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呈深度融合新态势，这就需要超越“统计表象”，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视角准确把握制造业比重问题。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分工深化与服务环节外化引发的统计口径变化，这并不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加速产业边界消融、价值共创与生态重构，推动产业协同范式由“制造为主、服务配套”转向二者双轮驱动、共荣共生。我国产业政策需摒弃单纯的制造业比重导向或服务业规模导向，以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 统计口径 产业协同发展
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南京 21009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P60—P67
近二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以下简称“制造业比重”）的持续变动，引发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多次探讨，也让“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议题。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是自身发展进程中“去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是实体经济基础弱化的现实反映。然而，如果中国制造业发展真的出现了所谓“去工业化”或“基础动摇”，那么该如何解释其全球占比已达到1/3的事实呢？如何把它与中国制造业在当今世界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巩固与增强的现实联系起来呢？其实，这种认识是将制造业比重高低等同于制造业发展质量优劣，并没有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视角，洞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共荣的本质关系。
一、制造业比重先升再降是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
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始终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制造业比重呈“倒U型”走势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制造业比重自2006年达到33%的峰值后持续下滑，2011年降至32.1%、2016年为28.1%、2021年为27.5%，2025年为25%，整体轨迹契合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规律。与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在达峰基础、下降速度、发展背景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比重达峰的基础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达峰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制造业比重达峰时，人均GDP仅0.3万美元（为便于对比，我们把美元价格全部换算为2017年不变价，下文同），仅为德国1970年达峰时（1.4万美元）、日本1970年达峰时（2.2万美元）、美国1953年达峰时（1.6万美元）的14%—21%。这一客观的发展条件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非依托本土高收入支撑的内需市场，而是全球市场，特别是借助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生产要素高性价比优势嵌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制造环节而进行国际代工的结果。即便到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达1/3，人均GDP也仅为1.07万美元，与同期德国（5.58万美元）、日本（3.25万美元）、美国（8.58万美元）的水平仍有巨大的差距。这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虽然在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方面都领先全球，但国内市场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未来进一步扩大内需具有强大的基础和条件。
从比重下降的速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节奏远快于发达国家，且尚未出现止跌回稳的中长期趋势。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比重从其峰值降至20%左右的份额，分别耗时30年、25年、32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下降速度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人均收入提升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背景下，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服务业比重自然提升，使得制造业比重相对下降。二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过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制造业资源，导致制造业发展动力不足。三是贸易依存度同步下降。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达64.2%的峰值，2025年已降至33.7%，国内循环力度加大使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面临市场结构调整压力。四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受要素成本上升影响，纷纷选择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如轻纺工业的外移直接导致其占工业的比重持续降低。
从比重下降的本质来看，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并非完全源于“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而是伴随着产业绝对规模的扩大、全球地位提升的结构性调整与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与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伴随本土制造业大量外迁、本土生产规模萎缩不同，中国制造业在比重下滑的同时，增加值绝对规模持续增长，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承载地。这一特征源于中国有效发挥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在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基本建立起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内需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因此，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更多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自身的优化调整，而非制造业发展的衰退。这也决定了针对这一现象，并不能轻易给出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去工业化”的判断，也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后的产业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客观认识制造业比重问题，要联系产业发展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特征、国情差异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更要超越统计表象进行关联关系和本质关系的分析，否则就易将制造业比重高低等同于制造业发展质量优劣，陷入“数字执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并非要求盲目提高制造业比重，而是要避免这一比重过快下滑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同时摒弃脱离发展实际的比重的人为拉升，否则不仅可能造成新的过剩产能和资源浪费，还可能贻误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重大机遇，违背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初衷。此外，如果局限于产业间比重变化的关系，很容易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起来，认为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制造业比重下滑的主要原因，甚至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视为“非实体经济”。这不仅忽视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无视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需求的内在关联特征，更忽略了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活动的事实。
