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6年第5期。
摘 要 开始于1956年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是一场由特定政治政策推动展开的学术活动，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开启、中断与延续，均受具体的政策导向影响。然而，这场活动之所以始终保持“讨论”的学术品格，实则源于参与其中的学者自觉秉持的学术精神与理论建构意识。得益于众学者在深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不懈探索，这次大讨论突破了最初由政策预设的、带有苏联色彩的“反映论”美学框架，在不断的补充与自我超越中，成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学术事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在学术层面上，这次讨论既是新中国成立前美学论争的延续，也是新中国美学研究的开端与基础。同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讨论本身又有着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质也构成了当代学界回顾与反思此次讨论的主要路径。从学术特质层面着眼的研究基本围绕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等“四派”之间的理论观点与相互争鸣展开。近年来，也有学者从苏联美学对美学大讨论的影响出发，提出“全面学习、借鉴与挪用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理论范式，由此确立了新中国美学讨论的话语形态以及‘十七年’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框架”[1]。从政治层面着眼的研究则认为，这场美学讨论表现出来的不过是有限的活跃，是意识形态设计的表演[2]。也有学者直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学术讨论。”[3]这种论断虽然注意到夹缠于美学大讨论之中的政治性因素，却过于偏激，以致完全否认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使得自身对美学大讨论的反思不仅有失公允，也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此外，亦有学者从一种辩证的视野出发来审视这次讨论。薛富兴认为，“美学大讨论是新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它对整个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有学术定型作用”，而讨论“极为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对学术研究的冲击”也许是它“留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4]；谭好哲则在肯定“美学讨论既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主流美学形态、观念的超越和告别，又是对一个新的美学研究时代和主流观念的召唤和开启”的同时，对其“限于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历史局限和消极影响”做出了反思[5]。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研究路径虽然从不同角度对美学大讨论之学术特征与问题展开了论述与反思，但受限于自身不同的理论视域，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美学大讨论本身整体进程与变迁的回溯。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对美学大讨论之发生与发展的来龙去脉做出细致梳理的基础上，更为客观地重估讨论的价值。
一、缘起与开端
学界公认的美学大讨论的起始标志之一，是朱光潜于1956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文艺报》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说：“这是作者对他过去的美学观点的一个自我批判。大家知道，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全国知识界展开对胡适、胡风思想批判以来，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已开始有所批判，现在的这篇文章，进一步表示了他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的努力。我们觉得，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6]据此，《文艺报》发表朱光潜文章并在后续组织相关批判文章，首先应被视作“全国知识界展开对胡适、胡风思想批判”这一政治性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领域的延续。1955年3月，基于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的必要性[7]。而《文艺报》尝试以组织批判朱光潜这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为抓手，试图进一步“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美学研究中的影响，并借此确立以“唯物主义”为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此类做法，正是政治整肃运动在美学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因此，早在1956年1月12日，《文艺报》就组织召开了由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主持的“朱光潜美学思想座谈会”，并最终商定由黄药眠和蔡仪分头撰写评论朱光潜的文章[8]。6月，在朱光潜的文章刊登后，黄药眠、贺麟、曹景元、敏泽等人的文章也随着《文艺报》的组织，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形成了对朱光潜的全面批判态势。
不过，与此前的思想批判相比，《文艺报》的“按语”有两点不同。一是批评对象的身份。尽管已被树为批判的“靶心”，但朱光潜被描述为一个“诚恳的”、改过自新的、在思想改造中努力“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因而“应当欢迎”的形象，并非纯粹的反面典型。二是批判的目的。相比于全然以揭露其“反动性”并完全“清除错误思想”所展开的思想批判，批判朱光潜的目的是在“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中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
