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振武，南开大学哲学院、社会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 要】对社会的“实证”把握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此，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给出了相互对立的解答。受实证主义批判传统特别是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实证主义批判的深刻影响，阿多诺将实证主义视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对手，表明实证主义并未实现其承诺，甚至其本身恰恰成为一种阻碍真正的“实证”知识的意识形态。阿多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因辩证法而能够超越实证主义。通过运用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把握实证主义所关心的社会现象，而且能够深入其背后，掌握社会的本质。为此，阿多诺启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源，并将重点放到了他所认为的现代社会之枢纽的交换上。在当今时代，阿多诺对实证主义进行的上述批判，对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我理解、激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解释力以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证主义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自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达至对社会的“实证”或言客观有效的把握，便成为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阿多诺也在其工作中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力图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原则，应用到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批判中。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还是法兰克福学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要面对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那便是似乎同样追求“实证”知识、在社会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因此，对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探讨，从对实证主义批判着手，不失为一个便捷的切口。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实证主义批判
若就产生的理智背景而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这对缠斗了百余年的对手，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图景崩溃、实证科学日益崛起的时代产物。暂且不论实证主义，对于“实证”一词，马克思实际上并不反对。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与恩格斯所呼吁的“实证科学”，还是其后半生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科学工作，都彰显了他对一种关于社会的“实证”知识的追求。而作为实证主义的奠基者，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将人类认识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认为只有实证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因此，认识的实证阶段具有区别于另两个阶段的显著特征，即它不再试图对本原基础、终极原因等问题作出解答，而是关心事实（现象）及其之间的联系（或普遍法则）。可见，马克思与孔德都不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历史，而是追求对社会的“实证的”把握。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马克思从未将孔德视为“盟友”，而往往是以一种批评的甚至蔑视的态度提及孔德。例如，在1866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我现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值得注意的是，在“顺便研究孔德”的这段时间，马克思正在集中精力修改《资本论》第一卷。若是自旅居法国巴黎期间写下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即《巴黎笔记》算起，至此已逾二十年，虽然此前已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但作为其“续篇”的《资本论》则是力图解决“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的资本问题，因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马克思为何在这一紧要时刻去研究孔德？在此，马克思所关注的，恐怕不仅仅是后者著作所呈现的“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其内蕴的思维方法问题。在给恩格斯的这封信中，马克思特别以黑格尔与孔德作比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公开承认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尽管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但他依然肯定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孔德著作由于其方法上的非辩证性，其细节的丰富性只是看起来比黑格尔强。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在细节因其有形的直接性而被当作最现实的东西接受的地方，它们同时是迷惑人的”。孔德显然陷入了这种迷惑当中。而黑格尔因其辩证法，即便在细节上也是超越了孔德的。因为正是通过辩证法，黑格尔能够在个别的细节的联系中来理解它们，而不仅限于将这些细节堆砌起来、呈现为“百科全书”似的表象。
马克思不仅从理论知识效用的角度批判了孔德，而且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孔德与当时阶级统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同谋关系。比如，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对孔德作了如下定位：“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孔德在方法上执着于细节而忽视了其背后的、起着决定作用的整体联系，因而导致他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仅限于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片面肯定，而未能洞察其消极的一面及其必然消亡的命运。因此，他所追求的实证知识便颠倒为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为资本主义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批判虽然散见于不同文本而不成体系，但为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证主义批判奠定了基本理路，这就是，既批判实证主义在理论知识成效上的缺陷，也揭示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同谋关系。这种理路可以被称为一种“元批判”（Metakritik），而它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即对一种社会意识的分析批判不能局限于这种意识本身之内，而要深入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存在。在马克思之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卢卡奇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更为明确地从辩证法与实证主义对照的角度出发，按照上述“元批判”理路展开，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研究原则的穿透力，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对作为实证主义第二阶段的马赫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直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评判一种理论或思潮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卢卡奇给出的回答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的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对于与此相对的形而上学来说，“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当时盛行的马赫主义的以所谓事实为核心的观念，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因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去掉了辩证法而堕入了这种形而上学当中。
