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关 键 词:“第四权” 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 政治正确 政治极化
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认为,“The Fourth Estate”即“第四权”或“第四等级”的概念最早是由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87年提出的,主要指除英国议会中的上议院神职阶层、贵族阶层和下议院“第三等级”之外的等级。①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认为,“第四权”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辉格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麦考利将坐在议会中的记者们称作“王国的第四等级”,②即除贵族、僧侣、资产者之外的“第四等级”。1850年,F.K.亨特(F.K.Hunt)出版《第四等级》一书,追溯了新闻的历史,肯定了媒体的贡献。③还有学者认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辩护时提到了“第四权”,他认为新闻界在监督政府机构方面占据首要地位。④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里给出了关于“第四权”的一般定义。他指出,印刷和写作使新闻界成为“第四等级”,记者们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权力——“第四权”。卡莱尔写道:“现在无论谁都能对整个国家讲话,这变成了一种权力,政府的一个分支,这种权力在立法以及所有的政府行为中有不可剥夺的分量。”⑤可以说,自19世纪始,“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就开始专门指新闻媒体,而新闻界也逐步认为自身是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在美国,大众传媒因其无所不在的社会影响力被人们普遍视为是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对此,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指出,“美国的第四阶层实际上是政府的准官方第四部门”。⑦综合上述定义,本文认为,所谓“第四权”,主要指美国的大众媒体,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以及20世纪末至今因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所产生的新媒体,有人称之为“网络第四权”⑧,主要包括新兴大科技公司所运行的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等。
大众媒体从产生就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从1830年代“第四权”开始形成到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时“第四权”进入成熟期,其对美国政党制度及经济生活发挥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第四权”开始蜕变。“第四权”为何会蜕变,其具体表现及发生机理是什么?“第四权”蜕变产生的后果有哪些?这都是很有意义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一、美国“第四权”的雏形:殖民地时期至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媒体及其作用
殖民地时期至美国建国初期,美国媒体还不是真正的大众媒体,它最初受制于政府,而后主要变为党派媒体。美国这种早期媒体与较为宽松的言论出版环境紧密联系,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监督,其具有“第四权”的一些特征,因而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最初表现形式,在美国两党制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美国早期媒体的产生
美国早期媒体的产生及发展与其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出版环境密切相关。追溯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很早就出现了媒体。163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创办了印刷机构,并出版书籍以促进殖民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媒体诞生之初,其力量比较弱小,而且大多依赖于政府,受殖民地当局的扶持和控制,当时的报社几乎都在其发行的报纸上印有“Published by Authority”(官方出版)的字样。不过,在殖民地时期,媒体发展在受政府限制的同时,也享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因而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美国媒体得到较大发展并呈现出繁荣之势。
独立战争前期,随着革命形势及启蒙思想的发展,媒体得到更大的发展,其社会及政治影响力也逐步提高。“曾格案”⑨扩大了新闻言论空间,激发了殖民地民众对新闻事业的热情,进而为媒体在革命中发挥动员民众、传播思想等作用埋下了伏笔。1765-1766年,北美殖民地爆发了以“印花税法案”为标志的抗税运动,印花税法规定对殖民地的印刷品征印花纸税,而这不利于北美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发展,引起了殖民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加剧了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局势。在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及其思想大多是通过小册子等印刷品被广大殖民地民众所熟知的。在风云激荡的1776年,美国革命者们纷纷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宣传他们的革命主张和政治理念,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宣言》也是由大陆会议交给《宾夕法尼亚邮报》大量印刷成宣传品而得到广泛流传的。在革命中,新闻、出版得到了更多重视,这成为独立战争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美国建国后,1787年宪法最初没有关于言论、新闻、出版的规定,但美国国父们已经认识到媒体对政府行政的重要意义。杰斐逊就称,“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拥有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无政府的报纸,那我将一刻也不犹豫地选择后者。”⑩在杰斐逊等人的努力下,17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第一条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剥夺言论或出版权利。自此,美国的言论、新闻、出版权利在宪法上得到确认,新闻媒体由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早期媒体的党派性推动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如前所述,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印刷业、出版业大多依附于政府,这种特征使得美国早期媒体在独立战争前就表现出一定的党派性。例如,支持独立的爱国派,以及支持乔治三世的保皇派或托利党,都在各自的报纸上与对方口诛笔伐。在这一过程中,爱国派及其报纸极大地宣传了革命思想,成为推动独立战争的催化剂,而反对独立的思想则在北美失去根基,托利党也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众所周知,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美国国父们对政党都持比较厌恶的态度。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警告世人,党派“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11)只有麦迪逊比较清醒,他认为党争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及利益冲突,因此难以避免。他对于党派政治的预见在美国建国不久后就成为了现实。在党争及政党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党派媒体发挥了重大作用。
