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49年后的朱光潜: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08: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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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论朱光潜后期美学的特殊意义和历史价值。首先概括朱光潜前期思想中文艺理论、人生哲学和政治观念三个层次及其在20世纪40年代末遭受的三个方面的批判;其次,以50年代次第展开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学术批判三大运动为背景,分析朱光潜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政治认同、思想转换、学术坚持的不同态度和应对策略;再次以意识形态论和实践论为中心,探讨朱光潜在融合自由主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时所展现的诠释艺术;最后在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系中确定朱光潜在当代思想史的上的地位。

   关键词:朱光潜  经典诠释  自由主义  实践论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

  

   1949,天翻地覆,但革命正未有穷期。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继续长征的路上,实行社会改造和文化改造至少与经济基础的改造同样重要。对于那些此前已卓然成家的学者来说,如果还想在新体制下的学术文化领域拥有发言权,通过自我批判否定旧我、走向马克思就是他们无可回避的命运。这种批判既包括学术思想的反思,也包括一般政治倾向、文化思想的清理。比如冯友兰写了“新理学的自我检讨”,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金岳霖写了“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金岳霖1952年发表文章说:“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1]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响应号召,通过以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这些组织上确定的批判对象以及相互批判来作为“新生”的标志。1958年,已获得“新生”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牛津大学对西方的同行们现身说法:“我们中很多人有每天洗澡的良好习惯,以清除身上的尘垢,没有会认为自己身上的尘垢是个性的展示。如果身体的清洗是必要的,为什么精神不能清洗呢?……思想的重新定向不能靠闭门深思来实现,接受他人的批评是必要的。我们从来不加怀疑的观念是不能靠我们自己从脑子里清除的,我们应该坚定信奉的观念也需要通过同事的批评才能弄清楚确实是我们实际上缺乏的。批评和自和批评最初有一点痛苦,但是习惯了就不觉得痛苦,甚至有一点令人振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思想尘垢被清除了。”[2]

   留在大陆的学者中,有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较高学术地位的主要是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等人。[3]他们在完成了思想改造之后继续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并在不同时期得到政治权威的认可(金、贺分别于1956、1982年入党)。从思想转变的意义上说,朱光潜最具有代表性。第一,朱长期坚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批评左翼革命文化,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及49年以后的文化气氛距离甚远,而冯、贺长期研究儒学,“阐旧邦”而“辅新命”,较易接受同样具有内圣外王、政教合一特征的新式权威;金岳霖原有唯物论倾向,且其毕生研究逻辑,其学术理论的社会文化意义比较隐晦。第二,朱不但思想改造十分努力,而且在学术上依然有比较像样的成绩,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美学上成一家言。而在同一时期,贺主要从事翻译,理论著述极少;金则基本没有创造;只有冯在晚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因此,对朱光潜先生走向马克思的路作一追溯,可以部分地彰显英美自由主义转向德国总体文化的过程和特征。

  

   1、全面批判:为什么是朱光潜?

  

   1948年3月,由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人编辑的《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问世。其纲领性文章是第一辑发表的由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它明确宣布:“我们以为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所以,需要彻底揭露和打击的“反动文艺思想”除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文化侵略”之外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这中间有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之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4]

  

   朱、梁、沈都是自由主义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人物。4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以及它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民盟”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一起向国民党“争民主”,政治上一度相当活跃。当两党争雄转向战场之后,中间派的可使用性也就随之丧失。1947年10月,实际上已处于防守地位的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差不多同时,转入反攻的共产党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等到蒋介石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孤立起来,……自由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欧美式的旧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经一去不返。凡是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5]1948年,革命胜利在望,对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也开始进行。“48年春,香港文化界的使命就是批判自由主义”;[6]1949年3月,毛泽东又以“别了,司徒雷登”等文进一步为运动加压。《大众文艺丛刊》对朱光潜等人的批判,就是此一政治结算的一个方面。

   自由主义与美学的关系比较复杂。审美与文艺主要是一种想象性情感体验,在极端的意义上,一个囚犯也可以写出飞扬高蹈的诗,一个专制社会也可能产生审美上的杰作,相反,与自由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社会,反而被一些艺术家认为妨碍了文艺。[7]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种自由:一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上的意志自由,它与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没有直接关系;二是政治自由,它主要涉及由一定政治经济安排和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它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没有受到有意的人为束缚和强制。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以审美经验“无利害关系”的著名分析而划定了审美与认识、伦理界限,为自由主义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此后,在西方主流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审美行为与文艺活动被视个人权利一部分,一般不再受制于政治干预和道德约束,并有一套文化体制和法律制度予以保障。

