河北人，早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荐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及《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1907年7月，张继与刘师培共同组织社会主义讲习班，引起日本政府注意后，被迫于1908年逃往法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和国民政府华北办事处主任等职，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时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张继之序由南桂馨求得。张继自述与刘师培的交往始于上海办《警钟报》，再交集于东京《民报》社。但避而不提社会主义讲习班合作的事情。对刘师培端方幕府、大总统府的经历，用“遭时不淑，用晦而夷，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几语带过。对刘师培学术成就，强调其“经学最盛”“负南北文学重望”。(71)
第三序为汪东所作。汪东为章门重要弟子，1904年到日本，参加同盟会，参与《民报》编辑，1930年起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序因张继约成。汪东与刘师培交集在《民报》社。汪文描述《民报》社中相互交往关系：
清光绪末，革命党人麇集日本东京，创民报社。余年未冠，亦预撰述之役，先后识余杭章君、蕲春黄季刚及申叔。季刚师事章君，余亶以后辈礼见。视申叔，犹等夷也。然窃尝闻其与人论学，随事征引，往复不穷，故已惊怖之若河汉。章君为学，精辟而有断制，至于博闻强记，自谓弗如。其后余欲归国，从瑞安孙仲容先生游，章君赞之，作书为介。甫及里门而孙氏殁，乃始报章君，请著籍为弟子。(72)
按汪东评判，章学精辟而有断制，刘学博闻强记，随事征引。刘氏之学，卓尔大师。但刘氏“徒以附袁氏帝制，出处之间，颇遭讥议。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昔章君之论刘歆有言：‘为胡之国师者，可以讥莽之国师乎?’余于申叔亦云。识其人，然后可以读其书矣。”(73)汪东借章太炎的话，为刘师培参与筹安会辩护，多少有些狡辩的意味。
第四序是黎锦熙。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出生于1890年，是六位作序者中唯一没有革命党经历的人。黎锦熙15岁考取秀才。在黎锦熙考取秀才的那年，刘师培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革命者。黎锦熙的白话体序文，首先叙述了刘师培气魄宏大的《周末学术史序》写作计划，对湖南童生所带来的震动，从此以后便一直等待全书大作问世。直到1918、1919年，与刘师培在北京相见，黎锦熙才知道《周末学术史》只有序而无成书。
黎序见前。关于钱玄同在此书中的作用，黎锦熙《序》最初的表达是“钱君董其成”，钱玄同表示“过当”，以“弟仅在报章上蒐集几篇遗稿并尽编目之劳而已”，提请黎修改为：“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此语尚是溢美)，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74)
在最初的计划中，南桂馨、郑裕孚、郭象升数位与刘师培接触交往的山西人士，均有序或跋。后改为南桂馨为序，郑裕孚作后序，二者均由郭象升代笔。郭象升长刘师培三岁，1906年举荐至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担任《晋学报》主编，此报后成为山西同盟会会报。民国初年，任山西大学历史、国文教员、民军通志局局长。1913年至1914年间与刘师培共同担任阎锡山都督府顾问，有一年与刘师培朝夕相处、讨论学术经历。《刘申叔先生遗书》整理过程中，刘师培自编的《左庵集》，由郭象升负责校勘。校勘成果郭象升辑为《左庵集笺》，郭象升代写的南《序》、郑《后序》均收录《左庵集笺》中。
第五序为钱玄同所作。这是众《序》中最富五四以后新学术眼光的序文，我们留在下节讨论。
第六序为郭象升代南桂馨所作。该序表达的是较为典型的晚清保存国粹时代的学术价值观，从古今文说经、文笔之辨论文、章太炎刘师培学术异同三个方面，展开对刘师培学术的论述。
关于出入古今文经。该序认为“申叔之于经，主古文者也”，流落成都后，与廖平、宋育仁还往，于今文师说，多宽假之辞。此不仅仅是刘师培尽由晚节转移的结果，更多是传承扬州学派阮元“其于今文、古文之短长，未数数也”的通达风教。扬州学派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主今文者各有：“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75)申叔在上海、芜湖、东京期间，力攻今文，与章太炎同为《国粹学报》之帜志，后则为通融之言。读刘文说经之文当深察。
