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饶宗颐治学起始于地方文献整理和编纂，并在方志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饶氏既参与过旧方志的整理，又亲自纂修过多种类型的志书，是中国方志学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亲历者，其方志学思想兼具传统与革新。在家学熏陶下，饶氏治学带有浓厚的传统文献学和考据学色彩，非常注重在方志中保存地方文献书目，梳理地方学术文化发展脉络，重视考辨地方史事的真伪与流变。同时，他还深受近现代方志学转型浪潮影响，积极致力于将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材料应用于方志编纂之中，重视保存经济民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资料，注重在方志编纂中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并强调方志与国史之间存在互通互补关系。
关键词：饶宗颐 方志学 时代环境 地方文化
饶宗颐是治学范围横跨经学、宗教学、史学、文学、艺术学和民俗学等多个领域的一代通儒，而史学是他尤为重视的一个领域。饶氏的学术之路始于考辨家乡史事和整理地方文献，之后他的学术视野逐步扩展，直至探讨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沟通。饶氏治学不仅视野开阔，还非常注重理念革新，他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融合民俗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提出“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推动了中华古文明、历史地理和中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
方志学是饶宗颐耕耘甚深的一个领域，据其本人自述：“余自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既于中山大学参预粤志之修纂，复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饶氏初涉方志编纂是续修完成其父饶锷的遗著《潮州艺文志》。此后，又为潮州地方名胜韩山和广济桥分别编纂《韩山志》和《广济桥志》。20世纪30年代，饶氏受聘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参与广东省志修纂工作，这使他得以接触当时学界关于方志编纂新理念和新方法的讨论，进一步提升了其方志学理论素养。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当时的潮州修志委员会邀请，担任《潮州志》总纂一职。在负责组织《潮州志》纂修工作期间，他个人还完成《潮州先贤像传》一书的编撰。同时，饶氏还撰有《广东潮州旧志考》《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和《〈三阳志〉小考》等一系列梳理潮州旧志纂修和留存情况的文章。学界有观点认为，饶宗颐日后治学的基础借由研究乡邦文献和地方史地而初步确立，而他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也对其方志学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方志学作为饶宗颐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饶氏整体治学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饶宗颐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人生恰逢时代大环境转换和学术思想飞速发展的变革年代，也是中国方志学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蜕变时期。饶氏本人具有扎实深厚的传统学术基础，但在治学理念和方法上又非常重视与时俱进，这些特点在其方志学实践中亦多有体现。他既注重传统文献学和考据学在方志编纂中的价值和作用，又积极将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材料应用于方志编纂，力求提升志书的思想深度和拓宽内容广度。学界对于饶氏在方志学领域的成就已经多有探讨，但相关研究多偏重于讨论他在方志学领域的个人经历以及具体志书的纂修过程和体裁体例特点，未能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中进行全面考察，本文将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和探讨饶宗颐方志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和主要特点。
一 饶宗颐对传统方志学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饶宗颐出生于粤东一个具有浓厚传统学术文化氛围的家庭，其父饶锷是当地文化界名流，在治学方法上服膺于清代乾嘉学派，“平生致力考据之学”，并热心于搜集整理潮州地方文献和传承弘扬地方文化。在家庭环境影响下，饶宗颐自幼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熏陶，他自述对其日后治学影响深远的文献目录学和考据学均筑基于幼年时期的家学传承。饶氏对于文献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推崇备至，将其形容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第一把钥匙”，并指出具有精深的目录学造诣可以使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做得很精密、很扎实，还可以赋予研究者纵观全局、旁搜远绍、左右逢源、上下贯通的能力。同时，饶宗颐对于清代盛行的考据之学也给予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一切学问的基石”。而重视文献目录学和考据学的治学特点在他的方志学实践中也多有体现。
