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摘　要： 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讨论是由批评的“非功利性”问题引起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他对文学批评功能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研究，旨在解决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问题，从而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文学批评功能的议事日程。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意见分歧经过几番潮起潮落，引发了关于“文学正典”的世纪之争，布鲁姆成为维护西方正典的孤独的斗士。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是“回到文学经典”还是“服务当下现实”这两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反对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也不主张文学批评简单回到文学经典，而是力倡文学批评在文本性与政治性、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服务于当下现实。

关键词： 生产性文学批评；功能取向；非功利性；文学经典；当下现实

文学批评的功能何在? 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大关节目。进而言之，文学批评是有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 是关心政治还是规避政治? 是崇尚经典还是凌越经典? 是服务现实还是远离现实? 对于这些选项的取舍总是萦绕在每一个批评家的脑际，从而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同起伏、共始终，而在作为“批评的时代”的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凸显。

一、文化政治：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

说到文学批评功能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里·伊格尔顿，能够在近三十年中对文学批评功能问题持续进行研究的，在西方批评界可谓绝无仅有。伊格尔顿的有关思考是从对文学批评“非功利性”的质疑开始的，在《文学原理引论》(1983)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讨论中，他始终是将那种主张“非功利”“非政治”的“纯”文学批评作为负面参照的。在他看来，在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搁置历史与政治的企图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们关于文学批评“彻底的无用性”“无利害关系”以及排斥“文学的用途”、谋求“纯文学理论”等意见再清楚不过地透露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功利性、政治性追求。可见在它们那里“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批评就像钱币的两面，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据此伊格尔顿声明其《文学原理引论》全书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而“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1】

然而伊格尔顿肯定文学理论的政治性仍有其特定的指向和限度，他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不准备为这样一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这种批评是根据与政治信念和行动相联系的一定价值的看法来阅读文学文本的”【2】，“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人们往往把‘政治的’一词用于政见与自己不一致的批评，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3】。这些说法表明了他并非将“政治的”一词用于关乎政见或党争的批评，也不愿为那种单凭政治信念和行动来进行阅读的“政治批评”站台。那么，伊格尔顿是为何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呢? 他所说的“政治批评”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在该书“结论”部分的开头就有过提示：“我所说的政治无非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以南非的体育运动为例，指出此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将政治拉进体育运动，这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大相径庭，但又确乎已成当今世界见怪不怪的常规。这就有了另一种“政治”。

伊格尔顿坦承将这另一种“政治”区分开来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策略性的。它不是先问对象是什么，或如何探讨它，而是先要问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它，从而突出了这种区分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的操作体现了一种务实态度和有效意义。他指出，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不是从某些理论的或方法论的问题开始，而是从我们想要做的事开始，然后看到哪些方法和理论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4】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在伊格尔顿看来，那就是最大的政治。进而言之，人们选择的总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对象与方法，我们对它们的重要性的评价则是由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的利益结构来支配的。由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利益的多元性，“政治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就不会只有一种战略用途，而不同的战略也不会只有一种目标，总之它们不会服从某个特定的目标。因此他所使用的“目标”概念是复数形式，因为这种批评形式有待实现的目标很多，实现的方法也很多。正是在这一策略支配之下，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导论》“结论”部分对于当时已经显山露水的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文化产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等四个重大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思考，着力张扬了这些“政治批评”强大的实践性和生产性，就此而言，这些批评形式就该受到欢呼。当然，这种乐观的情况能否出现仍是值得怀疑的，但如果真正将旧有的批评形式从那种隔绝历史、形式主义以及恪守某种“永恒真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则可能带来文学的死亡，但也可能是它的再生。

进而言之，在伊格尔顿强调的“我们想要做的事”中显示了一种日常性、生活态，确认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政治，这一点在文学中尤显突出，文学与男男女女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用丰富的色彩展现生活，并且拒绝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进行枯燥乏味的概念探索。另外，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去教堂、投选票、让女人先进门等等行为；它的范围可以囊括上自对君主政治深挚的忠诚这类意识的偏好，下至衣着的方式、开什么汽车，以及这一切的无意识的深层的意象。由于“政治批评”本身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塑形的，所以它势必贴近日常生活和历史真实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够读懂伊格尔顿对于“政治批评”的这一界定：“任何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觉和经验有关的理论都不可避免要涉及个人与社会的性质、权力与性的问题、对以往历史的解释、对当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更为深广的信念。”【5】

