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0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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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星  

【内容提要】 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国间的博弈,已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充分体现为国家意志的较量,这种较量既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地缘政治张力和国家大战略互动的结果。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主要存在三种前景: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论趋向何种前景,未来的东亚地缘格局最终均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以及国家大战略的牵引作用。

【关 键 词】国家意志/东亚/中国/美国/日本/地缘战略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全球国际政治中一个具有世纪性的重大事态,就是作为全球首强的美国、崛起中的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和致力于普通国家化的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蕴含着亚太国际体系乃至全球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更的实际可能性。其结果,无论是东亚大国还是其他中小国家,均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顺应东亚国际时势的大变化,以便赢得战略主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显然,顺应时势大变化的一大要求,在于敏锐地把脉这个时代的战略逻辑,懂得大国权势角逐背后的作用机理,明了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在张力,如此才能有机会在国际权势等级阶梯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成功;反之,就将遭受严重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一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或者用爱德华•吉本的话说,“公民的审慎”①,就显得至关紧要,因为唯有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确保不迷失航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国家大战略赖以展开的东亚地缘环境,重点探讨中美日三大国东亚战略大角逐的内在动因。文章将首先从“国家意志”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阐释国家对于外交政策的特殊要求,即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达致伟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强调东亚地区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②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实际上就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最后,提出中美日三国东亚战略竞逐的三种前景,并认为只有顺应时势并创新战略思维,才能把握国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在大国权势较量中取得先机,赢得主动。


一、有关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

早在八百多年前,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就强调指出,关于国家或国际政治问题的探讨,本质上属于致用之学,即用以指导实践的学问。“由于在行动方面,最终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原理和动因——这是因为行为者首先是由最终目的所推动,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行动的任何理由都必须来源于这一目的。”③据此,但丁得出结论说,大一统的尘世政体的目的,是确保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的有效实现,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因为和平环境是人类发展智力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由此推之,要求得世界和平,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以此消弭纷争与混乱。正是在《论世界帝国》这部作品中,但丁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即国家之目的。

关于国家之目的这个话题,现实主义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也曾做过系统的人文主义阐释。他指出,一个城邦国家之终极目的,是决心要达到伟盛;达到伟盛的关键,在于靠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即所谓“德行”来进行城邦治理;而政治判断的核心在于坚守这样的理念:使城邦变得伟大不是个人的善,而是“公共的善”。也就是说,要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的道德考虑之上。④所以,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之伟盛取决于两大方面:一是要有一个懂得顺应时势的统治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懂得顺应必然,其中包括为了君国的生存去做一些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的事情。二是一个城邦要达成伟盛,还有必要使君主的上述品质为公民全体所具有。亦即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普通公民,其美德的标准均是:他们必须准备为之奋斗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共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后代,而是共同的祖国。⑤毫无疑问,维系这两个群体并使之按照同一个标准行动的逻辑,只能是体现理性律令的政治判断力。

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大约一百多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同样从人性出发,强调缔造国家之目的,在于消除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即自然状态。他指出,要消除这种自然状态,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就是伟大的利维坦——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一个活的上帝的诞生。⑥在这里,早先但丁所强调的“国家目的”,为“国家意志”这一新的概念所取代。不仅如此,霍布斯还深刻指出,作为“一个意志”的主权者,其职责有三: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维护国内秩序,三是保障人民合法致富。⑦这样,国家意志便与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政治判断力有机地衔接了起来。

在此之后,经由康德、卢梭、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对国家意志的思考更加系统和深刻。其中,黑格尔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他特别指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具有意志,也就是说必须作出决定。⑧由于国家之决定关乎其生存,关乎其伟盛,所以黑格尔反复论证说,国家作为体现理性的共同体,其本身就是理性必然性的实现。可见,关于国家意志的讨论,始终没有脱离但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早先给出的范畴,即国家意志主要与理性、政治判断、美德(道德)等根本问题相关联。众所周知,个人意志本质上是理性的反映。像个体的人一样,国家意志也是理性的体现;而所谓道德,在黑格尔看来,即为个人使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⑨由此推之,国家道德便是使国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亦即国家按照国际政治的必然逻辑行事。于是,便有了此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广泛争鸣与辩论。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意志首先是主权的体现。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其核心不外乎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其次,国家意志是理性的体现。作为理性的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判断自然不能被纳入个人道德律令之中,其核心关切仍然是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再次,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在国家政策之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整体的国家意志最终体现在其所做的决定之中,即反映国家利益追求的政策之中。毫无疑问,这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外交政策。