这场思想批判之所以与以往有所不同，也和政策的变化有关。1956年5月，在《文艺报》着手组织批判朱光潜的同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台，陆定一明确提出：“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9]这一政策与一年前“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存在一定矛盾。依照后者，针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的批判，只是清除其“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学中的影响，树立唯物主义思想的权威地位的政治性行为；而依照“双百方针”，“唯心”与“唯物”乃至其他理论观点之间的争论都应该在自由辩论中进行。学术讨论不仅不能完全趋向于政治批判，甚至在“人民内部”还要给予其一定的“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深刻反思并诚挚拥护革命与新生政权的知识分子，朱光潜在政治上已然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因此，其学说中即便残留“唯心主义”成分，也应被视为“人民内部”在思想探索中的自由表达，属于可接受与可讨论的范围。
这种前后政策导向的错位，解释了为何《文艺报》在依据旧政策组织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又试图通过编者的“按语”依循新政策重新界定朱光潜的政治身份与组织这场批判的目的。这种新旧政策交织所形成的张力，既是这次原本只针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最终演变为全国性美学大讨论的关键诱因，也塑造了这场大讨论初期的基本格局。简言之，一方面，“双百方针”的出台改变了此前单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改造方式，使朱光潜不再是纯然被动的被批判对象，转而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参与讨论的话语权利，奠定了讨论得以开始的基础；另一方面，旧有政策的存在依然发挥着隐性约束力，并直接影响美学大讨论开始时的基本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强调：“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10]在此，“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被等同于在一切领域内贯彻、运用“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一反映论基础原则，反映论也由此成为“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在一切思想领域活动中的指导方针与原则。落实到美学研究上，这种政策使得以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反映论美学理论范式成为参与美学大讨论的学者都须遵循的研究方式。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的“自我批判”就完全按照这一理论范式展开。他认为，自己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出身”与之后转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身份及所受教育，是落后的阶级趣味的反映。主观唯心主义文艺与美学思想“既然把客观现实看成第二性，既然把文艺看成个人主观情感和想象的表现，所以眼里既没有客观现实，也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11]。而在作为“批判者”的其他学者处，反映论也被明确作为论述的核心。贺麟即认为，朱光潜继承自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正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死敌”，其所主张的“移情说”只是一种错觉，对之“应该加以反映论的解释……决不应该把它神秘化作为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文艺理论的基础”[12]。曹景元也明确强调，“在美的范畴中进行着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其中的“唯物主义路线，承认美的客观性，认为事物的美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艺术中的美是现实中的美的反映，艺术是现实的艺术再现”[13]。
反映论美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导致理论话语膨胀，也反过来构成了对其他美学理论的挤压。许多中国传统与西方美学的理论观点在这一美学模式中都被视为落后或反动的阶级意识形态之反映，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学术意义。例如，黄药眠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认为，其美学“只是满足于把欧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抄袭和拼凑起来，或再加上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的‘玄学’和‘情趣’，带着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14]。敏泽也说：“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同时兼收并蓄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中最为反动的学说；而且，这些思想又和作者自己的封建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被用来作为抵制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和影响日益扩大的革命文学。”[15]可见，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一原则的引导下，“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及与之相应的苏联式反映论共同构成并划定了美学大讨论初期的思想资源与讨论边界。然而在边界内，“双百方针”所带来的相对开放的讨论氛围又凸显了反映论美学本身的不足与问题，构成美学大讨论能够进一步展开的学术生长点。
作为“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一原则在美学上的直接运用，反映论美学的核心出发点即承认美的客观性，强调人的主观美感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问题在于，这种从“客观存在第一性”原则中推导出的论点实际只标明了美的存在性质，但它如何存在仍需要进一步的阐述。从当时的理论语境来看，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论述是蔡仪的“美在典型”说。在他看来：“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16]据此，“美是客观存在的”即意味着“美”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是其所属种类之典型的显现。这一论断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一是超越一切具体事物之上而又客观存在的种类之典型性，很容易导向一种客观唯心论；二是这种典型论在解释美感问题时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关于种类本质为何能产生美感的问题并没有通过典型理论得到说明。
