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世的汉文古籍中有不少涉及西域或域外史地，其中有大量的西域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是研究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胡语文书，敦煌藏经洞也保存了西域的大量胡语文献，利用这些当地发现的胡语文书，来解读有关西域史地专名，可以为古籍整理校勘时取舍不同汉字写法提供帮助，甚至定论。然而，过去汉文古籍的整理一般注重版本的校勘，很少关注胡语文献研究的成果。本文列举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汉那”还是“涣那”，《新唐书·地理志》的“蘭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德从太子”，《隋书·西域传》的“代失毕”，《隋书·铁勒传》的“薄落、职乙”等例子，来说明西域出土胡语文献对于汉文古籍整理可以提供的帮助，借以引起古籍整理研究者的注意。

关键词 ：胡语；涣那；蔺城；从德太子；谋落；炽俟

中国传世的汉文古籍中有不少涉及西域或域外史地，比如正史大多数都有“西域传”或“外国传”，还有不少佛教僧人经西域赴印度求法，《高僧传》中也有不少中亚、天竺的僧人前来中国求法。这些古籍当中，记录下大量的西域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是研究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有不少研究论著尝试加以解读，取得了不少优异的成果。

解读这些有关西域史地专名的一种方法，就是从西域当地发现的胡语文书中去寻找相关的对应文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胡语文书，敦煌藏经洞也保存了西域的大量胡语文献，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素材。这些胡语文献经过百年来的解读，大多数已经转写、翻译成现代语文，已经可以为非胡语专业的学者使用。大致说来，这些胡语文献包括：楼兰、尼雅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和田、敦煌发现的于阗语文献，库车、焉耆、吐鲁番发现的龟兹语、焉耆语（即所谓吐火罗语A、B）文献，丝绸之路沿线多处发现的粟特语文书，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语文献，还有吐鲁番发现的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等摩尼教文献，吐鲁番发现的叙利亚语景教文献，敦煌、和田等地发现的古藏语文书。这些用拼音字母拼写的文字，往往保留了专有名词的正确写法和发音，又是出自当地的原始文献，相当可信，所以是认识汉字拼写的西域专名的一个最佳途径。

然而，汉文古籍的整理一般注重版本的校勘，很少关注胡语文献研究的成果。但汉字在书写和流传过程中，不免会产生讹误，仅用现存的汉文文献，不论是版本间的对校，还是相类文献的互校，对于不同的写法，都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有些各种汉文文献都同样的名词，也无法发现其实是一种误写。本文列举一些例证，来说明西域出土胡语文献对于汉文古籍整理可以提供的帮助，借以引起古籍整理研究者的注意。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记于阗：

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大唐西域记校注》在“汉那”下有校记（括注缩略语全称）：

《古本》（和州橘寺古藏本）、《建本》（醍醐三宝院所藏古写本）汉作唤，《宋本》（东寺观智院所藏北宋刊本）、《资福本》（南宋安吉州资福寺刊本）、《明南本》（明洪武刊《南藏》本）、《明北本》（明洪武刊《北藏》本）、《径山本》（明嘉兴府楞严寺刊本）及《慈恩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翻译集》（法云《翻译名义集》）引并作涣。《赵城本》（金刊《赵城藏》本）及《华严钞》（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会本）引作汉，同此本。

本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印出版的《高丽新藏本》为底本，做校注的范祥雍先生依据校勘的原则，这里只出异文，不加判断，但仍坚持原本“汉那”。

章巽校点本《大唐西域记》采用金陵刻经处1957年刊行的《大唐西域记》为底本，此处作“涣那”，校记作：“丽本作‘汉’；建本、古本作‘唤’。”芮传明《大唐西域记译注》从之。

