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阳银银，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
项目：本文系2024年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启动专项“列宁文化安全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研究”（JZ2024HGQA013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研究”（JS2025ZSPY0062）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中表现出的马赫主义、独立主义、虚无主义和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予以严厉抨击和深刻批判，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组织领导权以及对待文化遗产的辩证态度，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归宿和动力源泉。这不仅对苏联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更对我们当下甄别批判各类错误文化观、把握文化建设正确方向与道路，进而推动文化治理和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 无产阶级文化派 文化建设 唯心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自主的战略高度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提出“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这一重要论断。如何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回溯历史，“无产阶级文化派”作为文化虚无主义的代表性思潮，曾引起列宁的高度警惕与深刻批判，集中表现在：批判其坚持马赫主义这一唯心主义认识论立场，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引领；批判其妄图脱离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独立主义倾向，明确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批判其抛弃以往一切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阐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应秉持辩证扬弃、批判继承的原则；批判其试图以实验室方式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强调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实践、依靠人民。重温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批判“马赫主义”的迷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马赫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欧洲自然科学发展而兴起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等人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要素”，并将要素等同于“感觉的复合”，否认物质对意识的独立性，主张物质概念超出经验范围，试图以“要素”混淆物质与意识的界限，系统攻击和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认识论。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引，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核心领导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原是布尔什维克重要成员，后受马赫主义影响，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构建所谓“纯无产阶级文化”，遭到列宁的拒斥。早在1904年，波格丹诺夫在其哲学著作《经验一元论》中就提出物理经验的要素和心理经验的要素具有同一性，并宣称理查德·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一开始就有实在论的色彩”。列宁对此观点表示异议，并于1908年2月致信高尔基，提到“他的著作使我更不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此时的列宁已经觉察到波格丹诺夫正在从自发的唯物主义转向马赫主义。1906年，波格丹诺夫进一步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同，宣称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要素的同一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使列宁更加确信波格丹诺夫已经完全倒向马赫主义，并斥责其“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波格丹诺夫对列宁的批评不以为然，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不仅将客观物理现象看作“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是个人感觉经验的总和，而且将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粉饰为“无产阶级文化”输送给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种种责难，在马赫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除波格丹诺夫之外，俄国马赫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扎罗夫、阿那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雅科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曼、帕维尔·索洛莫诺维奇·尤什凯维奇和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苏沃诺夫等均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名，用马赫主义观点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从“纯粹经验”“心理经验”出发认识客观世界，注定了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陷入唯心主义的迷误。在《宗教、艺术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波格丹诺夫把艺术作品称为“艺术的意念”，认为艺术是有机组织起来的、人们生活和经验的总和，以阶级、社会集团立场分歧为依据，否定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基里洛夫甚至在其作品《我们》中极力反对继承传统的艺术遗产，号召“把拉斐尔烧成灰、把博物馆统统捣毁”。瓦列里安·费奥多罗维奇·普列特涅夫认为，开设无产阶级讲习所是无产阶级进行文化创作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仅凭无产阶级的个人意志和纯粹经验就能研究和制造出来，以此否认社会实践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可见，“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把个人感觉经验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割裂无产阶级文化与一切文化遗产之间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严重违背文化发展规律，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
对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彻底揭露了马赫主义的反动实质，有力回击了波格丹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与攻击。列宁在梳理近代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与伊曼努尔·康德、乔治·贝克莱等人的世界观分歧后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惯于玩弄字眼，以一些近似中立、客观的术语冒充唯物主义，为其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譬如，马赫主义用“要素”“物理”“心理”等术语代替传统的“物质”“意识”“精神”等概念，宣称物质世界可分解为超脱物理和心理世界的“中性的要素”，但这些“新”字眼“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讲些无聊的空话，装腔作势而已”，本质是纯粹主观主义、贝克莱主义的延伸和翻版，根本目的是混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这种迷惑性的话语，容易干扰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的认知和判断，为此列宁指出，“必须消除概念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必须对马赫主义哲学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随后，列宁在给姐姐安娜·伊利尼奇娜·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再次强调，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不诚实的、卑怯的敌人”，鉴于他们借用“无产阶级文化”之名向民众灌输主观唯心主义，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给工人运动的顺利开展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带来严重危害，对他们的斥责与斗争绝不能缓和。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等人哲学立场的同时，提出并阐明哲学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回答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以什么思想为指导”的问题，强调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才能获得正确的思想指引，才不会迷失方向。波格丹诺夫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党性，解决问题时难免因先入之见失之偏颇。因此，他们极力推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原则，主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无关紧要，致力于构建超乎二者之上的哲学。他们以“物理”“心理”代替“自然界”和“精神”，借新鲜术语、烦琐辞令掩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两大阵营的根本对立，打着“无党性”“中立”的幌子偷运唯心主义观点。对此，列宁将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称为“可鄙的中间党派”，并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哲学，都是有党性的科学，必然维护特定阶级与阶层的利益——“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便是回击反动势力、反动学说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修正和诋毁，引导人们认清各类冒牌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最终在正确革命理论引领下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