基于这些缺陷，1953年吕荧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批评蔡仪的文章，并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的观念”[17]的主张。虽然这种声音很快就为当时各种更为主流的批判活动所遮蔽，不仅蔡仪并未及时回应，吕荧也很快因为牵涉胡风事件而失去继续讨论的资格，但这种讨论本身昭示出反映论美学的问题，以及试图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依旧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事实。在“双百方针”出台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与反映论美学范式的确立，使得这些问题在学者的论述中再次凸显，成为论争与理论建构的关键。
例如，朱光潜的“自我批判”虽几乎全盘否定过去的观点，却依然在认识到反映论美学问题的基础上坚持表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18]而黄药眠、曹景元、敏泽等学者尽管在整体上都秉持着反映论美学思路，却在讨论“美感”时不约而同地引入了马克思“自然的人化”概念，试图以此补充与完善反映论美学中“美感”论述的不足[19]。这种自觉的理论反思与建构意识，为美学大讨论增添了几分学术色彩。尽管这些观点及对“自然的人化”等概念的运用尚不成熟，却从侧面凸显了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美学尤其是仅以“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为唯一基础的机械论反映论美学的理论缺陷，为美学大讨论随后的展开标示出了一个真正学术性的理论切入点。
综上所述，1956年开启的美学大讨论，实则是生发于政策夹缝中的产物。不同的政策指向既为讨论提供了发生的空间与动力，也预设了最初的范围与边界。而在相对自由的讨论环境中，学者自觉秉持的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目标，使原本被政治话语遮蔽的理论问题得以重新凸显。这种学术意识的介入，使缘起于政治需求的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向学术维度延伸的可能。正是在政治导向与学术探究的双重推动下，美学大讨论才走向了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的发展。
二、发展与变化
在以批判朱光潜为主的第一批文章陆续发表后，《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1日、25日和1957年1月9日，相继刊发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和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三篇论文，将美学大讨论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其中，蔡仪的文章可被视作美学大讨论在“双百方针”语境下转变的起点。相较于此前以批判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为中心的论文，蔡仪虽依旧以批判主观唯心论为目的，却将矛头指向了同为唯物主义阵营的黄药眠。在他看来，黄药眠虽在“主观上是要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美学问题”，但实际上他的“美学思想和朱光潜原来的美学思想，在基本论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样是主观唯心主义”[20]。黄药眠用“美学的意义”或“美学评价”等概念取代了“美”，所谓“美学评价”，根据的是人的“生活理想”，“美学意义”则不过是人“借物抒情来表现自己的‘美学理想’”。因此，在黄药眠的论述中，一物之所以“成为‘美学对象’没有它本身的原因，只是人的主观的原因……也等于说美是主观决定的，美是主观产生的”[21]。蔡仪批评黄药眠的目的在于从标准的反映论美学立场出发，维护美的客观性。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种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论辩不仅扭转了美学大讨论最初仅以朱光潜为“标靶”的态势，也使原本隐含在首批讨论文章中的学术问题得以凸显。蔡仪对黄药眠“唯心主义”的指控，以及后者本身不完全符合反映论美学范式的理论建构，意味着单纯承认并坚持美的客观性这一反映论原则，既无法解决所有美学问题，也很难真正建立起一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
朱光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在文章开篇即表示：“在美学上划清唯心与唯物的界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使唯心与唯物的界限果然划清了，也还不等于说就已解决了美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朱光潜对蔡仪美学中“片面的、机械的、教条的”倾向展开了批评。他认为，蔡仪虽然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作为美学的基础，走唯物的路向”，却忽略了“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这一辩证关系。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表述，美感和艺术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身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应同时具有一种“社会性”。作为对象或属性的美因此不再仅是自然物（物甲）的属性，而是夹杂着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主观成分”的“物的形象”（物乙）的特质[22]。由此，通过“社会性意识形态”维度，朱光潜将自己一直坚持的“美在心物关系”这一观点，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
