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他生愿作写经生——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5 次 更新时间:2018-03-03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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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小 引


饶宗颐先生,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父亲饶锷先生,颇富藏书,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选堂先生自幼承家学渊源,谙熟岭南文献掌故,而且于经史、释道书,皆有深嗜,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柢。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并撰《新莽史》。1949年以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曾从事研究或讲学于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C.N.R.S.)、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E.F.E.O.)、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学艺兼美,早已名闻海内外。但是,由于大陆多年来的封闭,很难看到港台、海外出版的饶先生著作,对饶先生的学问往往不甚了然。自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时常到内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也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刊出,今天国内学界,饶先生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了。

我因研治“敦煌学”的因缘,早已特别留意饶先生的著作,数年来游学鸥洲、日本,见饶先生大著,必购而读之。但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文章散在四方,常恨搜集不易。今有机会来港,亲承指教,得接道风,并得饱览饶先生“敦煌学”论著。饶先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远非我所能述,以下谨就我所熟悉的所谓“敦煌学”范围,略表一二。

所谓“敦煌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敦煌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洞窟、壁画、雕塑,特别是数万件遗书。随着遗书的流散,这些内容涉及多种学科的文献,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学人专心于此,探索钻研,各逞其能,“敦煌学”也就应运而生。敦煌遗书散在英、法、俄、日等国,在英法分别于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公布所藏之前,研究起来并非易事。而且写本数量庞大,内容博杂,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


一、发前古之秘,凿破混沌——道教研究


1956年4月,饶先生发表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笺》【1】,将伦敦所藏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书中还就《想尔注》与《河上公注》、索洞玄本《道德经》、《太平经》等做了比较,并辑录《想尔注》佚文,考述张道陵著作,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于道教研究贡献至巨【2】。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其弟子们后来有欧美道教研究计划,实与饶先生这部书有关。

《校笺》出版后,东西学人探讨《想尔注》者日众,许多关于道教史的专著都采用饶先生的论说【3】,有些日本学者对此书年代有所怀疑【4】。饶先生亦间有补充,先后撰写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5】、《老子想尔注续论》【6】,今并收入199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其中新刊之《四论想尔注》,利用新出马王堆帛书材料,破除日人对道气论的疑虑,使旧说更为坚实。

饶先生熟悉《道藏》,故能从敦煌残篇断简中找出《道藏》所缺而又能够说明问题的资料。对于《道藏》已存的敦煌道典,饶先生也有不少发明,如判断P.2732残卷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杨君服雾法七韵之残文,其所注用韵数,今本或缺【7】。又《敦煌书法丛刊》第27-29卷三册为《道书》,虽然主要是从书法角度选取素材,但其所选的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葛玄无注本五千文《道德经》、《庄子节本》、《太上洞玄灵宝度人上品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二教论》、《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均为道教史上重要典籍,极具参考价值。饶先生曾慨叹“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8】,故此奋起其间,做出优异成绩。目前,道教研究已在国内广泛展开,但有关敦煌道教典籍的研究尚不多见【9】。


二、原始要终,上下求索——文学和乐舞研究


饶先生早年治《楚辞》,曾详校敦煌出土的释道骞《楚辞音》【10】。饶先生自言:“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11】他对敦煌遗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更重要的起点是1957年发表的《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篇【12】。其后不久,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写本六千余件的缩微胶卷,饶先生斥资购得一份,爬梳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即由饶先生于1962年首次影印行世,并且指出胶卷所摄有所夺漏【13】。现此卷研究影刊者又有数家【14】,但饶先生首刊之功实不可没。此外,饶先生还据原件校补了敦煌写本《登楼赋》,并考其写作年代【15】。又据S.4327《谩语话》,讨论话本的起源问题【16】。

在敦煌文学领域,饶先生的最大成就应推他对曲子词的研究。1971年,饶先生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译成法语,合法汉两本于一编,由法国科研中心出版【17】。饶先生早年整理清词,后上溯宋、明,有《词籍考》之作【18】。以此深厚的词学功底,和1965年在巴黎、伦敦亲接原卷的有利条件,饶先生精印出一大批前人不知的敦煌曲子词,包括两件难得的俄藏敦煌曲子词写本,嘉惠学林【19】。

此书所校录的敦煌曲子词,杂曲之外,兼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未收之赞偈佛曲,且作校记,订正旧录之误极多。其所刊新资料,于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如《谒金门开于阗》一首,是敦煌与于阗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至此时方显于世【20】。另外,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词之起源,词与佛曲、乐舞、龟兹乐之关系等问题,均做了切合实际的考察。