   始于王国维的现代中国美学,主要是承康德而来。到20年末,自由主义文艺已在中国生根开花,它以“胡适派”为中心,包括徐志摩(1897—1931)、梁实秋(1903—1987)、陈源(1896—1970)为代表的“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以周作人、沈从文、杨振声(1890—1956)为代表的“京派文人”以及林语堂的“论语派”等。1932年,正值自由主义与左翼革命文学紧张对峙之际,去国八年的朱光潜回到北京,他的知识背景、学术观点和社会关系等都使他坚定在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带着对西方美学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外文艺的深厚学养,朱以康德/克罗齐主义为基础,以“直觉”、“距离”“移情”等为概念工具,以审美与人类其它活的区分为出发点,以文艺与人生的关系为中心,为中国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最为完整的美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不断阐述审美不是实用、审美没有概念和思考、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美感对象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等形式主义美学的基本理念,但他对中国美学的独特奉献,却是对形式主义美学的“补苴罅漏”:“我们在分析美感经验时,大半采取由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偏重形式主义而否认文艺与道德有何关联的。把美感经验划成独立区域来研究。我们相信‘形象直觉’、‘意象孤立’以及‘无所为而为地观赏’诸说大致无可非难。但是根本问题是:我们应否把美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不问它的前因后果呢?美感经验能否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呢?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能否在美感经验的小范围里面决定呢?形式派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忽略这些重要的问题。”[8]朱对形式主义最重要的修正,一是审美不能独立于人生:“形式派美学的弱点就在信任过去的机械观和分析法,它把整个的人分析为科学的、实用的(伦理的在内)和美感的三大成分,单提‘美感的人’来讨论。它忘记‘美感的人’同时也还是‘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科学的人、实用的人和美感的三种活动在理论上虽有分别,在实际人生中并不能分割开来。”[9]二是艺术不只是审美:“我们须明白美感经验只是艺术活动全体中的一小部分。美感经验是纯粹的形象的直觉,直觉是一种短促进派的、一纵即逝的活动;艺术的完成却需要长时期坚持的努力。……美感经验只能有直觉而不能有意志及思考;整个艺术活动却不能不用意志和思考。”[10]

   审美独立不是什么新鲜之论,正如朱在1957年说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相当普遍的想法。过去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这样想过,许多外国知识分子也这样想过,至今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是这样想。这种想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既不离奇,更不荒谬,而且是天经地义。”[11]对形式主义的偏至及其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也非始自朱光潜。朱光潜美学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不只在于他率先完整引进审美独立论,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设,还在于他把审美独立、艺术自律与政治自由、人道主义这两大历史主题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在文艺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在1948年“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中,朱概括地指出,自由与“奴隶”相对立,拥护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奴隶制度;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来说,自由与“压抑”和“摧残”相对立,拥护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压抑与摧残。“自由的这两个意义是相因相成的,奴隶离不了压抑,能自主才能自由发展。谈到究竟,我所了解的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所谓文艺自由,第一是说文艺能够自主,它不是一种奴隶的活动;第二是因为文艺的要求是人性最宝贵的一点,它应该自由地生展。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文艺应该不应该自由,而是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自由是文艺的本性,是文艺就必有它的创造性,这就无异说它的自由性;没有创造性或自由的文艺根本就不成其为文艺。[12]朱光潜美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据审美独立而要求文艺自由。自由主义反对左右两个极端,国民党虽有其文艺政策,但极少组织创作的积极行动,不能使文艺有效地成为其党治工具。它更多是消极的禁止和野蛮的审查,由于其党化的强度和范围均较有限,对知识分子的监管也不太细密,文艺在其治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甚至左翼革命文学也能利用此一自由批评国民党的“不自由”。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朱固然批评政府的独裁专制,但更主要的还是反对左翼文学甘作“政治的留声机”和“口号的传声筒”。朱之为人温文尔雅,为文亲切家常,但一说到革命文学,就情绪激动:“……一味作应声虫,假文艺的美名,做呐喊的差役,无论从道德观点或从艺术观点看,都是低级趣味的表现。” “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行径近于市侩土绅,却诅咒社会黑暗,谈一点主义,喊几句口号,居然像一个革命家。如此等等,数不胜数,沐猴而冠,人不像人。”[13]

   据审美独立而倡导一种人生哲学。生逢大故迭起的中国,美学家们的人间情怀往往过于沉重,他们都赋予超功利、形式派的美学以救济人性、重建民族文化的内容。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谈修养》,朱移现代美学之“花”接中国道家思想之“木”,倡导“人生艺术化”的人生观。在消极的意义上,这种人生观反对冷冰冰的理智和赤裸裸的功利对生命的统治;在积极的意义上,它以人为本,以生活为本,企求人的知情意以及各种本能都能得到合理的自由的发展。正是在此积极意义上,朱认为:

  

   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衣暖食之外、高官厚禄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追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4]

  

据审美独立而要求民主政治。由于国民党有带长字号的人均须入党的规定,1939年在武汉大学教务长任上的朱光潜成了国民党党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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