实际上，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分工深化所导致的统计口径变化。当社会分工程度较低时，服务环节大多内化于制造业企业内部、作为制造业产值进行统计。随着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程度深化以及市场容量大幅扩张，设计、研发、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服务环节逐渐从制造业企业内部分离出来，成为专门为制造业服务的企业部门，这时它们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统计的。同一服务活动若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完成，统计规则是计入制造业增加值；若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则计入服务业增加值。正是这种统计规则日益推高了服务业比重，造成了看似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表面现象。可以说，制造业比重下降既是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外化”的结果，同时对应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提升，代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收入增加，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函数”变动以及支撑力度的强化。因此，产业政策应更多关注产业本身的实质竞争力，避免陷入“数字陷阱”进而强行维持统计意义上的、可能阻碍产业升级的制造业绝对比重。
二、产业协同而非比重变化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赋能者，也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生产性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母体，以制造业的中间需求为基础，成为制造业重要的软性要素投入成本，同时又通过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密集性投入，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二者之间形成了“制造业发展催生生产性服务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撑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进一步拉动生产性服务需求”的良性循环。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既是制造业内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重要路径。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活动成为制造业企业的内设部门，企业必须自行掌握这些功能才能更好地适应大规模生产活动，形成制造业企业自己“生产制造”服务性质的投入品的发展模式。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竞争的加剧和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制造业企业为聚焦核心业务、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将内部服务活动外化（或外包），由此催生了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从外部购买生产性服务，比内部自行提供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一方面，可以减少工资、福利、资本等方面的支出，实现组织扁平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规模经济和专业优势，提升服务品质。显然，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目前仍普遍采取的自我服务、自成体系的内部化模式，并不符合分工深化、效率提升的基本趋势。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核心载体，是制造业升级的“心脏”“脑袋”和“翅膀”。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能力的竞争，而是技术创新、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等全产业链的竞争，这些环节均依赖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制造业生产过程的“飞轮”，通过研发设计、技术咨询、知识产权服务等环节，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品牌营销、市场调研、物流配送等环节，提升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通过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法律服务等环节，提升制造业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战略布局能力。当前，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核心原因之一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知识、技术等高端要素难以有效融入制造业生产过程，导致制造业企业陷入非差异化的“内卷式”竞争。
第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生产率特征，是破解“鲍莫尔成本病”、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鲍莫尔成本病”揭示了传统生活性服务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率偏低的特征，并不适用于所有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技术要素密集特征，决定了其生产率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以美国为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其经济增长主动力一直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高生产率与超高速增长特性，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目前已超过70%，由此估算其在美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达50%左右。考虑到美国自身的制造业比重约为10%，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是制造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服务型制造），那么其广义制造业比重就超过60%。这也是美国虽表现为经济服务化，但仍然掌控全球制造业“高原”与“高峰”的核心原因。因此，我们如果在研究中不注意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占比和实际规模，不正视服务业内部存在着的显著的异质性，就很可能对服务业的现代价值产生重大误判。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破解制造业创新悖论、实现就业创造与产业创新双赢的关键。当代制造业创新属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还使资本的边际产出增长快于劳动的边际产出，使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相对下降，形成“创新升级—就业减少”的悖论。而破解这一悖论的核心，在制造业内部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必须依托服务业的发展吸纳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如传统服务业广泛吸纳非技能型劳动力，而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消化吸收因制造业创新升级而释放出来的技能型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能为制造业创新升级提供支撑，形成“制造业创新升级—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支撑制造业进一步升级”的良性循环。这一逻辑有助于打破“保就业就要抑制创新”的认知误区，从国民经济整体视角准确把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价值。
第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空间协同定位特征，可推动产业集群从传统的规模集聚向创新集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大多集聚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力资本密集的中心城市，制造业则向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布局。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周边地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的中间服务，降低其交易成本；周边地区制造业既能降低直接生产成本，又能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庞大市场需求，形成“中心城市服务赋能—周边地区制造生产”的产业布局。
三、全球科技革命浪潮赋予产业协同发展新内涵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正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重构”，产业协同范式由过去的线性分工转向网状共生，服务型制造、网络化协同、规模化定制等成为核心引擎。可见，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变革颠覆了我们对产业协同关系的底层逻辑的认知——由分工逻辑转向共生逻辑。首先是产业边界的消融。数字技术打破了制造与服务的线性分工，研发、生产、流通、运维全链路数据贯通，企业身份从制造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跃迁。其次是产业价值的重构。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流程，产业协同从成本互补转向价值共创，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形成“制造+服务”的复合价值创造体系。最后是产业生态的升级。产业由链式协同转向平台化、网络化共生，链主企业、公共平台、专业服务商、中小企业协同联动，共同构建开放融通的产业共同体。