中国传统史学与文献目录学之间本就联系密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当时所知所见的图书进行了分类，并对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隋书·经籍志》则是以目录书形式出现的学术史专篇，对唐代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进行了精练概括，其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历代文献的做法也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而“艺文志/经籍志”也成为纪传体史书中的常见篇目。重视保存文献书目和梳理学术流变这一史书编纂理念对于中国古代方志学发展亦多有影响。章学诚就曾明确提出：“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主张在进行方志编修时，应当重视“艺文”类目，充分发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同时，他针对清代部分方志编修者倾向于在“艺文”类目中收录大量诗文，却忽视保存地方文献书目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认为此举背离史书设立“艺文”类目的初衷。饶宗颐非常认同章氏的观点，他在点评潮州旧志时也指出，成书于清代的部分潮州旧志也存在着“艺文”类目文选化这一现象，认为“若顺治（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乾隆（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诸书，均刊削书目，但取文章，体例反不逮郭书（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之具体而微，轻辨章学术之源流，徒囿于重文之积习，为可嘅也”。因此，他与饶锷在编修《潮州艺文志》时，就十分注重全面系统地收录潮州地方书目，“掇录序跋，间著考证。州人著述，自赵德《昌黎文录》以降，迄于明清，四部之书，灿然毕陈”，在保存文献之余，还梳理了潮州地方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
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虽然强调志书中的“艺文”类目应当遵循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保存书目和梳理学术史发展的理念，不应过度文选化，但并非反对志书收录诗词文章这一做法本身。在他看来，志书应当“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即参照《文选》《文苑》的形式与内容，另设“文征”类目，专门收录涉及地方历史典故、先贤人物、山川景色和民风民俗的诗词文章。饶宗颐对于章氏在方志中设立“文征”类目的主张也颇为认同，并在自己的方志编纂活动中付诸实践，他在《韩山志》中将地理、胜迹、建置、人物等类目归为正编，至于金石、文辞、撰著等类目则归为副编，提出“正编者，盖史绩之纪述，旨期证要，义取考实。副编者，盖志料之理董，则意存晐博，用资验证”，认为“夫山岭非朝廷州邑之比，自无律令典例之足征，而史料有实事载籍之分，固应示志书文苑之别。今师其意（此处指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提出的相关主张），略加变通，撮机要为正编，纳浮辞于副袠，判文事于两途，别资料于正志，义有师资，例非臆创，谨论厥要略，觊与学者商榷焉”。而在《广济桥志》一书中，饶氏更是单独设立“文征”类目，专门收录历代有关广济桥的诗词文章。
同时，饶宗颐重视目录学和学术史溯源的治学特点也体现在他对于中国古代方志学发展史的探讨上。饶氏在《重印〈潮州艺文志〉序》一文中提出：“方志之书，向有艺文一项，收录历代诗文作品，其从目录学角度，罗列地方人著述，与有关该地载述之篇籍，则寥若晨星。盖地志书目，别为专书，明代藏书家始开其先例”，认为早期方志中的“艺文”类目多偏重于收录诗文，至于强调文献整理且独立成书的地方性“艺文志”或“经籍志”则最早出现于明代。而在《〈韩山志〉自序》中，他对“山志”这一特殊方志类型的发展历史进行考证，认为“山岭之为志者，盖地志之旁支，山经之流裔也”，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张充之《吴兴山墟名》、宗测《衡山记》、陶弘景《山图》和谢灵运《游名山志》等著作，但这些著作“虽简帙论佚，体例蒙昧，然后儒援据之余绪，亦可窥其源本之编制，大都文士丛缀，词客杂纂，匪有义类，可资研绎者也”，直到唐宋时期“乃有专书，部居分别，配隶驯精，则以地志之例，兼及人文之载。山志之体，斯为备焉”，并出现了诸如《王屋山志》和《赤松山志》等“纲提领絜，而旁采人物文章，颇近地志之体”的著作。
饶氏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三阳志〉小考——潮汕文化研究序》一文，指出“作为文献学者，对于史源认识须掌握确切材料，方不至于误解而导致不确之判断”，强调文献整理和考证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他还从文献学角度对潮州旧志的修纂情况进行梳理和考证，在《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一文中指出“潮州之有志乘，实肇于唐宋之世”，并在《广东潮州旧志考》一文中对成书于两宋至清代的诸多潮州旧志进行介绍。