正是在上述大思想家的哲理思辨的基础上,此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关于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他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最高权威,即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忌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结果,每个国家都面临一种自助的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势角逐或生存竞争。而当自助被视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时,通称的“安全困境”也就不可避免。“安全困境论的核心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他国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⑩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作用下,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指出:“一个伟大的国家能够修改道德和思想的判断标准以及行为的准则,但没有任何标准能比得上国家利益。”(11)他进而指出,霍布斯曾主张,是国家创造了道德和法律,故国家之外既不存在道德也不存在法律,由此可推定:“在国家利益和道德原则这两个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之间不可能有妥协。”(12)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呢?摩根索的回答是:“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理性外交政策就是良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能够使危险减至最小,使利益增至最大,所以它符合道德上的谨慎原则和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13)在这里,外交政策成为国家意志即集体理性的载体。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则更加直白。他直言:“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结果,“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14)可见,国家间较量根本上是理性使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当然,在现实主义学者群体之外,同样有一些理性主义者的声音参与关于国家意志的雄辩。与现实主义者不同,在强调国家安全之时,理性主义者更加重视共同的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鼓吹用机制来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在他们眼中,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一种无政府体系,而且也是一个有序的体系;国家意志作为理性和政治判断力的体现,不仅仅反映主权国家的利益追求,而且要反映国际社会的利益需要。用英国学派的话说,“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15)故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尽管“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16)欧洲一体化运动之父让•莫内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最好代言。

总之,在国际政治之中,天助自助者是现实主义的当然逻辑,这一逻辑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国家美德,是霍布斯所谓的“一个意志”,是黑格尔所谓的一般理性,因而也就是国家外交政策赖以生成的大时势。与之对应的是,理性主义主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规则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运作程序,将引领人类走向有序,这才是国家政策缔造与实施所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上述歧见,但从国家意志出发来强调外交政策对于国家安全与伟盛的终极意义,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智识进步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17)可见,深刻理解国家意志,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东亚地缘战略棋盘上的国家意志较量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区域之一,东亚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首先,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东亚地区生长起来的儒家文化及其催生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东亚朝贡体系,不仅在历史上长期维护着该地区的基本稳定,固化国家间交往形态,而且从根本上促成了该地区的发展繁盛、文明进步和区域共同意识的成长;其次,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无论是作为麦金德眼中环绕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内新月地区的关键一环,还是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之一,东亚的地缘政治张力远非地区层次所能涵括,其国际体系影响从不曾被忽视;再次,在国家关系问题上,该地区大国的兴与衰,始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近代的衰落、现当代的伟大复兴,还是日本近代的急速崛起、二战后的被占领、20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后着力开启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抑或是美国作为大国在二战中的强力卷入、战后作为主导国家身份的不断强化、奥巴马上台后的高调重返亚太,其大国关系的权势辐射作用无疑具有全球意义。正是在这种事关民族生死存亡和国家伟盛的权势大较量中,东亚地区主要大国的外交博弈,实际上就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换言之,这种国家意识的对决,既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地缘政治张力和外交政策交锋的结果。

就时势而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冷战后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国关系处于一种亚稳定的状态,即“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态……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18)催生这一结果的首先是冷战体系的崩溃。众所周知,冷战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确定性,即国际体系的高度结构化——两极化,威胁的来源不仅具有确定性,且主要是单维度的,即来自理性行为体——国家——的军事威胁,因而也是容易预判的。而今天,国务家们再也无法奢望可以像冷战时期那样将威胁主要置于政治—军事范畴来考量。于是,“不确定性”(19)便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在思考国家战略时一个通用的词语。其次是东亚地区出现的权势转移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东亚地区力量如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追求、中国实力的显著增长、东盟的一体化努力,也包括区外强国美国的东亚政策大调整,特别是其作为太平洋国家身份的不断强化。这一新的力量态势,使得国家关系一方面出现新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又难以按照单一逻辑予以固化。结果,主要大国既看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某种战略压力,即对基本道路选择满怀自信的同时,还有一种源自国家关系不确定性之上的战略隐忧。

