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齐鲁学刊》2026年第2期第34-42页
摘要：20世纪初，在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浪潮的激荡下，儿童心理卫生理念传入中国。在“儿童中心”的教育改革思潮推动下，儿童心理卫生相关理念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本土化的儿童心理卫生实践迅速开展。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中小学教师群体纷纷致力于宣传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组织儿童心理测验等活动，同时一些儿童心理指导机构得以建立。在儿童心理问题的具体治疗上，逐渐发展出了家庭、学校、社会相融合的参与模式，以及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相协作的整合模式。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具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开创了本土化探索的先河，对于当下的儿童心理卫生工作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旨在预防国民精神疾病的心理卫生运动在国际社会兴起。在这场运动中，儿童的心理卫生问题颇受重视。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心理卫生理念也输入到了中国。儿童的心理卫生问题，开始引发国人关注。至20世纪30—40年代，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在中国迅速兴起。然而，关于此时期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专题研究，却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据笔者所见，相关研究目前仅有两篇论文。苏华关注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罹患心理疾病儿童的生活，胡清探讨了20世纪30—40年代儿童心理指导机构的建立及其实践情形。总体来看，现有成果依然缺乏，同时在研究理路上也有一定不足。首先，从史学角度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卫生理念输入及其实践的研究，至今尚付阙如。其次，由于史料零散，现有研究缺乏对具体儿童心理问题治疗案例的探析，导致对其关涉的社会文化层面呈现不够，影响了对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特点的认知。
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卫生理念的输入及其实践，是中国近代儿童心理卫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突破传统、与时代接榫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外来知识与本土实践之间关系折射的西方现代性和中国本土化的互动，尤其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在爬梳心理卫生理念输入近代中国的脉络的基础上，考察民国时期的儿童心理卫生实践是如何开展起来的，同时结合具体个案探究儿童心理问题治疗的诸多面相，以总结其成绩、特点和不足，希冀为今天的儿童心理卫生工作提供一定启示！
一、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儿童心理卫生的重视
西方心理卫生运动可追溯至19世纪末，是从应否给精神病患以人道主义待遇的反思开始的。在很长时期内，西方社会对精神病人充满歧视。患者被禁锢在医院中接受强制治疗，往往遭受非人道对待。受启蒙运动“平等”思潮洗礼，相关情形逐渐得到改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医生菲利普·比奈尔（Philippe Pinel）率先为精神病患提供人道的治疗环境。比奈尔的做法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在欧美世界引发巨大反响。
这场心理卫生运动具体开始于美国，和一位名叫克利福德·比尔斯（Clifford W. Beers）的精神病患者密切相关。比尔斯幼时“心理不甚健全”,在考取耶鲁大学后因与患有癫痫的弟弟同住,担心自己亦染病，时常处于精神不振状态。长时间高度紧绷的神经，最终压垮了他。1900年，24岁的比尔斯选择了自杀。幸运的是，他被及时发现并送往精神病院医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比尔斯康愈出院，并出版了自传《一颗找回自我的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他在书中揭露了自己在精神病院亲历或目睹的种种施于精神病人的非人对待，呼吁社会给予精神病人以公正待遇。此书得到了美国精神医学界代表人物阿道夫·迈耶（Adolf Mayer）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推崇，一时风行全美。随后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比尔斯成立了全球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康涅狄格州心理卫生协会。1909年，在这一协会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全美范围内的心理卫生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