如果说朱光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是“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那么李泽厚所坚持的则依旧是“客观第一性”原则。其《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实际是1956年末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的简化版。在两篇文章中，李泽厚与蔡仪一样，认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关键问题”[23]，但又强调这种“客观性”是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在他看来，“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美。……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24]。基于这种理解，朱光潜所说的源于人之主观的“美的社会性”，实际“只能构成美感的社会性”，而“美的社会性是指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美是社会的，又是客观的，它们是统一的存在”[25]。可见，同样以“美的社会性”为核心，同样强调“客观第一性”，李泽厚却发展出一种与朱光潜、蔡仪都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些观点各异且均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视角出发的文章，不仅极大提升了美学大讨论的社会影响力，也使讨论本身呈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论争态势，许多学者迅速通过不同刊物、平台参与到美学论辩之中。就当时的论辩情况看，朱光潜与李泽厚的理论受到了更多关注，并在讨论中被不断完善：叶秀山、孙潜、许杰等学者基本上认同朱光潜将“美”作为一种主客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26]；曹景元、继先、程至的等，则更多的倾向于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说”[27]；洪毅然虽然批评李泽厚在强调美的社会性因素为决定因素时“相对地忽视了自然性因素的重要”[28]，但在强调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上与李泽厚基本保持一致。
朱光潜与李泽厚两人分别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和《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两篇文章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前者通过关联运用马克思理论中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劳动的论述，将文艺理解为一种源自客观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起作用，使客观存在物的表象生成为具有美之属性的物的形象或艺术作品的主客统一过程[29]。后者在回应批评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美之社会性的客观存在特点与基础地位。在李泽厚看来，美只有当“自然在人类产生以后与人类生活所发生的一定的客观社会关系”时才是有可能的；所谓美的“社会性”就是对象通过人类实践来改造自然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性，其本身只是事物之所以为美的一个“最一般必要的大前提”，不能直接套用到某一具体的美的对象之上[30]。
值得注意的是，蒋孔阳《简论美》一文一般也被认为与李泽厚的观点基本一致，但这篇文章更多地注意到实践对审美对象与审美能力的生成特质。在蒋孔阳看来，作为审美对象的现实与人的审美能力“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都是人们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地形成起来的”。所谓“作为审美对象的现实”，是人在实践中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使之成为人化的、揭示了人丰富本质的现实；所谓“人的审美能力”，则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使自身感官逐渐复杂而丰富的结果[31]。相较于李泽厚从实践出发、坚持反映论原则展开“美本质”的相关论述，蒋孔阳立足于实践本身生成性的论述凸显了马克思实践论的建构力量。尽管当时这种理论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却构成了美学大讨论中一个独特的理论方向。
与蒋孔阳一样，黄药眠也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围绕“美本质”问题建构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方向。1957年3月，为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美学论坛”，先后邀请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人进行多次讲座，他本人也在论坛的两次讲座中提出自己的观点。黄药眠并不认可蔡仪批评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离开人就谈不到美……承认美是客观事物的在人脑中的主观的反映，并不是说美没有客观性”，美实际上存在于“能满足我们物质生活与精神需要的对象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为追求人类幸福生活而斗争的生活中”。这正是美的客观性所在，但这种客观性是“通过人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据此，黄药眠认为，“美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中”，因为“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32]。这一“审美评价说”对“美本质”的回答是价值论与反映论的结合。黄药眠与朱光潜一样坚持主客统一，却强调这种统一背后主客体间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在他看来，美就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之于人的价值在人之主观中的反映。黄药眠虽也强调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与李泽厚相较，他更重视这种客观社会性在个体价值判断中的具体体现。如其所言：“人是社会的存在……同一阶级或同一阶层的人，常会有大致相同的审美能力，或审美标准。……但是审美能力又有个性之别……审美评价是通过个人而表达出来的，因而一定都带有个人的情绪色彩。”[33]
当然，此时讨论中更受瞩目且与众不同的观点无疑来自高尔泰。在1957年《新建设》第2期《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旗帜鲜明地提出“客观的美并不存在”，而“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因此，“任何想要给美以一种客观性的企图都是与科学相违背的”[34]。这种与当时主流相悖的主观论立即引起学界的批判。《新建设》在该文的“编者附记”中也明确表示，“这样的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只是由于“本文尚能言之成理，而且还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看法”，才“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发表出来以供批评，并强调将“在下期发表和本文论点相反的文章”[35]。随后，《新建设》第3期登载了宗白华《读“论美”后一些疑问》与敏泽《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评“论美”》两篇批评文章，李泽厚、萧平等学者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对高尔泰进行了批评。面对批评，高尔泰在发表于《新建设》第7期的《论美感的绝对性》中，以一种更坚决的姿态提出“客观因素只是美的条件，并不就是美”，“在美学上，是不能承认有客观标准的”，人的心灵才是“美之源泉”的主张[36]。抛开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仅从论证本身看，高尔泰的论述与当时很多美学观点都有相似之处。他强调美不能离开人而存在，这一看法与李泽厚、蒋孔阳等学者从人的社会实践来讨论美有着相同的理论出发点；他认为美生发于人之美感也即审美感受过程，这一论述与朱光潜的“美在主客统一”、黄药眠的“美在具体评价”等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区别在于，受限于当时的政治与学术语境，主流学者多以美的“客观基础”为立论前提，而高尔泰则彻底摒弃了这一预设，从最直接的审美现象与感受出发。这既导致其论述滑向了某种“无标准”的不可知论，也削弱了其论述整体的理论深度。