具体而言,从制宪时期直至1830年代,美国媒体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增强,但同时也开始更多地依附于政党,受到党派的资助,明显地成为各党派的宣传工具,这使美国媒体基本成为精英媒体或党派媒体。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报纸必须选择某个政党并为之服务的时代,媒体的党派性是不可避免的。最初,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纷纷创办报纸并在报纸上刊文阐述自身政治理念来扩大自己党派的影响力。联邦党的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约翰·杰伊(John Jay)等政治家以相当于今天报纸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政治思想的文章,即《联邦党人文集》,以宣传联邦主义并解释新制定的宪法。汉密尔顿还亲自出资创办了联邦党人的报纸《合众国公报》,从而向建立政党迈出了第一步。同样,支持杰斐逊及其代表的反联邦党人的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ecky)则为民主共和党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一大批具有鲜明政党色彩的主编及编辑涌现出来,成为服务党派事业的核心人物。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的报纸,都在主编的领导下积极阐述自己党派的纲领,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手党的方针政策,驳斥对手党的攻击,揭露对手党的隐私内幕,甚至互相辱骂。(12)
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报纸的党派偏见最为强烈,而两党制及其基本原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首先,通过激烈的辩论,党派的原则和政党的分歧变得旗帜鲜明。通过在内政外交一系列问题上的较量,联邦党人所主张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和反联邦党人主张的“民主”价值观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托克维尔所注意到的,“它经常瞪着眼睛不断地观察政治的秘密动力,把搞政治活动的人依次推向舆论的法庭”。(13)其次,通过对反对派的无情揭露,客观上达到了减少党派欺骗性的效果。原本厌恶政党的杰斐逊不得不承认“党派是相互行为的监察员,公众的有用的警卫员”,(14)党派报纸则无疑是实现上述功能的最佳工具。虽然双方往往是通过恶毒的谩骂来攻击对手,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什么比党派报纸之间的互相监督更易揭露政党不诚实的行为和意图。再次,政党通过自己报纸的宣传鼓动,把社会上具有相同或类似政治利益和理想的群众、小党派和个人团结到一起,即“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为政党树立旗帜”(15)。最后,党派报纸因言论出版而遭到的很多起诉无形中壮大了政党集团的力量,巩固了早期的政党制度。例如,1798年,亚当斯总统及其所在的联邦党控制下的国会两院通过了《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意图压制言论出版权利并打击反联邦党,在这个法律下,先后有25名支持反联邦党的报纸发行人和主编被起诉,10人被判有罪,但这最后反而加强了反联邦党的声誉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二、美国“第四权”的建立:19-20世纪大众媒体的发展及其功能
由于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美国早期富有党派色彩的媒体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同样由于这种环境,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逐步摆脱党派性,走向大众化,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从19世纪中后期以揭露政府黑幕为己任的“扒粪运动”到20世纪早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中的“水门事件”,在经历长期的发展演变之后,美国媒体最终成为“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新闻媒体走向大众化并取得独立性
19世纪前期,相对于早期对政府的依附而言,美国新闻业在“诽谤罪”的法律尺度下努力争取宽松的报道环境,独立性大大增强。18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当时新闻媒体正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他观察到,美国的报刊业在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正享受着放任的出版环境,甚至在滥用这种环境。19世纪后半期,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的潮流为报纸带来了历史性变革,面向大众的“便士报”开始出现,报纸从政党的代表逐渐转变为公众的代表。这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办报纲领中得以体现:“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性宣传,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丧失对穷苦人民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绝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绝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的穷人之举。”(16)
从这时起,独立性和大众化成为美国新闻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报纸逐渐摆脱党派政治的束缚,开始以平民大众为受众,试图以无党派偏见的办报原则报道政府活动,以社会正义感和批判性立场关注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报纸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是社论。人们普遍认为,报纸要更好地履行监督政府权威的职能,就必须与政府和政党划清界限,而报纸社论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报纸对政党的反叛。报纸编辑试图超然于党派意志之上,对任何政党及其政策予以批评,这一点对媒体的监督质量来说十分关键。如果不能脱离党派的办报导向,报纸报道的公信力和公正性都会受损,监督的效果也会打折。因此,独立的社论对于报纸的监督功能有重大意义。这种监督政府及更活跃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意图及行动使媒体初步具有了“第四权”的地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体不断与政府进行斗争,争取更为宽松的言论出版环境,以保护“第四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颁布《间谍法》,1918年又通过了《煽动法》,将矛头对准言论环境。大批社会主义者如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等因分发反对一战的传单或者发表拥护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被控违法或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为了对抗一战期间因言获罪的逆流,并进一步扩大言论出版权利,媒体及一些公民组织奋起抗争。在“基特罗诉纽约州案”(1925)中,最高法院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权利强加于各州。此后,虽有麦卡锡主义等侵犯言论和出版权利的意识形态的回潮,但这已不过是美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了。此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五角大楼文件案”(1971)等则标志着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争取权利和独立性的道路上屡战屡胜,高歌猛进。
越战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大众媒体十分活跃,它对美国政府及其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审视、深度监督与批评质疑,媒体从业者开始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随着越战的升级,媒体记者意识到美国政府正在越战问题上向公众隐瞒信息、篡改真相,他们从质疑转向反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并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了反越战运动。美国媒体的反越战立场表明媒体第一次从国家战争的同情者转变为反对者,并竭尽全力向公众说明政府的政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充斥着谎言。另外,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媒体报道既没有轻信来自政府的信息,也没有屈从公众舆论,而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许多报纸、杂志、电视等的新闻工作者致力于报道政府机器的黑幕,关注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探究毒品、犯罪、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尤其在战争问题上打破了政府营造的“国家一致”的言论氛围,这些都为日后“第四权”的扩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使媒体权力与声望大增的“水门事件”可以说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及反越战运动中媒体进取精神的延续。