就地缘政治张力而言,大国东亚博弈不仅体现为外交政策的折冲,更是国家意志的较量。其中,尽管中国对根本的国家道路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基于“和平估算”,谋求和平崛起,(20)但毫无疑问,中国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和平崛起,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追求的“中国梦”的实现,将不得不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新的战略时代里实施。这个时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当冷战结束时,原先两极体系的‘内在的’秩序随之变成了‘外衍的’秩序。也就是说,内在秩序的逻辑向着更大的全球体系拓展了。”当然,所谓的“内在秩序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21)毫无疑问,对于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国际政治逻辑便是防范一个地区大国成长为足以挑战其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体系强国。用《中美国》一书的作者汉德尔•琼斯的话说就是:“对于一个强大的美国来说,中国是它的朋友;但对于一个虚弱的美国来说,中国是它的威胁。”(22)所以,随着“中国因素”的影响持续增大,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上升,对华戒备、防范和牵制也明显增多。亨利•基辛格就直白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一旦它(对美国)构成威胁,就坚定予以应对。”(23)可见,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要的外部障碍就是来自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猜忌和在东亚地区的对华地缘掣肘。特别是当中国提出要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一路一带”战略之际,中美在海洋方向的较量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集中展开了。目前,中美在东亚的博弈,涉及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而成为国家意志的较量。其中,对于中国来说,它直接关乎“中国梦”的实现。

正是认识到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是美国实现和维持其世界领导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关键地区,奥巴马上台后着力强化了美国的太平洋国家身份属性,并在政策上给予保证,即强力推行“重返亚太”政策。据此,在其他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的同时,美国全方位地加大了对东亚的战略投入。如今,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传统同盟体系为基础、以干预地区热点议题为抓手、以应对新兴国家崛起与地区格局变化为重点、以强化美国亚太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布局。其目的旨在向中国和国际社会表明:(1)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不仅不可战胜,而且领导地位不可取代;(2)美国的政策基于其实力地位,即主要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优势,以及其灵巧的战略谋划,包括对国际规范的强调和同盟体系的强化;(3)美国不希望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海权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免出现一个排美的东亚共同体。可见,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设计,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区均势范畴,演变成为一项着眼于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大战略谋划,而这恰恰就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主题,亦即美国的国家意志所在。

相较于中国和美国而言,日本最大的地缘战略困境则是:作为一个亚欧大陆的边缘岛国,它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东亚大国——中国,以及一个强大的、拒绝孤立主义的美洲大国——美国。理论上,处在太平洋东西两强之间的日本,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战略资源分散化的困境,甚至难以保有世界一流大国地位。为此,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曾中肯指出:“日本虽然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纪律和刚毅精神这类丰富的资源,却不足以弥补其与美国和苏联这类洲际大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事实上日本只能在国际权势的等级结构中以一个中等强国的身份出现。”(24)但日本从不甘于做一个“小却闪闪发光的国家”。(25)在日本的传统战略观念中,强权及其各种象征(特别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世界头等大国地位)是安全和威望的保证,故而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始终成为日本整个民族的抱负与追求,并为实现这一最高目标而进行着不懈的艰苦努力,甚至不惜牺牲。(26)正是凭借灵活的外交和国家转型发展,日本得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护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力。此外,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面向陆海两个方向,但源于历史的大陆情结就如同基因一样,深深根植于日本的战略思维之中,并始终制约着日本的大战略缔造。(27)也就是说,朝向海洋方面的一系列战略运筹,最终仍然是为了化解来自东亚大陆的战略压力,或者是为了确保抓住东亚大陆上出现的战略机遇。