但从对比中也不难发现，相较于早期旨在确立反映论权威的讨论，此时的讨论显露出克服甚至突破反映论美学范式机械论、片面化的倾向。高尔泰的“主观论”自不必说，朱光潜、黄药眠的理论建构亦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反映论的审视，力求恢复被反映论美学遮蔽的人之主体性维度；李泽厚、蒋孔阳等学者虽未明确表达对反映论美学的不满，但他们借助马克思“自然的人化”等实践论观点展开的论述，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与反映论美学范式不完全相同乃至有所超越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发展，既承袭了讨论初期学者自觉恪守的学术探索精神，亦是在“双百方针”所营造的相对宽松氛围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蕴含的理论命题进行的深层探讨。从当时的整体思想环境看，由对美的讨论引出对于人的论述和强调，实质上提示了一种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它意味着不仅绝对客观的自然规律应被重视，人及其所蕴含的个体化、主观化维度也应被尊重。借由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这些讨论在当时较为教条、僵化的思想语境中打开了一道缝隙，为被客观所抑制的其他维度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的空间。
不过，对于与政治意识形态政策相伴生的美学大讨论而言，更大的变化并非来自学术内部，而是源于政治环境的转向。1957年中后期，在观点激烈交锋之际，“反右”运动的开启对美学大讨论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黄药眠、高尔泰、敏泽、许杰等学者被划为“右派”并丧失参与讨论的资格，讨论的进程遭遇严重挫折。尽管1957年下半年仍有相关文章陆续发表，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在“反右”运动前便已完成的。在接连不断的运动及严峻的意识形态形势下，美学大讨论几乎陷入停滞。这种由政策变化导致的学术中断，其延续与重启同样需要依赖新的政治契机。
三、延续与结束
1957年12月3日，吕荧《美是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为沉寂中的美学大讨论带来了延续的新契机。该文配的“编者按”据说由胡乔木拟稿、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37]，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38]如果说此前《文艺报》为朱光潜文章所加按语是“思想改造”与“双百方针”之间张力的产物，那么这篇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按语则体现出“反右”运动与“双百方针”间的新平衡：它对曾经有过“严重的错误”的吕荧展现了包容，在确认他经过反省且与反革命无涉后，欢迎其重返美学讨论。这既是对吕荧的平反，也是一种表态，意味着美学大讨论本身依然开放且欢迎争鸣。1958年，讨论在此影响下逐渐恢复。朱光潜、李泽厚、洪毅然、蔡仪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继续围绕“美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辩。
这种恢复并不意味此前政策变化的影响已经过去。相反，一方面，尚未结束的“反右”与“整风”运动极大地消耗了学者的精力与时间，导致参与讨论的人数逊于以往；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明确有“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的指示[39]，故而在重新恢复的讨论中，凡与主观论美学相关的观点，基本都沦为被严厉批判乃至清除的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吕荧的“美是社会观念”说。在《美是什么》一文中，吕荧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于1953年提出的“美是人的观念”说。在他看来，“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是“由客观所决定的主观，在它里面，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统一的”，所以“唯物论者所说的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观念），跟唯心论者所说的观念（独立自在的绝对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不能用后者来代替前者”。同时，吕荧还从美的意识的起源与流变出发，认为美作为社会意识是为社会生活所决定，并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40]。这种论证因强调美是观念的一面，被视作一种纯粹的“主观论”，遭到了全面批评。比如，1957年12月24日，余素纺、梁水台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评吕荧的美学观点》的批评专文；1958年1月，朱光潜与署名“温莎”的作者先后在《人民日报》《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美就是美的观念吗？——评吕荧先生的美学观念》《评“美是什么”》两篇批评文章；其后，李泽厚、叶秀山等学者也都对之进行了批评。更能体现对主观论全面批评态势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屏蔽。1958至1962年，吕荧虽在《人民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但在官方辑录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至六集中，却未收入这些发表于权威报刊的作品。可见，尽管百家争鸣的政策导向允许吕荧这样有“前科”且主张主观论的学者发声，但在“反右”最高指示的引导下，主观论美学已然完全失去了被讨论的可能。