“水门事件”使媒体牢固确立了“第四权”的地位,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后半期,“第四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中对美国早期政治理性化、利益集团发展、政府制度改革特别是权力制衡体制的发展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第四权”推动了美国早期政治改革。可以说,报纸是19世纪美国政治改革的推动者。1831年至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期间目睹了报纸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变化。他认为虽然报纸带有粗野偏狭的习气,但仍然为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时的报纸配合了杰克逊时期的政治改革行动,其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报纸不仅成为传播信息的主渠道,而且在拓荒时代成为开启民智的教育工具。一般认为,知情权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构成理性社会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在美国内战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尽管获得选举权的平民在增加,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在扩大,整个社会正朝着大众“民主化”的趋势蓬勃发展,然而公共教育机构的不健全和信息流通的缓慢明显阻碍了平民百姓充分地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直接地监督政府活动。不像古希腊城邦的公民那样可以聚集到一起讨论国家事务,分散在各地的联邦居民只能依赖报纸给他们提供信息和观点,以此去了解政府以及其他公民在做什么,因此,报纸所提供的信息在通信手段单一的时代更显得珍贵。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的地方报纸十分繁荣,而这种繁荣促进了民主实验的成功。(17)第二,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了公共领域。现代理性国家的标志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开,而媒体对公域的形成和维护起到关键作用。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媒体与公共领域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指出,公民社会具备健全的政治论辩及公共参与机制,在其中理性与合理的论辩可以发挥实质的作用,个人不仅能发展其自身的能力,还能通过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去实践公民权,理性地塑造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系。(18)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报纸积极发挥了这一功能。报纸不仅告知人们信息,而且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会空间,能够使公民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公开对公共事务的个人看法。因此,报纸把私人观点转变为公共舆论,增强了民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
其次,“第四权”促进了美国利益集团的繁荣。托克维尔指出,报刊不仅和政党唇齿相依,而且和社团共生共荣。他认为,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19)这是因为在美国社会中,人人身份“平等”,大家分散于各地,互不相识,人们需要联合也希望联合,而如果没有报刊作为联系的媒介,他们就很难找到志同道合者。有了报刊,他们就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向着这束亮光聚集,结果,相距遥远的人们就组成团体,并且通过阅读报刊上的文章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和想法。这样,尽管他们业务繁忙,还是能够获得沟通的渠道。因而,报刊使人们组成的团体获得了持久的凝聚力,促使他们完成共同的志业。同时,正是因为美国利益集团数量众多,媒体的数量也甚为可观,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20)其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分权自治的国家,全国有八万多个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就越多;而越需要随时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身边的事务,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当地的小报刊对他们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那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刊。
再次,“第四权”推动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进步,特别是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减少了政府腐败与特权。“丑闻揭发”作为报纸监督政府的主要行动,成为腐败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净化剂”。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时有矛盾冲突,而盛行“政党分肥制”的各级政府腐败无能,这驱使社会责任感强的报纸大量揭发政客与企业之间的金钱交易丑闻,如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任总统时层出不穷的贿赂诈骗问题被迅速揭露出来,直接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国会选举失败。《纽约时报》等报纸和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 Lawrence Godkin)等报刊主编坚持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不屈服于政治集团的威胁,抨击道德败坏的政客,积极倡导改革文官制度,对“政党分肥制”进行了声讨,从而迫使立法者通过新法律结束了这一腐败的官员任用制度。20世纪初,托拉斯垄断和政治机器的腐败使媒体站在社会改革的立场上,发动了“扒粪运动”,将揭发丑闻的战斗推向顶峰。“扒粪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战果卓著。另外,媒体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市政改革。例如,《堪萨斯城明星报》的创办人威廉姆·纳尔逊(William Nelson)直接发动了对堪萨斯城这个落后城市的改革;《明星报》为改良公共交通而奋斗,同政客和赌徒作斗争,改善了城市环境,帮助堪萨斯城建立起市政委员会制。(21)可以说,这一时期,报纸杂志对经济政治特权阶层的讨伐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媒体对丑闻的挖掘唤起了广泛的公众舆论,为进步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舆论基础,为“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发挥了强大影响力,以致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被称为“人民的斗士”。(22)
最后,“第四权”部分修正了美国权力制衡的缺陷,保障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水门事件”被公认为是媒体权力在新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一方面树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调查性新闻媒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从“第四权”对当代美国政治体制的意义这一角度而言,“水门事件”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笔者认为,媒体在这个事件中所做的不仅仅是把一个总统给拉下了马,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完善整个政治体制、强化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关键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水门事件”中媒体影响政治机器运转的大致过程:《华盛顿邮报》记者进行调查——独家披露——其他媒体跟进报道——引起公众关注——国会和司法部门正式调查取证——公众群情激愤——尼克松被迫辞职——国会通过修补性立法。纵观整个过程,尽管媒体没有直接导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辞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体自始至终都表达了对白宫行为动向的强烈关注。媒体的追踪报道使公众舆论倾向发生了改变——从信任总统转为怀疑总统,直至对总统滥用职权以及欺骗行为产生愤怒。媒体的口诛笔伐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谴责,成为推动国会及法院展开调查程序的直接动力。有观点认为,即使没有新闻界的参与,“水门事件”也会导致尼克松下台,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派利益之争再加上国会及法院的相互制衡同样会导致这个结果。(23)这种观点也许过高估计了美国政治机器的自我修补机能。