美国的心理卫生运动，旨在向美国社会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其具体措施包括有目的地进行心理卫生宣传，有计划地训练精神病医生，并建立现代精神病院和心理诊疗所。在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则高度重视社会和家庭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强调通过教育来促进全社会的身心健康。在美国的影响下，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纷纷掀起了心理卫生运动。总体来看，各国心理卫生运动侧重虽有所不同，但促进儿童心理卫生发展却是共同目标。
为何儿童心理卫生会成为这场运动的一项核心内容？这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相关。现代精神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很多精神病人的病因可追溯到童年时期。正如基尔·沃丁顿总结的那样，“人们主张在童年进行医疗介入，认为这有助于预防成年时期的精神问题，并主张后来的疾病其实是童年养成的心理习惯累积造成的后果”。于是，“儿童时代是实施心理卫生的黄金时期”，成为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共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建立儿童诊察所、对有心理问题的儿童进行干预，同时在学校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预防儿童出现心理失常倾向，构成了相应的心理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
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在发轫之际，便引起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为传播心理卫生理念，他们纷纷翻译心理学著述，儿童心理卫生知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1916—1917年，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校教员丁伟东翻译了日本学者守内喜一郎《优等儿童及劣等儿童之精神卫生谈》一文。192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李溶则翻译了魏脱来（Mary Theodora Whitley）等人所著的《儿童心理学》一书。一些中国心理学家，还尝试进行了儿童心理测验。1918年，北京大学心理系的陈大齐教授对北京5所女子高等小学中的225名女童开展道德意识测验，试图通过数据统计研究儿童心理问题。陈大齐以女童作为对象分年级发放问卷，表明其已然意识到性别、年龄对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当然，此时中国的心理卫生实践仅限于学界内部，社会影响还很有限。
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在兴起之初即能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分不开的。首先，中国传统的儿童养育观念，与儿童心理卫生理念颇有契合之处。兴起于西方的儿童心理卫生理念，十分重视儿童成长环境对性格养成的重要性，强调合理教育与提前预防手段对健康儿童的塑造。这些理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对儿童教育就非常重视，诸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启蒙观念及“孟母三迁”等体现的教育智慧，与现代心理卫生运动的理念颇为契合。这为儿童心理卫生理念的在华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
此外，清末民初以来国内儿童教育观念的转变，也为关切儿童身心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20世纪前后，欧美国家先后兴起了儿童中心主义思潮。现代教育学家们认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应高度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和情感需求，着力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这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现儿童”成为教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少中国学人发出“教育以孩子为本位”的倡议，并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形成了“健全儿童是伟大国家的基础”的共鸣，进而影响到了政府部门的教育理念。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认识到，满足“儿童身体上精神上的发育状况”不仅关乎儿童的茁壮成长，同时关系着民族命运！
总之，在民国时期，心理卫生运动无疑是一个新鲜事物。然而，对于急切想要改变积弱不振国势的中国而言，这场运动却具有莫大吸引力。关注国人身心健康特别是从幼时便加强对儿童的心理干预，迅速与救亡图存产生了关联。也正是在中西思潮的彼此交织震荡下，儿童的心理卫生实践得以蓬勃开展起来。
二、20世纪30-40年代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蓬勃展开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心理卫生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性盛会得以举行。1930年5月，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来自53个国家的政治家、教育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共计3042人与会。参会人员身份的多元化，折射出心理卫生是一个多元交织的复杂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中国亦在受邀之列。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公共卫生技正孙润晨等5人参会，并就国人的心理卫生现状作了发言。
