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曦，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已成为反“独”促统民间动员的关键场域。“馆长”访陆体现的是亲历者叙事驱动的认知更新模式，《没出息》爆火体现的是娱乐化表达驱动的情感共鸣模式，小红书“被封”后反而在台湾爆火体现的是数字边界政治划定的民意反弹。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实践互动”“符号互动”与“平台赋能”的不同互动逻辑，但都体现出扩大两岸交流、消解“台独”影响的共同意涵。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发生与演进，植根于两岸共享的历史文化语境，依托于技术赋能的传播载体，在情感驱动与权力博弈中实现反“独”促统价值的升华。在数字时代的反“独”促统实践中，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价值并非停留在信息传递的表层功能，而是正在向“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升维。新时代的反“独”促统工作需善用社交媒体搭建民间沟通桥梁，通过主体培育、内容创新、平台协同、机制保障与协同联动等途径，凝聚两岸民心共识，为扎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反“独”促统；社交媒体；小红书；《没出息》；网红“馆长”；祖国统一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社交媒体已超越传统传播媒介的范畴，成为两岸民众信息交流、情感联结与价值碰撞的核心场域。近年来，台湾青年大量网络“社群迁徙”至大陆社交媒体平台。2025年，网络歌曲《没出息》以“台湾萌发—大陆二创—两岸同火”的传播路径爆红海峡两岸；网红“馆长”陈之汉的大陆行直播一度引发超40万人同步在线观看，突破了台湾地区网络直播纪录；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已经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台湾当局宣布封禁小红书后，其在台湾地区的下载量一度跃升至社交类APP首位。这些现象级事件集中展现了社交媒体在反“独”促统中的独特价值。

关于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机理与实践，既有研究成果较少，系统性研究不足，总体可以分为三个脉络。其一是对台湾青年使用小红书等大陆社交APP的研究。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在当今媒介化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在陆台青互动交流、展示自我、建构认同的重要场域。尽管受到民进党当局的持续打压，小红书等大陆多个网络社交软件依然是台湾Z世代最喜欢使用的网络社交平台之一。这一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台湾青年使用小红书等APP的影响因素、情感需求、求学需求等，缺乏对背后机理与价值的深入剖析。其二是对网红“馆长”访陆等新现象的关注。黄日涵等学者认为，台湾网红在大陆社交平台不断涌现，在两岸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愈发关键。台湾网红“馆长”访陆，致使赖清德当局构建的“信息茧房”破防。王先伟等学者从“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视角对台湾网红“馆长”大陆行直播如何重塑两岸认知进行了分析。连水兴等学者以《黑神话：悟空》及相关议题为研究对象，发现该游戏形成对传统文化符码的认知重塑，构建起台湾玩家与网民新的文化记忆。这些成果对新现象的关注与分析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其三是关于两岸社交媒体交流中的受限因素研究。车璐、许智超等学者强调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充分重视互联网和融媒体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并指出机遇与变数共存。在变数方面，连子强等学者强调了两岸民众的认同风险可能会在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中被放大。彭韬等学者指出两岸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会遇到文化冲突、身份异化、政治阻挠这三重实践困境，曾晖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在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操控媒体。综合而言，这些成果或阐述了两岸在某一具体领域内交流的作用，或聚焦社交平台使用的效果描述，缺乏对信息技术时代两岸社交媒体互动机理的理论建构；或侧重技术层面的传播分析，未能充分结合反“独”促统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需求。基于此，本文以网红“馆长”直播访陆、《没出息》爆火、台湾当局宣布“封禁”小红书后的民意反弹等新现象为核心案例，分析在反“独”促统语境下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内在机理，以及对新时代反“独”促统工作的启示。

二、反“独”促统中两岸

社交媒体互动的实践新形态：

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自2025年以来，伴随数字技术对两岸民间交流的深度赋能与跨地域传播渠道的持续拓宽，在两岸社交媒体互动场域中，陆续涌现出具有典型反“独”促统意义的爆火案例，其中以台湾网红“馆长”访问大陆的系列直播活动、反映台湾地区政治乱象的《没出息》与台湾当局宣布“封禁”小红书后的民意反弹等最具代表性。