二、批判“独立主义”的虚妄，粉碎文化脱离党的领导的幻想
十月革命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政治立场上保持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独立性，这一立场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因为这种独立性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联合，也有助于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扰。然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此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却仍执着于协会的独立性，宣称协会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组织，与分管政治、经济的党和职工会三权分立，试图以此摆脱苏维埃政权和俄共的领导，谋求文化独立和协会的“完全自治”。波格丹诺夫甚至宣称，布尔什维克党只是“士兵党”，其作用仅局限于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在文化建设方面则是“不中用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这种在政治和组织上脱离党和国家的独立主义倾向极具危险性，它拒绝党和苏维埃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实际上意味着要将文学艺术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小资产阶级。
除波格丹诺夫外，协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同样执着于追求独立地位与自治权利。1918年夏，党和苏维埃政府正面临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的双重困境，时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主席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却在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中公然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充分发挥独立性，不受任何政府颁布的法令影响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阶级意识鲜明的文化，与以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体所体现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精神文化格格不入，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开展独立的文化创作。但事实上，无产阶级文化的属性并不取决于其创作者的无产者出身，不少无产者头脑中浸透着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思想意识，也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的立场上摇摆不定。因此，将无产阶级从其他社会阶级中割裂出来，将文化从党的领导中剥离出来，难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妄想。1920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委托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纠正“无产阶级文化派”试图在政治和组织上独立于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错误倾向，明确协会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隶属关系。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却违反与列宁的约定，在大会发言中肯定了协会的特殊地位和绝对自主权，支持协会工作不受党和国家的监督，否定了党对文化发展的领导作用。
毋庸置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错误，在实践中也会给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极大危害。该派别虽然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却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形式主义、颓废主义等腐朽没落、蜕化变质的内容灌输给无产阶级，在文学艺术领域为资产阶级培养俘虏。列宁无法任由其错误言论混淆思想、扰乱人心，对其展开深刻批判与纠正。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列宁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提出“完全独立”“绝对自治”的特殊要求，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及其在文化教育组织中的定位。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一科学理论才能转化为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而且，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并非如协会领导人所言“完全平行”，而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整体。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领导政治和经济工作，同样肩负着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职责。他在强调无产阶级不能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的同时，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灌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作为“思想领导者”的地位。与此同时，列宁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双重领导角色，既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战胜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领导力量，也是在精神领域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党既要夺取并掌握政治领导权，也要牢牢占据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高地，掌握文化领导权。
1920年10月，列宁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组成部分，甚至以“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这一公式，清晰界定了协会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及时纠正了协会企图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列宁的批判得到了其妻子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共鸣，她在《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目标完全一致，都是同资产阶级文化作斗争，促进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发展，二者并非对抗和互斥的关系，而是“同一项工作的两部分”。因此，作为司级机构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组织上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工作上“应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令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
最终，列宁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文化事业并引导其发展的原则，在俄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中讨论通过。这一决策，从思想和组织上粉碎了协会少数领导人的独立企图，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和领导核心，为苏维埃文学艺术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批判“虚无主义”的谬误，抵制割断历史文化血脉的倾向