在以上界定中已经隐约可见伊格尔顿所倡扬的另一种“政治”的基本轮廓：一方面“我们想要做的事”成为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政治，而且是更为根本的政治。但是他在《文学原理引论》中讨论“政治批评”之际尚未提炼出一个清晰的概念，或者说此时他在这方面的表述仍是语焉不详的。这另一种“政治”其实就是伊格尔顿后来力倡的“文化政治”。伊格尔顿最初在《文化的观念》(2000)中关注到“文化政治”或“文化政治学”的问题，后来在《理论之后》(2003)中对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先是发现了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文化”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自身的本义变成了对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特殊身份的认定，这种种文化身份已经从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跃而成为问题本身，从而“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6】 “文化政治学”就此进入了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成为“政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从文学向文化政治学的转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连接这两个领域的是主体性的观念。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体性，那些受过主体性科学的训练的文学批评也完全有资格讨论文化问题，因而这种转移并不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文化政治学”概念的内涵还有待于明确，任何政治变革都扎根于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之中，如果这种变革得不到他们的赞同，不与他们的需求紧密相连，那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文化政治学”研究不仅与真理、理性、信仰有关，而且与性别、种族、民族相涉，其中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乃是一个完整的人性的世界。伊格尔顿说：“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如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7】要想忽略这些，目光得相当的短浅。这很像叙述解剖学而不提肺和胃，或者像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人编了半部字典，却遗漏了字母S，让人无法解释。

文化政治学的兴起是文化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标志着与社会政治相对应的另一种价值系统的生成。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都旨在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区别只在于前者主要处理以社会体制体现的人际关系，诉诸国家、政府、议会、党派、外交、工会、法院、警察等；而后者则主要协调以文化身份构成的人际关系，诉诸性别、性、民族、种族、族裔、年龄、地域等。这两者都有一个核心问题——权力问题，包括权力的掌握、支配、抗衡、斗争等运作方式，只不过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前者是在社会体制层面上加以实施，而后者则是在文化身份层面上得以体现。

二、兴盛与衰微：“非功利性”文学批评的命运

如果说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中对于“非功利性”文学批评的来历和演变尚语焉不详的话，那么次年问世的《批评的功能》(1984)一书则是对此进行的全面、系统的专论了。该书被认为解构了T.S.艾略特的同名论文《批评的功能》(1923)，伊格尔顿也坦言当年该书中关于批评功用主张的提出，乃是出于对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1865)有关观点的匡正。伊格尔顿与上述英国批评界前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文学批评是否涉及功利关系，或者说是否具有“非功利性”? 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些前辈关于文学批评“非功利性”的说教已是老生常谈，不再新鲜了，如阿诺德主张：真正的批评“它服从一个本能，这本能推动它去试图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已被想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无关于实际、政治和一切类此的东西”【8】，艾略特则主张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艺术本身而与外界无关：“批评就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笼统说来，是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9】英国批评传统中这种崇尚“非功利性”的文学批评，正是伊格尔顿另辟蹊径重新审视批评功用的缘起。

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的“序言”中开篇就指出，每一个批评家刚开始研究某个对象时，总会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这一研究的意义何在? 此书为谁而写? 想要影响谁? 或是给谁留下深刻印象?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批评行为又有何功能? 他认为，眼下这些问题是存在危机的，危机在于当今的批评缺乏所有实质性的社会功能。他试图通过对于英国自18 世纪初以来批评机制历史演变的回顾来探讨这一问题：“毋庸置疑，这一历史回顾绝不是与政治无关的，我通过研究这段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从学术内部保持对统治阶级文化的批判之外，批评到底还能履行何种实质性的社会功能?”【10】

伊格尔顿所瞩目的英国自18 世纪初以来的这段历史是非常特殊的，期间在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文学批评机制的演变息息相关。一是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这里伊格尔顿采用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它被定义为存在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由俱乐部、杂志社、咖啡屋、期刊等一系列的社会机构组成，在这些机构内，个人自由集会，平等交流，从而融合成一个相对具有凝聚力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意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此际期刊的兴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构成要件，它对于文学批评的兴盛也起到了厚植的作用。人们作为一种话语共同体互相集群和交往，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准则适应资产阶级不同主体的言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在物质利益上是自治的。此时的意识状态表面上是非功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功利关系已经变成了支撑整个文化的不确定、无私心的隐性结构，不过只有那些真正对文化有兴趣的人才能做到无私。”【11】“当时公共领域既没有头衔也没有财产，有的只是理性。但事实上，这种理性只有那些既得利益者才能表达清楚。”【12】就是说，在那个看似非功利的时代，背后仍有功利关系在起作用。