卢卡奇并不否认对现实的一切认识都要从事实出发，但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个“事实”。马赫主义认为，应当“将‘感觉’看作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事实正是由这种要素组成的。如此，事实就成为统一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本体。究其本质，马赫主义对事实的理解，是对自然科学观察、实验、抽象的程序的哲学表达。在这些科学程序中，都有主客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另一方面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马赫主义所主张的事实概念，表面上兼顾了主客两方面，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感觉经验论，它认为感觉经验（这归根结底还是主体方面的）是第一性的，其本体论地位高于物质和精神。这不仅抹杀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本质差别，而且是将对象、客体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历史联系中抽离了出来，形成了孤立的事实或事实群。
唯物主义辩证法与此恰恰相反，它“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正如卢卡奇在后来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所说的，“凡是细节出现的，整体原则在支配着”。这也呼应了马克思信中关于黑格尔与孔德的对比。以此为准绳来看，马赫主义以事实为中心的原则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由此，这种看似科学的原则将事实从它们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也就否认了这些事实的历史性，否认它们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时，这种原则会“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如此一来，它便成了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或者如卢卡奇所说，是一种与物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应的物化意识。
由上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卢卡奇，都将实证主义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对手，并且直指其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现存状况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与这种意识形态不相容的。这种基本立场深刻地形塑了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面相。
二、实证主义何以阻碍真正的“实证”知识
在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伊始，霍克海默便明确地将实证主义视为研究所的主要理论对手，并指出其缺陷在于：“实证主义只看到了个体，并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只有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对实证主义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消耗在事实中。”作为霍克海默的战友，阿多诺在其理论工作中坚定地贯彻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这样一种批判中，如马克思和卢卡奇那样，阿多诺既要揭示实证主义因“只看到了个体”或孤立的事实而未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达至“实证”知识，又要表明实证主义本身恰恰成为阻碍实现一种真正的“实证”知识的意识形态。
早在正式成为研究所成员之前的“牛津时期”，阿多诺便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元批判精神，对胡塞尔现象学中隐含的实证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此后，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之经典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指出：“为了进行更加不受约束的控制，主体性已化作一套据称是任意的游戏规则的逻辑。最终，实证主义连……思维本身都不放过，它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就此而言，实证主义可以被视为启蒙蜕变为神话这一悖论的征兆。在实证主义原则的支配下，对社会的研究并未带来真理，反倒成为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在此后不同时期的文本中，阿多诺都对实证主义何以存在这种内在悖谬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指出：“只有在与生活的距离中，思想的生活才能存在，才能真正参与到经验生活中来。”社会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这种“保持距离”不是形而上学传统中对于“彼岸”的迷信与偏执，而是不为现实之显象（Erscheinung）甚或假象（Schein）所束缚，直指现实的本质性矛盾。在阿多诺看来，对于批判性的思想来说，这种距离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种超离事情的要素，一种摆脱实际之物的重力的要素”。然而，这样一种批判精神是实证主义无法理解也不能容忍的，批判理论所要求的“保持距离”、理论反思与事实的这种差异被实证主义斥为纯粹的错误。但如此一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也就丧失穿透现实的力量，未能真正深入事情的内在联系，而是停留于事情所呈现的表面现象，至多只能对事情进行外在的、偶然的甚至碎片化的把握。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证主义认识的结果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混沌之物。作为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认识方式，实证主义力图实现一种“统一科学”，这一目标是自孔德以来就力图达成的。阿多诺指出，这可以追溯至莱布尼茨的统一科学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通过跨越所有对象分歧的方法的统一，这种统一科学就是可能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对象施加“暴力”，即对“材料进行分类而获得一种秩序图式，而后将之归于材料，就好像它们是材料的结构似的”。这看似构建了一种客观的、宏大且详尽的科学体系，但实则是一种无视对象之本质的傲慢。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体系化带来的是如马克思与卢卡奇所批判的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从社会研究角度来说，这种以追求客观性自居的体系所关心的是，社会秩序是否以及如何正常运转，而这一问题的标准是，“这样的秩序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力，它保持存在，即使这件事的发生以最可怕的牺牲为代价，即使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社会秩序的自身—维持（Sich-selbst-Erhalten）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代价”；由此，这种理论体系就丧失了理论本应具有的批判性，“变成了对每种现存秩序的辩护，而完全不关心这种秩序现在与人类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如此一来，这种体系就将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驱逐出了自己的视野。这就是实证主义追求无矛盾性的和谐主义倾向。
