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词元是文化和知识在计算机领域里表达语义的单位。词元服务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文化和知识服务的新形态，是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演进和升级。文化和知识服务我们简称为知识服务。与此相关的经济形态称之为词元经济。
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列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这标志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议程。同年3月23日，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公布，Token的中文译名为“词元”，标志着以词元为价值载体的智能经济正式进入国家视野。据国家数据局监测，我国日均Token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激增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26个月增长1400倍，中国已成为全球词元调用量最大的国家。
词元作为文化和知识在计算机领域的最小语义单位，使得知识第一次具备了可计量、可交易的基本属性。词元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特性，通过大模型将知识从“人力资本”转化为“数字资产”，实现模块化生产、智能化匹配与自动化交付。由此形成的词元经济，不是对数字经济的简单补充，而是其深化形态——如果说数字经济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与传输，那么词元经济则实现了知识的原子化与价值化。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对于服务业而言，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质量不稳定、效率提升缓慢、创新动力不足三大瓶颈。知识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生产要素，当知识存在的形态及服务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时，所有依赖知识的服务业都随之发生变化。词元经济通过知识资产化，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根本上改变了服务业的成本结构与商业模式。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词元服务作为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新形态，是推动知识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对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词元经济是智能经济价值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芯片、算力、能源等“硬底座”的支撑。本文的分析，正是在承认这一整体生态的前提下，深入剖析词元经济将如何具体作用于服务业。
二、词元是理解智能时代经济的新钥匙
词元是文化和知识在计算机领域里表达语义的单位。Token这一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术语被译为“词元”，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直观易懂，普通大众对与之相关的技术和概念的接受速度大大加快。社会到底用了多少AI可用词元量来衡量，AI如何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可以通过词元来理解。这个新词语的出现，似乎并不只是提出一个新概念，而是更可能引发一场认知革命——它是社会理解智能时代经济的一把新钥匙，进而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知识的测量困境与人工智能的突破
在经济学中，知识虽然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却长期处于尴尬地位——人人都说它重要，却没有人能说清它具体是如何“计入”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常常表现为扣除劳动、资本贡献后的“余值”——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余值”像个黑箱。
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是大模型的出现，为打开这个黑箱提供了钥匙。大模型的本质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它把人类海量知识工程化地集成在一个可调用的系统中。词元的本质就是有具体意义的最小的语言符号单位。
（二）人工智能让知识变得“可见、可量、可联”
人工智能从三个层面重塑了知识的经济属性。
第一，知识成为“通用性很高的生产资料”。当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API调用同一个大模型的服务来辅助研发、设计、写作时，他们实质上是在直接采购和使用一种新型的具有很高通用性的“知识生产资料”。知识正从依附于个体的、稀缺的“无形资产”，向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特性的、可规模化供应的“生产资料”转变。
第二，知识的使用变得“可精确计量”。一次完整的大模型交互所消耗的输入和输出词元总数，可以近似地衡量这次“知识服务”的规模。“词元”就像知识经济中的“智能电表”，让知识的使用和消耗第一次变得可观测、可计量、可加总。
第三，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空前增强并显影。任何人通过大模型所能调用的知识范围，都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甚至顶尖团队的知识储备。每一次词元调用的背后，都隐藏着跨越时空的社会性知识协作。
（三）词元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独特经济属性
词元具有与传统经济要素不一样的经济属性。
一是非竞争性与无限复用性。同一个训练好的大模型可以同时服务数百万用户，模型的知识与能力并未被消耗。这种非竞争性使得词元的边际成本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无限趋近于零，彻底颠覆了基于稀缺性的传统价值理论。
