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要命题。在理论意蕴上，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发展方向主导权、文化工作管理权与文化话语权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思想引领、价值感召、制度支撑的完整体系。在逻辑向度上，党的文化领导权植根于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深层互构，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和实践伟力。新征程上，要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主体性  文化强国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要内涵加以提出。这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系统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构成、逻辑定位、实践进路，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学理蕴含

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层次丰富、逻辑严密的学理意涵。习近平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 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文化工作管理权与文化话语权的有机统一。

（一）思想引领与价值感召构成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本质规定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要之义在于牢牢掌握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在逻辑上必然首先体现为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即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壮大主流价值，探索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不仅规定着社会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道路，回答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更在思想上持续回应“我们是谁、向何处去”这一关乎民族命运的深层追问，确保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掌握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蕴含思想引领和价值感召两个方面。以彻底的、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党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的思想意蕴，正在于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力量切实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同和自觉行动，进而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夯实不可撼动的思想理论基石。

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的全面落实，仰赖核心价值观的强大感召力。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4] 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的落实，要求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之上确立理想信念，将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共识，为文化发展标定明确的价值指向。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二）制度建设与阵地管理筑牢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坚实支撑

掌握文化发展方向引领权，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最根本的要求。但先进的思想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只有通过科学严密的制度设计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普遍遵循。党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权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然延伸为对文化工作的管理权。思想引领与价值感召的内在要求，也必然要落实为文化建设中的刚性制度规范和具体实践形态。文化工作管理权的行使，集中展开于制度与阵地两个维度：建立健全以根本制度为依托、科学系统的文化体制机制，回答“依据什么管”的规范性问题；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对文化领导权实现场域的有效掌控，回答“在何处管、如何管”的实践性问题。

掌握文化工作管理权，支柱在于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构成了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制度载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确立这一根本制度，标志着党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不仅是政治理念和工作原则，更正式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同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并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着眼于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也为党的文化工作管理权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动能。

根本制度的作用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效能，最终都需要落地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主动建设与科学管理。任何思想文化要发挥社会影响、实现社会功能，都必须依托一定的承载主体和传播空间。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正是思想交锋的前沿地带、价值引领的关键场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空间，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掌握了这些阵地，就意味着掌握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导权。因此，有效行使文化工作管理权，就是依循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在思想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舆论阵地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文化阵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三）话语构建与共识凝聚展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功能

话语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精神气质。话语权不仅是讲述的权力，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主导话语生产与传播的能力，具体而言即通过建设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发展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来实现宣介主张、阐释思想、传播文化、塑造形象、引领价值观、凝聚共识等目的的能力。习近平反复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5] 谁掌握了道路的定义权、精神的阐释权、形象的塑造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占据主导、赢得人心。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不仅需要方向引领以定其纲、工作管理以践其实，还必然要求以话语的形式将党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表达出来、传播开去，这正是文化话语权的功能所在。

话语权的掌握，遵循着从“讲得出”到“传得开”再到“赢得认同”的内在逻辑。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6] 这一论述为增强文化话语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到“讲得出”是掌握话语权的前提性环节，关键在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确保中国思想、中国主张能够获得自主的完整表达。确保“传得开”是话语权从建构走向实现的中间环节，要点在于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把握传播规律、丰富传播手段、提升传播能力，将理论话语转化为具有强大传播、宣介效能的叙事。“赢得认同”则是掌握话语权的最终落脚点。提升话语权不是封闭循环的自我确证，其效力必须经受受众的检验，归根到底要看话语是否引起了共鸣、是否凝聚了共识、是否增进了理解和支持。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7]，是掌握文化话语权至关重要的方面。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基于“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8] 等多种能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以及由此掌握的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能否掌握国际话语权，影响着世界怎么看待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能否在国际舆论斗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逻辑向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统一，规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属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深层互构，奠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文明底蕴与历史根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则集中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实践伟力。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统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逻辑起点。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在历史层面，“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9]，始终自觉担当文化使命，通过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赢得创造历史的主动权。就制度结构而论，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0]，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党的领导的制度地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这一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延伸和具体安排。在现实层面，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确保在“为什么人”的价值立场上不偏不倚、在“举什么旗”的政治方向上定力如磐，关键在于植根党的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思想引领、精神凝聚和价值感召，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习近平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11]思想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过程，牢牢把握文化发展方向引导权、文化工作管理权和文化话语权的过程，就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过程，就是不断筑牢人民群众对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与情感认同的过程，就是在思想上、精神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过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12] 这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党的领导不仅要在制度、组织层面全覆盖，也要在思想、精神、文化层面深扎根。党在团结带领人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中，推动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高度。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深层互构