关于文笔之辨。该序认为，申叔论文，主文笔之辨，刻意骈俪，也是来自扬州学派汪中、阮元的影响：“汪氏作而骈散之迹泯，阮氏起而文笔之界明。迨申叔崛兴，则又视前此诸家有进焉。”申叔早年所写报章文字，以饱满畅达为贵；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上攀汉、魏。刘师培恪守“以学见者不必文，而以文见者必有学”(76)的为文准则，在经师、文章家的两种角色中，出入往返。
关于申叔与太炎关系，该序以为：章、刘“初以说经而交密，晚以政治而途分”。其说经之相合也，非第以《左传》也，还因高邮王氏治经家法。章氏等视经、子，复齐同经、史，恶今文经家皮锡瑞分《春秋》为经、《左传》是史之言。“申叔初年所主，与太炎悉同，晚亦未甚迁变。独其遍校古书，勤恁过于太炎。”刘师培晚年遍校子书群籍，于学界大有贡献。刘之学术主张，“终不越乎扬州。其校雠之学，固高邮也。其声音之学，则本之黄春谷”。“以是之故，与太炎论韵亦參差。”(77)
刘师颖为刘师培之从弟，参与全书的编纂过程。其《序》称：“惟《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二种，其全稿为黄君季刚假借以去。黄君去岁物故，迄于不可访求。”(78)刘师颖希望社会关注未收入《遗书》的刘师培著述，使其有原璧归赵的可能。
郑裕孚《后序》，放在全书的最末。《后序》叙南桂馨与刘师培的个人交往情谊，《遗书》早期辑稿过程中伦如、刘氏家族的共同努力，及钱玄同介入后，郑、钱之间“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返，必得当而后已”(79)的商榷之功。
郭撰南《序》与郑《后序》，出现三次郑裕孚与钱玄同分别提请需要修改的地方。第一次是1937年4月间的郭撰南《序》稿，未曾语及钱玄同，郑裕孚提出增加关于钱玄同贡献的内容，钱玄同写信给郑裕孚表示感谢。钱玄同4月2日《致郑裕孚》信中写道：“郭公代南公所撰序文中未曾语及鄙人，其实亦无妨碍，乃承见爱，函请郭君加入，甚感厚意。”(80)第二次是郑《跋》也出现未充分评价钱玄同贡献的问题，钱玄同1938年1月21日致信郑裕孚：鉴于此册已经装订，建议“勿庸再改再印”，刊印刘遗文，是自己长期的愿望，张继序、黎锦熙序、南桂馨序、郑裕孚跋中，均已齿及，“实不需再加以溢美之词也。拟请函致郭君，以不改为最佳，免致书身再损”。第三次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郑裕孚的信中，提出郭撰郑《跋》中关于钱玄同与刘师培关系的把握不当，因而出现“拜见”“师生”的字样，钱玄同以为：“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81)因此，“拜见”“服膺”之类的词语需要改正。
四、清末民初学术视野下的刘师培之学
参与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的五年间，是钱玄同在清末民初学术视野下，运用五四新文化立场，审视刘师培、章太炎一代国学研究进步、发明及局限的过程。钱玄同参与指导下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以学与商合作团队的方式，为社会整理贡献了刘师培的主要著述，使清末民初天才学者刘师培的遗书，在获得深度整理后，以脉络清晰、体系完整的方式，留存人间。《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使章士钊所言“遗书散佚，无可收拾”的状况得到改善，同时也是落实后五四时代“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号召的成功实践。钱玄同对同时代的刘师培学术，经历了从钦佩追随到自信超越的情感历程。钱玄同在《遗书》的编纂过程中，在详尽占有、爬梳、消化史料文献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着对刘师培政治作为、学术成败的理解体悟。钱玄同的刘师培研究，构成了近现代学术史上刘师培研究的第一座高峰。在对刘师培著述的整理研究中，运用比较的方法，钱玄同对章太炎、对清末民初的学术进步、发展及局限，也获得了全面的认知。
东京时期，钱玄同是刘师培思想与学术的跟随者。刘师培在《民报》《天义》《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民族革命、社会主义与学术性论文，都深得钱玄同之心。参与编纂《遗书》后，钱玄同主张将刘师培的政与学分理，对于刘师培的政治行为，要特别重视表彰署名刘光汉时期以文字鼓吹革命的行为。在二十年中，钱玄同从保留革命史迹、保存学术进步史料的高度，用政、学分理的办法，从事《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整理。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接近尾声之际，钱玄同通读其他人序跋，感到只有黎锦熙笔意与自己相近：“余人之论左庵学术，皆甚不相近”。钱玄同认为：五四之后的学术，已经超越刘师培、章太炎时代。钱玄同对刘师培的认知，遂进入“自信超越”的阶段。钱玄同1938年3月1日与郑裕孚的最后一封信，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对刘师培学术的评价认知：
