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儒鹏，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 要：城乡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战略。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返乡青年群体通过多元化数字劳动，日益成为重塑城乡关系的能动力量。通过构建“要素流动—价值转化—结构重塑”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返乡青年的数字实践，研究发现：在要素流动层面，青年群体的返乡行为推动了劳动力要素的“升级式回流”，其携带的数字人力资本、网络社会资本与可迁移的文化符号，打破了传统城乡要素单向流动的格局；在价值转化层面，数字劳动是一个多元价值动态生成的过程，既在算法逻辑下重组乡村经济生态，又通过信任转化与网络重构积累社会资本，并借助乡土文化的萃取与再编码重塑地方认同；在结构重塑层面，这一过程在微观上重构个体身份与家庭权力关系，在中观上催化社区网络分化与新公共性的萌发，在宏观上形成“数字互嵌”式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范式。将数字劳动理论置于城乡融合的具体场域，从而揭示返乡青年以数字实践重新连接、转化与重塑城乡关系的微观社会机制，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城乡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返乡青年；数字劳动；社会资本；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战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平台经济的渗透，以“返乡青年”为代表的群体日益成为城乡互动中不可忽视的能动力量。与传统返乡务工人员不同，返乡青年普遍拥有城市生活经历、较高的数字素养与创新意识，并通过电商创业、数字文创、智慧农业、远程办公等多元化的数字劳动形式，活跃于县域、乡镇与村庄。这些多元化实践不仅突破了地理空间与产业形态的传统限制，也为返乡青年重新嵌入并赋能乡村社会提供了结构性可能。在此过程中，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已超越单纯的生计选择，演变为一种交织着城乡结构张力、个体生命历程、技术赋能逻辑与地方社会网络互动的复杂社会实践。该群体因而成为观察城乡融合发展微观动力与深层机制的重要窗口。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机制或返乡创业的经济效应，较少从社会学视角系统审视“数字劳动”在城乡社会关系重构中的角色、过程与意义。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返乡青年如何通过数字劳动重新连接、转化并整合城乡资源，从而形成驱动城乡融合的微观动力，揭示数字时代城乡关系变迁的内在动力与社会融合的深层逻辑，以期为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城乡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1.城乡人口流动研究的范式演进与青年返乡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研究长期以来由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推拉”模型主导，其核心关切在于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大规模、单向度转移的过程。随着中国农民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流动的复杂性、策略性与生命历程维度。相关研究指出，流动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行动，农民工利用自身经验和知识积累返乡创业，是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体现，其返乡决策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代际责任、户籍壁垒等多重因素影响。此阶段研究开始将青年流动者视为兼具理性计算、情感牵连与伦理考量的社会行动者，但在多数叙事中，乡村仍被视为需要逃离或暂居的“背景板”，返乡者的回流也更多呈现出被动性特征。近年来，学界对这一简化叙事进行了重要修正，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循环迁移”，并进一步聚焦“创业返乡”和“智力回流”等现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县域经济活力的提升，“返乡”逐渐从个体生命事件被重构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经济现象。相关研究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归”“返乡创业者”等群体，探讨其所携带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乡村的再造作用。研究逐渐从泛化的城乡流动向更具主体性与时代性的青年返乡现象聚焦。相关研究指出，返乡青年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归者”，因为他们不仅作为劳动力要素回流，同时也携带城市积累的物质资本、市场知识、管理技能等发展要素返乡，并重新整合与自身直接相关的地缘、血缘及业缘关系，为重塑乡村社会格局、推动乡村社会的时代转型与城乡融合发挥重要社会功能。这类研究将返乡主体的能动性纳入分析视野，既呼应了城乡关系从单向输送向双向互构的范式转换，也为理解数字时代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微观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2.数字劳动的理论批判与本土化实践反思