在之后发生于德国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之争”中，阿多诺更为集中地呈现了他对实证主义这一倾向的批判。在这场争论中，阿多诺指出，实证主义之所以会呈现为如此悖谬的样态，是由其无矛盾性理想所决定的：“出于反对矛盾的纯粹主义热情，它便会陷入最具灾难性的矛盾中：它的结构与它的客体的结构之间的矛盾”，从而丧失其真理性。在实证主义者的视野中，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理论自身内部的矛盾，诸如不同知识之间的龃龉造成的矛盾。二是理论与现实之间且通过理论的完善能够解决的矛盾。阿多诺将这两类矛盾称为“认识理论意义上”的矛盾，并且承认任何一种前后一贯的、有说服力的理论，都必须消灭这两类矛盾，这是任何理论都必须满足的最低限度的形式逻辑要求。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与实证主义者并无分歧。阿多诺所批评的，是实证主义者因对矛盾的“反感”而错失了最为重要的矛盾，他们没有看到矛盾“同时也是实践的，最终甚至是世界的成问题状态”。这就是第三种矛盾，即现实本身的矛盾，它仅通过理论自身的完善是无法解决的。前述第二种与第三种矛盾是最容易混淆的。
第二种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理论内部的，是理论本身在面对现实时的不充分造成的矛盾。而对于现实的矛盾，在我们面对它时，它也会呈现在理论中，理论的更新迭代固然有助于我们去把握它，但如果我们认为造成矛盾的原因是理论的不充分性而仅仅不断地革新理论，最终还是无法彻底解决这种矛盾的。因此，理论在面对这种矛盾时，“绝不能将之仅当作科学思维的不和谐之处清除掉，在这里，它只能通过改变现实本身来消除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分清“认识理论意义上”的矛盾和现实矛盾，就会陷入“顺世主义”，使理论沦为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使理论看不到现实矛盾如何推动事情的变化，进而将现状永恒化。实证主义正是如此。现实本身的矛盾构成了现实之本质，然而，由于其无矛盾性理想，“实证主义，首先通过清除客观的本质范畴，然后相应地清除了对本质的兴趣，而变成了意识形态”。
那么，同样作为社会研究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够突破实证主义，从而实现对社会现实的真正把握？至此，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和卢卡奇已经表明的。正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以其颇具辩证色彩的语气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辩证逻辑要比它所谴责的实证主义更加实证主义：作为思维，辩证逻辑尊重思维对象，即使在对象不愿遵循思维规则的地方也是如此”。正是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真正面向事情本身从而超越了实证主义。
三、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实证主义的关键
阿多诺曾在一次其主持的研讨班上提到，马克思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如下意义上的，即它断言上层对下层的本体论层面上的依赖，毋宁说，他的唯物主义指的是，从社会的生活关联的总体出发来理解一切显象，甚至包括所谓的‘精神’显象”。这是从方法论的意义而非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方法论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将现实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层面与精神生活层面的前提下，认为物质生活在全部人类生活具有首要性，比之精神生活具有更为基础性的地位，从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状况的描述出发去说明精神生活的状况，即不是要形而上学地构造一个超验的物质实体去说明现实生活，而只是一种在描述现实生活时将物质生活视为全部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
上述这种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的。马克思始终注意将“方法论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区分。后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试图呈现出一条一般发展道路，“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种历史哲学的前提实则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中构想出的主体，诸如意志、精神等。与之相对，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甚至为了针对历史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归入“实证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同实证主义的粗俗的经验主义：“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所认为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必须与这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
在了解对象时，历史唯物主义固然也要将个别与一般这两端关联起来，但其关联方式既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也不是实证主义的“粗俗的经验主义”，而是辩证法。无论是对于阿多诺所主张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首先要理解的就是其对象，即社会。因此，我们不妨从社会概念着手，来呈现阿多诺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是如何运用辩证法来超越实证主义的。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表明的，实证主义在面对社会时，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将社会肢解了，并力图将之纳入无矛盾的理论框架内，从而无视社会现实矛盾，也就不能真正把握社会。与之相对，阿多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对抗性总体。他强调，对于辩证的社会理论来说，这样的“总体不是肯定性的范畴，毋宁说，它是一种批判性的范畴”，因为“它是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社会关系是隐身不见的，所以这总体也是假象，是意识形态”。马克思曾说，人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之成为现实的人，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但是，如果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对人隐身不见的、盲目的力量，成为悬据于主体之上的异己力量，成为与人相对抗的“第二自然”，那么这种总体就是要被批判的。
虽然针对实证主义观念，阿多诺常常强调对总体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个别的东西的考察。他同样承认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多次主持或参与经验研究项目。不过，不同于实证主义基于所谓既定的、直接的现象而进行的研究，阿多诺所追求的经验研究是由理论来引导的，并且是在理论语境中来理解的，他“希望通过其理论解码使经验探究真正具有创造性”。正如马克思和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所表明的，实证主义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将个别的东西从其发生过程中抽离出来，最终将其从与决定性的本质的联系中割裂出来，因而并不能真正达成对个别的东西的认识。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使用了一个类比：“相较于实证主义的社会观，辩证的社会观更接近微观学。”这种微观学不是沉溺在个别的东西内部、不是沉溺在细节当中，而是通过对其关联的把握来实现更为有效的认识。