饶宗颐在整理和纂修潮州方志的过程中，还撰写一系列考辨潮州历史地理和民间传说的文章，订正许多在潮州地方上流传甚广的讹误。饶氏在《海阳山辨》一文中指出，秦始皇时期开凿的灵渠位于广西桂林的阳海山（亦名“阳朔山”），但部分史籍却将“阳海山”误写为“海阳山”，而潮州旧志编修者不仅对此讹误未加以更正，还进一步将其附会为东晋时期才设置的海阳县（县治位于今粤东地区）境内的海阳山。在《揭岭揭阳山辨》《古海阳考》和《海宁考》这三篇文章中，饶氏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对“揭阳”“海阳”和“海宁”等牵涉粤东地区的古地名进行考辨，指出《南齐书》中的“揭阳山”位于江西南康，并非广东揭阳；而《史记》中出现的“海阳”地处“今常熟东南滨海”，与始设于东晋的海阳县无关；至于古义安郡所辖的“海宁县”，其地望在今广东惠来，而非福建龙溪。同时，他还在《韩山名称辨异》和《恶溪考》这两篇文章中对诸如韩山、金山、恶溪、鳄溪等常见于潮州地方文献，但具体所指又含混不清的地名进行详细辨析。韩愈被贬潮州一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甚为知名，韩愈本人在潮州民间亦享有巨大声望，饶氏在《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一文中，“刺取志乘，旁以碑记为证”，对北宋至清代的潮州韩文公祠兴废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广济桥作为潮州地方标志性建筑，因横跨韩江两岸，又毗邻韩公祠，潮州民间多将其附会为仙人韩湘子所建，故又得名“湘子桥”。饶氏作为一名重视考据的严谨学者，有感于“说者复附会于神仙释老之言”，因此在《广济桥志》的附录部分收录“韩湘异闻录五则”和“韩湘子辨四篇”，对有关广济桥和韩湘子的民间传说进行考辨，希望能够起到“正传说之妄”的作用。另外，他还对潮州旧志编修者在许多史事上缺乏严谨考证，多采潮州民间穿凿附会之说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明清之际，考证之学未兴，方志家亦罕事考核；惟辗转稗贩，吴志（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亦复尔也”。
中国传统方志学还十分推崇“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编纂理念，意在借此引导民众见贤思齐，从而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有大量诸如耆旧传、先贤传等专注于表彰地方先进人物的传记类志书存世。饶宗颐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于1948年编纂完成《潮州先贤像传》一书，该书收录唐代至近代共30位潮州地方先贤的肖像图，再配以其本人撰写的人物小传，并“缀各传援据书目于卷末，备参稽焉”。饶氏希望此书之刊行能够起到“申仰止之诚，偿尚友之志，启爱乡之心，长思齐之念”的作用。此外，饶宗颐还为生活于明代中期的闽粤王门代表人物薛侃和明末抗清志士郭之奇这两位潮州先贤亲自编订了年谱，意在表彰前者传播文化之功和后者身上所蕴含的高尚气节。
二 饶宗颐在近现代方志学转型过程中的学术实践
仓修良指出，中国的方志编修具有鲜明时代性，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变更其形式和内容。民国时期，在社会制度变化和近代科学文化推广等因素影响之下，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相较于古代方志，近代方志更加强调要有现代科学精神，注重民生实用，改变传统旧志不重民事、详古略今、偏重人事而忽视事物等缺点。饶宗颐在抗战胜利后主持编纂的《潮州志》一书就带有鲜明的时代新特征，体现了中国方志编纂事业在近现代的转型与蜕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虽然时局动荡，但官方还是给予方志编修事业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支持，并多次颁布相关文件，对地方志编纂的相关事宜作出具体规定。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这一文件根据近代社会呈现出的诸多新特点，规定在方志编修时应当增加新内容，并采用新手段与新方法。194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又颁布了新版《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和《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对省、市、县各级方志的纂修时间周期和组织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还对志书编修时的资料征集范围和具体调查事项做出了详细规定，诸如机关、团体设施状况、物品产额、工资物价、宗教信仰、经济状况、人口出生和死亡率、忠烈事迹等，都需要进行分类记录或制成统计比较表，从而进一步确保志书资料的翔实。1946年4月，当时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组织纂修《潮州志》；同年7月，潮州修志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郑绍玄和原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先后担任主任委员之职。潮州修志委员会成立之后，积极延聘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潮州志》的纂修工作，曾担任刘侯武私人秘书的饶宗颐作为地方学界翘楚，被修志委员会聘为副主任委员，并兼任《潮州志》总纂一职。