数字劳动研究发轫于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后经以福克斯等为代表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脉络下的系统发展，逐渐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批判理论路径。该理论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延伸至数字资本主义领域，把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内容创作乃至游戏化互动等线上参与，均界定为“数字劳动”。其核心论断在于，数字技术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传统界限，使用户的日常活动转化为一种被持续捕获和剥削的“产消者劳动”。平台资本通过捕获用户的行为数据、情感投入乃至“玩劳动”，实现隐蔽的价值积累与商品化。这一批判范式深刻剖析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的新型异化、不稳定性及其背后的算法控制等权力机制，为理解全球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伴随平台经济的全球扩张，相关实证研究逐渐聚焦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典型平台劳动者，具体揭示了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在现实中的展开形态。研究表明，这些劳动者的工作过程深陷复杂的算法管理逻辑之中，他们不仅面临高度的就业不稳定与权益保障缺失，也在日常实践中持续消耗情感能量，承受着隐蔽而严密的劳动控制。这些研究从微观经验层面印证并丰富了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关于剥削与控制的核心命题。
当数字劳动理论进入中国复杂的社会转型语境时，其解释边界与适用性也引发了本土研究的反思与调适。国内学者在探讨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时，充分借鉴了该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实证揭示了算法控制、劳动过程去技能化等现象在中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中普遍存在。这些研究肯定了西方批判理论在剖析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逻辑上的解释力，也是对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性共症的切实回应。然而，本土经验研究表明，数字劳动在中国的实践形态、社会意涵与主体体验呈现出显著复杂性。尤其对于返乡青年等群体而言，平台劳动远非单一的剥削叙事所能概括。它同时是重要的生计维系手段、潜在的社会流动阶梯、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以及城乡社会再融入的路径。这种劳动形态内在包含着自主性与依附性、创造性与重复性、社群归属感与算法规训之间的持续张力。因此，若纯粹沿袭西方批判范式的分析路径，便难以充分把握数字劳动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转型脉络中所承载的多元功能与建设性角色。正是基于对这一理论局限的自觉，本文强调必须将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置于具体的城乡融合场域中，考察其如何作为一种能动实践，参与并重塑地方性的价值生产与社会联结。
（二）分析框架：要素流动—价值转化—结构重塑
随着国家政策层面对城乡融合的持续推进，中国城乡关系研究也经历了从二元结构分析到城乡融合研究的范式转向。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全面深化，既有研究的局限也逐渐凸显：一方面，城乡社会学对融合机制的探讨，多集中于宏观政策、产业布局与基础设施等传统维度，即便关注“人”的流动，也往往将返乡青年视为携带资金、技术等工业化要素的静态载体，而对其日益重要的数字技能、平台化社会关系、数据资产与在线生存方式缺乏足够的理论敏感与深入分析，对新型数字生产要素的流动逻辑与转化潜能仍需进一步审视。另一方面，数字劳动研究虽蓬勃发展，但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地方经济整体效益评估与返乡创业个体叙事三个方面，未能将其劳动过程分析与价值批判系统置于城乡关系转型这一充满张力的社会空间中进行检验与对话。由此产生了一个核心命题：当数字平台日益成为新的劳动工具与社会场域，返乡青年究竟如何以其日常数字实践重新“连接”城乡？更关键的是，返乡青年在数字平台上的内容创作、电商经营、社群运营等行为，其意义已超越个体生计范畴，深刻卷入地方文化价值重估、社区权力网络重构与城乡资源交换路径创新等深层结构性议题。但从微观劳动实践到宏观社会结构重塑之间的转化机制，在理论上始终缺乏一种具有解释力的过程性分析框架。
当返乡青年的核心资本形态与劳动形式均已深度数字化时，对返乡青年数字劳动的分析必须超越“剥削—赋能”的二元叙事，应将其置于城乡融合这一特定场域中进行情境化审视。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运用，更是一种连接城乡资源、转化多重价值并潜在重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实践。基于此，本文聚焦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按照要素流动、价值转化与结构重塑的递进逻辑构建分析框架，弥补个体劳动实践通向宏观结构变迁之间的机制性阐释缺口，从而将数字劳动分析引入城乡融合的结构性追问之中。