故对于当今日本来说,其“普通国家化”战略尤为集中凸显了上述基本的战略思路。该战略不仅仅是对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一种追求,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象设计,即要求日本彻底摒弃二战后所形成的“贸易国家路线”,实现“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并最终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国力相称作用的“普通国家”。特别是在安倍晋三政府时期,日本大战略的这种调整与转向,尽管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主轴,但却凸显出强烈的制华色彩,即渴望构建一个海权国家联合阵线,来应对其所谓的“中国威胁”,从而为日本顺利实现战略转向营造一个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

正是由于中美日三国东亚博弈的背后均体现为国家意志的较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各自制定和实施的对外政策,无不深深地卷入对象国的国内政治生活之中,并深深触及第三方(尤其是中国的邻国和美国的东亚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也就丝毫不敢放松对于国民的动员和政策引导,以便从根本上夯实国际战略赖以成功的国内基础。在日本,鼓吹普通国家化的努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及至安倍在第二个首相任期内提出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国策主张和妖魔中国化举措,目的无不是为其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奠定较为坚实的国内基础。同样,奥巴马政府也反复宣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28)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意义,为此特别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十三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29)

总之,无论是大国地位的维护还是大国地位的追求,中美日的东亚地缘战略博弈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外交政策来予以阐释,它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换言之,这是一种外交和内政同步、领导人和国民都给予同等关切的、事关国家伟大前程的宏大战略,尽管这样的大战略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各方显然不愿也无法在外部压力下止步不前,除非该战略的负面效应和不利前景足以动摇国内的民众意愿。


三、大国东亚战略竞逐的前景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东亚地区展现的主要力量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尽管宏大且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但借助于历史启示和理论范式,我们还是能够大体上判别出几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这些前景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同时还将受到战略思想的牵引。

就历史启示而言,鉴于历史学家主要是以一种有用的和服务于现世的方式来反映过去,故历史教益永远是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时不可或缺的智识源泉。对此,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卡尔曾雄辩地指出:“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30)所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所在,而且尤其有助于培养大战略意识。

而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世界意识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的,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当然,对于学者们来说,“不管其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之现实主义的理解。”(31)而对于国务家们来说,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对此,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曾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国务家们对对外关系哲学的理解不通透,没有足够清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来支撑其对外行为。(32)

基于历史和理论提示,就东亚而言,最大的国际政治现实当数安全两难与东亚地缘政治构造一起起作用。在二战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部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安全两难的经典事例,而半岛内部的安全两难还有一个不时引起人们注意的副题,那就是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安全两难。而在当今东亚政治中,意义特别广泛和深远的是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尽管同时存在彼此协调甚至合作的要素,使之多少是以“缓解了的”而非“激烈的”形式存在;安全两难形势还存在(或潜伏于)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若干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中。总之,如前所说,当前的东亚差不多遍布安全两难,而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仅就此而言,中国是东亚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33)

在这样的结构性困境下,关于国家根本战略的理论提示,除霸权战略外,可供选择的大战略有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34)自助(包括制衡)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谈得最多的根本战略,指的是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加强军事实力,并且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威胁的国家,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所谓“规避”,是指努力避免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尽一切可能不直接加入国际大争斗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其最极端的形式是采取鸵鸟态度,干脆不去关注威胁或否认威胁的存在。其他规避手段则有试图退回到孤立状态,采取纯粹的防御态势以期自保,基于不以盟国身份加入大国集团这一前提向其提供非军事支持以换取其暂时的保护等等。此外,未直接面临威胁的国家还可能采取“推卸责任”或“骑墙”之策。“搭车”战略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小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历史表明,个别搭车者甚至有可能最终上升为驾车者。所谓“超越”战略,是着重于缓解安全两难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战略。根据具有强烈理论意识的著名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的概括,它指的是“一种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超越冲突性政治的通常局限的努力,办法在于争取就解决问题、消弭威胁并防止其重演的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一种国际共识或正式协议”。(35)就安全问题而言,“超越”意味着努力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和次区域的安全体制,以便逐渐创造出一种国家相互间比较稳定、可预期的和平期望得以在其中发育和形成的气候与体制框架。(36)