饶宗颐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职于广东省通志馆，参加省志的纂修工作，这一经历使他极为熟稔当时方志纂修的新理念、新方法与新趋势，并体现在《潮州志》的纂修之中。饶本《潮州志》在具体条目设置上既有沿袭，又有创新，饶氏自述“兹编分三十门，沿旧志者十之四，自立义例者十之六”。从饶本《潮州志》的具体类目设置来看，除了记载潮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著名人物外，还非常关注时代大环境变化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重视保存自然资源（物产、土壤、地质、水文等）、经济民生（实业、交通、水利等）和社会风俗（民族、方言、戏剧音乐、宗教、侨况等）方面的资料。饶本《潮州志》不仅在内容选择上多有革新，还积极引入新的编纂方法。民国时期，官方发布的一系列涉及志书修纂的文件都规定方志编修应当重视发挥图表的功能，而饶本《潮州志》的一大特点便是绘制大量类型各异的图表，饶氏自评此书“撰写方法，复多所变通。若《大事志》，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实际上，饶本《潮州志》中的图表并不仅存在于交通、户口两部分，而是广泛存在于全书各类目之中。总体来看，《潮州志》中的图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地质情况图》《韩江各站水位图》和《汕头潮汐图》等反映自然风貌的图，另一类是《人口消长图》《人口比较图》等体现地方社会嬗变的图。《潮州志》中表的数量更是极其庞大，几乎各大门类中均设有相应的表，而通过表格这一形式来罗列数据，可以直观展现事件的演变发展过程，增强全书叙事析理的能力，并提升可读性和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方志学界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强调方志编修应当拥有现代科学精神，当时的许多官方修志机构也开始聘请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撰写相关内容。方志学界的这些新动向对于饶氏亦多有影响，他在编纂《潮州志》时，“着重实际调查与专家合作”，其中地质、地形、水文、气候等部分的具体内容均出自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之手。
当代方志学界主张方志编修应当注重展示地方特色，而所谓的地方特色指的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在自然、人类活动和交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下，逐步发展形成的某一具体地域的古今人、事、物独特个性的集合体，是当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真实综合反映。饶宗颐长期从事潮州地方文化研究，在相关领域有着独到见解，而这些观点也被他融入《潮州志》的编纂之中。《潮州志》一书的纂修工程是由当时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起，但作为总纂的饶氏却并未将全书的地域涵盖范围局限于专署辖境，而是选择以明清时期的原潮州府辖境为界，并冠以“潮州”之名，他本人也表示“以旧府属为范围，可谓创格”。饶氏之所以在地域断限上选择以旧潮州府辖境作为标准，一是鉴于民国时期广东省各区县在名称和辖境范围上变动频繁，而始设于明代的潮州府，其辖境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二是因为在复杂的人文历史传承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之下，原潮州府辖境内的民众逐渐形成以方言为联系纽带的地域族群认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体系。饶宗颐指出，粤东地区民众“以语言之故，风俗、饮食、戏剧、音乐，皆别具特征”，而饶本《潮州志》也专门设立方言、风俗、音乐戏剧等类目，详细记载潮州地方文化领域的相关内容。另外，潮州因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自明代以来，就有大量民众移居海外，而数量庞大的侨人群体也成为潮州地方社会的一大鲜明特色。饶宗颐在编纂《潮州志》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拟定单独设立“侨况”类目，专门记载在海外创业生活的潮州民众的相关情况。另外，饶氏还很早就认识到侨批在经济史、中外交流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潮州志》的“实业”部分就设有“侨批业”条目，具体介绍历史上潮州地区侨批行业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饶氏晚年还站在理论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开展侨批研究的思路、方法和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饶宗颐将保存于《永乐大典》中的元代《三阳志》部分内容与嘉靖《潮州府志》、顺治《潮州府志》及其本人主持编修的《潮州志》合编为《潮州志汇编》，而将分别成书于元、明、清和近代的4部潮州方志汇编于一书之中的做法，既能够从通史角度展示潮州地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又可以从学术史角度展示中国方志编纂在观念旨趣和体裁体例上的演进历程。
三 饶宗颐方志学思想中的家国情怀与广阔视野