相较于此前持主观论的高尔泰，吕荧的论述反而更接近于同样认为美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朱光潜。这导致在1958年的讨论中，朱光潜也成为被集中批判的对象，周来祥、洪毅然、李泽厚甚至原本支持其观点的叶秀山都对朱光潜展开了批评。但吕荧不同于朱光潜之处在于，他的论述完全基于反映论美学框架。在他看来，“美的意识，美的观念，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美的观念也就会怎样’”，而“这就是美的观念的客观性”[41]。问题在于，根据反映论，观念虽源于客观，却始终是对客观的反映，是与之相对的主观。即便观念中包含客观因素，是主客统一的，其性质上依然属于主观范畴。这正是吕荧虽不认同却始终被批评为主观派的根源所在。与之相较，朱光潜的论述则指向了一种美的生成过程。他所谓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不仅因为从性质上看“美是文艺的一种特性”，而“文艺”又是“第二性”存在[42]，更重要的是，在艺术或审美活动中，现实社会关系、社会历史文化等社会性因素并非直接通过自然事物发挥作用，而是由经过社会塑造的意识形态作为中介作用于自然，进而对艺术和美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的美才是主客观统一且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存在[43]。
实际上，1958年美学争论的焦点，正是朱光潜“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与洪毅然、李泽厚“美的客观社会性”之间的论辩。朱光潜认为，洪、李等人“虽然也承认美的社会性”，但强调“社会只通过自然而起作用”，其“美学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美学”[44]；洪毅然、李泽厚则认为，美的社会性即“客观存在着而具有社会意义或生活意义的物……才有美或不美的属性”[45]，当一物“表现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了解的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的东西”时即为美的，朱光潜所论不过是一种与反映论不符的“修正主义”观点[46]。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洪毅然、李泽厚的论点因贴近政治意识形态要求而在辩论中更占上风。但必须指出的是，论辩双方不过是在重复此前的观点，并无多少新意。1958年下半年，随着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展开，密集的“生产运动”使得逐渐恢复的讨论又一次冷却。直到1959年7月11日，《新建设》编委会邀请朱光潜、李泽厚、蔡仪等在京学者以及潘梓年、何其芳等时任科学院领导，召开了“怎样进一步讨论美学问题”座谈会，标志着美学大讨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效果上说，这次座谈会是对此前美学讨论的一个总结，而其提出的意见，如“今后的美学讨论，应当避免从概念出发，而更多地从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和现实生活出发，来探讨美学”，“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理论，弄清美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47]等，也影响了此后美学大讨论的重心。
首先，从1959年开始，关于自然美、艺术美的专题讨论日益增多。仅辑录1959至1962年讨论文章的《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六集就收录有多篇专论，包括张庚《桂林山水——兼谈自然美》、李泽厚《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以“形”写“神”——艺术形象的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虚实隐显之间——艺术形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李可染《漫谈山水画》、宗白华《美学的散步》、王朝闻《钟馗不丑》等。此外，以《文学评论》为平台，朱光潜、宗白华、叶秀山、洪毅然等学者也围绕“山水诗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美”问题展开了讨论[48]。尽管这些文章有很多观点依然是“美本质”讨论的延伸，但这种对具体审美现象的聚焦，已然在抽象思辨之外为美学大讨论开辟了更为切实的维度。
其次，随着议题的拓展，一些原本边缘的问题也重新得到关注。如朱光潜、马奇、洪毅然、姚文元等围绕“美学研究对象”问题从“研究艺术一般规律”与“研究现实生活的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49]；继先、杨犂夫、程至的等学者则延续与发展了此前因黄药眠被划为“右派”而中断的“价值论”美学研究思路。在他们看来，美不仅是“对象的形象的肯定价值”，是“不体现实用价值”的“欣赏价值”[50]，而且作为价值的美，不是认识对象而是欣赏对象，“认识美，只是知晓了美的存在以及其存在情况；美感则是对美的欣赏”[51]。这些理论问题的展开，使美学大讨论的内容更为多元。
最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深入，在“美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讨论中显现出巨大的理论能量。蒋孔阳在1959年发表的《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中，明确将实践、自由与美相勾连。他认为，人的实践在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也改变与塑造了现实，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新世界”。这个体现了人之实践不同于动物生产、具备自由本质的世界，就是美的本源。当人在对象化了其自由的世界中直观到自身之自由时，其实践所实现的就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一种作为精神上的享受的美感[52]。这一立足于“实践-自由”的论述，不仅赋予了美源于社会实践的自由价值，更实现了美与美感在逻辑上的统一，进而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维度建构美学理论的结构框架。
朱光潜于1960、1961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也明确表示，“在美学上……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是实践观点”，是“就主客观的统一来看在实践中人与物互相因依，互相改变的全面发展过程”[53]。他认为，正是在以制造工具为开端的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人成为了具有“自我意识”也有“自己与旁人关系的意识”的社会存在，并逐渐摆脱了自然属性的限制，可以在社会性维度上“进行广泛的物质生产乃至于精神生产”[54]。这种实践不仅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也顺应了“他的情感和思想以及他的驾驭自然的力量”。因此，在实践中，作为实践对象的自然事物转化为被“人化”的、确证了人作为社会存在之本质力量的“劳动的产品”[55]。由此，实践成为“人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方式。当人成为社会性的人并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认识到“对象是自己的‘作品’”、体现着自己“作为社会人的本质”时，他所获得的喜悦就是美感，而产生这种美感的劳动生产实践就是一种艺术创造[56]。在朱光潜看来，这种从实践出发的美学观点是一个“翻天复地的转变……许多文艺问题和美学问题都得从这个角度重新加以考虑”[57]。