“要素流动”构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前提与逻辑起点。在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分析中，这一环节的核心在于识别并阐释以数据、数字技能、数字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如何在城乡之间被重新配置与激活。既有研究多将返乡理解为劳动力从城市向乡村的物理位移，分析重心集中于迁移动机与生计适应。相关研究虽已注意到青年劳动力返乡时常携带技术、资金与社会资本，但这些讨论仍囿于传统生产要素的认知框架。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表明，随返乡过程一同“流回”乡村的远不止劳动能力本身，一系列与数字劳动深度绑定的要素类型，构成了新型返乡实践区别于传统回流的重要标志。“要素流动”作为分析框架的第一环节，旨在从起点处突破传统迁移范式的局限，捕捉数字时代城乡要素流动的新形态与新逻辑，建立起对数字劳动与城乡空间关系的动态理解，并为后续价值转化分析奠定必要的资源基础。
“价值转化”构成分析框架的中介环节，是将要素流动的潜能转化为实际社会效应的核心过程。该部分将数字劳动理解为一种嵌入乡土社会场域的生产与转换实践，揭示返乡青年如何以数字平台为媒介，将流入乡村的新型生产要素与乡村在地资源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超越传统农业产出的多元价值形态。既有研究在讨论返乡青年的经济贡献时，多聚焦于农产品销售额、就业岗位数量等可量化的经济指标，较少追问数字劳动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完成价值的深层转化，即乡村的自然风光、手工技艺、日常生活与情感关系，何以能够被转化为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商品、服务与内容。该部分聚焦返乡青年的日常数字实践，以此透视非商品化的乡村资源如何在数字平台的规则与逻辑中被重新编码，并生成经济价值、文化符号价值、情感价值等多元形态。作为分析框架的第二环节，“价值转化”旨在要素流动所奠定的资源基础上，具体分析价值被创造、转移与分配的机制，从而揭示城乡融合进程中数字劳动驱动社会结构渐进式变迁的重要动力。
“结构重塑”构成分析框架的逻辑终点，旨在揭示微观实践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机制，即持续且规模化的要素流动与价值转化，如何通过反复的结构化过程，逐渐沉淀并重新塑造既有社会网络关系。既有研究或聚焦个体创业成败的微观叙事，或关注数字平台与地方经济相关性的宏观判断，二者之间始终缺少一个阐明微观行动何以通向宏观结构的中间环节。“结构重塑”则尝试弥补这一断裂，通过对返乡青年数字劳动的实践考察，解析那些看似分散的日常行动如何在时间的延展与空间的扩散中，逐步改变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向、权力格局与意义秩序，最终沉淀为对地方社会结构的重构。作为分析框架的第三环节，结构重塑将分析的落脚点从个体命运推至社会结构层面，在城乡融合的宏大进程中捕捉那些正在生成的新秩序、新张力与新可能，从而使整个框架完成从“流动”到“转化”再到“重塑”的完整逻辑闭环（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逻辑图
二、要素流动：返乡青年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城乡资源重配
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深度嵌入城乡间日趋活跃的要素流动过程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城乡资源的重新配置。数字劳动所具有的去地域化、网络化与即时连接等特征，不仅回应既有的要素流动格局，也主动催化、引导并重构着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内容。因此，这种流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源转移，呈现出在数字技术中介下，由主体能动性、地方社会关系与宏观结构性条件共同塑造的选择性、重构性特征。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流动，为城乡之间的资源再配置提供了持续动力与结构可能。
（一）人力要素的“升级式回流”：从传统技能到数字人力资本
在城乡关系深刻转型与乡村“空心化”持续的背景下，返乡青年的回归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反向流动，而表现为一种人力资本的升级式回流，构成城乡要素融合中的重要内容。当前，返乡青年所拥有的并非简单的体力或务农经验，而是一套经过现代产业体系与城市生活规训的技能复合体。这一复合体可能包含现代科学知识、电商运营、视频剪辑、无人机操控等硬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源自校园学习、工厂培训、服务业的客户导向理念或互联网行业的迭代思维，构成了他们不同于传统农民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关键的是，当前阶段的人力资本回流，叠加了数字时代所必需的新质内核，即数字素养的系统性引入。这已远超会使用智能手机或社交软件的工具层面，而是内化为一套将整个乡土生产与生活世界进行数据化理解的认知框架与实践能力。例如，返乡青年将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客户的购买偏好、短视频的流量起伏、社群的互动热度，转变为可记录、可分析、可优化的数据对象，在相当程度上激活并放大了其既有传统技能的价值，并促进了产业经营方式的转型。这种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与敏捷响应能力，构成了数字劳动区别于传统乡土创业形式的重要人力资本。这一过程也在改变乡村家庭的内部动力与性别格局：年轻一代常需向父辈进行数字技能的代际反哺，而女性在电商客服、直播销售等领域展现出的优势，也为其开辟了超越传统角色的新路径，重塑着乡村人力资本的性别结构。因此，在数字劳动背景下，返乡青年的人力资本流动是从传统技能向数字人力资本的深刻跃迁，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乡村从经验治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微观基础。返乡青年群体的数字劳动不仅直接补给了乡村稀缺的优质劳动力，也以关键行动者的身份，驱动信息、技术与现代经济观念等多元要素向乡村汇集。