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饶宗颐毕生治学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而通过方志学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及乡邦文化则是其家国情怀的重要体现。饶氏非常重视方志和地方史事在国史研究中的价值，主张方志编纂和地方史研究应当具有国史视野。他在《〈潮州志汇编〉序》中提出“方志，地方史也，亦国史之要删也。从事方志者，非从国史入，则所见也隘”，认为地方史研究者立足于宏观国史的高度去探讨地方史事，可以开阔自身视野，避免一叶障目情况的出现，并能够提升相关研究工作的思想深度。同时，饶氏也认为地方史料在国史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张“治国史者，非自方志出，则所得也肤。良以桑梓之邦，耳目观记，以参为验，于所接最亲切者尽心焉；庶乎着手之非难，而持论斯较可信”。在他看来，地方史料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天然亲和力，可以从细微之处反映时代大环境的演变，能够帮助研究者更为真切全面地认识国史。另外，饶氏还在《〈三阳志〉小考》中明确指出“地方史足为国史之辅车，由于纪载较为翔实，又富有亲切感，大有助于史学，自未容忽视”。饶氏重视国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应当互相融合的理念也体现在其方志编撰实践中，他在《潮州志》的“民族”部分，结合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对中原移民进入潮州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表明潮州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
饶宗颐是促成“潮州学”创立的关键人物，而方志纂修与整理则是“潮州学”的起点与根基。饶氏主持编纂《潮州志》时，就突破当时地方行政区划藩篱，从建置沿革和社会风俗角度将历史上的“潮州府”与现实中的粤东地区视为一个有机延续的整体，并对“潮州”一词重新诠释，使其从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变为社会文化概念，从而为“潮州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主张研究潮州地方文化应当具有宏观的国史视角，认为“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并强调“地方史是国史的基础，‘潮学’实也是‘国学’的一部分”。
饶宗颐治学的另一大特点是具有广阔的世界性视野，他非常注重中外交通史领域的研究，并将其融入方志编纂和地方史研究之中。前文提及饶氏在编纂《潮州志》时就已经十分重视保存侨务方面的资料，他还将《潮州志》中的部分章节内容整理改编为《潮州历代移民史》一文，对潮州民众向台湾岛和东南亚地区迁移的情况进行了整体介绍，并指出“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岛者，为移民史一大事”。饶氏晚年进一步主张“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进行研究”。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华学”这一概念，认为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学”，而中华文化也并非人为疆界所能限定，海外华人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而种族、语言不同的他国学者亦可参与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故“华学”一词比“国学”更能涵括中华文化。
饶氏治学的广阔视野还体现在研究理念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上，他积极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就是强调将考古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的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学研究之中，而多重证据理念也被其应用于方志学探索之中。20世纪60年代，他在《〈潮州志汇编〉序》一文中就指出，方志编修应当注重汲取考古学的最新成果。20世纪90年代，饶氏针对“地下文物的不断出现，新的史料日益丰富”的局面，提出方志编修应当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在史料选取上要更为多样化，这样既可以增强志书内容的全面性，又能够提升思想深度，从而有效“提高地方志的质和量”。
结 语
饶宗颐长期从事方志学领域的研究，他既系统整理过潮州旧志，又亲自纂修过《潮州艺文志》《韩山志》《广济桥志》《潮州先贤像传》和《潮州志》等多部类型各异的志书，并在方志学理论与方志学史领域多有建树。
饶氏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生平经历使其方志学思想和编纂实践呈现出传统与革新相融合的鲜明特征。饶氏从小就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训练，在治学上非常推崇文献目录学和训诂考据学，而他在方志编纂中也十分重视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献书目，梳理地方学术文化发展脉络，并在对地方史地和人物进行严谨考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方志在思想道德层面具有的引导教化功能，希望通过方志纂修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及乡邦文化。同时，20世纪是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饶氏的治学理念与时俱进，观察问题的视野也渐趋开阔，他在方志编纂中注重保存经济民生、社会风俗和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并积极将自然科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新理念、新材料与新方法应用于志书编纂。
可以说，饶宗颐作为中国方志学近现代转型浪潮的亲历者，他在方志学领域的相关活动是20世纪中国方志学在编纂思想和体裁体例方面演化的一个缩影，对于探讨方志学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