（一）“馆长”访陆——亲历者叙事驱动的认知更新模式

2025年6月，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开启6天大陆自由行。8月，陈之汉到访深圳。10月，陈之汉再次开启为期12天的大陆行，走访北京、沈阳、厦门三城，通过直播分享行程见闻。“馆长”曾持偏绿立场，此次访陆中多次强调“两岸是一家人”，其言论经两岸社交媒体扩散，引发绿营势力围攻，但也获得台湾年轻群体的广泛关注。

“馆长”访陆展现了社交媒体的互动特征。其一，主体身份的反差性与代表性。作为曾对大陆持有偏见的网红，其立场转变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其二，内容呈现的真实性与生活化。直播聚焦爬长城、品豆汁等日常场景，以亲身经历展现大陆真实面貌，避免了刻意的政治宣传感。其三，互动过程的对抗性与扩散性。面对绿营污蔑，“馆长”通过实时回应强化传播效果，其言论经台湾媒体报道，形成“直播互动—媒体跟进—民众讨论”的扩散链条。

直播后，反“独”促统效应呈现。一是实现“认知纠偏”。其直播内容打破了民进党当局构建的“大陆负面形象”壁垒，使台湾青年能够获得更多更直观的关于大陆的第一手信息。二是培育“民间使者”。“馆长”从普通网红转变为两岸交流的参与者，其言论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三是激活“共同情感”。针对“馆长”的大陆参访活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在台湾有关社交平台上，很多台湾网民对客观分享大陆情况的视频点赞，纷纷表达‘两岸是一家人，是中国人’。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一起体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二）《没出息》爆火——娱乐化表达驱动的情感共鸣模式

2025年10月，以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王世坚为创作原型的网络歌曲《没出息》爆红两岸社交媒体。该作品源于台湾博主的短视频素材，经大陆博主二次创作，形成了讽刺台湾地区政治乱象的完整作品，发布后经抖音头部博主推荐、主流媒体转发，迅速实现“大陆传播—台湾回流—两岸同火”的传播闭环。

《没出息》爆火呈现以下互动特征。其一，内容生产的“民间主导+官方赋能”。作品由民间团队自发创作，但其反“独”促统立场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认可与转发，形成民间话语与官方立场的同频共振。其二，传播方式的“娱乐化解构+价值植入”。采用“魔性旋律、诙谐歌词”的娱乐化形式，将“反‘台独’、促统一”的核心价值隐性植入，既避免了政治表达的生硬感，又实现了价值理念的有效传递。其三，互动效果的“跨域共鸣+舆论批判”。《没出息》爆火后不仅引发两岸网民的创作接龙与话题讨论，更形成对“台独”政客的舆论批判。

《没出息》爆火后，反“独”促统效应呈现。一是突破“信息茧房”。作品通过“台湾素材—大陆创作—两岸传播”的路径，绕过民进党当局的信息封锁，使两岸文化交流进入台湾舆论场。二是凝聚青年共识。歌曲的娱乐化形式精准契合两岸青年的审美偏好，成为两岸青年讨论台湾地区政治议题的文化载体。三是解构“台独”话语。各种二创作品通过讽刺“台独”政客的“没出息”行径，消解了其构建的“民主”假象，暴露了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的无能。

（三）小红书“被封”——数字边界政治划定的民意反弹

2025年12月，台湾当局以“资讯安全未达标”“涉及诈骗案件”为由，对小红书实施为期一年的封禁措施。这一措施公布后，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广泛反弹，小红书的下载量不降反升。社会各界揭穿台湾当局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质，博主科普如何破解台湾当局的封锁措施。

台湾当局宣布“封禁”小红书后民意反弹，呈现如下互动特征。其一，传播主体的个体化属性。个人影响者是小红书平台的独立议程设置主体，其互动机理建立在个体间的文化接近与社群认同之上。其二，平台内容的生活化属性。小红书作为一个以生活方式分享为主的“种草”平台，凭借其高度视觉化、沉浸式的内容和强大的社群互动功能，在台湾年轻用户中迅速流行。最后，台湾当局的政治化切割。当小红书在台湾地区的平台流量与影响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触动了台湾当局的敏感神经，强行封禁小红书。