（二）社会性要素流动：从物理流动到虚拟流动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流动构成一类独特且重要的要素流动类型。传统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受到物理性约束与时空局限，这也是城乡社会性要素流动受限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关系的建立、巩固与延展高度嵌入特定地域，主要通过持续性的面对面互动实现。社会资本的生成依赖于共同的田间劳作、集市贸易中的频繁照面、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以及节日庆典中的集体仪式。这些互动不仅传递信息与资源，更在反复的“面对面”接触中生产出基于道德声誉、家族声望与个人品格的深度信任。这种社会网络的流动遵循着费孝通先生所述的“差序格局”，以个体为中心，依据血缘与地缘的亲疏关系形成如水波般向外推延的同心圆结构。当一个青年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其核心社会网络往往会产生“断裂”或“悬置”，他与家乡的关系依赖于不定期的返乡、汇款与通讯，成为一种逐渐衰减的远程维系。而在城市中新建的关系，则多局限于工厂、工地等生产单元内部，呈现工具化、临时化特征，难以深度融入以本地户籍和社区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传统的社会性要素流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依附于人体物理位移与在地化生活、难以跨越城乡结构性鸿沟的“粘性流动”。
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同时推动社会性要素的流动形态发生深刻变迁，即从物理流动转向虚拟流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社会关系的连接媒介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依赖身体在场的共同情境，转向依赖数字信号与虚拟平台的持续性缺场连接。返乡青年作为关键行动者，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充当这种关系性要素流动的载体与转换枢纽。他们并非空手而归，而是将在城市求学、就业过程中所积累的，基于业缘、学缘和趣缘的弱关系网络带回乡村。通过利用微信、抖音、电商平台等应用开展数字劳动，返乡青年能够以较低成本同时维系与城市前同事、客户的弱关系，与散居各地的同乡、同学的半熟人关系，以及与家乡亲友的强关系。社会网络由此摆脱了地理空间的刚性束缚，演变为一个可跨城乡配置、即时响应的“在线关系云”。这套网络连接着外部的市场信息、前沿技术、异质性知识乃至启动资金等多种资本类型，其价值在于为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引入新的资源通道与社会动能。因此，城乡间社会资本要素的流动与增值在数字时代被深度重塑，它并非传统人情网络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基于数字平台规则、以数据化信任为核心、兼具本地嵌入性与全球连接性的新型关系要素。这种新型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在微观社会层面的生动体现，为乡村社会接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循环提供了关键基础。
（三）文化性要素流动：从在地化实践到可迁移性符号
最深层的城乡要素流动体现为文化要素，其涉及内在的情感与认同问题，为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注入意义与动力。在传统城乡格局中，文化要素的流动首先受制于其传统存在方式的高度情境依赖与不可移动性，体现为传统文化要素深度嵌入地方生活脉络、难以言传的地方性知识与情感体验。在经典的乡土社会中，文化并非一种可以随意提取和携带的独立“物件”，而是弥散性、过程性地存在于一套完整的地方性生活世界与意义体系之中。无论是独特的方言俚语、手工艺诀窍、节庆仪式还是特定的生态知识，其存在与传承均高度依赖在地化的、代际间的口耳相传与身体实践。因此，传统的文化要素流动方式极为有限且充满损耗，主要依赖个体的身体迁移或族群的集体迁徙。这种流动是缓慢的、代际的、局部的，且文化符号在脱离原生语境后极易发生意义的流失与扭曲，难以保持其完整性与原真性。可以说，传统文化要素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粘着资产”，其价值、意义与传播效能深度嵌入原生的社会—地理网络之中，这种深刻的嵌入性构成了其进行大规模、高保真跨城乡流动的根本障碍。