不可否认,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的确精心地利用了政府权力部门之间相对独立运作和互相监督的复杂关系,使政府机构能够在宪法的保障和约束下平稳运转,避免美国出现统治者因权力失去控制而出现暴政的危险。尽管如此,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制度内的监督制衡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后半期联邦政府的“政党分赃制”和市政当局的贪污腐化都暴露了政府机构内部监督不力的问题。还有越战时期美国行政当局的一意孤行、国会的软弱,以及司法机构“回避政治问题”的立场,都造成了越战的不断升级,使美国“深陷泥潭”。“水门事件”发生前后,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独断专行,虽然引起国会两院的不满,但总统仍然可以通过拦截国会拨款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国会显然也没有有效地制约住总统权力的膨胀。即使在“水门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也基本持一种消极态度。权力部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是现代权力结构组成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媒体“第四权”的地位及其监督职能才显得尤其珍贵。
那么,在“水门事件”中,媒体具体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呢?一是“水门事件”暴露了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正如上文所说,三权分立且制衡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政府官员不滥用职权,或者杜绝政治腐败现象。事实上,当权者不可能自己约束自己,除了尼克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等在其总统任期内都不同程度地滥用过权力。而国会虽然拥有调查行政部门的权力,最初却没有积极调查,同时,最高法院历来有保持司法克制的传统,因此三权分立中的两个部门基本保持了沉默,制衡的机制显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此时作为“第四部门”的新闻媒体就充当了一种“反对党”的角色,代表“不同的声音”发言,这弥补了美国权力制衡体制的不足。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半年,《华盛顿邮报》共发表了200多篇相关文章,矛头指向尼克松政府的种种违宪行为。经过媒体的曝光,尼克松在国防外交领域滥用总统权力的一系列行为被置于国会和公众的眼前,使公众舆论发生了明显转变,民众纷纷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才开始履行调查权,举行听证会。正如调查“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所说,“记录显示,如果新闻界不做他们的调查工作,总统及其领导班子仍然会继续隐瞒下去”,没有新闻界带来的外在压力,“法官们不会在真空环境中变得强硬起来,议员们也不会在真空中决定有所行动。”(24)
二是在立法机构修补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政治机器的运作更加透明化。媒体锲而不舍的调查不仅使尼克松政府倒台,而且促成了对原有体制弊端进行修补性立法。“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限制总统权力和行政官员违法行为的一系列法规,如《战争权力法》《预算和拦截控制法》《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等。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是:通过关注某一政治问题,发动公众对该问题表态支持或反对;通过内幕调查,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可能纵容腐败滥权行为发生的法律政策或制止相关行为的法律的缺失;通过对某些政府官员的“揭丑”,迫使搞阴谋的政客辞职;发动司法程序,维护某一原则;促使权力机关反省。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政府时期,最高法院曾经通过判决促使逃避自身责任的国会觉醒,而“水门事件”中,促使国会反省自身权力的不是最高法院,而是政府体制之外的“第四权”,即媒体。此外,媒体重新塑造了自“水门事件”之后的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水门事件”是媒体与政府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不管在事实判断上政府的活动是对还是错,媒体总是假定自己被告知的是不真实的信息。尽管美国从来就有不信任政府和权力的传统,但是美国人不会或至少不会从根本上对其政府的动机或诚信产生怀疑,而“水门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打破了美国人心中的这个“规范性假设”,大大降低了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公信力,而媒体则帮助公众培养了这些反面情绪。
三、美国“第四权”的蜕变:21世纪以来大众媒体的变异及其政治后果
长期以来,作为“第四权”的大众媒体虽然在很多方面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发展,但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大众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明显蜕变,丧失了客观性、独立性及大众性,不再无差别地监督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反而主要成为民主党的拥护者和“喉舌”。这种蜕变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美国大众媒体蜕变的表现与根源
美国大众媒体蜕变的第一个表现是报道严重失实,“假新闻”泛滥成灾。近十年尤其是2016年来,“假新闻”这一现象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主流研究机构及多数学者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假新闻”不同于谣言,谣言是八卦、流言蜚语及一些未经过证实的主张,而“假新闻”则是故意制造信息,严重歪曲真实新闻,传播虚假性、误导性或欺骗性内容。(25)无论是在传统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上,“假新闻”不断泛滥,因此,2016年,强调情感而不注重理性及事实的“后真相”(post-truth)成为《牛津词典》的年度热词。2017年,《柯林斯英语词典》又将“假新闻”选为年度热词。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也将2016年称为“撒谎年”。2016年,兰德公司发布名为《真相凋零》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新一轮“真相凋零”的浪潮正在极大地冲击着美国新闻界。(26)
民主党及其支持者、观点“左倾”的研究者以及美国主流媒体所塑造的社会舆论将“假新闻”的泛滥主要归咎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社交媒体的不当使用上。这当然有合理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跟踪调查研究显示,包括民主党支持者在内的美国人开始认为主流媒体不可信。例如,Morning Consult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其国内的九家主要媒体——三家广播新闻台(ABC、CBS、NBC)、三家有线电视新闻(CNN、Fox News、MSNBC)、两家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其他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等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其中,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对保守的福克斯新闻的信任度下降幅度较小,为6%,对自由派的媒体信任度下降幅度较大,为16%。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对自由派媒体的信任度也有所下降。(27)盖洛普分别从1973年和1993年开始追踪调查美国人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信心,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这两类媒体的民众信心评级创历史新低,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对报纸的信心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民主党人对媒体的信任虽然高于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但也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在拜登总统上任后还有所下降。(28)