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弟虽无似，亦不敢以二十年以前之故步自封，故对于申叔实不愿太谦也。(82)
超越的自信，使钱玄同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与众人之序，截然不同。钱《序》试图在清代学术、清末民初学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描述章、刘一代学术的承上启下、进步局限与退场谢幕。钱玄同的宏大学术叙事，裹挟着后五四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宏大学术叙事是逐步酝酿而成的。
钱玄同在师大讲授清代思想史学术史课程，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历史转捩点的重要学术思潮，了然于心。其接受《遗书》编纂事务后，因对刘师培学术做评判、下断语的需要，重新思考了许多晚明以来学术史进步发展的若干问题。其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感悟晚明以来的王学、史学、考订学、今文学，在学问与政治两个方面，皆得到“不守旧而革新”(83)的好结果。王学重内心诠订，史学重古今变迁，考据学求治学求真，今文经学推动政治进步。1934年5月7日，谭丕模约钱玄同谈“五四”时之新思想代表人物：“彼拟举陈、胡、钱、吴(虞)四人，然吴乌足以当之?他问我几点，姑随问答之，此君本做不好也。”(84)钱玄同之所以“姑随问答之”，是他认为：吴虞不堪充当五四新思想代表人物，谭也做不好寻找五四新思想代表人物的大事。这种对学术转捩点代表人物的寻找，钱玄同正好借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的方式，亲力亲为地实现了。
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所引领的学术革新的意义，在反复对比中才能窥知。1937年3月10日的《钱玄同日记》记录了钱与黎锦熙之间的谈话：
我与劭言，我以为十六世纪初年，至廿世纪之初(实民国之初)，此四百余年为中国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始于王阳明龙场一悟(一五○八)，终于《新青年》出版之年(一九一五)。对于宋儒(程、朱)以来，不近人情之举改革，阳明、卓吾、梨州、习斋、圃亭、东原、理初、定庵诸人是也。对于学术之革新，如焦竑以来之实学是也。而最近五十余年中之前二十年开灿烂之花。(85)
从晚明王阳明谈起的学术变迁，是为了说明清代学术的根柢与起源；由晚明而起的宗教改革、学术改革，在《新青年》出版前二十年间，生成了晚清思想与学术的灿烂时代。这个时代的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与学术之花，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与黎锦熙的谈话，仅仅划分了时代。接下来钱玄同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将清末民初学术革新的进路，标识以人物。从康有为著《礼运记》至《新青年》出版(1884—1915)，此间的思想学术界人物，钱玄同拈出11人，古史与文字有甚深研究者，拈出4人，组成钱玄同版的晚清思想与学术的点将录。所拈出的思想学术界人物分别是：康有为、黄遵宪、宋平、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孙诒让、刘光汉、夏曾佑、蔡元培。所拈出的对古史与文字有甚深研究者，分别是廖平、皮锡瑞、崔适、王国维。(86)而庚子后数年间，章太炎、刘光汉及《国粹学报》邓、黄诸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喜言国魂、国光、国粹，虽不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顾实为民族、民权的二民主义，是当时新思想的代表者。(87)
上述思想的碎片，渐渐拼接组合完整，终于成就了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序》高屋建瓴，将五十余年中国学术思想的革新分为两个时期：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年)。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年)。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88)