于阗语对于阗的自称，古于阗语作Hvatana，Hvatäna、Hvataṃ，晚期于阗语作Hvaṃna或Hvana、Hvani。与玄奘时代大致相当的于阗语《赞巴斯塔书》（Book of Zambasta）作Hvana。因此于阗人自己的自称是Hvaṃna，与汉文的“涣那”或“唤那”正好相合，也和玄奘所说的“俗语”相符，即玄奘当时从本地听到的发音。由此看来，这里各种《大唐西域记》文本，“涣那”或“唤那”才是对的，作“汉那”则应当是形近而误，繁体字的“漢”与“涣”的写法类似，所以容易混淆。“汉那”的写法也有它的价值，就是从偏旁来看，作“水”字偏旁的“涣那”更有可能是正字，所以今天校勘《大唐西域记》，应当取“涣那”，而不是“汉那”，章巽的点校本完全正确，而现在更加通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反而不能依从。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

于阗东界有蘭城、坎城二守捉城。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

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蘭城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

（从且末播仙镇西行），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蘭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也记：

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

这里的“蘭城”，《新唐书》各处所记均同，其原始文献应当都来自唐朝中央保存的官府档案。658年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立安西都护府，后来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在安西大都护府统辖下的于阗，设立了一系列军事系统的镇和守捉。“蘭城”应当是先立为镇，后来发展成更大规模的守捉。蘭城的具体位置，据上文在于阗国都城东面六百里，其西三百里有坎城镇，东一千里有且末镇（后改名播仙镇）。可见这里是于阗国东面的边境城镇，与且末的播仙镇接壤。《大唐西域记》记玄奘东行路线，于阗王城东三百余里有大荒泽，更东行三十余里为媲摩城，有媲摩川，自媲摩川东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这样看来，蘭城应当相对于玄奘的尼壤城。

玄奘的尼壤一般认为即汉代的精绝国，在今民丰县的尼雅遗址。这里出土过大量的佉卢文书和少量的汉语文书，原本是汉代精绝国所在，后来并入以楼兰为都城的鄯善王国。但尼雅遗址最迟在5世纪初即已废弃，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玄奘的尼壤在今民丰县址（旧名尼雅）。“尼壤”和“蘭城”指的虽然是一个地方，但为何两者的发音却对不上，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属于唐朝时期的于阗语文书中，有地名Nīña，见于所谓“赫定收集品”的文书中6件木简文书，即Hedin 37、Hedin 38、Hedin 52、Hedin 59、Hedin 61 Hedin 65。其中，Hedin 59内容如下：

a1 spāta vimaladattä tta parī—— vaśa'ra-saṃgä vara vaña vā phema ṣṭa parau ā si ...

（中略）

b1 ... u nīñāṣṭa spāta hīvī stūrä 1

译文：萨波Vimaladatta命令。给那里的Vaśa'ra-saṃga。从Phema（媲摩）来令，曰：（中略）……到Nīña，萨波的驮兽一头。

于阗语专家贝利（H.W.Bailey）教授指出，于阗语文书中的Nīña就是尼雅。吉田豊教授指出，因为尼雅在玄奘到来的时期已经废弃，所以尼壤应当在今民丰县城附近；赫定收集品来自和田策勒县达玛沟，这里属于媲摩（又名坎城）地区，从这里把命令送到Nīña，正好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媲摩与尼壤的距离大致相符，所以Nīña就是尼壤；而据《新唐书·地理志》，这个Nīña可能就是《新唐书》所记的“蘭城”。

Nīña还见于施杰我（P.O.Skjœrvø）发表的一件于阗语木板文书，此件为伦敦Sam Fogg书店出售，今不知所在。其中第1栏第12行文字如下：

……

译文：小麦一石五斗、青麦一石，送尼壤人（作）食物。

可惜这件文书的具体出土地不明，但文书中提到的地名基本不见于此前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所以推测可能在距离尼壤不远的地方。故此，施杰我也把Nīña比定为尼壤（民丰）。

迄今为止，和田地区也出土了不少汉文文书，却始终没有见到“蘭城”一名。2007年，李吟屏先生在和田地区新出文书中见到“藺城”一名，他怀疑《新唐书》的“蘭城”即“藺城”之讹。陈国灿先生同意这一看法。