共和党人、独立派人士甚至是民主党人不信任“第四权”,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大众媒体特别是自由派媒体背离了其传统的以“公正、准确、专业和证据”(29)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丢掉了其对客观性、平衡和基于事实的报道的承诺。(30)具体而言,包括《时代周刊》、CNN、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抛弃了客观性,歪曲事实的现象十分明显。若新闻内容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倾向不符,他们会选择特定的报道方式,并从特定的角度对事件进行选择性掩盖解读,试图操纵舆论,从而影响美国民众对事实真相的认知,这其实就是制造“假新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时代周刊》刊登的一张广泛流传的照片。在照片中,特朗普高高在上,低着头蔑视地看着一个痛哭流涕的移民小孩。(31)但是,这张照片实际上是两张照片合成的,特朗普和这个小孩根本没有在一起拍过照。另外,《时代周刊》在介绍这张照片时指出,这个孩子之所以大哭,是因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迫使其与母亲分开,将其暗示为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牺牲品。但事实上,这个孩子从未与其母亲分开,他之所以哭,是因为其母亲需要接受边防检查而暂时把她从怀里放下来。但《时代周刊》却通过合成照片并配上文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以攻击共和党政府的移民政策。第二个例子是《华盛顿邮报》制造的“边防人员对难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假新闻。(32)2018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南美的难民带着两个孩子,从催泪弹中往外逃跑,对此,主流媒体以“美国边防人员对孩子的父母使用化学武器”作为新闻报道题目。事实上,主流媒体只报道了结果,还是错误的报道,没有报道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平民用石块攻击边防站人员,企图非法越境,边防人员为了保护边境及自身安全,被迫使用催泪弹进行还击,而且,催泪弹并不是化学武器。第三个例子是2019年发生的关于白人学生尼克·桑德曼(NickSandmann)的“种族歧视”骚扰谎言事件。(33)在这一事件中,《时代周刊》利用图片剪裁与拼贴技术制造假图片,支持假新闻。CNN也选择利用视频镜头剪接技术,制造颠倒黑白的假新闻。假照片、假声音和假视频图像使得假新闻更加“真实”和“可信”。事实上,完整的录像和其他现场录像都清晰有力地证明:桑德曼并不是挑衅者,而是被挑衅者。结果,由于伪造事实,CNN及《华盛顿邮报》被告上法庭并最终支付桑德曼巨额赔偿。
美国大众媒体蜕变的第二个表现是立场政治化。政治化就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刻意拉动仇恨,明显倾向于某一政治势力。对美国主流媒体来说,其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党派化、意识形态化,即大众媒体逐渐抛弃了赋予其“第四权”这一重要地位的独立性和大众性,不再努力秉持中立的立场,而是极力追逐党派议程,重新回到党派媒体的角色。一般认为,ABC、CBS、NBC、CNN、MSNBC等广播新闻及有线电视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周刊》等报纸杂志倾向于民主党,其意识形态的自由派色彩浓厚,还有许多非主流的极端自由主义网络媒体也属于此类;而福克斯新闻频道是主要的保守派媒体,在特朗普时期,其因对共和党的公开支持而被称为“特朗普的国家电视台”,它甚至被批评与特朗普之间存在一种“排外封闭的关系”,(34)《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也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其他的还有《纽约邮报》等右翼小报及布莱巴特新闻网等非主流网络媒体。
其实,在美国大众媒体的党派化倾向中,更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党派化是不平衡的,即大众媒体政治化、党派化的自由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长期研究大众媒体与美国政治的学者道瑞斯·A.戈瑞伯尔(Doris A.Graber)指出,广为流传的看法是“新闻报道带着自由主义的印记”(35)。从上文也可看出,美国大众媒体中偏自由主义及民主党的媒体机构较多,而偏保守主义及共和党的媒体机构较少,福克斯新闻是主要的保守派媒体。因此,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在观看新闻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但会避开福克斯新闻;而共和党支持者则主要看福克斯新闻。(36)CNN记者布赖恩·斯泰尔特(Brian Stelter)曾专门撰写《骗局:唐纳德·特朗普、福克斯新闻网以及对真相的危险歪曲》来说明福克斯新闻与特朗普之间互相勾结并制造传播有利于共和党的假新闻等。(37)如前所述,数量更多、影响力更大的传统主流媒体也制造并传播了不少流传甚广的假新闻,且其主要目的是反对共和党,支持民主党。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福克斯新闻及其他少数偏保守的媒体外,美国大众媒体基本上已沦为民主党的宣传工具。
大众媒体变成民主党“喉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自奥巴马上台开始,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基于其左翼立场强调黑人与警察的冲突是由于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并在其报道中不断宣传这一观点,给民众造成一种美国警察专门针对黑人开枪的印象。事实上,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警察卷入枪杀黑人的比例不到0.03%,(38)且这些黑人的死亡几乎都是在犯罪过程中同警察对抗造成的。又如,在前文所述的关于桑德曼的“种族歧视”事件中,主流媒体报道时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美国新闻广播公司主持人一语泄露“天机”:“我们犯错误是因为我们不顾一切,要把特朗普赶出白宫。”(39)《纽约时报》公开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社论,称他们的职责是要成为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力量。再如,在2020年10月9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CNN总裁杰夫·扎克(Jeff Zucker)对他的编辑部门下达政治命令:不得把对特朗普的报道“正常化”。(40)在同一场会议上,扎克接受记者杰米·甘格尔(Jamie Gangel)的建议,确定了该电视台的舆论导向:当前不要给特朗普太多平台,“冷处理”特朗普,待拜登政权完成交接再说。扎克还提出CNN的另一项政治任务:攻击政敌,尤其是共和党重磅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此外,在美国新冠疫情大流行中,主流媒体盛赞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科莫的防疫措施,却选择性忽视纽约州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居美国第一的事实。美国主流媒体偏向民主党的另一个案例是,众所周知,民主党支持乌克兰,俄乌冲突爆发并持续至今,离不开拜登政府的拱火,而当前美国媒体基本不批评乌克兰,即使有也会遭到封杀。例如,2022年8月4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题为《乌克兰的军事策略危及平民》的文章,指责乌克兰军方将军事设施部署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医院及学校,(41)美国政治精英对此予以严厉指责。国际特赦组织基辅办事处负责人辞职,该文章因此在美国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上被封杀。另外,对俄乌冲突的战场报道很大程度上也不再追求真实性,而是为了政治宣传。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劳伦斯(Patrick Lawrence)指出,因吸取了美越战争中媒体报道的教训,当前通讯员只能跟随军方人士在离前线很远的地方待几个小时,不再是真正的前线报道。对此,美国著名记者、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也指出,《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住在大酒店,根据大使馆提供的资料撰写新闻报道,根本不再是战地记者,记者们如果不遵守上级的指令,就会危及自身职业。(42)主流媒体中当然也存在对民主党的监督和批评,但这些批评要么无伤大雅,要么很快会被修改以降低影响,如主流媒体在报道拜登和特朗普所涉及的文件泄密问题上持双重标准,CBS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流向的调查报告被修改重发等。