台湾当局宣布“封禁”小红书后民意反弹，反“独”促统效应呈现。一方面，台湾当局对小红书的封禁行为充分暴露了背后的意识形态操弄特征。台湾当局宣布封禁的理由主要是小红书自2024年起共涉及1 706件诈骗案，但数据显示，脸书才是台湾地区诈骗案件的最大来源，30天超过5万件；Threads列居第二；IG列居第三。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封禁行为反而激发了更多台湾青年想要了解大陆的主观能动性。台湾地区一份16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显示，有高达85%的人认为禁小红书对打诈没帮助。台湾当局的封禁措施强化了台湾民众对政治操弄干预日常生活的负面感知，也从反面证明了此类非政治性平台在构建两岸民间情感连接上的强大效能。

（四）案例共性：扩大两岸交流、消解“台独”影响

文化消费的“出圈”类型主要有新奇文化消费、情感文化消费和泛化的审美文化消费，以上三个典型案例体现了这些类型的有机融合。在两岸社交媒体反“独”促统的实践场域中，三个案例虽内容形态与互动载体不同，但均体现了扩大两岸交流、消解“台独”影响的核心意涵，共同丰富了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实践范式。

第一，在互动主体方面，三者都由民间力量发起。三者均突破了传统的官方主导、单向输出的两岸传播固有模式，民间力量被置于互动的核心位置。“馆长”作为台湾本土民间意见领袖，其访陆行为以“个人行程、非政治任务”为定位，通过民间身份的亲和力弱化“政治传播”的疏离感；《没出息》的创作与初始传播完全由民间团队主导，无官方直接参与，凭借自发创新的内容形态引发两岸共鸣；小红书平台代表了一种由个体构建、去政治化、基于生活美学的日常连接。

第二，在内容策略方面，三者都以柔性表达为核心。三者均摒弃了生硬灌输做法，采用柔性表达策略，精准契合以情动人的叙事策略。柔性叙事旨在激发心理层面上的共情机制，强化受众在情感方面的认同。“馆长”访陆以亲历者分享为核心，通过拍摄长城游览、大陆民生体验等生活化场景，用“我看到、我感受到”的个体叙事替代抽象的认知说教，让台湾民众通过真实体验更新对大陆的认知；《没出息》将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的发言嵌入流行音乐、幽默歌词与视频形式中，通过“娱乐化编码”消解政治议题的紧张感，使受众在轻松体验中接受价值传递；小红书平台的内容是现实生活的投射，关注真实的生活就是重新发现“附近”的过程。

第三，在传播效果方面，三者都促进了两岸共鸣，验证了社交媒体交流的共识载体价值。“馆长”访陆直播不仅吸引两岸数百万用户实时观看，更引发台湾社交媒体关于“两岸同根”的讨论，甚至促使部分绿营支持者反思“台独”认知；《没出息》通过多平台传播，在大陆引发“支持统一”的评论热潮，在台湾地区则通过小红书等平台形成多向渗透，部分台湾网民留言“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种两岸共鸣的实现，打破了“台独”势力信息隔离的企图，印证了社交媒体在连接民心、传递共识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五）案例差异：互动逻辑的分野与互补

第一，“馆长”直播访陆主要体现了实践互动的逻辑，以实地参访推动认知更新。该案例的互动逻辑聚焦个体实践行动的展示与共鸣，属于实践互动范式。以“馆长”直播访陆行动为核心，“亲历者叙事”将抽象的“两岸一家亲”转化为具象化的实践体验，用个体行动的真实性打破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刻板印象，促使受众基于对行动的信任产生认知更新与情感认同。这种逻辑的优势在于认同深度强、说服力持久。个体实践的真实性易建立情感信任，且“行动—认知—认同”的转化链条更直接，有利于推动受众从“浅层共鸣”走向“深层共识”。