书中附有敦煌曲系年、敦煌曲韵谱、词调卷号索引等,便于读者使用。此后有关敦煌曲的研究著作,无不取材于此书。但饶先生本人并未满足,而是继续补阙拾遗,又撰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补之一》【21】、《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册之曲子词》【22】。并在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进一步申论曲子词的种种问题,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23】、《敦煌曲子中的药名词》【24】、《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25】等。1989年出版的任半塘先生著《敦煌歌辞总编》,于《敦煌曲》有些不符实际的批评。

近年来,饶先生重新检讨曲子词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先后撰有《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26】、《从敦煌所出〈望江南〉、〈定风波〉申论曲子词之实用性》【27】、《“唐词”辨正》【28】、《敦煌词札记》【29】等,并整理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李卫公望江南》【30】,阐明自己对曲子词的观点。饶先生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骘之馀,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31】在曲子词的研究上,正是如此。

我于词学是外行,对于任先生的批评,不敢赞一词,但任先生关于一些歌辞年代的界说,如《五台山曲子词》,若依治史方法处理之,则只能说是后唐时的产物,而非武周【32】。饶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果部分汇集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的《文辙》一书中。

饶先生善鼓琴,通乐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珍贵乐谱、舞谱,撰有《敦煌琵琶谱读记》【33】、《敦煌舞谱校释》【34】,是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先驱者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发表《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35】、《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36】、《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37】、《论□·与音乐上之“句投”(逗)》【38】、《敦煌琵琶谱史事的来龙去脉》【39】等等一系列论文,于琵琶谱的年代及曲体结构,创获最多。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均收入《敦煌琵琶谱》【40】和《敦煌琵琶谱论文集》【41】两书中。黎键先生《饶宗颐关于唐宋古谱节拍节奏记号的研究》【42】和陈应时先生《读敦煌琵琶谱——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43】两文已有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三、搜虫书鸟语之文,溯龙树马鸣之论——历史语文研究


在历史学领域,饶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同样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

禅宗入藏,是西藏佛教史与汉藏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自来研究者皆为欧美日本学者。饶先生在戴密微教授刊布的法藏《顿悟大乘正理决序》之外,新发现了伦藏本S.2672,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44】,并依此文书及相关汉藏文材料,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述。与此相关的还有《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45】、《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46】两文。

前者重要在讨论摩诃衍禅法的来源,后者则据敦煌文书,论证戴密微提出的敦煌贞元三年(787)陷蕃说【47】。饶先生上述三文,属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开创期的研究成果。仅此一例,可见饶先生治学,往往能够抓住一代新学术的重点,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

翻开《选堂集林史林》,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一些论文,虽非直接讨论敦煌文献,但随处拈来,得心应手。如《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48】,引P.2549《古文尚书孔传目录》为证,说明是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撰。《穆护歌考》于敦煌祆教、摩尼教史料采论至广,多有新意【49】。《维州在唐蕃交涉史上之地位》一文【50】,对P.2522《贞元十道录》有所考订。《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51】,由P.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聿斯经》出自西域都赖水,并考辨“七曜”有摩尼教传入之“七曜”与中国天文数术传统中固有的“七政”两意,引敦煌历书等材料为证。《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引敦煌本《新集孝经十八章》,证唐代君主的三教汇合论,又指出S.5645刘晏《三教不齐论》,即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者【52】。

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饶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班达伽东方所,从巴朗吉(Paranjpe)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治《梨俱吠陀》,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53】,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影响【54】等前人未发之覆。饶先生还由敦煌写本《悉昙章》,申论梵文r、r、l、l四流音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55】。

又如“敦煌学”界讨论极繁的“变文”之“变”字,饶先生在《从“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1980年)一文中【56】,指出即梵文所谓“神变”之Pratiharya。后来美国学者梅维恒(V.H. Mair)在所著《唐代变文》【57】和《绘画与表演》【58】两书中,详考“变”字的印度来源,实未出饶先生此文的篱藩。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中的各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发明极多。


四、他生愿作写经生——书法绘画研究


敦煌艺术以绘画最为脍炙人口,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饶先生独具匠心,留意写本中的绘画资料,曾撰《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2682,S.6261)》【59】,于此两卷书法绘画,有所考述。后在巴黎讲学之际,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中法对照,有图有说【60】,于沙州画样来历以及画法、题材,结合画史,多所阐明。以后又在《魏玄石白画论》一文中【61】,对白画二字来历,有所补充。此书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近年来,饶先生多次访问敦煌,得以亲睹莫高窟壁画,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对敦煌壁画中的刘萨诃【62】、围陀【62】、誐尼沙【64】等形像,皆有新说。