除大众媒体外,以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为代表的美国社交媒体的政治化问题更加严重。2020年大选中,罗伯特·亨特·拜登(Robert Hunter Biden)的“电脑门”丑闻被揭露出来,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广泛报道,就会对民主党的选情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于是,传统主流媒体对此事视而不见。影响力甚大、受众广泛的脸书对此也装聋作哑,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公开承认,他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暗示,亨特·拜登的事不能上脸书。(43)比脸书影响更大的推特的政治倾向更加强烈。根据马斯克公布的推特文件,推特在2020大选中直接帮助了民主党。2022年10月14日,右翼小媒体《纽约邮报》报道了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丑闻,推特迅速将这个爆炸性新闻压下,并封禁了《纽约邮报》的账号。在2020年大选中,推特担心拥有8000万粉丝的在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煽动暴力,故宣布对其推特账号予以永久封禁,引起世界震惊,一向讨厌特朗普的德国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都对推特这种打压举措表示担忧。(44)此外,推特的审查机构承认,为了支持民主党,他们对30多万反对民主党的用户作了标记,以示不可信。而且,在大选中,推特高层和民主党竞选团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可以做出有利于民主党的管控推特言论的举措。而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将推特与民主党的关系公之于众,立刻引起了民主党的猛烈攻击,包括拜登在内的民主党人都抨击马斯克的收购案,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改口说推特收购案有些方面是值得调查的。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力图搞垮推特,一些大公司宣布不在推特上做广告,导致推特每天亏损数千万美元。
作为美国“第四权”的大众媒体之所以会蜕变,原因有很多,不少人认为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跨国资本大多支持全球化,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老板都是跨国企业的拥有者,而民主党大力支持全球化。从传统上看,大资本、大企业是共和党的拥趸,但由于近年来民主党坚定支持全球化,所以,不少大资本、大企业选择站在了民主党一边。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另外两点:一是大众媒体的从业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本身倾向于左翼;二是美国“政治正确”对大众媒体的影响。
具体来说,首先,媒体的一个主要任务和职责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反映大众的要求和呼声,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因此,从总体上说,媒体往往倾向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而且通常也是社会变革的推手和先锋。正是由于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一定位,它的从业者基本都是一心要匡扶正义、捍卫公平的满怀理想、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决定他们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45)知识分子所塑造的左翼神话之所以如此诱人,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诗意的魅力,(46)同时,知识分子大多不是某个特定知识领域的专家,相反,他们几乎都是只懂得知识传播技巧的更活跃、更聪明、更有创见的“专家”。(47)由于他们充当了记者、编辑、演说家、政论家、电台和电视台的评论员、牧师和教师,现代社会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左右公众舆论的影响力。(48)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媒体人“天生”的“进步性”,他们通常都把抱负理想化,并把它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既然“民主”是件好事,于是他们便认为“民主”的原则贯彻得越彻底越好。(49)同样,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他们也努力地把平等的理想推向极致。知识分子常常通过把当前的现实与理想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这一现实与其他现实相比较。(50)
其次,“政治正确”对美国政治社会影响很深,大众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也深受这种思潮的浸润并成为这种思潮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和传播者。作为一种左翼社会思潮的“政治正确”,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与美国政治光谱上偏左的民主党密切相关。当前,它已成为民主党的主导意识形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批判理论认为,为了实现对西方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的目的,必须对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道德习俗等核心理念进行批判,使之走上“政治正确”的道路。因此,批判理论开风气之先,把黑人、同性恋、女性等弱势群体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自此,以批判理论为内核的“政治正确”开始在美国高校里受到大批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的欢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高校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积极参与甚至领导了民权运动。他们认为,美国民权运动及其所表达的保障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权利及利益的诉求是“政治正确”的,符合社会进步方向,契合打破白人统治及其文化压迫的正当要求。法兰克福学派所推动的“政治正确”在占领了文化高地后,其影响力开始溢出高校校园,向社会及政治领域迅速扩散。为了顺应美国民权运动及“政治正确”的要求,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颁布了《民权法》《选举权利法》等,为实现及保护以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以及以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提供了制度及法律层面上的保障。此后,这两届政府又出台了“肯定性行动”政策,该政策除进一步保障了有色人种等少数群体享有平等权利外,还在就业、就学、获得政府商业性合同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优先权。另外,“政治正确”还极力主张用一整套中性语言来替换原来暗含或直接含有歧视、侮辱意义的词汇,例如,用非裔美国人来代替黑人等。应该说,“政治正确”及其同情、保护甚至倾斜照顾弱者的理念诉求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所以得到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较为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治正确”才能迅速走出校园,在美国蔚然成风,并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高潮。在当代美国,“政治正确”已经俨然成了一种在语言上判断对错的规范,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在社会政策上判断是否公平公正的尺度。
由于“政治正确”的上述特征,它得到了同样关注社会平等及弱势群体的、整体上偏左的美国知识界、教育界、新科技公司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支持。近年来,“越自由越好,越平等越好,越多元越好,越民主越好”开始成为“政治正确”拥护者的主要诉求。(51)由于美国主流媒体的全力支持,谁宣扬“政治正确”,谁就能够掌握舆论话语权,占领道德制高点。水涨船高,船借水势,主流媒体和“政治正确”由此互相促进,结果是主流媒体、“政治正确”和民主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分别在美国舆论界、思想文化领域及政坛取得了显著的优势地位。
(二)美国大众媒体蜕变的政治后果
“第四权”蜕变的主要政治后果有三点,即加重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以及动摇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
首先,大众媒体的蜕变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