二是商品化社会的兴起导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逐步瓦解。伊格尔顿将英国历史上这一过程的起始时间推前得很早：18 世纪30 年代，文学赞助人的势力开始被减弱，而书商的力量则得到增强；大约在18世纪中期，作家的职业初步形成，文学赞助人行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文学产品则迅速问世并广泛传播；在18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文学期刊得以真正繁盛的时期。有记载证明，在此期间写作正在变成英国商业中占据份额相当大的一部分，书商成为制造商或雇主，而各色作家、写家和操笔人都变成了为之雇佣的雇员。伊格尔顿认为，导致传统公共领域日渐式微的有两个因素与批评机制攸关：第一是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劲地决定着文学产品的命运，这不再是一种假设”【13】，公共领域的有限空间被私人商业和经济利益大举入侵，作家可以认为他的作品作为公开交易的产品是天经地义的，在整个社会上有一种无名却有力的“公众”的力量隐约可见，但他们并不属于作家艺术家的群体。第二是政治因素，正像所有意识形态的形成一样，商业经济和市场力量具有无限的潜力，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会超出它的范围，而衡量利益的标准也出于它的垄断和占有。此时公共领域的界限已被打破，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商业和经济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已然成为一种政治存在。

总之，英国自18 世纪初以来在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方面发生的两大变故即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场权力的崛起，既催生了文学批评中的非功利倾向，又导致了它的式微。要打开这一死扣，必须另辟蹊径。伊格尔顿后来在回顾此事时作了完整的表述：所谓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已是明日黄花，不必抱残守缺，更要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点儿别的什么事”。这个“别的什么事”也就是《批评的功能》上述“序言”提出的问题：当今文学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 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采取专门的、专业的专家路线，这就势必放弃所有在学术之外对社会表示关切的可能；要么是像“左派批评”那样，设法找出批评的一套其他的功用。他给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从批评的结构上看，非左派批评不能解决。”【14】伊格尔顿历来将自己划归“左派”阵营，因此这一结论不啻是自膺解决这一问题的天命。

三、生产性批评：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

伊格尔顿对近世批评的总体趋向作了如下概括：在18 世纪初期，批评冒着高度泛化的风险开始关注文化政治；在19 世纪，批评专注于公共道德；而到了20 世纪，批评则成了一个文学问题。此时文学俨然成为立足于一个时代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戏剧以及《细绎》杂志的兴盛都是显例。此时只有谈及文学问题时，批评才传递人们普遍关注的整体文化形态及其命运的广泛信息。而当“文化”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诗歌”成为社会生活质量的隐喻，“语言”成为整个社会实践的范式时，批评便有了其严肃的存在价值。时至今日，当人们身处核时代之时，确乎难以相信那种重新捡拾往昔抒情诗和爱情诗的研究有什么合理性和正当性。有鉴于此，伊格尔顿发问：“批评是应该走向消亡，还是可以发挥更具生产性的功能呢?”【15】

虽说20 世纪批评成为一个文学问题，其实真正的起点是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期，此际改写了欧美历史进程的“五月风暴”其震动一直传递到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导致现代文学理论的浴火重生。不过文学理论有其特定的专业边界和学科规范，当其涉足政治时总是表现出某种模糊性，随着20世纪70 年代的临近，这一模糊性越来越明显。它往往是用自己的一套专业术语来表达具有全球广度和历史深度的政治主题，如主体、无意识、语言、意识形态、历史、认知等，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系统。如果说这就是文学理论的主要成果的话，那么它在20 世纪70 年代则是有缺陷的，这套符号系统促成了一种盲目崇拜。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恰恰借此对文学批评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人们开始意识到，仅仅将文学理论视为文学作品的直接应对是不够的，在任何情况下文学理论的阐释都可能溢出作品本身，因此不能将文学理论贬低为作品的附庸。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究竟是理论在应对作品、说明作品呢，还是作品在触发理论、激活理论呢? 理论究竟是仅限于对作品进行概括、归纳、总结呢，还是应以作品为出发点进一步去创造、建构、生产新的意义呢? 回答显然是后者。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以下观点不应受到斥责：“文学理论的存在理由并不一定都是从作品文本中来，它的实际效应能够扩展到更加广阔的表意空间和实践领域。”【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理论的推重又不能视为盲目崇拜，理由是在当时批评的名誉江河日下之际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批评的社会功能。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此时往往将“文学批评史”称为“文学理论史”，将“批评流派”称为“理论流派”。