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的召开及中国的参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国内各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部分高校学者则在公开场合讲演国内外心理卫生的历史和现状，并将心理卫生的意义延伸至儿童所处的社会乃至整个国家，认为心理卫生运动可以培养健全国民，促进“社会进步和光明”，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的吴南轩在强调心理卫生重要性的文章中指出，若要“复兴民族，解纾国难，必提倡研究心理卫生，努力推行国民精神保健工作”。1932年，吴南轩在国立中央大学创设心理卫生课，次年在《旁观》杂志开办“心理”专号。这一举动，被时人视为中国提倡心理卫生运动的“第一呼声”。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卫生运动自此拉开大幕，儿童心理卫生实践也深入展开。
其一，面向社会宣传儿童心理卫生理念。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批心理学留学生学成归国，他们迫切希望将心理学知识传播给大众，推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在他们的倡导下，包括儿童心理卫生在内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关儿童心理健康的著述，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除《申报》《大公报》等媒体刊载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外，一些杂志还推出了心理卫生专号。报刊杂志致力于多角度构筑面向大众的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对个人成长以及国家建设的重要性。相关著述的议题，则涵盖了“儿童心理卫生的必要”“病态心理的象征”“儿童病态心理的成因”等众多方面，甚至涉及“性教育”“性行为”等敏感内容。此外，这一时期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受众人群已延伸到了家庭。中华慈幼协会率先开办父母学研究班，开展“父母资格测量”调研，引导家长们注重幼童的心理健康培育。一些出版机构还编写了童蒙读本，以便将心理健康观念融入儿童日常生活。
其二，广泛组织儿童心理健康测验。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心理健康测验继承了早期心理测验的广义内涵，且专业性更加突出。由于不同儿童的发育状况与智力水平存在个体差异，其身体健康状态与知识接受效率也会对自身的内心感受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检查身体与测量智力是教育者因材施教的前提。这一时期的儿童智力测验，离不开中国测验学会的努力。1932年，该会创办《测验》季刊，专门推广儿童测验。在中国测验学会的倡导下，中小学校纷纷开展心理测验活动。不少报刊还专设“儿童测验”板块，以问答形式摸查小读者的心理状况。《时报》于1935年设置“儿童智力测验”栏目，刊发图形推理或趣味问答。该栏目颇受儿童欢迎，“所收到许多小朋友们的函件，答案多半符合”。除智力测验外，考察儿童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也是评估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手段。
其三，渐次推进心理治疗矫正。从心理健康调查到心理治疗矫正，标志着心理健康运动走向深入。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人在建立儿童心理诊察机构上做出了重要尝试。1934年，浙江大学筹办培育院，专门招收两岁半至五岁的适龄儿童，并对问题儿童进行训育。培育院曾用17天训导患有分离焦虑的儿童，成效显著。进入20世纪40年代，专业的儿童心理指导所逐步出现，切实发挥了诊疗儿童心理障碍、矫正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作用。如，1940年9月，世界红卍字会和上海心理卫生促进会联合成立上海儿童心理卫生指导所，由意大利精神病专家韩芬（Fanny.G.Halpen）负责，并汇集了众多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1943年，受美国援华会儿童福利委员会资助，社会学家汤铭新和精神科专家程玉麔在成都创办儿童指导所，开展儿童心理指导活动。1948年，汤铭新将1943—1946年所治疗的60名儿童的案例结集为《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一书。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心理卫生实践还强调“心智健全儿童”对拯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作用。一些诊疗所对难童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如提振难童信心、争取联络家属等。学界对此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三、对两则儿童心理问题治疗个案的讨论分析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40年代，儿童心理卫生已然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与此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将心理卫生理念融入日常教学。同时，学校在面对有心理卫生问题的学生时，更加注重探究其行为背后的成因，并强调从家庭、学校与社会等维度开展综合干预。目前学界在问题儿童心理治疗的研究上仅限一般论述，尚缺乏具体个案的细致考察。笔者拟从新近搜集到的北京、南京两所公私小学的治疗案例，管窥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卫生治疗的具体面向。