第二，《没出息》主要体现了符号互动的逻辑，以文化传播实现价值解构与影响。两岸同胞都生活在中华文化背景中，世代相传接受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化意义由人类社会所建构，并在应用与交流中聚合人类社会政治关系形成共同体。该案例的互动逻辑围绕文化符号的创作与解读展开，属于典型的符号互动范式，将反“独”促统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符号，通过“娱乐化解构”打破政治话语的严肃性，使受众在符号解读过程中自然接受价值主张。

第三，小红书被封禁与岛内民意反弹主要体现了平台赋能的逻辑。新型社交媒体赋能两岸交流，实现心灵契合。小红书等平台不仅仅是交流工具，也是两岸民间价值观碰撞、信息获取、认同建构的新型空间。随着小红书在台湾地区的爆火及其反“独”促统价值的显现，台湾当局为了谋“独”，强行对平台的访问权进行限制。这一案例深刻说明，两岸在社交媒体空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对平台这一基础设施及其规则管控力的竞争与磨合。

第四，“实践互动”“符号互动”与“平台赋能”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形成了广度与深度、内容与形式的互补。“馆长”直播访陆之类的实践互动以事实呈现促进认同深化，推动接触者从认知走向认同；《没出息》之类的符号互动以广覆盖实现共识启蒙，让更多台湾民众接受两岸良性互动、促进心灵契合的理念；这些信息的传播、情感的连接、认同的构建都离不开诸如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三者共同构成“启蒙—深化”的完整互动链条，丰富了两岸社交媒体反“独”促统的实践路径，使互动体系既能“破圈”触达大众，又能扎根凝聚核心共识。

三、反“独”促统中两岸

社交媒体互动的机理分析

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发生与演进，植根于两岸共享的历史文化语境，依托于技术赋能的传播载体，在情感驱动与权力博弈中实现反“独”促统价值的升华。

（一）文化同源：互动发生的先天纽带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主体是两岸人民，其巩固与存续始终以文化认同为深层纽带。从文化构成维度看，两岸共享的语言文字体系、价值观念内核及生活习俗范式，共同建构起了社交媒体互动得以发生的先天条件。这种条件基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基因的先天联结，为信息跨越地理与政治边界提供了“符号通约性”基础。

两岸同属于中华文化，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从具体作用机理看，文化同源性对社交媒体互动的支撑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在语言传播层面，文字词语的通用性打破了跨区域沟通的符号壁垒。其二，在文化认知层面，统一的符号体系与思想情感降低了议题理解的认知成本。以《没出息》及其二创作品为例，其文本中嵌入的闽南语词汇、语气词及对仗化表达，不仅未形成传播障碍，反而因两岸群体共享的语言感知，实现了无障碍解码，使内容中的讽刺性表达、情感态度能够精准传递至两岸受众，进而引发互动反馈。“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等金句的风靡，不仅是语言的胜利，更是中华文化力量的深层展现。

文化同源性在两岸社交媒体互动中呈现“双重激活”的显著特征，进一步强化了互动的深度与持续性。一方面，显性文化符号的再现直接激活集体记忆。例如《没出息》通过解构台湾地区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巧妙借用了两岸民众共知的话语语境，民众通过转发、点赞、评论等行为参与互动，形成“认知共鸣—互动反馈”的闭环。另一方面，隐性文化基因的唤醒间接强化身份认同。台湾网红“馆长”在长城拍摄的短视频中，以“两岸是一家人”为核心话语，将“长城”这一地理符号与国家认同这一隐性文化基因相结合，通过具象化表达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同源性的韧性在反作用力面前更显突出。台湾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所谓“去中国化”教育，试图通过修改教科书、弱化中华文化符号等方式割裂两岸的文化纽带，但其效果在社交媒体场域遭遇很大消解。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特性，使两岸民众能够自主接触、传播具有文化同源性的内容；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共振，进一步证明了根植于历史与血脉的文化联结具有不容磨灭的韧性。这种韧性并非源于外部强制，而是源于文化基因的内在驱动力，成为抵御文化割裂行为的核心力量。