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要素的流动属性，使文化从一种高度依赖本地情境的“粘着”状态，转变为可以被数字化提取、脱离原初语境并进行远程迁移的“脱嵌”状态。他们借助智能手机镜头、录音设备和社交媒体平台，系统地记录、编辑那些原本依附于特定时空与实践主体的文化片段，并将其从原生语境中提取出来，转化为视频、图片、音频等独立存在的数字文件及与之配套的文本叙事。这使得文化从生活之流中分离出来，凝固为一个个离散的、可识别、可重复播放的文化符号单元。由此，文化要素获得了稳定的、可复制的数字化载体。它不再必须依靠身体的在场或实物的迁移来实现流动，而是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远距离传播。地方性的文化实践由此被转化为可供远方受众消费的“视觉奇观”“听觉遗产”或“情感叙事”，形成一个可随时调用和重组的“云端地方文化资源库”。从在地化实践到可迁移性数字符号的形态转变，是文化要素能够作为生产资料参与城乡间大规模价值交换的前提，它使具有乡土根性的要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能力与连接潜力。文化符号的数字化流动，不仅是意义的传播，更是驱动人才、资本、技术等实体要素向地方汇集的重要牵引力。这不仅重构了城乡之间的连接方式与资源吸附逻辑，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中一种极具时代特征的要素流动形态。
三、价值转化：返乡青年数字劳动过程的核心驱动机制
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绝非对数字化要素的简单搬运或展示，而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策略性与内在张力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要素流动为价值创造提供了原材料，劳动者通过具体实践，将“作为资料的数字要素”重组为“作为产品的多元价值”。这一机制不仅涉及技术应用，更深嵌于经济计算、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复杂互动之中。价值转化因此成为理解数字劳动如何从“可能”走向“实现”的关键理论节点。
（一）经济价值的创造：算法规训、乡村新经济生态与要素重组
经济价值的创造是返乡青年开展数字劳动的直接目标和内在动力。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触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价值转化进程。这种转化通过数字技术对乡村既有生产要素的重新编码、链接与市场化，实现了价值创造逻辑的重构。其核心在于，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中介实践，使返乡青年能够将乡土物产重新编码，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传播的数字叙事，并翻译成电商平台与社交媒体能够识别并推荐的“语言”；同时，将非标准、易损耗的农产品或体验服务，转化为适于远程交易、描述清晰的标准化商品，从而嵌入由算法主导的、高度竞争性的数字市场秩序，实现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化。这一过程有效破解了传统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优质资源与远方市场之间的时空阻隔与信息壁垒，不仅压缩了传统层层分销的中间环节，也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了直观化且乡土化的新型“数字中介”关系，使价值增值部分更大程度地留存于乡村社区内部。
返乡青年在微观层面的数字劳动催化形成了中观层面的数字经济生态。以个人网店、家庭工作室等形式存在的微型创业单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围绕核心产品衍生出本地化协作网络，形成了“小微主体、网络协作”的弹性生产体系。该生态规避了对传统大规模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倚重人力与社会资本，对乡村的生态资源、空间资源与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结合。这种产业选择，是在全球数字分工与本土资源禀赋之间找到一个独特的生态位，使乡村得以突破其在地理区位和传统基础设施上的约束，直接接入全国乃至全球的数字循环之中，进而推动乡村经济从传统种养业的“单一造血”模式向一二三产融合的“多元价值共生”模式演进。乡村的产业结构不再是被动承接城市淘汰产能的末端，而是主动孕育新经济形态的前沿。从宏观层面看，以数字劳动为媒介的经济价值转化，不仅弥合着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重新定义乡村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与地位，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基于功能互补与价值共生的城乡融合奠定物质与人力基础。当然，这一进程仍内嵌于不平等的平台资本结构之中，其可持续性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本地数字生态的良性演化以及更大范围制度环境的支持。
（二）社会资本价值转化：信任转化、网络重构与权力博弈