伊格尔顿指出，摆在新一代评论家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今的文学领域已然成为集聚众多取向不同、方法各异的新潮理论的场域，包括符号学、精神分析、电影研究、文化理论、性别表征、通俗写作等等，当然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它们所进行的探索除了对这些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过程以及主观形式的社会生产表示关注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统一性。因此将这种种探索一概贬斥为赶时髦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这些新潮理论所创造、建构和生产的是传统批评主题的当代版本。与之相较，“此前批评主题曾被狭隘地限定在所谓‘文学正典’(literary canon)的范围内”【17】，那是面向过去、向后看的，故不足为训。概括以上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所作的分析，伊格尔顿得出的结论是，以上种种探索可能会为我们自身的生存作出一定的贡献：“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权力往往通过这些符号化处理来进行策划，得到加强，遭到抵抗甚至被颠覆，如果不能对此形成更深的理解，我们将无法解决目前我们正面对的致命的权力斗争。现代批评起源于与极权制度的斗争，除非将其未来定义为与资本主义专制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就没有未来。”【18】

总之，对伊格尔顿来说，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是他始终萦绕在脑际驱拂不去的情结，作为对“非功利性”批评的一种逆反，他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了文学批评功能的议事日程。其理论依据是，现代欧洲的批评是在一场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诞生的，18 世纪一代启蒙思想家开辟了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启迪思想，彰明理性，将封建专制和教会神学提交到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其理性之光照亮了后来的批评领域，进而铸成了一种理性传统而垂范后世。时过境迁，到了伊格尔顿重新审视批评功能的问题时，其关注的目光已转向文学批评如何与工人阶级创作活动相结合、如何参与大众的文化解

放事业了。也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更愿意将激赏之情给予那些虎虎有生气的新潮理论，它们凭借启蒙主义传统的强大基因所赋予的对专制制度的叛逆天性凤凰涅槃、满血复活，将探索的锋芒指向现时、直逼当下，而不是仅仅在与世隔绝的作品文本中讨生活，仅仅亦步亦趋对所谓“文学正典”作注脚。

四、“文学正典”：在旧梦中寻求慰藉

尽管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一书的“结论”部分对于“文学正典”概念说得风轻云淡，但却触及了20 世纪后期批评领域中一桩影响广泛、意义深刻的学案。关于“经典”以及“文学经典”之类概念的使用由来已久，直至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人们都不觉得这些概念的使用有什么不妥，但将其提交到1968 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及此后席卷欧美的“新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述社会运动标举否定现存世界、与过去决裂的批判精神，反叛传统，蔑视权威，解构体制，凌越常规，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一切既定事物，从而奠定了对待文学经典的激进立场。人们发现了一个长期习焉不察的事实，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自过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DWEM)作家之手笔，而把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统统排除在外。这一“经典壁垒”的构筑，隐含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在其背后，则潜伏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操控力量。