朱光潜的新思考很快引发蔡仪、洪毅然、魏正等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基本仍是从反映论维度出发，并未有多少创见[58]。李泽厚1962年的《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同样从实践论维度出发，却在批评朱光潜的同时，建构了自己的实践论美学观。在他看来，朱光潜直接将实践与艺术相连，这一做法忽视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指人类的生产实践”而非艺术活动这一基本内涵，前者“真正起着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而后者则“只是通过它所创造的作品能动地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思想、意识）”[59]。基于这一区分，李泽厚认为，现实世界是“具有不依存于意识意志的客观必然性”的“真”的存在。人类作用于现实世界的方式，则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善”。实践要真正展开，必须使“善”符合于“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善’得到了实现……成为实现了（对象化）的‘善’”，“真”也“为人所掌握……成为主体化（人化）的‘真’”。而“‘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与人化了的真（主体化的真），便是‘美’”。这种美既是社会的，也是客观的，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没有美，而只有当人掌握客观规律时实践才能实现，人才能在这种实现了的实践中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产生美感的愉快[60]。这种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苏联式反映论美学范式的桎梏，实现了美学研究基础从机械反映向主体实践的转向，并为后续实践美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整体上看，自1959年开启的多元且热烈的争鸣，在1960至1961年达到了美学大讨论的最后一次“热潮”。1962年后，相关讨论文章迅速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1961年启动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影响，该工作不仅抽调了美学讨论的核心力量，亦隐约透露出整合美学思想的意味[61]；另一方面，自1962年起，以“批判周谷城反动文艺观”为代表的事件预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收紧。在此背景下，美学讨论于1964年前后基本陷入停滞。
综上所述，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是一场在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政策推动下展开的活动，其数次起伏亦伴随着鲜明的政策导向，但它之所以是“讨论”而非“批判”活动，应归功于参与学者自觉秉持的学术精神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理论自觉。正是由于众学人在深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开拓进取，才使得这场大讨论超越了政策预设的既定框架，真正成为影响中国当代美学格局的重大学术事件。
注释
[1] 李圣传：《苏联经验与新中国美学发生的史与思——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美学讨论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2] 赵士林：《对“美学热”的重新审视》，《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3] 劳承万：《当代学人该如何回顾“美学大讨论”——致〈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信》，《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4] 薛富兴：《“美学大讨论”的意义与局限》，《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 谭好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6][18]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第22页。
[7][10]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第54页。
[8] 参见乔象钟：《蔡仪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9]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258—260页。
[11] 参见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8、9页。
[12] 贺麟：《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8页。
[13] 曹景元：《美感与美——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美学问题讨论集》，第163—164页。
[14] 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美学问题讨论集》，第128页。
[15] 敏泽：《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16页。
[16] 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8页。
[17] 参见吕荧：《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19] 参见邢研：《美学大讨论中实践美学诸概念的意义流变与理论建构》，《美学与艺术评论》2024年第2期。
[20][21] 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页，第7—8页。
[22] 参见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18—22页。
[23][25] 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32页，第40、45页。
[24] 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232页。