因此，辩证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准确地呈现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深入其背后，挖掘出社会之真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典范。例如，阿多诺在评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时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将所谓理想的，比如说社会主义的社会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这是马克思在任何场合都小心翼翼加以避免的……当马克思批判社会时，他是这样做的，他用社会出于自身而主张的状态来衡量其自身”，也就是通过揭示社会之内在矛盾来展开批判。阿多诺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时同样如此。为了在这一原则下，对作为对抗性总体的现代社会进行批判，阿多诺启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源。
四、把握现代社会的枢纽：交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相较于精神生活具有首要性，因而必须从物质生活出发去说明精神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生活。因此，对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原则的社会批判理论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源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切实地理解社会现实。不过，阿多诺在启用这一资源时，并未从一般看来更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出发，而是将目光放到了交换上。他指出：“一旦你们把这种通过交换展开的功能关联看作是社会化的本质，并看到在功能关联的展开中交换原则本身所引起的所有社会问题，社会的概念就不再是看似空洞的抽象……这种社会概念当然也是批判的，因为它所指的交换概念客观地位于社会本身内部，它的展开最终以摧毁社会而告终。证明这一点确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意图……因此，你们可以看到，交换的概念可以说是连接社会批判理论观念与将社会视为总体的概念建构的铰链。”这种侧重点的转移固然可以构成我们批评阿多诺的理由，不过在此，我们依然可以对之作同情的理解，看一看阿多诺对于这种转移所作的解释及其蕴含的批判潜力。
在谈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阿多诺指出，“马克思的体系……试图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性的统一性，并质疑这种统一性是否真的是如交换社会凭借最内在的交换契约所假装出的那种天衣无缝的统一性”。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是以他律的方式强加于人的、是与人相异在的，它是一个作为假象的体系，它与人的自由毫无关系，它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系，因而作为在黑格尔那里应当是真理的整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种非真的东西”。这种真与非真的悖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商品交换就是这一现实辩证法的典型表现。
商品交换或曰等价交换，其关键在于交换价值的确定，“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因此，商品交换本身是一个类似于概念操作的同一化的抽象过程，只不过它是一种现实的抽象。交换价值的产生有赖于使用价值，否则它就既没有物质载体，也无从产生。然而，这两种价值形式又是异质的：“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可以说，商品交换的同一化依赖于非同一化，而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又必须将这种非同一化去除。
如果单就商品交换过程本身而言，这似乎并不成问题。但拜物教的出现意味着，交换过程中对质的差异的去除，变成了对后者的遮蔽、变成了对商品背后的社会性因素的遮蔽。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这又是与交换密不可分的，“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阿多诺认为，“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不能被归罪于主体的错误意识，而是从社会的先天性，即交换过程中客观地演绎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就是交换的抽象过程对质的差异的驱逐：“在交换的普遍执行过程中……客观抽象发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在质上的特性被忽视了、生产模式被忽视了、甚至连需求（社会机制顺带将之当作次要的东西来满足）也被忽视了。”由此，阿多诺指出，“在交换中，某些东西是等同的，又并不等同，它以公正的方式进行，同时又不是这样”。换言之，在交换平等假象之下，实则是不平等的统治机制。
一方面，交换遮蔽了某些不平等。在此，典型的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换。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那么按照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它也应当服从于等价交换原则。但实际上，如果这一交换遵从等价交换原则，那么商品生产、利润、资本增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将不复存在。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其数额要低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但资本家往往会宣称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是等价的，以掩盖其剥削本质。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并非所有的商品交换都是等价的，甚至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恰恰依赖于不等价的劳动力交换。
另一方面，交换本身具有不平等性。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曾说道，“启蒙瓦解了旧日不平等造成的不公——那种未经中介的主人统治，但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一切存在者的相互关系中，将这种统治永恒化了……它消除了一切不可通约之物。它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的属性，而且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这也适用于对交换的批判。交换通过量化，排除了质的、特殊的差异，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易察觉的、超主体的统治体系，交换成为这个体系当中的统治者，被量化了的人及其关系则是被统治者，而被消除的质的差异则是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类似于古希腊城邦之外的野蛮人。这种交换的体系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在这个统治秩序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这个体系的零部件。不过，资本家作为统治阶层在这个体系中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甚至能够“通过体系来统治，并最终支配体系本身”。
总之，交换的悖谬及其背后的这种同一化和非同一化的辩证法，并非理论家强加给交换的虚构，而是后者本身固有的“事物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只有一种与之相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的辩证法”方能把握。因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真正的“实证”，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仅限于观察、描述社会现象，而是要去发现现代社会之内在悖谬或非真理性。这种非真理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真理。