在这场旨在重估经典的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女权运动，与之几乎同步的是争取种族和阶级平等的种种社会运动，而其批评形态则表现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种种新潮理论。这场世纪之争最早在大学展开，后来通过传媒业界以及知识界、读书界扩大到整个社会。以斯坦福为始作俑者发起的这场变革在美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多方强烈的反应，与之对立的保守派视之为给教育界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葬送整个西方文化的祸殃。有人认定，这场“打开经典”运动说到底还是祸起于20 世纪60 年代末的“五月风暴”，当时那批造反的大学生如今已经四十多岁，其中不少人进入了教育界，获得了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这批左翼教授如今的学术活动只是他们当年政治活动的延续。他们占领了高等学校的阵地，与他们心目中的男权主义、种族主义作殊死的较量，这批激进分子的作为严重地危害着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颠覆了传统的西方经典，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激进人士试图从女性和有色种族的角度修正经典或拓宽经典。还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开放性”(Open-ness)导致了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西方文学经典正是抵制这种虚无主义思潮侵蚀的最有力武器，从荷马到乔伊思的西方文学精品，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心胸开阔、理智健全、沉稳刚毅、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现代国民。学校应该坚持西方经典作为学生必修课，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尽可能多读原著。阅读经典是灵魂的畅游，是智力的训练，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与阅读伟大作品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对于西方经典的大力崇尚，不能不提到耶鲁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前期以“影响的焦虑”说而闻名，后期则因对“憎恨学派”的激烈抨击和对西方正典的极度推崇而引起关注，后者最早不迟于1970 年亦即与他提出“影响的焦虑”几乎同时发轫。布鲁姆对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拉康心理分析学、解构主义、符号学等“憎恨学派”的种种奇谈怪论予以拒斥，认为正是其泛滥所及使得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斥着法德时髦理论的克隆和各种关于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19】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他们“正在摧毁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切知识和美学标准，这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进行的”。【20】

面对“憎恨学派”政治化操作所造成的文学颓势，布鲁姆既愤懑难平又无力回天。他悲叹自己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警示人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这种衰退已难以逆转。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甚至发出生不逢时、误入歧途的哀鸣：“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 年而不是1930 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21】正是在这一哀怨郁闷心情的驱使之下，布鲁姆只能求助于毕生侍奉的文学经典，从往日的旧梦中寻求一丝慰藉。

布鲁姆在康德美学的“审美自主性”(esthetic autonomy )中寻求根据，认为无论西方经典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它作为一种传统并不为任何社会目的服务，即使这种具有目的性的服务在道德上如何令人赞赏。在他看来，“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22】 因此我们必须把西方经典中的美学价值与任何精神、政治及道德的实际后果区分开来，从而维护“审美自主性”的尊严，而美学尊严正是经典作品的突出品格。

布鲁姆对于文学经典的守护走的是纯粹的精英路线，在他看来，一切经典都是精英之作，它们以美学的尊严作为自己的身份徽号。然而“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守护经典也就成为孤独、寂寞的事业。对此布鲁姆颇多感慨：“近来我在维护审美自主性时颇觉孤单……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23】尽管如此，但布鲁姆的抵抗也堪称顽强不屈，他明确反对把文学经典加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同意把文学经典看成阶级斗争的舞台、文化资本的表征和道德准则的道具，更不允许将它变成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业。值此艰难时世，布鲁姆给出的救世方案仍然坚定不移，他大声疾呼：“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维系审美领域的连续性。”【24】

布鲁姆非常清楚，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或者是美学价值，或者是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多重决定。二者必居其一，他必须作出选择。而布鲁姆也作出了决绝的选择，他将坚守审美价值的主张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从而在文学经典的城堡上留下了一个孤独的斗士的背影。

五、文本性与政治性交错：服务于当下现实

在与《文学原理引论》《批评的功能》问世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伊格尔顿遇上了一个全面检点自己学术思想的机会，那就是与马修·博蒙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访谈录《批评家的任务》(2009)，对其学说生涯进行了朝华夕拾式的回顾和总结，文学批评的功能问题是其中的重头戏。但由于相隔久远、时过境迁，这种旧话重提总是带有重新阐释的性质，往往在延续已有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有所修正、有所突破。就伊格尔顿而言，在经历了许多以后，一朝开新，境界全出，尽管锋芒依然、棱角不磨，但已越发成熟、越发圆融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学经典问题。布鲁姆对于排斥、消解和抹杀文学经典的“憎恨学派”的痛心疾首还令人记忆犹新，而在伊格尔顿的书架上又增添了几本新著。学界公认伊格尔顿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牵头人之一，他也公开承认自己属于“文化政治”一派，按说伊格尔顿毫无疑问属于布鲁姆归入“憎恨学派”的死对头，尽管布鲁姆似乎并未指名道姓进行讨伐【25】。但伊格尔顿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并不像布鲁姆那样激烈，他在其新著《英国小说导论》的“序言”中曾为该书固守文学经典而向读者表示歉意，当访谈者问及他为何在明知文学经典是此种旧式架构方式的产物的情况下，仍编写出这本侧重经典的教材，他坦承这是继承了剑桥的保守传统，剑桥传统的熏陶使之成为一个旧观念的捍卫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旧观念都是负面的。在他看来，作为对立面，非经典作品倒是包括很多种族主义和带有性别歧视的东西，特别是刚刚站稳脚跟的文化研究其影响所及造成大学的阅读中这样一幅场景却是令人忧虑的：“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26】伊格尔顿潜在的固守文学经典的冲动并不仅仅来自剑桥的保守传统，也得益于理性认识的烛照，他在另一处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传统概念无疑非常重要，雷蒙·威廉斯说过，“一个只依靠当代资源生存的社会是很贫穷的”，托洛茨基也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活在传统里”。不过伊格尔顿在肯定传统的同时仍然给文学经典问题明确划定了一条底线：“这当然不表示对在思维上有保守特征的传统不加批判或卑躬屈膝。”【27】这也就是他在肯定各色新潮理论的生产性功能之时反对将文学批评狭隘地限定在文学正典范围内的总体思想背景。