（二）情感共鸣：互动扩散的核心驱动

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与传播逻辑，将情感的唤醒、传递与共鸣转化为可感知的互动行为，使反“独”促统理念突破传统政治传播的“说教式”困境，实现了非强制性的柔性传播效果。

一是情感共鸣的递进式演化路径。情感共鸣的扩散过程可拆解为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各阶段依托不同的传播机制实现“情绪—情感—认同”的转化。首先，个体情绪的锚点激活。共鸣的起点是个体化情绪触发，核心在于找到两岸民众共通的“情绪痛点”。《没出息》以“讽刺‘没出息’的政治状态”为叙事锚点，精准捕捉了台湾社会对低效治理、政治内耗等政治生态的不满情绪。当个体在内容中识别出与自身经验匹配的情绪信号时，便会产生情感代入感，进而触发点赞、评论等初始互动行为，完成共鸣激活。其次，群体情感的聚合放大。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点赞、转发、评论等互动反馈机制为个体情绪提供了“聚合容器”，使分散的情绪碎片转化为具有规模效应的集体情感。最后，价值情感的升华。当集体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突破具体事件的边界，向深层价值认同转化，实现“情感共鸣—政治共识”的质变。

二是情感共鸣的核心建构策略。文化的弘扬在于情感的共鸣，情感共鸣的高效生成依赖于精准的传播修辞策略，其中“反差叙事”是强化共鸣效果的关键手段。这种策略通过打破受众的固有认知，制造认知张力，进而激发深度互动与情感投入，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内容层面的“严肃主题”与“通俗形式”反差。传统反“独”促统的话语传播常因主题严肃性与表达刻板化导致部分台湾受众抵触，而“反差叙事”通过“娱乐化编码”可以有效消解这种抵触心理。《没出息》将批评台湾当局不作为等严肃主题嵌入流行音乐、幽默歌词中，直白的语言降低了认知理解成本，形成“严肃内核+娱乐外壳”的内容反差。其二，认知层面的“刻板印象”与“现实冲击”反差。“馆长”的认知转变是典型案例。他此前曾发表有关大陆的负面言论，这种“旧形象”与后来亲赴大陆、力证两岸一家亲的“新行为”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直接冲击了台湾部分绿营民众对大陆和两岸关系的固有认知，促使其重新审视既有观念。

（三）技术赋能：互动实现的传播支撑

在信息技术时代，数字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载体，而是重构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生态、保障反“独”促统信息有效流动的核心支撑。

一是技术赋能的三维支撑体系。技术对两岸民间互动的支撑，主要通过工具、内容与渠道三个维度的协同作用，降低传播成本、提升互动效率、突破地域限制。其一，在工具维度方面，AI驱动的内容生产门槛降低。以《没出息》及其衍生传播作品为例，这种“技术赋能创作+算法赋能传播”的双重机制，让民间传播主体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生产者”，丰富了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技术支撑。其二，在内容维度方面，小红书的图文与短视频模式有助于信息触达。相较于传统长篇文字报道或电视评论，图文、短视频等可通过画面冲击、旋律记忆快速传递核心观点，显著提升信息触达的效率与效果。其三，在渠道维度方面，跨平台网络有效突破地域壁垒。数字技术构建的多平台传播网络，打破了两岸因地域与政策形成的传播壁垒，实现“全域覆盖+多模态互动”的传播格局。“馆长”访陆直播时，两岸网民可通过评论区实时互动，增强参与感；直播结束后的回放功能让错过实时直播的受众能异步观看，进一步扩大传播覆盖范围。