社会资本的价值转化关乎创业活动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是一个动态的再生产过程，指向新型信任关系的持续建构与关系网络的主动经营。传统乡土信任依赖于长期互动所形成的道德声誉，其建立缓慢且传播范围有限。数字劳动使社会资本要素的再生产机制发生了平台化重构，其核心在于数字平台建立了一套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的数字信任生产体系。平台上的店铺评分、用户评价、销量数据、直播实时互动指标，构成了一种即时、透明、标准化的数字信用。人际关系互动不再只是模糊的印象与记忆，而是被记录为“好友列表”“社群聊天记录”“直播间的关注与打赏数据”“电商交易中的评价与复购率”等可视化档案。返乡青年必须通过持续、规范的数字化劳动来积累和维护这份信用档案，这使得信任的建立从依赖人格化的熟人担保，转向依赖可数据化验证的系统认证。这一转变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资本的作用半径，使其能够与远方素未谋面的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建立初步的交易信任。同时，社交媒体工具使关系的维系与拓展能够突破物理空间的束缚，实现“缺场交往”的常态化。他们将线下的亲邻导入微信社群进行精细化运营，又将线上吸引的粉丝沉淀为具有黏性的客户群，从而编织出一张线下关系与线上关系动态交织、相互转化的混合型社会网络。这种要素形态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性资源开始以标准化、可管理的数据形式存在，并为其在后续数字劳动实践中被便捷地调用、组合与价值转化，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和生产资料基础。
由此，社会资本从一种内隐的、难以度量与转让的情感和道德氛围，转化为外显的、可存储、可分析甚至可交易的数字关系资产。这种转化要求对所形成的虚实交织的社会网络进行精细化的日常治理与规则建构。返乡青年不再仅仅是网络的用户，而是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需要连接上游农户或地方资源、横向伙伴及下游消费者等多重主体。这个网络兼具市场效率与部分人情逻辑，它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关系，而是对传统关系进行工具性选择与功能性重构。最终，社会资本的转化必然引发微观权力结构的调整。数字劳动带来的经济成功与社会声望，会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这既可能促成新老精英的合作（如被吸纳进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也可能产生潜在竞争（如在资源分配上出现分歧），从而动态地重塑乡村社区的权力图谱。持续的网络运作一旦转化为稳定且可预期的社会资本，也将重塑乡村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运行规则及社会边界。
（三）文化意义的价值转化：文化萃取、意义争夺与认同重塑
文化意义的转化是价值生产中最具阐释性与竞争性的维度，其本质是关于“乡村性”的定义权与叙述权的社会争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地方性文化资源在数字技术作用下被系统性地识别、转化与传播，即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萃取”。这一过程以情感与记忆的符号化编码为起点，返乡青年将“乡愁”“童年记忆”“田园向往”等私人化的情感体验，通过短视频叙事、图文笔记和品牌故事，转化为可被观看、分享与消费的公共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化不仅为数字劳动注入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动力，使其产品与服务超越纯粹的物质功能，也在消费端建构起一种基于共同文化想象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文化符号萃取的核心环节，在于地方性知识的跨语境翻译与价值再造，返乡青年扮演着城乡文化语义的“转译者”角色，他们扎根于乡土生活，将那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技艺、景观、习俗与日常生活，从原有的地方语境中“提取”出来，并运用源自城市消费文化的符号体系，对其进行重新编码与包装，如“有机食品”“慢生活”“匠心精神”等，将其策略性地编织进特定的叙事框架，使其转化为能够被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理解、认同并愿意付费的文化商品，并在消费端建构起超越使用价值的情感与认同价值。实体空间因被注入数字叙事而获得新的经济与文化意义，乡村由此被深度嵌入一个虚实交织、持续互动的网络之中。
同时，这一转化过程也会卷入文化符号权力的隐性博弈之中。一方面，成功的数字叙事能够为地方文化实践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可见性，使实践者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阐释权，甚至带动本地社区对自身传统产生新的自豪感与传承动力，实现某种程度的文化赋权。另一方面，这种阐释权受到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刻制约。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隐性地偏好那些符合特定视觉美学、情感节奏或争议话题的内容形态，从而规训着文化表达方式。主流消费市场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偏好，则作为一种强大的需求侧力量，往往倾向于纯净化的田园牧歌、奇观化的民俗表演或工具化的乡愁消费，持续牵引着乡村文化的呈现角度。因此，文化意义的转化同时内含了自我表达与市场收编、文化自觉与商业异化的深刻矛盾。返乡青年在利用数字工具为乡村文化赋能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复刻和强化城市中心视角下的单一乡村想象。这场在文化主体性、市场逻辑与技术规则之间展开的持续博弈，不仅塑造了数字劳动的文化产出，也映射出城乡文化关系在数字时代复杂而微妙的变迁轨迹。
四、结构重塑：返乡青年数字劳动中的城乡融合新范式