（一）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案例
1920年，熊希龄在北京创办私立香山慈幼院。为确保儿童健康成长，慈幼院要求对入院儿童进行身心调查，并记录儿童日常生活状况。同时该院将儿童分为若干“小家庭”，每个家庭“家长”1人（由保姆担任），以“给儿童合理的精神寄托”。对于有心理问题的儿童，作为家长的保姆要有分析其行为及成因的能力。慈幼院则在获得比较全面的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对儿童进行心理矫正。
笔者有幸搜集到一则慈幼院成功治愈问题儿童的案例。案例的主人公，是一名1935年就读五年级的12岁男童。男童经常捣乱，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在发现此问题后，“家长”首先调查了其原生家庭，发现父母存在偏爱长兄的情形。于是，慈幼院聘请社工人员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进行干预。经过与家庭的沟通，男童状况有所改善。至1935年底，男童再次出现撒谎打人、无端哭闹的情形。1936年初，男童见其他儿童生病请假，也拒不上课。“家长”催促其上课，他竟辱骂并殴打“家长”，此事一时轰动全校。
院方随之跟进调查，发现该童“有扁桃腺炎，所以同别的孩子脾性有点不一样”。1936年3月12日，慈幼院送男童至协和医院治疗。3月14日，慈幼院专门组织“家校联席会”，讨论认为男童家庭氛围过于严厉，遂使其“经常趁机发脾气”。联席会在查看男童心理健康测验表后，发现其“求关注心理”明显。同时，还发现小家庭“家长”存在偏私其他儿童的情形。因此，慈幼院决定为男童更换小家庭。在更换家庭后，新“家长”时常夸赞男童的特长，并让其他儿童向其请教学习。这使得男童的内心得到极大满足。在学校，男童不仅不再顶撞“家长”，而且还能在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一月后，男童的父母对家访的调查员表示，该童放学按时回家，平时也不再“闹情绪了”。可见，慈幼院的心理干预工作成功了。
（二）中央大学实验小学部案例
1935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日刊》，记载了“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实验小学部成功治疗一“变态儿童”的案例，是该校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取得成果的重要体现。
案例的主人公宋滢芝，是一位12岁的女童。据载，滢芝平时在校“恒抑郁寡欢，终日呆坐教室，绝不与同学往来或谈笑”。即使教师点名，她“也不肯出声”。校方遂请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的研究生钱苹对其进行心理训导。经过家庭察访，钱苹了解到滢芝长年寄居在舅舅家，直到10岁才回归家庭，因此对父母颇为生疏。此外，家中还有父亲前妻遗子二人，时常无端打骂滢芝。滢芝的父亲又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多与妻子发生口角，家庭环境“十分不安宁”。
经家庭走访，钱苹推测滢芝具有典型的抑郁倾向。此后，钱苹主动和滢芝接触，陪其读书、游玩。一个多月后，两人熟络起来。钱苹遂采用“梦的解析”法，对滢芝进行诊治。据滢芝形容，自己梦的情节“不外乎是‘害怕’‘躲起来’‘惊逃’和‘掉下去’”。钱苹推断，滢芝的抑郁倾向主要归结于家庭。长期的寄居生活，使其性格胆怯孤僻。父亲的暴躁和前母遗子的打骂，更加剧了滢芝内心的恐惧。经过数月治疗，滢芝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学校师生惊奇地表示，“她已换了一个人”。滢芝的家人也反映，她已会主动与人谈笑。尽管如此，钱苹认为抑郁儿童的改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滢芝要想成为“一个愉快的、很健全的公民”，还需要其家庭、学校继续营造温暖氛围，尊重她的内心诉求。
上述两则案例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对有心理问题儿童的干预程序具有一定相似性。即：学校据儿童行为发现“特殊儿童”后，通过测验判定儿童心理倾向；再经学校或社工人员进行家庭走访了解儿童家庭背景及人际关系；然后对症下药，对儿童进行心理调节。这套“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治疗问题儿童的做法不仅颇具特色，同时也有着一定效果。
四、民国时期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典型特征
民国儿童心理卫生运动，大致涵盖心理卫生知识的引介、儿童心理诊疗机构的建立及患病儿童的治疗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儿童心理卫生实践扎根于现实土壤，致力于解决儿童的心理问题，既有国际视野，又深具本土特色。
首先，近代中国儿童心理卫生观念是在地化的卫生观念，是与中国学人的作为分不开的。在大量译介与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中国学人始终保有构建本土心理卫生理念的清醒认识。一方面，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在阐释复杂知识时，多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将其与中国自古倡导的儒家人格理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们高度强调儿童心理宣传与治疗的实用性导向。报纸杂志在设计心理栏目时多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以贴近儿童认知。此外，在治疗问题儿童时，专家学者在西方实践基础上，针对中国儿童打造了专门的心理测评表。如，当时的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萧孝嵘依据《邬马个人事实表格》（Personal Data Sheet）编制《萧氏订正个人实施表格》，重新设定计分标准，以更好地捕捉被测中国儿童的情绪。再如，丁瓒在进行儿童心理卫生问题调查时，自行编制了《儿童行为指导咨询表》。凡此种种，均推动了儿童心理卫生理念的本土化。