二是技术赋能下的传播权力结构重塑。人工智能作为深刻塑造社会结构与治理逻辑的通用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技术赋能的深层影响在于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垄断，推动两岸信息传播权力从“官方主导”向“民间—官方协同”的格局转变。其一，民间主体的议程发起权提升。在传统传播体系中，两岸关系议题的传播多由官方媒体主导，而数字技术赋予民间主体发起传播议程的权力。例如，《没出息》的传播起点是民间创作团队，其凭借技术工具自主完成内容生产与初始分发，在获得大量民间互动后，才被主流媒体转发，完成“民间议程”与“官方议程”的升级融合。其二，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话语影响力强化。技术构建的“去中心化”传播网络，让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话语影响力超越部分传统媒体，成为连接两岸民众的关键节点。在台湾，社交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台湾青年获取政治资讯的主要渠道。“馆长”作为台湾地区的民间意见领袖，其访陆内容通过直播技术直接触达粉丝，直播观看量、互动量甚至超过传统媒体的相关报道。相较于官方媒体的权威叙事，“馆长”的个人化叙事更具“圈层渗透力”，使反“独”促统理念以朋友分享的方式被接纳，大幅提升传播的可信度与影响力。

（四）权力博弈：互动演进的边界约束

在两岸关系的政治语境中，社交媒体互动并非单纯的信息交流行为，而是统一力量与分裂势力围绕舆论主导与民心归属展开的话语权力博弈场域。这种博弈既为互动划定了显性与隐性的约束边界，也反向推动互动形态在对抗中持续演进，最终深刻影响反“独”促统传播的实际效能。

一是博弈主体的复合架构。两岸社交媒体互动中的权力博弈，本质是反“独”促统力量与“台独”势力两大阵营的对抗。其一，反“独”促统力量的多元协同架构。反“独”促统力量以扩大民心共识、争夺舆论话语权为核心目标，形成民间主体为基础、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为纽带、主流媒体为支撑的协同网络。民间创作者凭借内容创新能力，以轻量化、娱乐化的形式突破“政治传播”的刻板印象，成为共识传播的“初始触达者”；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依托个人公信力与圈层影响力，将抽象的“统一”理念转化为具象化的个体体验，承担“共识转化者”的角色；主流媒体则通过对民间优质内容的转发、解读，完成“民间话语”与“官方叙事”的价值整合，成为“共识扩大者”。其二，“台独”势力的圈层化对抗架构。台湾当局推行的“文化台独”削弱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统一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以切断两岸信息连接为目标，形成了民进党当局主导、绿营媒体联动、激进支持者呼应的圈层化行动网络。民进党当局作为核心决策者，凭借行政权力实施技术封锁、政策引导，为博弈设定制度边界；绿营媒体则作为舆论放大器，通过标签化污名、选择性叙事将反“独”促统内容歪曲为“大陆统战工具”，构建对抗性舆论氛围；激进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留言攻击、举报投诉等方式，对反“独”促统内容实施“微观层面的压制”。这种圈层化架构虽可以依托权力资源形成短期压制，但终会因脱离普通民众诉求而缺乏持久影响力。

二是博弈手段的“软对抗”逻辑。其一，“台独”势力实施认知隔离策略。“台独”势力的核心手段是通过“符号污名”与渠道封锁，构建两岸信息流通的“认知隔离带”，约束反“独”促统互动的扩散边界。比如通过给《没出息》等内容强行贴上“大陆洗脑工具”“政治宣传品”等负面标签，绿营媒体反复渲染，妄图引导台湾民众形成“接触即被洗脑”的认知。其二，反“独”促统力量的“去隔离化”回应策略。反“独”促统力量以事实祛魅与渠道重构为核心，突破民进党当局的认知隔离。例如，针对“统战工具”的标签，“馆长”发布无酬劳参与、纯民间交流的公开行程，用“无政治包装”的真实体验证明互动的民间属性；《没出息》制作团队通过“零官方背景”的创作声明，强化内容的“民间生产”定位，削弱标签化攻击的效果；小红书被封后，台湾地区社交网络关于如何破解的方法广泛传播，充分体现了网络突围与渠道重构。