与文学经典密切相关的是文本性问题，不言而喻，重视文本性乃是文学批评的本分。伊格尔顿的讨论还是从学生开始的，他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几乎丧失了仔细分析语言文字的习惯，但这不能责怪学生，因为从来没有人指导他们。而要读好一首诗，你必须学会听它的语调、感受它的文采、感悟它的节奏或情绪上的变化，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现在文学专业的学生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传统的内容分析，而对于形式的关注只求了解押韵或格律即可。伊格尔顿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内容分析本身很好，但它并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修辞作为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批评形式，本来就兼具文本性和政治性。但20 世纪的情况有点特殊，上半叶绝大多数批评都倾向于文本性，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出现了倾向于政治性的反拨。这两种倾向虽各执一端，但是有一共同缺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缺失了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相互交错和融合。而这一点对于批评来说恰恰至关重要：“在注意纸页上那些名扬四海的文字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那些构建它们的历史力量：这个关联提出了极为普遍的、有政治意义的且与文本细节密切相关的问题”。【28】 但实际情况恰恰与之背道而驰，现在许多理论家不做细读、无视文本几乎是公认的，包括巴赫金、阿多诺、本雅明、詹姆逊、克里斯蒂瓦、哈特曼、德里达、德曼都是如此。他们这样做，难道也对吗?

对于那种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相互交错、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的彼此融合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说起便显得非常享受：“在我看来，批评最大的成就感是当这两方面聚合在一起时使读者享受到的那种醍醐灌顶的畅快感。”【29】他指出，像浪漫派或剑桥学派这类批评主体的优秀传统在现今陷入困境其症结就在乎此，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方面被割裂开来了：“一方面，我们已经丢失了咀嚼文本的习惯；另一方面，批评家的角色不得不与公共领域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的总体境况联系在一起。”【30】如果说前者说的是当今时世个人经验的普遍商品化所造成的浮躁，使得文学批评疏于细读功夫的淬炼的话，那么后者则与知识分子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转换有关。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历史上从来是变动不居的，从中世纪的神学家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再到19 世纪的科学家都是如此，直至20 世纪早期，历史的眷顾才降临到文学知识分子头上，其原盖在于文化、文化产业、民族认同等问题变得日趋重要。值此际遇，那些以往偏居一隅做些无伤大雅之作的批评家，忽然找到了感觉、露出了锋芒，从奥尔巴赫、巴赫金，到燕卜荪、瑞恰慈，再到萨义德，都遇上了好时代。在这一语境下，文学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领域，甚至获得了像哲学、政治理论或社会学这些邻近领域的突出地位，或是经验主义的，或是实证主义的，或是行为主义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凸显出文学的作用。但这样一来，恰恰导致文学批评在成为主流和热点的同时丧失了文本细读的看家功夫和当行本色，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断裂。据此伊格尔顿对其心目中推崇的批评家给出了明确的界定：那就是对修辞的细析和公共话语两方面意义进行理想结合的特殊人物。

在肯定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的同时给予文本性和修辞性以特别的关顾，使得伊格尔顿受到了莫名的攻讦，爱德华·萨义德曾批评伊格尔顿的学术研究曲高和寡，因而称之为“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或“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笔耕不辍，但闭关自守，全然不理会现实政治世界的纷争。伊格尔顿并不认同萨义德的指责，宣称只要不狭隘，作为一名“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不对，但萨义德这种“政治行动主义”的激进立场并不适合自己：“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生性不是活动家……我无法从政治行动主义中体会到特别大的乐趣，我参加过各种小组，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须为此感到不快，因为有太多无法不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31】