如何对待人类过往的思想成就与文化遗产，是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的又一焦点。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文化置于唯物史观语境中考察，认为任何新的文化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人们创造历史与文化的活动始终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却以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理论为依据，将过去的一切文化视为当时统治阶级“经验”的反映，认为这种经验因阶级立场不同各有差异，进而断言文化的阶级性使无产阶级文化与旧文化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二者毫无共通之处。
基于这一立场，“无产阶级文化派”以虚无主义态度拒斥以往的一切文化遗产，妄图“从零开始”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们将资产阶级时代所创造的文化等同于资产阶级文化，斥之为“旧的无用的废物”，认为其对无产阶级文化发展毫无裨益，反而会毒害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例如，列别杰夫-波梁斯基盲目乐观地宣称，在诗歌与文学领域，无产阶级已具备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包括资产阶级文化）的能力。帕维尔·卡尔波维奇·别萨利科则直截了当地否认新旧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普列特涅夫在纲领性文章《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指出，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已被无产阶级推翻，但其“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且还在作怪”。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发展本阶级的文化，以抵御资产阶级腐朽且强大的意识形态的侵蚀。波格丹诺夫在《科学和无产阶级》开篇直言，科学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科学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其阶级背景和掌握的经验材料主导建构而成，因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科学由于其脱离体力劳动和群众实践，且议论烦琐和形式枯燥，难以被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即使少数工人代表克服了这种理解障碍，也会因沾染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带有行会狭隘性的精神贵族。他的心灵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烙印”，无法推动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基于上述认知，“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在精神上同过去决裂”，甚至提出“过去即毒药”“旧皮囊不能装新酒”等极端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内部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部分成员也曾提及汲取过去文化的精华，如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借口资产阶级性质而扔掉过去的科学和艺术是荒谬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新”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吸纳过往一切文化成就。波格丹诺夫也在《论艺术遗产》中把“取得遗产”、掌握过去时代的文化精华列为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的两大任务之一（另一任务是进行独立创作）。但他们为文化继承假定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独立的世界观、思考方式以及贯通一切的观点，否则“不是无产者掌握作为自己的遗产的过去文化，而是过去的文化掌握无产者”。换言之，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文化占据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前提下，才能吸收借鉴以往时代的文化遗产。但实际上，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并非先后割裂的两个过程，而是可以同步推进的关系。正是在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能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文化派”虽然在具体观点上略有差异，但本质上都将无产阶级文化与文化遗产视为割裂对立的存在，深陷否弃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泥沼。
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倾向，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论无产阶级文化》等文章中，严厉谴责其否定人类文化继承性的虚无主义态度，深刻阐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古今一切优秀文化、汲取历史文化养分的现实必要性。1918年春，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人高估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革命形势，提出议会斗争已经过时、反对必要妥协、拒绝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的科学技术和专家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列宁从新型国家和新型文明的高度，既分析了苏维埃政权取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又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他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抽象对立的偏激做法，批判“左派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盲目拒绝人类智慧成果，幻想不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成就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幼稚想法，直言这种想法“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是开展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完成这一任务，仅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将其知识、技术和经验同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才能快速搭建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保障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1919年3月，面对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对苏维埃国民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冲击，列宁进一步强调，“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学习掌握资本主义遗留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才，以推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列宁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一瞬间的灵感迸发，也不是空有情怀的口头号召，而必须以过去社会遗留的材料为“地基”，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积攒的宝贵经验转化为建设新文化大厦的砖瓦材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与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立足，在经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后仍然能够占据真理制高点，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精神引领，核心就在于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1922年5月，列宁中风后身体右侧逐渐瘫痪，难以正常写作和处理政务，但他仍委托当时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撰写《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文，郑重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警示党内成员杜绝文化领域的急躁冒进和虚无主义。该文指出，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粗野、不文明、文盲众多的落后国家，创建无产阶级文化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具体包括：防止头上长虱子、杜绝床上生臭虫、饭前工作后洗手、衣着干净整洁、减少文盲、掌握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文明经营方式以及消除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等。而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进步、民主与社会主义因素，能够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智慧和有益借鉴。“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群众和苏俄实际文化环境，无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否弃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空谈“创制”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无异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四、批判“关门主义”的狭隘，破除文化脱离实践和人民的倾向