三是博弈本质与互动边界的塑造。两岸社交媒体的互动实践，是一场围绕“民心归属”的博弈。其一，博弈对互动边界的双重塑造。“台独”势力的压制策略为互动划定了“负面约束边界”，通过对小红书等平台的污名与封锁，限制反“独”促统内容的传播范围，妄图延缓共识扩散速度，使互动始终面临渠道不稳定的风险。反“独”促统力量在突破边界限制的过程中，通过民间化、真实化的内容与渠道创新，持续扩大反“独”促统理念的受众群体，将互动从“小众讨论”推向“大众参与”。其二，博弈背后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民心焦虑”。赖清德上台后利用公权力全方位布局“文化台独”，本质是对民心流失的深层焦虑。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台湾民心终将归于统一。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切断信息流通来推进“台独”认知，恰恰说明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台湾民众更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两岸同根同源的事实，进而认同反“独”促统理念。反“独”促统理念之所以能在台湾地区突破封锁，核心在于契合了台湾普通民众渴望真实信息、反对政治对立的诉求。

四、两岸社交媒体互动

的反“独”促统价值与实践启示

在反“独”促统的大背景下，两岸社交媒体良性互动的案例并非孤立存在，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破局封锁—创新载体—塑造话语—培育认同”的完整逻辑链条。

（一）核心价值：从信息传播到心灵契合的价值升维

2025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电郑丽文，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强调“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在数字时代的反“独”促统实践中，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价值并非停留在信息传递的表层功能，而是正在向“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升维。

第一，打破“台独”信息封锁，构建迂回传播的反“独”促统新路径。“台独”信息封锁的核心机制在于民进党当局通过两大手段构建“信息茧房”。一是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长期渗透。民进党当局妄图从认知根源弱化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降低其接触反“独”促统信息的意愿。二是民进党当局对社交平台的技术封锁。民进党当局限制小红书等大陆社交平台在台使用，妄图切断两岸民众自主互动的渠道，打造封闭的“绿色舆论铁幕”。社交媒体互动的破局逻辑在于反“独”促统力量以“民间为主体、技术为工具”实现迂回突围，台湾地区同胞对台湾当局封禁小红书的舆论反弹进一步彰显了民进党倒行逆施阻挡不了台湾民意潮流。这也证明了岛内民间力量可以成为反“独”促统的重要主体。

第二，培育民间反“独”促统的组织价值，打造社会化动员的反“独”促统新载体。反“独”促统的生命力在于广泛团结，社交媒体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创作者—传播者—讨论者”网络，实质是民间反“独”促统的重要形式，为反“独”促统工作提供了社会化动员的创新载体。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突破传统线性叙事框架，实现从中心化权威输出向分布式智能交互的范式跃迁，社交媒体反“独”促统网络呈现“去中心化、自组织化”的特征。创作者提供优质内容，成为网络的核心节点；传播者通过分享扩大影响力，构成网络的扩散节点；讨论者通过交流深化共识，形成网络的共鸣节点。三者的自发联结无需官方强制推动，完全基于价值认同，比传统官方组织更具亲和力与生命力。

第三，塑造反“独”舆论生态的话语价值，营造反“独”促统的有利环境。大陆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坚决开展反“台独”斗争，在反“独”斗争中牢牢掌握国家统一主导权。舆论环境是反“独”促统工作的重要外部条件，社交媒体互动通过“民间话语发声+主流媒体呼应”，形成对“台独”势力的舆论制衡，成为塑造反“独”舆论生态的关键支撑。三个案例均展现出民间话语引领、主流媒体跟进、舆论共识凝聚的演化路径。“馆长”直播访陆后，其“两岸一家亲”的表述被大陆主流媒体转载，在台湾社会引发正向讨论。这种舆论形成的核心在于，民间话语的真实性与亲和力易引发共情，而主流媒体的跟进则强化了话语的权威性，形成“民间—官方”协同的反“独”舆论场。

第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价值，夯实反“独”促统的民心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两岸心灵契合的核心，而社交媒体互动通过“文化符号具象化+情感共鸣场景化”，将抽象的共同体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体验，成为培育一个中国国家认同的关键载体。社交媒体互动通过“认知—情感—认同”的递进链条培育共同体意识。在认知层面，通过汉字、闽南语、传统价值观等文化符号的再现，强化两岸“同根同源”的认知基础；在情感层面，通过情感共鸣场景的构建，将理性认知转化为感性体验；在认同层面，通过“统一”主题的自然植入，将情感共鸣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当台湾民众在互动中自主感受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情感联结时，其形成的共同体认同更具稳定性与内生性。