二是正外部性与强化型网络效应。在词元经济中，更多用户调用产生更多高质量交互数据，用于优化模型，模型性能提升吸引更多用户，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即“数据飞轮效应”。
三是价值实现的强场景依赖性。完全相同的百万词元输出，若用于娱乐闲聊、辅助编程或医疗诊断，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天差地别。这种价值的极端不确定性，使得传统基于“生产成本”的定价理论并非最优方案。
四是投入产出的非线性与阈值效应。数据量、算法复杂度与算力投入需要同时达到某个临界点，模型能力才会发生质的飞跃，这种“涌现”能力无法用简单的边际增量来解释。
（四）词元自身成本结构特征
词元经济具有极度夸张的“L型”成本曲线。模型训练阶段是一次性的、天文数字级的固定成本投入；一旦模型训练完成，生成每一个额外词元的边际成本极低且基本恒定。这导致了人类经济史上可能最极致的规模经济——用户和调用量越大，单位词元分摊的巨额固定成本就越低，平均成本曲线持续下行，且看不到传统制造业中因管理复杂度上升而带来的规模不经济拐点。对于模型来说，更残酷的是，没有持续的投入就会导致更快的死亡，因为模型厂商要面对的是两座大山，一是算力硬件的折旧率高，二是模型更新导致估值快速贬值。这种持续的投资也是一种成本压力。
这正是词元经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服务业成本结构与商业模式的内在逻辑。一方面，“L型”成本曲线带来的极致规模经济，使得知识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为服务业的普惠化、规模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压力又意味着只有那些能够维持高强度研发投入、不断迭代模型的厂商才能在产业链高端生存，这反过来推动了智能经济、词元服务的进步。
三、词元服务是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新形态
词元服务本质是智能服务，是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新形态。
（一）词元服务与传统知识服务的比较
知识从不可分割的整体变为可自由组合的碎片。在传统知识服务中，知识通常以“整块”的形式呈现——一本教材、一次咨询、一场培训、一份研究报告。用户如果需要其中某一部分知识，往往不得不为整套服务付费，造成资源浪费和使用不便。词元服务打破了这一格局，知识被拆解为独立的、具有完整语义边界的词元。用户通过大模型，根据自身需求，大模型像搭积木一样自由选择和组合词元，形成了用户的答案。这类似工业生产中的标准化组件与组件的可互换性，大幅提升了知识资产的利用效率。
知识的可计量性通过词元得以实现。在传统知识服务中，知识的“量”是模糊的。一本教材的价值是多少？一次咨询的“知识含量”有多大？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导致定价缺乏客观依据，用户只能主观比较不同服务的性价比。词元服务通过词元的计量，可以近似地衡量一次知识服务的规模。如同电力有“千瓦时”这个计量单位，词元就像知识经济中的“智能电表”，用户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购买了多少知识量，供应方也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的产出量。先有数量，才有质量。
知识的价值通过词元得以流转和分配。在传统知识服务中，知识服务的价值高度依附于专家个人。一位律师的知识和经验无法直接转让给另一位律师，一位医生的临床判断也无法轻易复制给另一位医生。智能时代的词元服务改变了这一局面。目前的“某某专家skill”和“某某员工蒸馏”现象，就是在试图解决知识转移的问题。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存在法律问题，但其核心技能或专业能力被数字化了，也就可以词元进行核算和交易。这创造了知识资产新的流动性，使得知识可以在市场中自由流转，极大地提高了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为知识价值实现和分配创造了条件。
（二）传统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新变化
传统知识服务以“人脑”为唯一智力来源、以“专家时间”为稀缺资源，其供给弹性天然受限。智能时代的词元服务凭借大模型对知识的原子化处理与自动化交付，在多个维度形成了对传统模式的改变或替代，这一过程呈现出清晰的梯度演进特征。
第一，标准化、结构化程度最高的知识服务领域最易替代。在法律条款检索、税务规则查询、医疗指南问答、技术文档解读等场景中，知识本身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稳定的逻辑结构，传统上依赖人工逐条查找、比对和解释。词元服务可以将这些知识预先编码为可调用的词元库，用户只需输入问题即可在秒级获得精准答案，且不受时间、地点和专家精力的限制。这类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传统人工模式的成本刚性上涨，替代的经济驱动力十分显著。麦肯锡的报告指出，结构化、例行化工作占比更高的国家，自动化潜力通常更高，这种替代在标准化知识服务领域最为直接。事实上，当前法律AI助手、智能税务顾问等产品的快速普及，已经印证了这一趋势。
第二，半结构化、中等复杂度的知识服务领域形成人机协同模式。在管理咨询、技术经纪、知识产权分析、市场调研等工作中，知识既有标准化成分（如行业数据、法规条文），也有需要一定判断力的分析环节。词元服务通过“人机协同”模式改变服务生产方式。信息检索、数据整理、初稿生成、方案列举等基础性工作由AI完成，人类专家则聚焦于关键判断、价值权衡和最终决策，并通过与AI的互动来完善结果。正如张东刚教授所分析的，人工智能正在“革新认知方式，变革知识生产”，它并非替代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而是作为“认知伙伴”，在人机协同中拓展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服务的成本结构被重构——基础版本可由词元服务自动交付，实现低价普惠；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更准确的、更实用的结果，则需要人机深度协同，或由更智能的智能体协助完成。
第三，高创造性、强依赖人类判断力的知识服务也需要AI的辅助。在战略研判、复杂诉讼、原创研发、艺术策展等顶级知识服务中，人类的情感洞察、价值选择、审美判断和道德直觉仍然不可替代。词元服务在这些领域并非完全替代，而是扮演“认知放大器”的角色。陈玉宇教授指出，当机器承担越来越多可复制的认知劳动，人类不可复制的局部知识、关系能力、判断能力和责任能力，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最顶级的创造性工作中，传统知识服务中大量“低端重复性劳动”（如文献综述、案例汇编、数据可视化）已被词元服务接管，专家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智慧的创造性工作中。正是因为有了词元服务，专家的智慧和能力才会被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三）知识服务的新形态实质是服务范式的跃迁