伴随着这一底层逻辑的转变，产业协同发展主要表现为三大模式引领的深度融合。第一，从“卖产品”到“卖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当前，我国服务型制造类的示范企业越来越多，带动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收入迅速提升，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而且，这一模式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等协同模式全面推开并有效落地。此外，数智化进程也在不断深化。AI、工业互联网深度赋能远程运维、故障预测、模型驱动研发，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第二，从单点竞争到全域资源整合的网络化协同。一是平台化主导。工业互联网、产业大脑成为协同核心，网络化连接可以使分布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工厂相互共享信息等资源，从而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所连接的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供应链重构。工业电商、供应链金融打通了供需两端，集采平台整合资源，实现“集采+金融”的协同降本增效。三是跨区域协同。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发展条件和环境较好的地区形成了先发优势，涌现了更多的数智化示范企业，区域产业集群联动，推动“链主+平台+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三，从标准化生产到柔性化价值创造的规模化定制。一是“从消费者到生产者”（C2M）模式普及。AI设计、柔性生产、数字孪生助力实现“个性化+规模化”。例如，汽车行业个性化定制率在这些年得到迅速提升，家电柔性生产响应周期也被大大缩短。二是服务前置。研发、设计、供应链服务嵌入前端需求，实现“按需设计、柔性制造、精准交付”。三是数据驱动。用户数据反向指导生产，制造与服务在需求端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产品适配性与附加值。
当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进入深度重构期，产业协同范式正在从制造业为主体、服务业为配套，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共生共荣。服务型制造比重的提升，是一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体现而非弱化。因此，对制造业规模合理与否的判定标准已发生根本变化，单一的制造业比重不再是衡量制造大国、制造强国的合适指标，而是需要综合考量“制造+服务”的复合价值、产业链韧性与核心竞争力。制造业比重本身的合理性则需以价值创造与产业生态为核心判定标准。
四、重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范式的政策逻辑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重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范式，要求产业政策制定摒弃单纯的制造业比重导向或服务业规模导向，重点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让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智慧引擎”。
第一，摒弃针对制造业比重的单一考核，建立“制造业比重+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共生思维与评价办法。推动二者协同发展，首先应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转变考核导向，取消对制造业比重的硬性要求，建立“制造业比重+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综合性评价办法，引导地方政府从“重规模”“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进而将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上。同时，要明确“十五五”期间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原则与核心区间，即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内，保持在可以不断提升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内，保持在能够同时加快数智技术创新进步和稳定就业需要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也应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为主要的考量因素。
第二，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外部化。市场容量决定分工水平。推动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要培育壮大来自制造业的市场需求，通过市场容量的扩张诱导制造业企业主动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内部服务模式。一是通过强化经济核算和市场竞争等办法，推动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将研发设计、物流配送、品牌营销等非核心服务环节剥离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实现服务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发展。二是通过职能明晰与财政拨款等举措，推动各类事业单位中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可盈利的环节进入市场。三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吸引民营企业购买外部生产性服务，降低企业内部运营成本，同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聚焦制造业需求并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四是搭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对接平台，推动不同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或鼓励企业之间进行收购兼并，以解决供需错配问题。
第三，聚焦制造业高端化需求，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补齐产业升级短板。一是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等科技型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建设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研发创新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制造业创新提供支撑。二是发展数字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制造业提供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是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物流成本高等问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四是降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第四，强化制度保障，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与一般制造业相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度敏感性产业，即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和要求较高。为此需要降低其交易成本。一是消除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歧视。长期存在的政策歧视是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障碍。对此，应像制造业一样加快建立和完善针对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引导体系，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条件的均等化。二是根据服务业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征，改革资本折旧制度和税收政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固定资本使用与投入少，但人力资本投入大、积累时间长，如果按照现有的折旧制度和税收政策，容易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高利润率”的幻觉和税收负担重的不利现象。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向的资本折旧制度和税收政策，如增加税前计提的服务业企业人力资本培训费用等。三是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绝大多数服务业都应像制造业一样实施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必须以“开”与“放”为核心逻辑，以开放与放开为“双轮”驱动我国服务经济发展壮大。
第五，优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产业空间政策要顺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中心城市+周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其一，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提升服务辐射力，推动上海等中心城市服务业突破区域壁垒、辐射全国。其二，引导制造业向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群、都市圈转移，依托中西部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搭建制造业转移承接基地。其三，在制造业集群内部或周边区域，搭建研发、检测、物流、咨询等一站式生产性服务平台，降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推动其从规模集聚向创新集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