目前，这些新出文书，有些已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并经过整理，为学界所知。其中国图藏BH1-2《唐大历九年（774）（或十年）于阗镇守军仓勾征帐草》第37行记录：

四百三石八斗一升七合粟，藺城交，准米二百卌二石二斗九升。

从全卷可知，这是于阗镇守军的一份总帐，藺城所交粮食数量与坎城仓、杰谢镇的数量大体相当，所以推测藺城也是一个镇级单位。“藺城镇”的名字即见于BH3-4《唐某牒为防御贼人事》。

朱丽双博士根据新出资料指出，“藺城”的“藺”与于阗语Nīña完全可以勘同，所以，唐代汉语文书的“藺城”对应于于阗语文书的Nīña，也就是玄奘所记的尼壤城，而《新唐书》的“蘭城”为“藺城”的形近而误。

这一中外学者多年来步步推进而最终达到的结论，完全成立，如果没有新出的汉语文书，以及于阗语文书的印证，“蘭城”一直不会当作一个误写。但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唐代的于阗没有“蘭城”，只有“藺城”，《新唐书·地理志》和《兵志》中的“蘭城”都应当校改为“藺城”。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

乾德四年（966）二月，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

乾德四年，是岁于阗国王李圣天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

《宋史》卷二《太祖本纪》记：

乾德四年二月丙辰，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献。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于阗》记：

乾德四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

《长编》和《宋史》记载的北宋乾德四年二月入贡于宋的于阗王之子名“从德”，史料来源应当是一致的，应来自宋朝的官府存档。这里所提到的于阗王，按照五代宋初于阗王的世系表，当指912—966年在位的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文的名字作Viśa’ Saṃbhava（尉迟散跋婆），他曾娶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女为皇后，两人的画像现在还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

敦煌发现的于阗语文书P.3510是《于阗从德太子发愿文》，其中称：

（38）我至亲至善（manāpa）之父、圣君（śiṃ kūṃ）、王中之王功德无量。伏愿其命居三聚（trivarga）而宝位恒昌。（39）我至亲至善之母、大汉皇后（mista ciṃgāni），予我此生性命（gati）。

（末题）从德（Tcūṃ ttehi：）太子一切恭敬，敬礼佛法，命人写讫。

这里从德太子称其母后是“大汉皇后”，只能是指李圣天所娶曹议金女，所以“圣君、王中之王”指李圣天，而从德为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太子。

我们把于阗文的Tcūṃ ttehi：译作“从德”，一方面是对音完全相符，另外还有莫高窟第444窟东壁盛唐画《见宝塔品》南北两侧题名的佐证：“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这两位皇太子据洞窟年代应当就是P.3184号文书背面题名的于阗太子：“甲子年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学者已经推断这个甲子年即宋乾德二年（964）。这里称有三位于阗太子，那另一位应当就是从德。“从”“琮”发音相同，其于阗文原文应当就是Tcūṃ。

从年代上看，乾德二年八月三位于阗太子参加了敦煌的法会，然后作为长子的从德出发东行汴梁，于乾德四年二月入贡于宋，时间上非常合适。那么中原史料所记的于阗太子“德从”，应当就是“从德”。不知是中原的使臣记录时就弄错了名字的先后，还是后来辗转传抄出现的错误，不过从“德从”颠倒过来，正好和“Tcūṃ ttehi：”对应，加上另外两位太子都是“从”或“琮”开头的名字，把“德从”改为“从德”，应当没有任何问题。

从德从宋朝回到于阗后，正好其父王李圣天去世，于是他在967年即位为王，于阗文的名字是Viśa’ Śūra（尉迟苏罗）。于阗文文献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Mañjuśri-nairātmyātvatarā-sūtra）背面第436－439行的题记：“我愿证悟者、王中之王尉迟散跋婆以此功德而早升净土，愿天竺转轮王尉迟苏罗以此功德而已躬永寿。”可以证明王位继承关系，也说明从德太子就是后来的尉迟苏罗王。