传统知识服务遵循“专家—客户”的点对点模式，知识流动是单向的、稀缺的、昂贵的。词元服务则将知识从“人力资本”转化为“数字资产”，使其具备可复制、可交易、可迭代的属性。这一转变使得知识服务的供给从“手工作坊”走向“智能工厂”、从“稀缺品”走向“公共品”。正如蒸汽机替代了体力劳动、计算机替代了重复性脑力劳动，大模型与词元服务正在替代中等复杂度的知识劳动，从而将人类从繁琐的信息处理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高层次的创新与价值创造。
即使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实现了服务范式的跃迁，但是，这也不会导致传统知识服务的消亡。那些依赖深度人际信任、情感共鸣和伦理判断的服务，如心理治疗、高端私人顾问、跨文化谈判等，仍将长期存在，但它们也将借助词元服务提升自身效率。总体而言，传统知识服务中凡是可标准化、可程序化、可度量的部分，都将被词元服务渐进替代；而那些不可替代的部分，将在人机协同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一替代过程，正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词元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词元经济体现的是词元及词元服务的价值，词元的价值也是通过词元服务来实现的。词元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词元服务推动服务业在质量、效率、动力三个方面发生变革；二是词元经济自身也成为服务业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词元经济对整个服务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一）词元服务推动服务业的“三变”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三个核心瓶颈。一是质量不稳定，传统知识服务高度依赖专家个人经验，服务水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非标”问题长期无解；二是效率提升缓慢，知识服务受限于专家时间和精力，供给弹性极低，人力成本刚性上涨而生产率难以同步提升，即“鲍莫尔成本病”；三是创新动力不足，知识创新的门槛高、回报周期长，大量潜在的知识生产者被排斥在创新体系之外，全社会知识供给的总量和多样性受限。而词元经济的独特属性恰好可以破解这三个瓶颈，带来了服务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一个变化是质量变革。在数据端，词元化结果并非唯一，不同模型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在服务端，完成相同任务所用词元的数量可能不同，完成任务的质量也可能不同，这都关系到词元的质量评价。如果每个词元都有明确的质量标签，用户则可以像选购商品一样选择知识服务。要实现这样的质量变革，需要建立一套词元质量评价标准、词元溯源体系和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这对词元经济来说，是一种结构性变革，能够把词元服务引向可评价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但是，过度标准化可能导致服务的同质化，削弱个性化与创造性；质量标签可能被操纵或滥用，这对标准的制定和质量的认证提出了高要求。
第二个变化是效率变革。基于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和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大幅缩短了词元服务的交付时间，无论是首字时延，还是每秒字数，效率都在提高。传统需要数天的咨询报告，现在可缩短至几分钟，服务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要实现这样的变革，需要模型的不断迭代进步，还需要跟上需求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越来越成熟的智能体和与之相匹配的高效接口协议。但是，高度的自动化交付减少了人际互动，可能影响服务体验和信任建立。同时，更要重视底层算力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人工智能芯片的自主可控性。
第三个变化是动力变革。通过词元的开放生态与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知识创新活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词元的生产者，形成“万众创新”的新格局。这需要建立起词元经济价值循环体系，促进更多的静态数据词元化，发展开放的词元交易平台，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是一种系统性变革，实现了创新主体的范围从少数专家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扩展，创新模式从“精英驱动”转向“大众驱动”。为此，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要更加适应智能社会的需要。
这三条路径相互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质量变革建立信任基础，效率变革降低交易成本，动力变革注入持续活力。
（二）词元经济自身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知识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科技服务业则是服务业支撑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重要细分行业。
词元经济是高阶的知识服务业，也是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科技服务业。由服务业到知识服务业，再到词元经济，是知识化演化递进的关系。发展词元经济本身就是在发展高端服务业，同时也为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提供了重要机遇。