[26] 参见叶秀山：《什么是美》，《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99—100页；孙潜：《美是意识形态》，《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111—131页；许杰：《美和美的矛盾规律》，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31—369页。
[27] 参见曹景元：《既不唯物也不辩证的美学——评最近美学问题的讨论》，《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64—98页；程至的：《谈美》，《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247—268页；继先：《应该如何来解释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269—282页。
[28] 洪毅然：《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66页。
[29] 参见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22—37页。
[30] 参见李泽厚：《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164—176页。
[31] 参见蒋孔阳：《简论美》，《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268—271页。
[32][33] 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4] 高尔太（泰）：《论美》，《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第132、134—135页。
[35] 转引自李圣传：《美学大讨论始末与六条“编者按”》，《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6] 高尔太：《论美感的绝对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第389、392、394页。
[37] 参见高建平主编：《20世纪中国美学史》第三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96页。
[38][40][41] 吕荧：《美是什么》，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第3、6、11—16页，第5页。
[39]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536页。
[42] 参见朱光潜：《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第98—99页。
[43][44] 朱光潜：《“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再答洪毅然先生》，《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第175—177页，第172页。
[45] 洪毅然：《美是不是意识形态？——评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及其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第73页。
[46] 李泽厚：《论美是生活及其他——兼答蔡仪先生》，《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第193、186页。
[47] 《怎样进一步讨论美学问题——〈新建设〉编委会邀请北京部分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工作者举行座谈》，新建设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48] 参见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宗白华：《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叶秀山：《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洪毅然：《谈谈有关山水诗阶级性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49] 参见朱光潜：《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欣慨室西方文艺论集 欣慨室美学散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7—136页；马奇：《关于美学的对象问题——兼与洪毅然等同志商榷》，新建设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29页；洪毅然：《发展密切联系人民生活的美学——兼答马奇同志》，《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30—48页；姚文元：《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四集，第179—182页。
[50] 杨犂夫：《美是形象的肯定价值》，《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第141页；程至的：《美的范畴与欣赏价值》，《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第167页。
[51] 继先：《也谈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第100页。
[52] 参见蒋孔阳：《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第121页。
[53][54][55][56] 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177页，第180—182页，第184页，第186页。
[57] 朱光潜：《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交美学的底》，《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246页。
[58] 参见蔡仪：《朱光潜先生旧观点的新说明》，《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166—175页；洪毅然：《论“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及其相关问题——对朱光潜先生美学近著的几点质疑》，《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209—225页；魏正：《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朱光潜同志商榷》，《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256—303页。
[59] 李泽厚：《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315页。
[60] 参见李泽厚：《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第318—319页。
[61] 参见李世涛：《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美学概论〉活动的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