“从德”应当是尉迟苏罗的汉名，就像尉迟散跋婆的汉名为“李圣天”一样。“从德”这个汉名，在其即位为王后仍然使用，这就是向达先生曾在《西征小记》留下的一则记录，他在武威文庙看到一座木塔，原出敦煌千佛洞，内有银塔一座，上镌“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后来银塔被人掠走，只存木塔。这条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从德”确定的汉字书写，还证明他既有国王的身份，又是一位具有佛教素养的“大师”，这一点也可以从敦煌藏经洞保留的与从德有关的佛教文献得到证明。

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所记的于阗太子“德从”，应当校改为“从德”。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唐高祖即位，龟兹国王苏伐勃駃遣使来朝。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龟兹国条：

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駃遣使来朝。

《新唐书》二二一《西域传》龟兹国条：

高祖受禅，王苏伐勃駃遣使入朝。

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克孜尔发现的梵语文书中，找到六个龟兹王的名字，其中两个都作Suvarṇapuṣpa，字义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其中他编为第XI号的写本提到：

abhyatītakālagatānaṃ dānapat（ī）nāṃ Suvarṇapuṣpaprabhṛtīnām…

译文：往昔以金花王为首的施主们的……

因此，他认为龟兹史上至少有两位“金花”王，一位是7世纪初的金花王，一位是玄奘所记的“近代有王，号曰金花”者。吕德斯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指出，唐初遣使来朝的龟兹国王“苏伐勃駃”，最后一字应当改作“驶”，则与Suvarṇapuṣpa的拼写完全一致，“苏伐勃驶”就是Suvarṇapuṣpa（金花）一词的音译。再从年代上看，苏伐勃驶是《旧唐书·龟兹传》所记贞观年间在位的龟兹王“苏伐叠”的父亲，而“苏伐叠”的原名，早在1913年就由烈维（S.Lévi）从伯希和库车盐水沟遗址所获“吐火罗B方言”木简上寻获，拼写作“Swarnate”，他由此正确地判断所谓“吐火罗语B”应当就是7世纪流行于龟兹地区的“龟兹语”。王名字经吕德斯与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相继订正，实应读Swarnatepe。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有一件苏伐勃驶王第十一年的木牍（SI P/139（d）），烈维与奥登堡（Sergey F.Oldenburg）在1913年就作了试录。1998年春，皮诺访问圣彼得堡时也作了转写，并提供给亚当斯（Douglas Q.Adams）在讨论地名时参考。此件的转写和汉译，现在可以在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第六章中看到。

由此可知，唐朝史料中留存下来的“苏伐勃駃”，现在可以确定应当校改为“苏伐勃驶”。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康国条：

王字代失毕。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校记称：“‘代失毕’，《北史》卷九七《西域·康国传》《通志》卷一九六《四夷》三《康居》作‘世夫毕’。‘代’字或避唐讳改。‘失’‘夫’形近，姑存疑。”

这位粟特国王的名字，“代”字可依据避讳的规则，推测原为“世”字。但“失”“夫”二字字形太近，所以难以决断。

在粟特本土出土的钱币上，有粟特王的铭文，作šyšpyr，据此，《隋书》中的“代”一定是“世”，“失”没有问题，一定不是“夫”，此王名字是“世失毕”。

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卷八四《铁勒传》：“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於尼讙等，胜兵可二万。”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隋书》此处一仍其旧。

其中的“薄落、职乙”，是汉文史料中有关哥逻禄的最早记载，内田吟风早就指出：“薄落、职乙”即后来葛逻禄三姓中的Bulāq族（《唐书》写作“谋落”）与Čigil（炽俟）。唐朝显庆二年（657）十一月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唐朝在天山南北、葱岭东西的西域设置羁縻州府，安置西突厥部落及其所控制的绿洲王国。哥逻禄部被安置在其原驻地——金山西部地区，史载“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

以上列举若干例证，用胡语来证明汉籍所记西域地名、人名、部族名产生的问题，希望提示古籍整理研究者关注西域胡语在确定特殊汉字时的价值。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