在文化创作方式与依靠力量的问题上，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根本分歧。列宁始终坚守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体，是文化建设的依靠力量，科学、文化和艺术皆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却秉持“救世主”的姿态，宣称无产阶级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唯一依靠力量，主张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营造独立创作的环境，隔绝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等其他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他们不仅敌视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甚至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拒之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门之外，从艺术培训班和文化协会的管理部门中开除农民、小市民及知识分子出身者，主张在试验室、讲习所等封闭环境中创立纯无产阶级文化，拒绝掺杂其他阶级“杂质”。显然，这种脱离人民群众、脱离鲜活实际生活，仅凭主观意志和个人经验进行文化创作的方法和立场，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主客观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与基本精神，也削弱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文化在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失去生命力。
对此，列宁从两个方面展开批判。一方面，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创作上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的弊端，明确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结合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在“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列宁看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无产阶级文化需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联系，以独特的艺术手段歌颂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及全人类解放的革命精神与热情，围绕党和国家的建设任务开展文艺创作。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艺术家们意图脱离实践、脱离群众，把文化研究和创作活动局限在实验室、车间、俱乐部等封闭空间，不仅会因缺乏素材与灵感陷入困境，其作品也会因其抽象枯燥而难以被劳动群众理解和接受。1920年10月，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绝非天外来物，更非自诩为专家的人的主观臆造，“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脱离人民群众真实而鲜活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诗歌多是“星星”“月亮”“太阳”“宇宙”等抽象意象，以及机器、钢铁、厂房、烟囱等工业符号，散文则多以悲情视角塑造工人的可怜形象、空泛赞颂革命，对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主观意识以及他们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言之甚少，表现手法与题材单调重复，缺少新意和感染力。对此，列宁建议波格丹诺夫等人文艺创作应多关注客观现实，与其高谈阔论那些纯理性的、抽象的、毫无生活气息的事物，不如“谈谈资本主义的凶恶强盗们是如何抢走了土地，浪费了所有的石油，所有的钢铁、木材，所有的煤炭”。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需紧扣革命利益和工人阶级利益，扎根生活实际，反映现实中的政治与阶级斗争，而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高度肯定列夫·托尔斯泰、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文学作品，称他们的文学作品对俄国人民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他们的作品以同情的笔触和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俄国农奴制的野蛮、讽刺地主和权贵们的伪善、描述底层人民的苦难、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创作和表达方式既真实反映了社会的政治与阶级斗争，又有效鼓舞了人民群众的解放斗志。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乃至党报党刊，都应遵循这一原则，要用“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进行叙述，紧密联系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俄国经济发展现实，“少谈些政治”，避免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占据太多篇幅，而应该“多谈些经济”，聚焦新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关注并反映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实际需求。他强调，唯有与人民生活、与人民群众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实践紧密联系，无产阶级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文化实践。
另一方面，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将文化建设囿于无产阶级小圈子、脱离革命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狭隘倾向，明确阐明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1922年9月，《真理报》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纲领性文章——《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其作者普列特涅夫宣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农民、资产者以及资产阶级社会遗留的医生、工程师等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列宁当即批注“而造船者的百分数呢？”针对文中依靠无产阶级自己建立新科学、新知识和技术的设想，列宁更是直批“一派胡言”。这足见列宁对协会宗派主义和闭门造车倾向的强烈反对，反对他们将自身独立于其他阶级，无视广大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此外，协会领导人还对无产阶级进行狭隘划分，认为只有与生产过程有直接接触的人，即“产业无产阶级”，才能创作出反映无产阶级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的作品、引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因此，他们的诗歌总是将工人同工厂、机床、起重车等机器绑定，刻意凸显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独特性。
列宁始终认为，在俄国这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争取和联合的对象，与农民群众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重要前提。在文化领域，他反复强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非仅反映某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任务是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需要的文化，而非单一阶级或少数人的文化，“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
除农民群众外，旧知识分子也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敌视的对象。尽管列宁也曾对旧知识分子抱有警惕，认为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可能背叛无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他坚决反对仇恨、抛弃旧知识分子的偏激做法。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遵循列宁指示，制定了党吸收、利用、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政策。列宁明确指出，如果认为“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无产阶级因知识经验和文化素养的缺失，难以胜任重要领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因此，必须争取、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知识、经验和技术，解决国家建设中的诸多难题。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派”放弃旧知识分子的帮助，企图靠工厂和讲习所培养的“专家”建设社会主义，纯属无稽之谈。
五、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不仅揭露了协会领导人企图脱离党和国家、篡夺文化领导权的反动实质，而且正面回应了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不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要不要扎根实践与人民群众等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牵涉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力推动了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对新时代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建设