习近平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3]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相互构塑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党作为确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为文化发展锚定正确方向，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确保文化繁荣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另一方面，日益巩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着深厚的文明滋养与历史韧性，使新时代文化建设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赋予民族复兴伟业以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宽广的文明维度。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依托，为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奠定了政治前提。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14]。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本质上就是党引领中华民族在思潮激荡中捍卫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程。党以“两个结合”为最大法宝，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从根本上维系文明品格的自主性、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文化发展的创新性、文明系统的整体性以及文明互鉴的开放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与坚实的认同根基。习近平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5]。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自立、自信自强、自主自新，是深植于文明肌体中的内生力量。这种源于历史积淀与文明包容性的文化自我意识，从根本上回应了一个民族关乎历史源流、现实坐标与未来走向的核心追问。文化主体性越牢固，民族的认同根基就越深厚，党的文化领导权就越稳固有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越能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历史劲头。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和实践伟力

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和时代升华。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6] 党领导建设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革命文化领导权斗争中赢得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立足新的时代方位，系统谋划并科学回答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命题，并明确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何以必然、以何而立、何以实现，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的系统阐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习近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哲学思考，发展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赋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置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位置并统领整个文化思想体系，在体用贯通的逻辑上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论断环环相扣，构成了系统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有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理论落实为制度安排，推动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制度化巩固、机制化运行，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得到确立和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的机制更加成熟，全媒体传播体系日益完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就是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掌握国家发展主动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些成果彰显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引领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坚强政治担当，有力推动了文化强国建设，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文化支撑。

三、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17]，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保证，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定向领航，推动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落地落实；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筑牢制度根基，释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主动适应信息化变革，遵循文化建设和文化领域治理规律，提升治理能力，从而确保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文化领域的治理效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厚植文化根基。

（一）以思想理论与使命任务为引领，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有赖于新征程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党领导人民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地、实践地确立的。其确立和巩固，离不开理论创新所提供的思想指导，也离不开实践创造所夯实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科学指引，紧扣党的战略任务，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使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在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中交融互济。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始终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随着新征程上文化建设实践的纵深拓展，面对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时代课题，必须始终坚持以持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回应新征程上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所面临的新任务、新目标，用好、用实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建立在高度的理论自觉之上。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确保党的中心任务在文化领域落实为具有统领性的建设目标与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中心任务为文化建设标定了历史方位，也规定了其总体目标与战略安排。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8] 的思想认识，将文化发展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大蓝图中认识把握，将文化建设置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谋划安排。坚定不移地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19] 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主动适应并有力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根基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长远之策与必然要求。习近平强调：“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20]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需要宏观层面的方向规定、目标指引，又离不开坚实有效的体制机制支撑。文化体制确立了筑牢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架构，文化机制则构成了其持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运行框架与实践轨道。面向新征程，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了内在而紧迫的要求。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守正是前提，重在坚守改革的正确导向。文化具备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兼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决定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复杂性。改革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和不可动摇的底线，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确保“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21]。创新是动力，重在推动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与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需求相适应。这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正在进行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2] 所提供的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3]，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制度动能。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以系统观念统筹全局，锚定主要任务和关键领域，通过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重大举措，引领改革措施有机衔接、改革成果整体涌现。首先，扎实推进事关根本方向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党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从规划设计、统筹协调、任务分工、督促落实的全链条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文化领域治理的全过程。其次，“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4]，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再次，迎接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挑战，着力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最后，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5] 的战略高度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远影响，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三）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领域治理规律，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大数据、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改变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正引发文化领域的全域变革。随着创作主体日益多元，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日益多样，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风险更具隐蔽性、渗透性、尖锐性。文化领导权所面临的阵地，也随之延展至无形的数据流、算法模型及虚拟空间。面对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的新特点，习近平要求：“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26]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党在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必须准确把握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领域治理的内在规律。无论信息技术如何迭代发展，坚守正确政治导向、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统筹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等规律，始终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信息化浪潮并未颠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而是使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这表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在深刻把握并自觉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领域治理规律的前提下，主动适应和驾驭信息化条件，推动文化领域治理理念、能力、方式与效能的系统性提升，将信息技术变量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增量。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党在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必须遵循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指出：“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27] 一方面，“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28]。真正做到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以新技术发展激活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安全保障发展，用秩序承托活力。习近平反复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9] 要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安全发展放在文化领域治理的重要位置。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主动构筑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确保文化发展的生机活力在安全可控的秩序中充分释放。

【本文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4LLMLA01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5][22]《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159页；第21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第9~10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6][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7页；第316页。

[7][11][14][15][18][23][24][25][26][27][28][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36页；第359页；第291页；第291页；第293~294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4页。

[9]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12]《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成都进行友好交流》，《人民日报》2025年12月6日。

[13][1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页；第1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85页。

[2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