词元经济体现的不仅是词元本身的交易，还包括上游的算力硬件、算法调度、语料供给，以及下游的医疗、法律、教育、金融、制造等知识密集型场景的应用落地，其辐射产值远超词元计价的直接规模。在上游，涉及到硬件制造业，很多的产业形态还是属于服务业范畴。在下游，词元经济将从通用问答场景向专业服务场景深度渗透，主要的产业形态都是服务业。所以，词元经济自身将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通过前述中关于词元服务与传统知识服务的内容，看出词元经济对传统服务业的影响是一种“梯度替代+深度融合”的复杂关系。在标准化知识服务方面，对于法律条款检索、税务规则查询、医疗指南问答、技术文档解读等结构化、标准化程度高的知识服务，词元服务会显著替代传统的人工咨询服务。在这类服务中，词元经济是替代者；在高创造性知识服务方面，对于战略研判、复杂诉讼、原创研发、艺术策展等依赖人类判断力、审美力、价值选择的高阶知识服务，词元经济并非替代，而是协同者。在这类服务中，词元经济是放大器；在两类服务的中间地带方面，对于管理咨询、技术经纪、知识产权服务等介于标准化与创造性之间的知识服务，词元经济会带来服务分化现象。这一分化重构过程，也正是生产性服务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的具体过程。
（三）词元经济对其他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词元经济通过“词元经济特征→服务业关键环节变化→高质量发展成效”的传导链条，引发了服务业的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同时，传导链条在三个层面形成了词元经济对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第一步：词元经济特征决定服务业的底层逻辑。词元的非竞争性、可复制性、边际成本递减等特征，决定了知识服务可以突破传统的人力瓶颈和规模限制。词元的模块化属性，使得知识可以被拆解、重组和自动化交付。
第二步：服务业关键环节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生产环节，知识从“专家头脑中的隐性经验”变为“系统中的显性词元”，生产主体从“单一专家”变为“人+AI双主体”。在匹配环节，从“用户寻找专家”变为“算法匹配词元”，信息不对称大幅降低。在交付环节，从“面对面或长周期交付”变为“瞬时自动化交付”，响应速度极大提升。在质量环节，从“依赖个人声誉”变为“可追溯可验证的质量标签”，标准化程度显著提高。
第三步：高质量发展成效得以实现。对照前文对高质量发展的界定，词元经济在三个维度上均有显著贡献：在“更高效”维度，服务交付周期从天级缩短到分钟级，单位成本大幅下降。在“更公平”维度，高质量知识服务的价格从“高不可攀”降到“人人可及”，普惠性显著增强。在“更可持续”维度，词元在使用中不断优化、组合、衍生，实现价值增殖，避免了传统知识服务“一次性消费”的资源浪费。
在上述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词元经济对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推动服务业从“传递”走向“共创”。传统服务业中知识流动是单向的，词元经济将其升级为双向的知识共创。词元在使用中被不断优化、组合、衍生，使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从“知识搬运工”转变为“知识炼金师”，在服务过程中持续创造新价值，使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从“输血”升级为“造血”。
第二，重构服务业的生产方式。词元经济将知识从依附于个人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可复用、可交易、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服务能力不再受制于专家的时间与精力。服务业的生产率因此大幅提升，成本结构与商业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为破解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最后一公里”梗阻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第三，双主体双智力赋能实体经济全链条。人与AI的双主体、双智力协同，使专家得以聚焦战略研判、技术攻关等高价值工作，而将标准化知识工作交由AI处理。这一机制贯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各环节，词元经济通过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还有力支撑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
第一，词元是理解智能时代经济的新钥匙。词元作为文化和知识在计算机领域表达语义的最小单位，使知识第一次具备了可计量、可交易的基本属性。词元经济作为以词元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形态，不是对数字经济的简单补充，而是其深化形态。它通过将知识从“人力资本”转化为“数字资产”，实现了知识价值的精确度量与流通分配，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交付模式和定价逻辑。
第二，词元服务是知识服务在智能时代的新形态。词元服务是大模型提供文化和知识服务的简称，它通过模块化生产、智能化匹配、自动化交付，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解决方案。与传统知识服务相比，词元服务使知识服务从“手工作坊”走向“智能工厂”，从“稀缺品”走向“公共品”。
第三，词元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清晰而有力。词元经济通过“词元经济特征→服务业关键环节变化→高质量发展成效”的传导链条，推动服务业在质量、效率、动力三个方面发生变革，并在三个层面形成对服务业的支撑作用。
总之，发展词元经济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关键。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词元经济通过知识资产化，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服务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从根本上改变了服务业的成本结构与商业模式。这对于推动知识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对于解决从实验室到行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词元经济是智能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机遇，它正在深刻改变服务业的面貌，为此应该抓住机遇，为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强劲动力。
（作者单位：陈波，中国经济时报社；葛新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