美国建国伊始,由于华盛顿、富兰克林等建国先贤厌恶党争,美国没有建立政党。直至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时,美国的建国精英们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才产生了现代政党的雏形——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两派的斗争最终导致了1792年前后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的建立。美国的两党政治就此拉开了序幕。
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两大党经过了错综复杂的重组,到1884年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当选总统时,美国的两党政治才真正稳定下来。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共和两党又出现了分裂与重组,但在1884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两党斗争相对激烈,美国基本实现了民主、共和两大党稳定的轮流执政。在大萧条时期、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两党还能携手共同应对挑战。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党都信奉以“美式民主”和市场经济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两党的这一同质性决定了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不会有大的分歧,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为了获得联邦和地方政府选举的胜利,两党必须尽可能地争取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大多数选民都是中产阶级,政治态度比较温和,因此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都避免走极端,尽量迎合中间阶层的需求。
但如前文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以来,“政治正确”思潮从高校和学术界涌入社会,成为美国具有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不断“左倾”化,甚至成为支撑“政治正确”思潮的重要政治力量。面对民主党咄咄逼人的攻势,不满“政治正确”的持保守主义理念的共和党人(特别是广大基层共和党人)予以反击,逐渐告别温和的中间路线。美国两大政党由此出现了自1884年两党制稳定后的极化局面。所谓政党极化,“就是指政党不走中间路线而是趋向极端,政党之间斗争激烈”。(52)在政党极化不严重时,两大政党之间可以跨党投票,国会立法中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政党合作现象。但当政治极化严重时,跨党投票会被视作违背党纪、背叛政党的行为,“两党就不再视对方为政治对手,而是视为敌人,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兵戎相见就是政党极化最极端的状态。”(53)
由于“政治正确”思潮的流行和向黑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倾斜的平权法案的通过和落实,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党的极化开始抬头。到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政党极化程度迅速加深。而到了2016年特朗普胜选时,两党的极化趋于白热化。2017年特朗普上台伊始,民主党就发起了长达三年、耗资数千万的“通俄门”调查,即指控特朗普“勾结”普京赢得总统大选的调查。其后,民主党又在国会发动了两次对特朗普的弹劾。2020年大选,特朗普坚持认为拜登“偷窃”了总统大位,发动了一系列指控民主党在大选中舞弊的司法战,其顶峰是共和党阵营的德州总检察长率17个“红州”的总检察长向最高法院提告民主党获胜的四个“摇摆州”在大选中违宪。这差点导致美国宪政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诉讼,险些引发美国的分裂。2021年1月6日,国会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时,不甘失败的数十万共和党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部分情绪激动者甚至冲入并一度占领了国会,酿成了轰动世界的1月6号国会暴乱事件。为应对危机,数万美军进驻华盛顿,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国大兵刺刀保护下实现总统权力交接的先例。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为胜选投入了创纪录的167亿美元巨款,竞选中双方火力全开、相互攻讦、互揭其丑,可见美国政党极化程度之深。
政党极化的白热化不仅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政治稳定,还使美国出现了仅次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撕裂。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20年5月25日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犯罪嫌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触发的。在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渲染之下,美国黑人长期遭受白人歧视的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疤被揭开。这场运动蔓延到美国几百座城市并在几十座大城市引发严重骚乱。在长达数月的骚乱中,大批黑人及其支持者砸烂了大量商铺,抢劫了财物,并造成了47人死亡,不少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发组织了武装护卫队。在此次运动中,包括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在内的众多历史人物的雕像被推倒。华盛顿和杰斐逊是因为蓄过奴,而为“废奴运动”献身的林肯的雕像之所以未能幸免,是由于林肯雕像下有一个仰望林肯的黑人雕像。在这场运动中,美国民众明显分为两个阵营。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民众认为该运动是正义之举,因而大力支持。为了顺应这种观点,当时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民主党政要甚至用集体下跪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支持。与此相反,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民众认为这场充斥着“打、砸、抢、拆”的运动是在严重破坏法治,歪曲美国历史。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政治极化从萌发到如今的不可收拾,主要受到由主流媒体和大科技社交平台构成的美国“第四权”的推动。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的媒体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政治正确”思潮的影响并把它奉为圭臬,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民主党的宣传工具。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之下,在民主党支持者和部分持中间观点的民众眼中,共和党成了愚蠢守旧和坚持“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力量。主流媒体把特朗普描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精神病患者”“法西斯”“独裁者”“普特勒”等。面对主流媒体的攻击,共和党人则在小媒体和自媒体上抨击民主党人是“社会主义者”“叛国者”等。由此可见,当今的“第四权”是美国政党极化不断走向极端的极其重要的推手。
其次,大众媒体的蜕变冲击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
美国自政党制度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两党制。两党制比多党制优越的地方在于,多党制下的各个政党都受到其背后利益集团的操控,多个政党在政坛角逐,其实质是各大利益集团之争,由于多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难以整合,所以经常导致政局混乱。而两党制下的两大政党都要努力争取多个利益集团的支持,不可能只受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控制,因而会想方设法整合多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同样,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政党的支持或庇护,也要自我约束,有所妥协。这样一来,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就处于一种既互相支持又相互妥协的平衡状态。(54)正是由于两党制的这一优势,才使得美国政坛上的角逐有章可循,斗而不乱,社会冲突不太激烈,政治制度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