中国学术思想革新时代的第一个时期已经完成，第二个时期正在进行。刘师培属于第一时期，故本序所论，集中于第一时期，钱《序》称之为“黎明运动”：
第一期之开始，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踞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89)
钱《序》中的十二人名单，与《钱玄同日记》中的十五人名单相较，增加了严复一人，减去了黄遵宪、唐才常、廖平、皮锡瑞四人。
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90)
刘师培是中国学术革新黎明运动中的学术少年。康有为作《礼运注》之年，刘师培出生；章太炎苏报案下狱之年，刘师培以刘光汉之名作《攘书》。刘师培著述时间持续十七年，其以1908年入端方幕府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03年—1908年，凡6年为前期；1909年—1919年，凡11年为后期。“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接下来，钱《序》分论刘师培政治思想、古今学术思想、及治音韵训诂之学、经学、校释群书的成就。对1908年前以刘光汉署名的文字，钱玄同均表赞成。以为后期军政复古之说，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自庚子(一九〇〇)以后，爱国志士愤清廷之辱国，汉族之无权，而南明巨儒黄梨洲先生抵排君主之论，王船山先生攘斥异族之文，蕴埋已二百余年者，至是复活，爱国志士读之，大受刺激，故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潮。刘君于癸卯年(一九〇三)至上海，适值此思潮澎湃汹涌之时。刘君亦即加入此运动，于是续黄氏《明夷待访录》而作《中国民约精义》，续王氏《黄书》而作《攘书》。甲辰(一九〇四)与蔡孑民、林少泉(獬)诸君撰《警钟日报》，乙巳(一九〇五)与邓秋枚、黄晦闻诸君撰《国粹学报》，虽论古之作，亦频频及此二义。丁未熹鲍敬言先生之说，主张废绝人治，与前此不同。此皆刘君前期之政治思想也。后期环境改变，倡君政复古之说，则与前期绝异也。
刘师培对古今学术变化的描述，尤其对两汉、清代学术的概括，最见学力：
刘君论古今学术思想之文，皆前期所作。(后期之初，自刻《左盫集》中间有论及者，皆系删剟前期之文所成，而不逮原文之精详，……)，专著有《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攘书》《中国民约精义》诸书，……《左盦外集》卷八及卷九，皆论学术思想之文；卷十七之《近儒学案序目》《颜氏学案序》三篇，《东原学案序》，亦为论学术思想者；卷十八自《王艮传》至《戴朢传》十六篇，亦多与学术思想有关。刘君对于学术思想，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其推崇王阳明、王心斋及泰州学派诸杰，李卓吾、颜习斋及李恕谷、戴东原、章实斋、崔东壁、龚定庵、戴子高诸先生之学，尤为卓识。(91)
在钱玄同看来，刘师培于音韵训诂之学，最能观其会通。其前期研究小学，揭橥三义：一、以字音求字义；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用古语明今言。此三义，皆极精卓。其关于应用者，刘师培以为宜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凡此致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师培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至后期，即民国纪元后，刘师培主张则多与前期相反，亦揭三义：一，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畔；二，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求本字；三，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说，则前期之末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时已表示反对，卷十七《中国文字问题序》中又申言之。
刘师培于经学，虽尊信古文之《左氏》，却并不屏斥今文之《公羊》，时有兼采。至于刘师培非难今文家之文，是因为他反对今文家目古文经为伪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说。
盖刘君前期解经，憙实事求是，憙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以自限。逮及后期，竺信汉儒经说甚坚。