五、实证主义批判的当代价值
1969年，随着阿多诺的突然离世，他与波普尔之间的“实证主义之争”不得不落下帷幕。而这似乎成为一个征兆。此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日益式微，甚至再度出现将实证主义接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案。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实证主义是“同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因此，这种接入看似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能够切实把握社会现实的科学原则，但实际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陷入了对手的窠臼当中。同时，我们亦不可讳言的是，上述接入企图并非偶然的理论现象，而正是当今时代实证主义影响日盛的表征（尽管它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流派，而是作为碎片化的“幽灵”），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重审以阿多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坚持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依然具有启发性价值。
其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之所以始终保有生命力，保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从理论上来说，关键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此，它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焦点。这种争论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界分的模糊化，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模糊化。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交锋的历史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将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我澄明。就此而言，实证主义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自我理解的对立坐标。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实证主义批判所展现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应用，可以作为一个范例。他的工作充分证明，无论是从方法论来看，还是从理论立场来看，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泾渭分明的：在方法论上，这呈现为非反思的科学主义与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在理论立场上，这呈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辩护与对这一现状的批判超越的对立。
其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有助于厘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握当今现实的路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都是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崩溃的理论产物，而这种崩溃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伴而行的。自然科学以其精确性、可验证性和解释力，为力图将自身科学化的社会研究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参照典范。为实现社会科学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把握，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方法论奉为圭臬，引入“价值中立”“经验还原论”等核心理念，试图通过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构建起科学主义的社会研究体系。而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一个深刻差异是其与技术的深度结合。“就此而言，将科学主义称为技术主义或许更准确。相应地，这种被实证主义支配的经验的社会研究可以称为一种社会技术，而社会研究者成为技术员。这就形成了社会学的技术化，其以量化、标准化为旨归，将研究对象肢解，并纳入到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回避了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性追问，使理论丧失批判现实、超越现状的能力。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恰恰能够破除这种认知迷障，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运用扫清障碍。正如阿多诺在其研究工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批判品格与总体性视野，但这绝不意味着退回到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而是将辩证法与具体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这种结合，正如哈贝马斯在参与“实证主义之争”时所言，不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基础牢固的使用方法之外，再引入什么新的‘方法’之类的东西”，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为根基，赋予经验研究等具体方法以批判性维度与总体性视野，而这本就应当是内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当中的且本就应当对之起着内在的引导作用的。
其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身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应对世界的种种新变化而形成的一股思潮，尽管其间存在着偏离甚或错误，但不可否认，这是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因此，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自我理解与现实运用方面所做的工作，理应成为我们今天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镜鉴。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地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仅关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内在要求”。而实证主义的碎片化认知方式与非历史化、非辩证的视角，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如“传统与现代”“改革与稳定”等复杂辩证关系，甚至可能因过度强调所谓“客观中立”而消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就此而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其目的并非简单地进行学院式的反思，而是要由此推动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整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经验，构建起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契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话语体系，助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