可是从历史上看,美国两党制给其政治制度带来稳定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两党同质性要强,都走温和的中间路线,即政党不极化或基本不持有激进的态度;二是两党的力量大体平衡,从而能够相互竞争、互相监督。如上文所述,第一个条件已不复存在,当前美国政党极化的情况相当严重,而第二个条件自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也逐渐消失了。总体上看,当前美国两党制处于民主党较强势而共和党较弱势的力量对比状态。尽管2016年大选共和党人特朗普获胜,但其选民票比希拉里少了近300万。特朗普刚上台,就受到了民主党发起的“通俄门”调查。2020年和2021年,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成功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两次被弹劾的总统。在2020年大选中,两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共和党人发起了多次诉讼,特朗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还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不愿使两党斗争更加激烈,因而将这些上诉全部驳回。特朗普下台后,民主党在众议院成立了1月6日委员会,重点调查特朗普煽动1月6日国会暴乱事件。2022年中期选举前,联邦调查局在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的授意下,以特朗普非法藏匿绝密文件为由突击搜查特朗普的海湖庄园。2022年11月15日,特朗普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次日,美国司法部就宣布任命对特朗普怀有敌意的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为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对特朗普所涉及的煽动1月6日国会暴乱罪和非法藏匿绝密文件罪的调查与起诉。民主党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上述调查不仅压低了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声势,还可能会对共和党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选情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民调机构都普遍认为共和党将涌起难以阻挡的“红潮”,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大胜。从经验上看,在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的中期选举中,大部分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在上次大选中失败的政党,以便使两党的力量变得相对平衡。同时,大部分人预期会出现“红潮”的更重要原因是,拜登上台将近两年,通货膨胀率创近40年以来的新高,社会治安情况恶化,民众啧有烦言,70%的民众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拜登的支持率降至40%以下。可是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共和党的所谓“红潮”被民主党的“蓝色堤坝”所挡住,变成了“红色涟漪”。共和党不仅没能拿下参议院,反而比选前少了一席,本来预计会大胜的众议院也仅仅获得微弱多数。可见民主党自奥巴马胜选以来就基本处于优势地位。
民主党之所以能处于优势地位,除顺应和利用了“政治正确”的潮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利用支持大政府的政策获得了庞大的掌握很多实权的文官系统的支持,以及利用赞成全球化的理念赢得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资本的加持外,不夸张地说,由美国主流媒体和大科技社交平台构成的“第四权”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是,主流媒体秉持“政治正确”的立场,而部分中间选民以及年轻人则容易受到“政治正确”及其价值观的感召,因而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下,他们会更倾向于站在民主党一边。
共和党知道“第四权”的威力,也想打造支持自己的媒体和社交平台,比如特朗普被推特封号后就创办了“真相社会”,但有影响力的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创建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近期,虽然推特被马斯克收购后开始重新遵守媒体平衡报道的原则,企图纠正“第四权”对民主党的支持倾向,但这受到了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尤其是左翼媒体的阻击。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美国“第四权”加盟了民主党,打破了两党力量的相对平衡状态。
最后,大众媒体的蜕变冲击了美国现行政治体制。
当前,由于由主流媒体构成的“第四权”与美国民主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其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民主党的宣传工具。如此一来,它很难遵守尊重客观真实和平衡报道的新闻理念,因此在保守派民众和部分持中间立场的民众中丧失了公信力,也基本失去了反映广大民众呼声并代表它们去问责和监督政府的这一“第四权”的最基本的功能。当然,美国的“第四权”虽说基本上已变为了民主党的“喉舌”,但它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对民主党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但这些批评和监督已经从异体监督变成了同体监督,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美国现行政治体制虽然设计比较精巧,但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制约毕竟是体制内的,而且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除了相互监督外还互相渗透和配合,比如副总统担任参议院的议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司法部门的判决经常要由行政部门执行等。但是,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完全可能互相勾结。所以,媒体这个体制外的代表大众利益和呼声的监督就变得不可或缺。如前文所述,著名的“水门事件”就是由“第四权”首先揭发并推动,然后国会和最高法院介入,最终迫使总统尼克松狼狈下台。也就是说,在“第四权”没有蜕变前,它较好地发挥了使美国政治体制良性且稳定运转的功能。但当“第四权”蜕变后,美国就丧失了“第四权”这个在体制外进行强有力监督的力量,美国现行政治体制就失去了稳定运行的重要外部保障。
四、结论
美国“第四权”的蜕变使其明显偏向民主党,对此,共和党人以及对“第四权”的蜕变不满的人进行了反制。一方面,共和党人想方设法地打造为自己发声的媒体和“喉舌”;另一方面,一些人则致力于使美国大众媒体恢复其平衡报道的原则,特朗普创立的所谓“真相社会”及马斯克对推特的改造就是上述尝试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第四权”将持续蜕变,大众媒体将变得更加党派化,类似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媒体。可以说,早期党派媒体推动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对“美式民主”起到了比较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大众媒体的党派化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两党极化,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政治的前景将变得黯淡。
注释:
①Ejvind Hansen.The Fourth Estate:The Construction and Place of Sil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J].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2018(10):1071-1089.
②Jesse Owen Hearns-Branaman.The Fourth Estate in the USA and UK[D].PhD Thesis,Leeds:The University of Leeds,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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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1734-1735年,印刷业者曾格被诉其印刷的一份名为《纽约周刊》的报纸非议当时的纽约殖民地总督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违反了《反煽动性诽谤法》,当时的法官裁断曾格犯有诽谤罪,但陪审团最终判定曾格“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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