根据上述理论范式,我们不难得出,未来东亚大国战略角逐的可能前景,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毫无疑问,这里的所谓大战略促进者,就是指当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国。由于它一方面在东亚有着实质性的利益存在和政治卷入,另一方面又有着其他东亚国家所不具备的撤离条件,因此它像历史上的大英帝国一样,属于典型的大战略促进者,即通过塑造均势,便能很好地保障根本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37)而所谓复杂均势,决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拥有同等的力量和影响,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下棋是在“许多棋盘”上展开的;也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政治上保持等距离,或者它们在外交上存在着全面的活动的余地;复杂均势的存在也决不依赖于任何全面的合作体系,不依赖某些大国的协调一致。(38)应该说,当前东亚大国关系走势,多少具有自助制衡的特点,且主要表现为美国占据优势地位的复杂均势体系。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根本在于:(1)与海权国家日本维持密切关系;(2)与陆权国家中国保持合作关系;(3)核心则是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把“远东”地区扩大为“亚太”地区,进而构建美中日平衡的三角均势,一种类似于美国在西欧构建的区域权力结构。(39)当然,这一体系是否持久,不仅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运筹,还有赖于大国间的权势转移进程。

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所谓集体安全,是指安全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它将成为东亚全体成员的利益关切。(40)而体现全体成员关切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就是得到中美日支持、由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所谓大国协调,则主要指中美、美日、中日之间制度化的战略对话和防务磋商,它们就彼此之间可能引发敌对、冲突甚至战争危险的敏感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问题,及时沟通并采取预防性措施,特别是防止突发事件和危机事态的持续升级与失控。显然,迄今东盟地区论坛和已有的大国协商机制并没能有机衔接并成长为一项区域性安全机制,但两者并存运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安全稳定器的作用。或许我们可以期望,随着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一项迈向超越战略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终将得以形成。

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最早是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基于地区贸易安排而于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倡议。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东盟10+3领导人会议提交《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呼吁东亚从一个多国家的地区向一个真正的面对共同挑战、拥有共同愿望和命运的地区共同体迈进。(41)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重提东亚共同体建设,并希望其成为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第三极”;同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发表《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提出“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可见,“东亚共同体”已经从早先的概念发展成为地区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尽管东亚共同体建设还有诸多困难,其实现也有待时日,但这一愿景从不曾在东亚国家湮灭,相反却越来越强烈。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主要力量尤其负有特殊责任,这是因为,“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42)对此,习近平在亚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特别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他同时表示,要把亚洲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43)显然,只有高瞻远瞩,认识到提供公益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才能真正促成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应当强调,上述三种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的前景,不仅是时势使然,也是思想使然。可见,只有顺应时势并创新战略思维,才能把握国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从而在大国权势较量中取得先机,赢得主动。


四、结语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如今中国正快速迈入既富含伟大的历史机遇、又面临严峻战略挑战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之中。可以说,崛起的中国又一次处于历史关键时期。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非同寻常,同时也困难异常。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古老文明国家的再度复兴,本身就让近代以来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西方黯然失色,因为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英国还是美国,拟或西班牙、法国、德国还是俄罗斯,它们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或挑战者,人口规模与当今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势下,要让西方接受中国的崛起,接受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作用于国际政治的独特方式(包括国家行为方式),其困难可想而知。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最直接也最明显地折射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折射在中国大周边地区。换言之,防范、遏阻、规制中国的诸多举措,无论是来自大国强国,还是周边的中等国家,无一例外皆聚焦于东亚地区。东亚对于中国重新成长为世界强国无疑具有首要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在东亚地区与美国和日本展开的大国权势博弈,已然超越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而彰显为国家意志的较量。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特别需要既审慎又创新的国家大战略。在普遍意义上的基本战略属性之外,这一大战略尤其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根植于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方略,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根植于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换言之,在就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并逐步加以落实之际,用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需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44)明确维护和渐次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理战略空间,阐明中国作用于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方式和方法,并重点规划好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和途径。其次,要高度重视东亚和亚太地区对于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强国所特有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尽最大努力在亚太秩序中追求中国的强国地位。诚如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45)再次,中国需要坚定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同邻国和睦相处。新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实乃一体两面,不可偏废。特别是中美关系,已经深深嵌入周边邻国,某种程度称得上是“中美邻”关系。因而,中国需要像经营大国外交那样,对周边外交予以同等的战略重视,并以同样的战略韧劲和耐心,做好周边这篇大文章,使之为中国的大国外交注入更多的活力。