饶先生绘画史论文,现集为《画(寧+頁)》一书【65】,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一文【66】。此文由台湾史语所保存的石础画像,论到《灵宝度人经变相》,于人们熟知的佛教经变画之外,揭示了道教经变与变相的关系,所引敦煌写本如P.4979所记《道教天尊变》一铺,为许多讨论变文变相问题者所忽略。

相对而言,饶先生于敦煌艺术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是对敦煌书法的系统表彰。早在1961年,饶先生就写有《敦煌写卷之书法》【67】,利用当时所见英伦藏卷,选印精品为《敦煌书谱》。以后1964、1974年两度逗留法京,遍览伯希和取去之宝藏,更扩大规制,选取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辑成《敦煌书法丛刊》29册,于1983-86年间,陆续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佳书妙品,融于一编。

在每册的解说中,饶先生系统揭出敦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论各个时代的法书风格,可从以下例子中窥之一二:P.4506北魏皇兴五年书《金光明经》,“结体荡,行笔逋峭,《刁遵》、《高湛碑》之劲美,兼而有之。论其书法艺术,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谓为标准之魏法,可以当之无愧”;P.3471《仁王般若经序》“书写于陈世,必在天嘉以后,坚挺秀整,开唐人之先河,劲古而不媚俗,孰谓经生书为无足观耶?”P.2508《南华真经郭象注》“为唐初道书之精写本。自袁桷误题《灵飞六甲经》为钟绍京笔,后人悉目此为经生书。此卷当亦属经生书,〔《徐无鬼》卷〕意态飞动,尤为妍秀。因知经生书体类多姿,非仅《灵飞六甲经》一路而已也。”P.3994《词五首》“字极拙重健拨,在欧、柳之间,毫锋取势,可与王《汝帖》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江行初雪》画卷赵干题字相颉颃,可定为五代时书风,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我们对照影本读这些典雅的鉴赏跋语,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惟日译往往失去文言意趣,今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中文修订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正可以弥补此失。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包括书法精品《温泉铭》、《化度寺塔铭》、《金刚经》三拓本【68】,以及《十七帖》、《智永真草千字文临本》;经史典籍《周易》、《毛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晋春秋》【69】、《大唐西域记》、《沙州图经》、《书仪》;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文选》、《玉台新咏》、《高适诗》、《云谣集》、《王昭君变文》;重要文书《封常清谢死表》、《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曹元忠状》、《大云寺安再胜牒》;佛道经典《金光明经》黄绢写经【70】、《东都发愿文》【71】、《生经》、《三阶佛法》、《因明入正理论》、《大乘起信论略述》等等(道书已见上),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多所发明。周绍良先生说:“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72】柳存仁教授也称:“其所审鉴之《敦煌书法》,益见其考索之赡备。”【73】人称饶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74】,我以为此书最具代表性。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75】这两句题画诗,真切地表现了饶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小结


饶先生研究敦煌遗书,着眼点往往是汉学领域中的大问题,但他所论又往往不限于汉文材料,古今中外,取材随心应手,故而多有创新之论。饶先生对敦煌资料的研究表明,他不愧是一位“当今汉学界导夫先路的学者”【76】。

【1】全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副题《道教原始思想初探》,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4月出版。

【2】参看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Asie 5 (1989-1990), p.230, 235。

【3】如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4】参看楠山春树《老子传说の研究》第六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79年;麦古邦夫《老子想尔注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57册,1985年,75-107页;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三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90年。

【5】《清华学报》新4卷2期,台北,1964年,76-84页。

【6】《福井博士颂寿记念东洋文化论丛》,东京,1969年。

【7】《论敦煌残本登真隐诀(P.2732)》,《敦煌学》第4辑,1979年,10-22页。

【8】黄兆汉《道教研究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

【9】如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但一、二辑中未见有关敦煌道教文献的论文。

【10】载所著《楚辞书录》,香港,1956年版;又收入所著《文辙》上,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123-130页。

【11】《选堂字说》,载所著《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325页。

【12】《新亚学报》3卷1期,333-403页;3卷2期,305-328页,4图版。

【13】《文心雕龙专号》,香港大学中文学会,1962年。又所附《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今收入《文辙》上,407-408页。

【14】参看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林其琰、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合校》,上海,1992年。

【15】《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511-514页;收入《文辙》上,267-275页。

【16】《敦煌本谩语话跋》,《东方》(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专号),1968年;收入《文辙》上,443-449页。