刘君校释群书之著作，前后两期皆有之，而后期占大多数。两期所用之方法全同，皆赓续卢抱经先生之《群书拾补》、王石臞先生之《读书杂志》、俞曲园先生之《诸子平议》、孙籀先生之《札迻》，匡旧训之违失，正传写之舛讹，覃思精研，期得至当。故书雅记之疑滞，得刘君之校释，发正益多矣。(92)
钱玄同熟悉清末民初学术，熟悉刘师培学术著述，所以才能如此要言不烦，深中肯綮。接下来，钱玄同用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观点，论述与刘师培的同异：
辛丑(一九○一)，读庄方耕、孔撝约、刘申受诸先生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宫厨。故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93)
此后钱玄同读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著作，略知国学梗概，到日本后“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
最佩服其论小学诸篇，认为前期所揭三义，今后治小学者皆宜奉为埻臬；其关于应用方面各项主张，今后推行国语者皆宜一一促其实现。其校释群书诸作，皆宜依卢、王、俞、孙以来之律令，古书与后学胥受其益，非夫横通之校勘所能并论。(94)
钱玄同赞同刘师培观点者在小学、在语言应用、在校释群书，部分同意的，在学术史叙事。不同意其观点者，主要在其“经说”：
余自辛丑(一九○一)，读刘申受先生之《左氏春秋考证》及《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后，即尊《公羊》而黜《左氏》，信今文而疑古文。辛亥(一九一一)，居故乡吴兴，谒先师崔公，得读其伟著《史记探源》，系续康君之《新学伪经考》者。康书在彼时屡遭清廷焚毁，余前此未之见，因假崔公藏本读之。自读康、崔两先生之书，认为所论精确不易，乃昭然若发矇，知所谓《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者，乃刘子骏氏取《左丘氏国语》所改作，易国别为编年，并窜入书法、凡例，以冒充《春秋》之传。《周礼》亦刘氏伪造之书(或战国时人所著，而经刘氏所改作，冒充周公所制之礼)。不但此也，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登因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始读康君之《孔子改制考》，对于诸子(包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亦深信不疑。民国□年(一九一□)以后，读郑渔仲之《诗辨妄》(辑本)、朱晦庵之《诗集传》、王鲁斋之《诗疑》、姚立方之《诗经通论》、崔东壁之《读风偶识》、方鸿濛之《诗经原始》，啖叔佐、赵伯循、刘原甫、胡康侯、陈君举诸家论《春秋》之书，及朱晦庵、叶水心、姚立方、崔东壁诸人论群经之文，乃知唐、宋以来不用汉儒旧说，而自创新义者，其见解胜于汉儒者甚多。故余对于刘君论经之文，如《中古文考》《中庸说》《中庸问答》《春秋原名》《汉代古文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及《国学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经学教科书》中斥宋、元、明儒者，皆不谓然。(95)
钱玄同与刘师培持论最为不同的是唐、宋以来不用汉儒旧说，而自创新义者，其见解胜于汉儒者甚多。持这种观点读刘师培经说诸文，则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钱《序》实为一篇没有完成尚在修改中的“初稿”。其儿子钱秉雄作《附记》说明道：
先父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写序，初稿成于民国廿六年三月卅一日。稿中有数处，原拟修正补充后付印；但年来因血压高，精神衰惫，不克久坐用脑，虽于去年十二月间曾经一度续写，仍未告竣。不幸今年一月十七日突患脑溢血症逝世，此稿原阙处竟未及补，……(96)
刘师培的思想学术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邃密旧学，深沉新知的时代。此《序》既要解读评价中国学术黎明时代第一期代表性人物刘师培学术的进步、贡献，又要显现后五四时代第二期代表性学者对第一期学者的批判、超越。因为重要，所以慎重。
钱《序》写作过程中努力实现两个写作目标：
一，使用白话写。对后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学者而言，白话表达，论人与事更精准、更具表现力，更具逻辑力量。在黎锦熙《序》用白话后，钱《序》也考虑首选白话：“今此序文，或将以白话作之。惟亦未定。如精神稍好，欲其达意精切，则用白话作之；如精神不佳，只可说得含糊点，则仍用文言，可较省力也。”(97)使用白话，以求表情达意更精切、更有时代感，是学术现代化的重要要素，也显示第二代学者五四之后的学术进步。不用白话，“中国学术思想革新时代”“黎明运动”之类词语如何运用于《序》中?
