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央层面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得到明显遏制。各类冗余APP和工作群的清理、打卡签到和积分排名的规范，让基层干部从数字治理负面效应中有所解脱。然而，形式主义的顽固性，以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隐形负担。为推进整治形式主义，基层清理了一批APP，规范了打卡签到，但基层干部的数字负担并未如期下降，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首先，减负政策催生了更多的线上会议。为规避对线下会议数量的考核，许多工作从会议室转移到了视频会议平台。一个正常会议，可能被拆解为早调度、晚复盘、短碰头。这些线上会议时长虽短，但频繁打断基层干部的正常工作节奏，实际占用的注意力远超过会议时长本身。其次，任务下达从平台留痕转向即时通信。与过去集中派发到平台不同，现在任务以工作提示、紧急通知、临时调度的形式随时出现，要求立即回复、马上落实。任务本身未必繁重，但持续的心理消耗和注意力切换成本，构成了一种难以量化的隐形负担。最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数字留痕从强制性打卡演变为内卷化晒工作。虽然不再强制要求签到、积分排名，但仍需要基层干部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到工作成效的有效呈现与及时反馈。为此，基层干部需要精心梳理工作亮点，以直观、精炼的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在高效执行的同时也确保上级部门精准掌握一线动态，实现决策与执行的有效联动。隐形负担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上级对“可控性”、基层对“可见性”的需求，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平衡。
算法强制减少了基层治理的弹性。数字治理平台的深度嵌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基层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上级部门借助平台获得了对基层工作全时段、全流程的监控能力，如任务自动派发、办理时限倒计时、进度排名等。技术手段使上级“可控性”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但基层的自主裁量空间同步被压缩，典型表现是系统派单式的执法与服务模式。在网格治理、数字城管、政务热线等场景中，算法根据预设规则自动将任务分配给基层网格员或社区工作人员，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种流程。这种模式在处理标准化事务时效率较高，但在面对复杂、模糊、需因地制宜的基层矛盾时往往难以适应。例如，一个社区内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可能需要多次上门调解、反复沟通，无法满足系统的“一次办结”要求。更深入地看，算法决策正在取代部分人的判断。一些地方将信访、投诉、求助等事项的优先级和责任归属等判断交给算法处理，系统根据关键词、历史数据自动判定。因此，基层治理作为高度依赖人际信任与情境判断的领域，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非人格化”优势的同时，也需保持治理的温度，避免过度依赖算法导致治理弹性的压缩。
数据保护的合规性要求给基层带来压力。随着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等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深入实施，基层对数据采集、存储、利用的合规性要求大幅提高。但在基层执行层面，却衍生出新的不敢用数据的问题。数据安全责任层层分解，最终落到乡镇、街道、社区等最基层单位，基层逐渐成为数据安全责任的重要承压点。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采集的居民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收入状况等敏感信息，一旦发生泄露，将成为第一责任方。然而，基层普遍缺乏专业的数据安全管理能力，缺少专职信息安全员、加密存储设备、数据脱敏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少采集、少存储、少利用成为理性选择。对于基层而言，采集数据意味着承担安全风险和高昂的合规操作成本，而利用数据的收益却很模糊，导致基层对数据采集、储存、利用工作普遍持消极态度，能少采就少采，能不录就不录。因此，实现数字赋能，必须解决好这种“成本—收益”的错位，巩固好数字治理的基础。
算法推广使用增加技术伦理风险。当算法开始深度介入公共资源配置、矛盾化解、资格审核等基层治理核心环节时，技术伦理问题就不再是抽象讨论。首先是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缺失。在一些地方试点的智慧系统中，算法自动判断申请人的资格和待遇等级，决策依据包括权重设置、数据来源、判断逻辑。这些对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来说多为“黑箱”，基层干部面对群众质疑，既无法给出充分合理解释，也无法对算法结果进行有效复核，进而引发新的不信任。其次是责任认定问题。在传统治理中，责任归属相对清晰。但在人机协同的数字治理中，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当算法派单导致任务错配，当自动生成的处置建议引发不良后果，基层干部往往成为最终的执行者和责任人。这种技术担责不清的状态，不仅会导致基层干部承担不应有的责任，也会产生避责问题。最后是算法偏见和数据歧视的潜在风险。训练数据中隐含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域差距等社会结构性特征，可能被算法捕捉并放大，导致某些群体在公共服务获取中处于系统性的不利地位。基层往往最先感受到这种技术不公带来的问题，却缺乏校正算法的权力和能力。
当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深层次矛盾并未随之消失。从新的负担到算法强控，从数据安全焦虑到伦理风险，这些问题不再是简单的、表象性的，而是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嵌合后产生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从技术、制度、能力、伦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反思与重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