【17】全称Airs de Touen-houang (Touen-houang k’iu),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tée en fran?ais avec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textes d’Airs, pa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71。应当指出的是,此书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系作者自己抄写的,而是假手他人,故有笔误。

【18】《词籍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新编《词集考》,1992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参看杨联陞书评《饶宗颐、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原载《清华学报》14卷2期,1974年;收入《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7页;苏莹辉《〈敦煌曲〉评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卷1期,收入《敦煌论集续编》,台北,1983年,301-320页。

【20】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91页。

【21】《新社学报》第5期,新加坡,1973年,1-3页。

【22】《新亚学报》第11期上,1974年,49-59页。参看魏礼贤(Hélène Vetch)的法译 “Note sur le Tch’ang-Ngan Ts’eu”, T’oung Pao, LX. 1-3, 1974。

【23】《敦煌学》第1辑,1974年,69-78页。

【24】《明报月刊》237期,1985年9月号,68-69页。

【25】《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53-60页。

【26】《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台湾,1991年,25-38页。

【27】《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395-400页。

【28】《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09-118页。

【29】同上,119-120页。

【3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31】《文辙》小引。

【32】参看拙稿《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55-62页。

【33】《新亚学报》4卷2期,1960年,243-277页。

【34】《香港大学学生会金禧纪念论文集》,1962年。

【35】《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36】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37】《音乐艺术》1990年第4期。

【38】《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

【39】《音乐研究》1987年第3期。

【4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

【4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42】《敦煌琵琶谱》155-171页。

【43】《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21-125页。

【44】《崇基学报》9卷2期,1970年,127-148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713-770页。

【45】《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香港,1964年,173-181页,图I-IV;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97-712页。

【46】《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1-57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72-696页。

【47】按此说大致不误,惟因据《新唐书》所记依满十二年计,为贞元三年,实多计一年。目前学界一般取贞元二年说,参看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72年,737页,注6;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时代》,《敦煌の历史》,东京,1980年,197-198页;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1-7页。

【48】《选堂集林·史林》上,398-410页。

【49】《选堂集林·史林》中,472-509页。

【5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本下,1969年;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56-671页。

【51】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M. Soymié, Genève-Paris 1979;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 771-793页。

【52】《选堂集林·史林》下,1207-1248页。

【53】《尼庐致论(Nirukta)与刘熙的〈释名〉》,《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北京,1985年;49-54页;又载川口久雄编《古典の变容と新生》,东京明治书院,1984年,1190-1196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1-10页。

【54】《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号,1963年,98-101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18-122页。

【55】 “The Four Liqiud Vowels r r l l of Sanskr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ese Literature (Note on Kumarajiva’s T’ung Yun. Tun-huang Manuscript S.344),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vol.31-32 (Dr. V. Raghavan Felicitation Volume), Madras 1968;许章真译载《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台北,1982年;英文本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中文本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29-38页;亦收入许氏《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北,1989年;此外,金文京日译本载《中国文学报》32号,1980年。

【56】《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东京,1980年;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23-137页。

【57】Cf.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9.

【58】Cf. Paintings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1988.

【59】《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539-543页,图1-9。

【60】全称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conserv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lée en fran?ais pa Pierre Ryckmans, preface et appendice par Paul Demiéville, 3 v., Paris 1978。

【61】《选堂集林·史林》上,308-310页。

【62】《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36-349页。

【63】《敦煌石窟中的誐尼沙》,《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64】 “The Vedas and the Murals of Dunhuang”, Orientations 20.3, 1989; 《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6-26页。

【65】台北时报出版社,1993年。

【66】《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1974年,255-309页。

【67】《东方文化》第5卷,1961年,41-44页,图I-XXIV。

【68】以上三帖又详见《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1987年,298-304页。

【69】详见《敦煌与吐鲁番写本孙盛晋春秋及其“传之外国”考》,《汉学研究》4卷2期,1986年,1-8页。

【70】详见 “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date (471)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chinois de Dun-huang P.4506 (une copie du Jinguangming jing 金光明经)”, Journal Asiatique, 269, 1981, pp.109-118。

【71】详见 “Le ‘voeu de la capitale de l’Est’ (东都发愿文) de l’Empereur Wu des Liang(梁武帝)”,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pp. 143-154+pl.XVIII。

【72】《一部研究敦煌写经书法的专著》,《人民日报》1986年8月28日。

【73】《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

【74】苏文擢《佛国集后序》,《选堂诗词集》,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1978年,12页。

【75】《选堂诗词集》157页。

【76】施岳群《在饶宗颐顾问教授聘书颁发仪式上的讲话》,复旦大学,1992年11月。

初刊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3年5月号;修订本刊《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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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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