返乡青年数字劳动的持续价值转化实践，其效应不断累积与外溢，最终从微观实践沉淀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即社会融合的生成。青年的返乡行为并非单向度地“融入”或“回归”乡土，而是在数字劳动实践中重构个体与城乡社会的多重联结，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促成城乡社会有机融合的活性节点。这种重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微观实践的持续积累，在冲突、协商与调适中，从个体、社区到宏观区域层面逐层展开。由此，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最终汇流成一股重塑城乡社会结构的渐进性力量。
（一）微观主体性建构：身份重构、家庭权力与生命轨迹的转向
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本质上是其在城乡二元场域转换过程中持续进行自我建构的社会过程。这种微观层面的主体性建构，是个体凭借数字技术这一新型实践工具，在与传统乡土规范、平台资本逻辑及家庭内部关系的多重互动中，主动进行身份协商、权力博弈与生命规划重塑的过程。传统城乡流动叙事中，“返乡”常被赋予“退回”或“发展中断”的被动色彩。然而，借由对数据、流量、符号等虚拟资本的运营，数字技术的接入使个体的能动性得以释放。青年不再仅仅是寻找栖身之所的劳动力，而是成为利用数字媒介重新定义自身社会价值、整合城乡资源，并试图创造新生活模式的积极行动者。当然，这种转化伴随着持续的内在张力，他们必须在算法推荐的流行标签与地方性认同之间、在平台赋予的流量身份与邻里熟人的传统期待之间，不断进行调和与叙事整合，其主体性也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自我对话与对外界反馈的回应中得以生成和巩固。
这种主体性建构的深层效应，集中体现在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微观调整以及个体生命实践的轨迹转向之中。作为社会结构的初级单元，家庭成为观察数字时代权力关系变动的关键界面。数字劳动所带来的持续经济收益与可见的社会声望，并非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会进一步转化为影响传统家庭权威模式的重要力量。代际权力关系因数字能力的代际差异而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凭借其对数字技术、市场接口与信息渠道的掌握，在家庭重大决策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传统父辈权威基于土地经验与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则受到一定挑战。性别权力格局同样被重塑，数字劳动提供的时空灵活性及基于个人品牌的经济独立性，为女性成员重新协商家庭分工与资源支配权提供了新的筹码。更为关键的是，个体生命轨迹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向，集中体现为时间形态与价值坐标的重构。返乡青年的工作与生活不再完全遵循传统“职业阶梯”式的线性、可预期的时间秩序，而是受到数字时代流量驱动下的碎片化时间观影响。这种时间形态打破了工业时代“持续投入—长期回报”的职业发展预期，代之以对短期机会的敏锐捕捉与快速变现。由此，返乡青年的主体性呈现出高度动态、适应性强且持续生成的状态，呈现了现代性条件下个体与结构互构的微观机理。
（二）中观结构演化：社区网络分化、新规则渗透与公共性萌发
在中观的乡村社区层面，数字劳动的嵌入如同一套异质性的社会编码，启动了传统地方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进程，其效应集中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性分化、外部规则体系的渐进渗透以及新型社区公共性的萌发。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高度依赖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信任、合作与资源流动主要在这一相对闭合的关系同心圆内展开。数字劳动则催生了以内容协作、电商供应链、平台创作等为纽带的“项目制网络”。这种网络遵循能力匹配、契约明确和利益共享的市场理性原则，与基于人情、面子的道德性关系网络并存交织。社区的社会连接方式从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并存，行动者必须在情谊逻辑与利益逻辑之间进行日常的策略性切换与调和。由此，社区内部出现隐性的结构分化：一部分善于在两种网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个体迅速崛起，另一部分则可能被排除在数字化的新兴网络之外。传统乡村社会的团结机制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所承载的一套普适性、标准化的商业规则与技术伦理，开始持续向地方性知识体系渗透，引发了一场静默的规则协商与秩序重构。平台经济所要求的精确性、即时性和弱关系连接，与乡土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弹性时间、人情往来与强关系信任发生持续碰撞。这种碰撞并非以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而告终，而是在日常实践中催生出大量新型地方行动伦理。例如，通过雇佣邻里担任客服，或将线下人情往来折算为线上推广资源，实现外部规则的本土化“转译”。这一过程既保留了乡土社会的部分韧性，又吸纳了数字经济的效率要求。此外，数字劳动实践的公开性与广泛连接性，也为社区公共领域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土壤。围绕公共事务的线上讨论、基于数字平台的资源众筹或集体品牌共创，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行政动员与宗族议事的新型公共参与形式。这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数字公共性虽然尚在萌芽，却为社区共同体的再整合与活力激发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