二，论左庵学术，大胆表达批判性观点。在刊刻刘师培遗书过程中，钱玄同感到“余人之论左庵学术，皆甚不相近”，又以为：“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98)谈刘师培的学术贡献与进步重要，谈刘思想学术守旧处也重要，用后五四时代的批判性思维，整理中国学术革新第一时期学术成就，创造中国学术革新第二期学术文明，更加重要。
钱玄同所讲的“读书渐多”的底气来自五四。钱玄同以《新青年》创刊、《新青年》移至北京作为中国学术思想革新时代第一期、第二期的分界线，说明参与《新青年》编辑，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学术生命中转折点意义。1919年1月1日的《钱玄同日记》，记录自己“此时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二十世纪共和时代”。(99)钱玄同1922年读《太炎最近文录》，感到民国元年时代，章师对于政治的意见，其中多悖于进化潮流之论，其政论不免有笃旧之感。(100)后五四时代，钱玄同把很大的学术精力集中于审定国音字汇、创编白话国语教科书、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等汉字改革、国语统一的事情。这本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之文学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黄侃等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有悖文字学、音韵学根本。1935年10月，黄侃去世，钱玄同甚为伤感。其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季刚相识在戊申之岁(查旧日记)，自来因性情不相投合，论学亦多不相合，故多暌，然民四、五间，论古今纽韵，得益甚多。平心而论，余杭门下才士太少，季刚与逖先，实为最表表者。”(101)在黄侃、章太炎相继去世后，钱玄同对自己所选定的学术目标，坚定不移：
我兼济事业在“语言文字”，而独善事业亦即在此。盖抽绎语言文字之变迁历史，及考古音、古字、古义之真相，是我所以自娱也；用以斟酌取舍，使适用于今世，是我所以兼善天下也，我能兼济之事惟此而已。(102)
钱玄同的将古音、古字、古义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于汉字改革、国语统一的社会事业，是后五四时代的国语革命的基本方向。此事功莫大焉，不可简单以师法、家法规范之。
1939年3月底，耗资10万余元、历时6年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在钱玄同去世、南桂馨被侵略军相逼的背景下，匆忙告结束。刘师培著述有了比较完整的收集，对作者著述保存、对国学传播、对社会阅读，都是一件大好之事。
在个人文集编纂方面，钱玄同远没有刘师培这样好的命运。钱玄同去世后，遗书、文稿留存鲁迅博物馆，一直没有得到整理。1999年，鲁迅博物馆刘思源等工作人员着手编纂《钱玄同文集》，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刘思源在《编辑的说明》中告知，“与其他五四大家相比，钱玄同似乎显得格外的文命不佳”，(103)即其文集迟迟没有整理出版。钱玄同1928年与周作人谈过编文集的事，试图用历史的方法，时代的精神来编辑文集，但可惜的是钱玄同并没有真正着手去做。以后，他又多次与黎锦熙、魏建功谈过编文集的想法，行年四十四，集名就叫《四四自思集》，以后十年编一集，分别为《五五吾悟集》《六六碌碌集》《七七威威集》。但自编文集的想法一直没有认真实施。钱玄同用生命最后的五年时间，为刘师培编集，却没有为自己编集，遂演绎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注释：
①章士钊：《孤桐杂记》，《章士钊全集》第6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②陈春生：《南桂馨年谱》，山西：政协宁武县委员会，2022年，第582页。
③④(23)黎锦熙：《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67页；第74页；第67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99)(10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第41页；第106页；第108页；第129页；第134页；第177页；第195页；第204页；第208页；第234—235页；第288页；第291页；第318页；第313页；第337页；第384页。
(2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中，第876页。
(21)周作人：《周作人日记》第4卷，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236页。
(22)(24)(25)(27)(34)(42)(43)(49)(56)(101)(102)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下，第987页；第990页；第990页；第996—997页；第1007页；第1310页；第1365页；第1116页；第1212页；第1144页；第1290页。
(26)(79)郑裕孚：《刘申叔先生遗书后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5册，第6965页；第6965页。
(28)(29)(30)(31)(32)(39)(40)钱玄同：《致郑裕孚四》，《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4页。
(3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下，第997页。“如次：”原文中标有注释“原缺”。
(35)(36)钱玄同：《左庵外集目录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0册，第4011页；第4015页。