且不论伊格尔顿是否属于萨义德所指的狭隘的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按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在文学或学术上被肯定，也是在实践性、生产性的品格上被确认的。他在访谈的“结论”中回答关于“批评家的任务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时坚称：“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参加大众的文化解放这项事业。”【32】而这一主旨可以追溯到其《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一书，当时他就已提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33】其社会机构及功能包括作家创作室、艺术家工作室和大众剧院的组织；文化和教育设施的改造；公众设计和建筑的事务；对日常生活的质量的关注等，所有这些工程都依然是革命文化理论的主要职责。嗣后在《文学原理引论》的结尾之处，他进一步将推动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文化产业和工人阶级创作运动列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重大任务。可见在伊格尔顿那里，将“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认定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任务是一以贯之的。毫无疑问，伊格尔顿倡导的大众文化建设工程也是至关重要的实践活动，或者说与政治行动并行不悖、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显示了强大的生产性、建设性和建构性，绝非“政治行动主义”的激进偏见能够一笔勾销。而其一以贯之的批评理论或文化实践终将汇入“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的时代洪流。伊格尔顿告诫社会主义批评家应牢记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而谨防只是扛着某种政治标签写写无关痛痒的文学评论文章而已。果真如此，那么批评家的真正任务尚未到来。对批评家来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踏进弥赛亚的窄门而进入天堂，前路漫漫，任重道远，但其未来的宏图大业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结　语

鉴于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政治性与实践性、生产性，有人提出了所谓“‘伊格顿’式的批评理论或批评实践”这一概念，其理由在于，伊格尔顿的思想不能被归结为一种静态的方法，在回应当代思想的发展时，他的理论是如此多变和具有创造力。如果把伊格尔顿的那些看似分散的立场串到一起，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致力于探索“什么样的批评可以被新的社会和思想信仰所接纳，以及批评家在发挥社会政治功能时的责任”。【34】 概观伊格尔顿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取向，总体上是呼应着时代生活的风云变幻、追随着理论潮流的跌宕起伏而得到凝聚的，永不停息是其个性，与时偕行是其情怀，创造开新是其灵魂。最初伊格尔顿是以英国“非功利性”的批评传统为负面参照而展开有关思考，得出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的判断；其次是将“政治批评”从社会政治扩展到文化政治，与当代新潮理论相结合，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仅仅在“文学正典”中讨生活；再次是倾重新潮理论的生产性批评并不意味着弃置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而是谋求政治性与文本性兼得；最终是将“参与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而以上几个阶段的转换不仅勾勒出其文学批评功能取向的持续进展，而且使其文学批评功能取向的主旨得到充分的彰明，那就是：反对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也不主张文学批评简单回到文学经典，而是力倡文学批评在文本性与政治性、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服务于当下现实。

参考注释

向上滑动阅览

【1】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年版，第229 页。

【2】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44 页。

【3】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47 页。

【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46 页。

【5】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229 页。

【6】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44 页。

【7】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30 页。

【8】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第70 页。

【9】T.S.艾略特：《批评的功能》，罗经国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62 页。

【10】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84， p.8.

【11】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16.

【12】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26.

【13】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34.

【14】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2 页。

【15】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108.

【16】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95.

【17】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124.

【18】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124.

【19】按所谓“巴尔干化”是指某个领域因为缺少强有力的主导力量而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20】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409、25 页。

【2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中文版序言，第2 页。

【2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20 页。

【2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7—8 页。

【24】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13 页。

【25】布鲁姆曾不指名地攻击“英国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拉拉队的头领竭力鼓噪，要称我为阅读复兴主义的吉米·斯瓦加牧师。”(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中文版序言，第1 页)此处很可能是指伊格尔顿。

【26】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68 页。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4 页。

【27】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164 页。

【28】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271 页。

【29】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165 页。

【30】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165 页。

【31】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288 页。

【32】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第288—289 页。

【33】特里·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128 页。

【34】詹姆斯·史密斯语，见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序言》第6 页，特里·伊格尔顿等：《批评家的任务》，王杰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