（二）实践启示：新时代反“独”促统工作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两岸之间社交媒体的良性互动典型案例颇多。比如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一经播出便火爆两岸，在两岸社交媒体都引发了广泛讨论。未来，两岸社交媒体的良性互动对于夯实反“独”促统效能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需要在主体培育、内容创新、平台协同、机制保障和协同联动等方面共同发力。

第一，在主体培育方面，打造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矩阵。按类型化、分众化原则培育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针对台湾青年群体，重点培育娱乐、健身等领域的网红博主；针对知识分子群体，支持历史文化领域的学者博主；针对基层民众，发掘生活类、乡土类内容创作者。建立“两岸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库”，通过交流项目、内容扶持等方式，引导其成为两岸交流的“民间使者”。

第二，在内容创新方面，构建“文化+情感+价值”的三维创作体系。一是深耕文化同源素材。“同源共祖”神话流传于我国多民族，记录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从“血缘家庭”走向“国家共同体”的实践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42］。积极挖掘妈祖信仰、龙舟赛等两岸共通的文化符号，鼓励引导民间创作者积极创作具有文化穿透力的内容。二是强化情感共鸣设计，聚焦民生痛点、青年困惑等共同议题，以“反差叙事”触发集体情感。三是隐性植入价值理念，避免政治口号式表达，将“统一”议题融入娱乐、生活等内容场景。

第三，在平台协同方面，构建“境内+境外”的传播网络。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平台封锁，采取“内外联动”策略。在境内，优化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对台传播功能，开设“两岸交流”专区；在境外，利用国际平台建立民间账号矩阵，主动推送《没出息》之类的轻量化内容。同时，推动两岸民间平台合作，探索“两岸内容联盟”，突破地域传播限制。

第四，在机制保障方面，建立“创作—传播—反馈”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一是建立内容审核与激励机制。出台两岸文化创作扶持政策，对优秀反“独”促统作品给予支持。二是完善舆情监测与回应机制。实时跟踪社交媒体互动动态，及时回应“台独”势力的污蔑言论。三是构建风险防控机制。针对绿营网军的攻击，建立民间创作者保护机制，避免互动主体遭受民进党当局政治打压。

第五，在协同联动方面，推动“民间互动+官方引导”的良性循环。不断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反“独”促统法律体系，为两岸良性互动提供制度支撑，并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叙事深化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法理根基；借鉴《没出息》的“民间创作+官方转发”模式，实现民间活力与官方权威的有机结合。官方层面应尊重民间互动的自发性，避免过度干预；在关键节点通过媒体转发、发言人表态等方式给予支持，形成“民间唱戏、官方搭台”的反“独”促统工作新格局。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馆长”直播访陆的认知更新、《没出息》的爆火与小红书被封后的民意反弹，均显示了反“独”促统中两岸社交媒体互动的内在机理与独特价值。展望未来，两岸数字空间的互动必将持续深入。理解其内在机理，尊重两岸民间自发的交流渴望，同时以智慧与远见管理其中的风险，推动构建既符合数字时代潮流、又能增进两岸人民福祉的交流新范式，是各方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放大分歧，也能孕育共识，其最终效应取决于我们如何认知、引导与善用这一强大的数字纽带。对于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参与者而言，应善于发掘和利用基于共同情感与文化接近性的连接点，鼓励更多元、更日常的内容创造与分享。构建更具韧性、更能抵御政治波动的民间交流网络，是数字时代深化两岸相互理解的关键。只要始终坚持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反“独”促统理念，善用社交媒体搭建民间沟通的桥梁，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消除“台独”势力刻意制造的隔阂，为扎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汇聚磅礴力量。这既是两岸社交媒体良性互动中凝聚的两岸共识，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章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