（三）宏观结构重塑：迈向数字互嵌式的城乡融合发展
微观个体的生命转型与中观社区的结构调适，最终汇聚成推动宏观城乡关系范式变革的底层动力，其演进方向指向一种数字互嵌式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背景下，城乡融合的相关论述多聚焦于基础设施互通、人口双向流动或产业梯度转移，本质上仍未完全摆脱“中心—边缘”的空间想象与资源单向输送逻辑。而返乡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构建了无数细密且直接的数字连接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一逻辑基础。乡村不再仅仅是城市经济的原材料腹地、劳动力储备池或生态后花园，而是凭借数字技术，成为能够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微型“活跃枢纽”，并在品牌叙事和文化输出的牵引下，实现持续的生产与价值产出。这种“短链路”经济模式，使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更多地留存于乡村，城乡间也从“垂直分工”的依附关系，转向一种基于数字网络、可进行多向价值交换的“水平互联”关系，城乡经济地理由此在虚拟与实体空间的双重维度上被重新绘制。
这种以数字连接为基础的结构变革，其高级形态表现为数字互嵌式的深度融合。它超越了要素流动的物理层面，进一步进入社会、文化乃至治理结构的相互编织与共生过程。所谓“互嵌”，并不是指城乡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通过有限接口进行交换，而是指二者借助数字媒介形成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具体而言，城市的技术范式、市场逻辑、文化消费，与乡村的在地资源、社会网络、地方性知识，在数字平台中不断发生适应、转化与重组。返乡青年正是这一互嵌过程的关键“催化剂”与“转译者”。在宏观层面，这要求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政策焦点需从单纯的资源下乡，转向培育城乡互嵌的“数字生态”。这包括建设包容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制定促进数据要素平等交换的规则，以及构建能够吸纳并赋能数字新乡贤的协同治理框架。最终，数字互嵌式融合有助于将城乡差异转化为优势互补、功能协同的发展合力。这也为破解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开辟了一条基于技术革命与社会创新协同演进的新路径。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城乡融合视域下返乡青年数字劳动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揭示了数字时代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一个微观动力机制。研究发现，返乡青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乡土，而是作为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数字中介者，在城乡之间构筑起新型连接通道。他们通过电商运营、内容创作、社区团购等具体数字劳动实践，驱动人才、信息、资本与消费观念的双向流动，并完成多层次的价值转化。具体而言，他们将乡村的物产、景观与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与符号意义的产品，将自身的城市经历与数字技能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新型社会资本，并在此过程中重新锚定自我的身份认同与生命意义。这一“要素流动—价值转化”的连续过程，实质上是数字技术赋能下行动者对城乡二元结构持续开展的微重塑。它表明，城乡融合并非依靠宏大的制度设计一蹴而就，而是在无数个体依托新技术进行实践性连接、转化与创造的过程中，渐进式地生成与深化。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数字劳动”这一批判性理论工具置于中国“城乡流动”与“城乡融合”的动态情境中，推动数字劳动研究与城乡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特定发展语境下，数字劳动对于返乡青年和乡村空间而言，同时兼具赋能机遇、生计依赖与新型异化的复杂意涵。另一方面，研究也推进了城乡社会学对融合机制的理解，指出数字技术下的劳动实践正成为重塑城乡社会结构、经济网络与文化心理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劳动不仅再生产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也在生成一种跨越城乡、线上线下交融的新型社会形态。理解数字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城乡关系，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新兴实践主体及其日常劳作，他们既是技术革新的体验者，也是社会结构的塑造者。政策制定亦需超越将返乡青年单纯视为“人才引进”对象的工具性思维，转而关注其数字劳动实践所依托的完整生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深化数字技能培育、支持社群网络建设与在地文化转化，更好地发挥返乡青年在城乡要素交换、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桥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