注释:

①“公民的审慎”是爱德华•吉本在总结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政治的判断力,即一种正确判断具体情况的能力。见[英]C.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文艺复兴(1493-15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②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探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大国间的权势博弈。应当指出,俄罗斯、东盟甚至印度对东亚国际事态的发展演变均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又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即地理和政治意志这两大方面的局限性。

③[意]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页。

④[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特别见第36—37、85页;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特别见第1卷第7章“知晓如何运用大善大恶者,寥若晨星”,第118—119页;第2卷第19章“进行扩张的共和国若是治理不善,不按罗马人的德行行事,只会走向覆灭,不会带来昌盛”,第262—265页;第2卷第29章“命运不想让人阻挠它的计划时,它就遮蔽人的心智”,第293—295页。

⑤在《论李维》一书中,马基雅维利以很大篇幅来论说这个基本道理。详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3卷,第8章,第342—344页;第9章,第345—346页;第41章,第429页;第43章,第434—435页;第47章,第438页。

⑥[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1页。

⑦同上书,第137—142页。

⑧[加拿大]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75年,第676页。

⑨[加拿大]查尔斯•泰勒:《黑格尔》,第662页。

⑩[美]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81—282页。

(1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2)同上书,第10页。

(1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34页。

(1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15)[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16)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载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17)[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2页。

(18)[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9)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Henry A. Kissinger, "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 Vol. 124, Summer 1995; Richard N. Haass, "Beyond Containment: Compet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octrines for the New Era",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Christopher M. Jones,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

(20)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持这种观点。见P. S. Suryanarayana, "China, India Seek Peaceful Rise, Not Hegemony, Says Lee", The Hindu, May 31, 2008。中国政府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系统阐释了和平、发展、合作之间的战略逻辑关系。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http://www.gov.cn/zwgk/2011-09/06/content_1941258.htm。

(21)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东集团的内在秩序也随之消亡,唯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国际秩序得以存续下来。见G. John Ikenberry, Thomas J. Knoc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ony Smith,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

(22)Handel Jones, ChinAmerica: The Uneasy Partnership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0, p. xx.

(23)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 136.

(24)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求是出版社,1988年,第259—263页。

(25)[日]武村正義:《小さくともピカリと光ゐ国•日本》,光文社,1994年,第183页。

(26)[美]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27)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56—64页。

(28)一是安全,即“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二是繁荣,即“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三是价值观,即“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四是国际秩序,即“在美国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

(29)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30)[英]E. 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41页。

(31)Edward J. Perkins and David L. Boren, "Summary, Observation, and Conclusions", in David L. Boren and Edward J.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 400.

(32)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3, pp. 95-97.

(33)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87—89页。

(34)该段引自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6页。

(35)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62—166.

(36)相关理论阐释可参见: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0, pp. 41—44;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esp.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37)Alberto R. Coll, "America as the Grand Facilitator", Foreign Policy, No. 87, Summer 1992.

(38)有关复杂均势的论述,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12—116。

(39)相关论述详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6章,第201—253页。

(40)有关集体安全的论述,见Thomas R. Cusack and Richard J. Stoll,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tate Survival in the Interstate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1, March 1994;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七版),第331页。

(41)"Toward East Asian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ast Asian Vision Report, 2001.转引自张蕴岭:《东亚合作与共同体建设:路径及方式》,《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1期,第3页。

(42)帕斯特编:《世纪之旅》,第374页。

(43)《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作主旨讲话(全文)》,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44)见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4—17页。

(45)《习近平APEC演讲:一切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http://news.china.com/focus/ddz/11163081/20141109/18941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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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4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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