其次，民国儿童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融家庭、学校、社会于一体的参与模式。其时的儿童心理卫生运动，发端于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共同呼吁，渗透于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与脱胎于临床试验、注重精确化实验研究的西方儿童心理学，是大为不同的。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儿童心理疾病矫正上，探索出了“医学—心理—社工工作”的整合模式。相关模式强调研究儿童心理问题的社会文化因素，重视从社会大环境与儿童小环境之间寻找治疗方法。前述儿童心理问题治疗的案例，便是如此。再以成都儿童指导所为例，创办人汤铭新和程玉麔本身便兼具社会学和医学背景，所聘工作人员涵盖“精神病医师、小儿科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员”。在具体治疗中，该所先由社会工作人员研究儿童个人生活史、家庭环境史及社交活动情况，再由精神科与小儿科医生开展身心检查与测验，然后组织多方讨论确定治疗方案。通过此方法，“1943年至1946年间，来所诊治的儿童中，达到治愈或显著进步的占88%”。这一模式与20世纪70年代后心理治疗中“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极为相似，符合世界精神医学的发展趋势。
最后，在培养新国民视域下，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民国儿童心理卫生实践，是在近代中国“塑造小国民”的背景中兴起的。时人对儿童心理健康重要性的阐发，多有“复兴民族”的话语背景。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如何促进儿童心理健康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意无意地与“三民主义”相联系。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儿童心理的测验，则更多涉及国家政治认识和理想信念追求。1940年，在延安开展的一次儿童心理测验中，问卷除心理相关内容外，还设计了“中国为什么要抗战到底？”“共产党好不好？”等关乎民族命运的问题。在这套话语之下，部分儿童也能意识到自身健康与国家的关联，并呼吁同龄人“努力锻炼身体，研究学问品德”，“替民族争光荣”。
余论
瑞典儿童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曾言，“二十世纪为儿童世纪”，“为父母教师者在今日教育第一的呼声中，应切实做到以儿童身心正常发展为根据”。民国时期中国的儿童心理卫生运动，是在西方与本土、启蒙和救亡的复杂互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学人积极普及心理卫生理念，努力矫正问题儿童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民国时期中国的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明晰的制度体系。其时的儿童心理诊察治疗机构或依托高校心理学系，或受国内外慈幼机关资助，极具分散性。儿童心理卫生运动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也没有一致的标准。同时，儿童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引进要求，也较为模糊。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责任大多集中于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身上。各机构普遍存在人员不足、参与度不够的问题，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民国时期儿童卫生实践的效果。
其次，运动辐射地域覆盖有限，且心理维度的测量效度亦不够理想。除北京和南京两大阵地外，民国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及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圈。这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城市政治地位有关外，也和儿童心理专家主要活动在上述地区密切相关。在这些地区，儿童心理问题被关注的程度又各不相同。儿童心理卫生服务与连续性难以保证，患儿预后也难以持续追踪。此外，儿童诊疗机构所采纳的心理测量统计手段的有效性，也值得考量。正如时人在整理心理测量答案时所说，“我们和答者的精神程度很不相同，所以极容易起误会”，“意思相近的语句，不同的答案，该不该合为一类，也是一件极难解决的事情”。
最后，动荡时局与战争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儿童心理卫生运动的持续推进。民国社会动荡不安，即使在心理卫生运动的倡导者中，也有人对心理促进信心不足。“身体健全与温饱都难以保证，遑论心理”的类似言论，从未消失。时任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的汪敬熙，在撰文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心理学之所以没能够整合发展时，便指出“近年来国家从来未得安宁，种种现实问题相逼而来，多数人没工夫高谈心性”。可见，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儿童心理卫生工作推进的重要性。
尽管存在上述诸种不足，民国时期中国在儿童心理卫生理念的宣传和儿童心理治疗本土化探索方面，却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应予充分肯定。限于史料，本文尚不能对儿童心理卫生实践的区域差异进行细致呈现。相关研究，只得留待日后。当今社会，儿童心理卫生已然成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探索并优化适合中国本土特点的心理卫生路径，以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