(37)洪业：《清末革命史料新发现》，《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第十一版。
(38)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黄季刚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19页。
(41)钱玄同：《左庵诗录后记》，《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2册，第5531页。
(44)(45)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1页；第11页。
(46)钱玄同：《致郑裕孚二六》，《钱玄同文集》卷6，第229页。
(47)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增订本，扬州：广陵书社，2022年，第750—751页。
(48)陈钟凡：《刘先生行述》，《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32—35页。
(50)(51)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39页；第40页。
(52)钱玄同：《致郑裕孚四》，《钱玄同文集》卷6，第194页。
(53)(58)钱玄同：《致郑裕孚一八》，《钱玄同文集》卷6，第218页；第218页。
(54)钱玄同：《致郑裕孚二二》，《钱玄同文集》卷6，第223页。
(55)钱玄同：《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卷6，第277页。
(57)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42页。
(59)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2页。
(60)钱玄同：《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之文十首按语》，《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44—45页。
(61)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一》，《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45页。
(62)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二》，《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46—48页。
(63)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三》，《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49—50页。
(64)章太炎：《与刘光汉书四》，《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50—51页。
(65)章太炎：《说林下一则》，《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52页。
(66)刘师培：《新方言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2册，第5209页。
(67)章太炎：《与孙仲容书》，《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56页。
(68)(69)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七》，《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57页；第57页。
(70)最近者：《刘申叔与章太炎书》，北京：《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4日87号—6月6日89号。
(71)张继：《序二》，《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62—63页。
(72)(73)汪东：《序三》，《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64页；第65页。
(74)(80)钱玄同：《致郑裕孚六三》，《钱玄同文集》卷6，第291页；第291页。
(75)(76)(77)南桂馨：《序六》，《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77—78页；第78—79页；第79—80页。
(78)刘师颖：《仪征刘申叔遗书后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5册，第6964页。
(81)钱玄同：《致郑裕孚六五》，《钱玄同文集》卷6，第296页；《致郑裕孚六九》，《钱玄同文集》卷6，第299页。
(82)钱玄同：《致郑裕孚六九》，《钱玄同文集》卷6，第300页。
(83)(84)(85)(86)(87)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下，第990页；第1009页；第1251页；第1251—1252页；第1259页。
(88)(89)(90)(91)(92)(93)(94)(95)(96)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册，第68页；第68页；第69页；第70页；第73—74页；第74页；第74—75页；第75—76页；第76页。
(97)钱玄同：《致郑裕孚六七》，《钱玄同文集》卷6，第298页。
(98)钱玄同：《致郑裕孚六九》，《钱玄同文集》卷6，第299页。
(10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卷1，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