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文化建设才能破除思想迷障，行稳致远。“无产阶级文化派”受马赫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论影响，脱离党的领导、割断历史文化血脉、背离实践和人民，妄图以培训班、试验室、讲习所为阵地炮制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类错误行径的根源在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回溯历史，列宁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驳斥割裂新旧文化的错误倾向，审慎甄别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并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列宁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看作文化建设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苏俄在文化教育普及、文学艺术发展等文化建设领域取得诸多成就。
立足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以其深邃的理论视野和科学的理论架构，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以及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围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中华文明连续性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课题、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任务以及社会思想文化呈现的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无论是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文化政策的制定，还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产业的繁荣，都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其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
（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一科学理论才能转化为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文化自治”，妄图使文化脱离党的领导，让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沦为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空想。对此，列宁明确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教育、宣传舆论和群团组织等各项文化工作，强调各类教育和文化机构必须“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群众性文化组织，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党的一切报纸、杂志必须严守党性原则，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列宁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与领导核心，回答了文化建设“由谁来领导”的关键问题。得益于这些思想的正确指引，列宁时期的俄共（布）即便面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但始终牢牢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根本上确保苏俄文化事业沿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向推进。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战略命题，深刻阐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多元价值观念并存交织，国内外形势越是复杂多变，我们就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坚决防范思想阵地失守与领导权旁落，切实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和文化安全。
（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文化建设与发展不仅需要正确的思想指引和坚强的政治领导，也需要在历史传承中汲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养分。“无产阶级文化派”无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拒绝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旧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违背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更暴露出其思想深处文化虚无主义的认知偏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的“行”，正在于它能够不断汲取人类最新文明成果以丰富自身，而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进入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借助数字信息技术隐蔽渗透日常生活，干扰民众的文化认知和价值理念，威胁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阻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有效抵制这一错误思潮、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就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文化建设中的问题，确保文化建设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就是要坚决抵制割断历史、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揭示其时代价值，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既不简单复古，也不盲目崇外，在传承历史血脉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统一，既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又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新发展，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
（四）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扎根实践、服务人民，这是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和价值归宿。“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了追求无产阶级文化的“纯粹性”，盲目将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外，既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斗争实际，又抹杀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体及依靠力量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此，列宁明确指出文学艺术属于人民，其创作必须扎根群众生活，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仍存在关门主义和精英化倾向，部分影视作品沉溺于自我封闭的创作模式，热衷呈现“霸道总裁”“重生归来”“玄幻修仙”等脱离现实的重复剧情，既缺乏时代感与现实意义，也忽视了文化应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部分文学创作过度追求艺术的专业性和高雅性，迎合少数精英审美，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严重背离“群众导向”的文化工作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破除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和精英化倾向，既要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直面人民现实生活，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与诉求关切；也要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使文化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理应成为文化发展的受益者、共享者。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文化发展成果的根本标准。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创作，还是文化活动的开展，都要向下扎根，回归“人”本身，用有温度、有内涵、有品质的作品回应人民期待。同时，推进文化发展更加平衡充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精准下沉，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多角度、全方位地推进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文化惠民、文化悦民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文化共享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