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人群体对“边疆”学说分类及其概念的解释具有独特性，由此可大致获悉彼时学人及政要人士对“边疆”一词的认知与实践，以及他们对于民国边疆建设的观察与见解。民国时期的学人在实现近代边疆发展以及培育国家体系和民族共同体的转型过程中是有所致力与贡献的，他们具备研究边疆的学识，也拥有改造边疆的动力，但是个人能力大都受制于时代圜局，实为历史的常态。文章旨在厘清民国时期在国家意识形态下一些学人群体对“边疆”意义、内涵的理解、边疆学说的分类及其特殊性的探讨与解析，从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经验总结。
【关键词】民国时期；边疆学说；边疆特质；探讨与解析
引言
提到近代中国经历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中不能忽略的是边疆地区。民国时期，学界对于边疆的认识呈现出新的图景，促进了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国家体系和边疆形态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延续了当今中国边疆区域的基本分类和研究理路，并印证了如汪洪亮所提出的民国时期具有“中国式边疆”现代化框架的现实基础与可能。
所谓“中国式边疆”，田炯锦在《边疆丛书》总序中解释道：“中国的边疆，目前在意义和内涵上，和一般国家所谓的边界迥乎不同，保卫边界，只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而中国的边疆问题，不仅为防守边界，巩固国防，而尤在如何扶植边疆各兄弟部族，发展其经济、教育、文化与地方自治。必待边疆地区成为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生活安适之乐土，则边疆与内地情感上之距离方可完全消除，而外任亦不能复施其挑拨离间之故技，以侵削我疆土，而危害我国家之安全。故凡有志于解决边疆问题者，对于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交通、防务、宗教及其传统生活等等，应予以深切注意与研究。”以田氏之观点，中国的“边疆”含义如此庞杂，其言说中的中国边政因涉及边疆工作相关层面，含义亦甚广。又因时人称谓边疆，多从文化角度立论，故其谈论边政多指边疆民族地区的边疆政治与治理。相对中央政治，边政是一种地方政治；相对于外交来说，边政是一种内政；但因边疆又常与外国接壤，边政又与外交活动有着关联；边疆地区常与民族地区重合，边政又常体现为民族事务。中国边政的这种多元性，均为时人所注意。类似的各种观点基本呈现在政学两界的边政论述中。
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对“边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论述，多是谈民族问题而顺带涉及。无论是1929年国民党三大还是1932年国民党四大，所提“边疆建设”主要针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对其他地区少有提及，并不将其作为“边政”实施区域，更不会与蒙古、西藏等地相提并论。但在此后数年，政学两界对“边疆”概念使用日繁，其涵盖范围亦甚广泛，并促使了“边疆”向“边政”的转型，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边疆作为巩固大后方的战略要地，被赋予了体现国家主权的地域概念，这一时期关注边疆问题的学人、学术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如周昆田在其编著的《边疆政策概述》一书的自序中所说：“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边疆政策是国家对于边事措施的大政方针，为国策的一部分，故有国家便有边疆，有边疆便有边疆政策；在过去虽然没有边疆政策这一名称，但实质上却已具有了这一意义，只因缺乏综合性的著作，遂隐而不彰，为一般人所忽视，或竟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即无边疆政策，这不仅冤枉了今人，抑且对不起古人。在抗战时期，成都、重庆各地以及西北、西南有关边疆的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都曾注意此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各个时代的边疆政策都不断有文章发表。”
一、关于“边疆”学说的几种观点
汪洪亮的《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与《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两篇文章中均提到过关于边疆的几种学说：“民国时期，截至20世纪30年代，地理边疆说较为普遍，其国防意义更为当局看重。但在40年代，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多从文化视角看边疆，其意在避免将国内民族问题政治化，而是将其定位在文化上。”“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有鉴于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国内学人以及从事边政工作者对于边疆学说所持有的观点亦见仁见智，未有一致的结论。但是综观其中精要，约有以下四种：
（一）民族边疆说
周昆田在《边疆政策概述》的绪论中提及：“我国边疆所以形成今日状态，历史悠久，其主要的动力则为中华民族各支系不断地成长与发展以及农牧文化不断地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张铁君在其所著《民族大义发微》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各宗族同出于北京人种。中华民族在中国的本土发源，并非从外国迁徙而来，可谓毫无疑义”。罗素在所著《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华民族发源于本土，非外来之民族”。德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也认为新疆塔里木盆地为中国民族的发源地。以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数千年来，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金元时期、满清时期几度的大融合，以及彼此相互接触迁徙往返的结果，无论在血统、生活等各方面，都已涵化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文化边疆说
文化的内容，大抵可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两方面。物质方面，如衣食住行各种需要满足的方式；非物质方面，则为语言、文字、信仰、道德、习俗和法律规范等等。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由于所居地理环境的不同，无论在物质和非物质方面，都为适应其生存，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边疆说的代表人物凌纯声在《中国边疆民族》一文中就通常所称的汉、满、蒙、回、藏、苗、夷各族的文化类型，分为五个语系：1.汉藏系，包括汉、藏、苗等族；2.金山系，包括蒙古、突厥（回）、通古斯（满）等族；3.南岛系，包括黎、僚等族；4.南亚系，包括卡瓦、崩龙等族；5.伊兰系，仅塔吉克一族。在这五个语系中，除汉藏语系中的汉族文化，系由华夏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由中原向四周扩展成为我国文化的主流外，其他各系的文化都环绕在汉族文化的外围，构成了整个边疆的文化。换言之，中原文化（汉语系文化）未能完全浸润的地区，便是边疆文化的领域。于是主张文化边疆说的学人，认为边疆范围的划定，应以文化为标准，凡属边疆文化散布的领域，即为边疆的范围。民族是文化的躯体，文化是民族的表征，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故此一说所指的边疆范围，实际上与民族边疆说者所指的完全一致。
（三）政治边疆说
民国时期边疆所存的法定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仅有蒙古的盟旗制度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民国三十五年（1946）制定民国三十六年（1947）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盟旗制度都有所规定，盟旗制度遂继续成为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之一。
民国时期亦延续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于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与蒙古的盟旗制度同样成为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主张政治边疆说者，认为已经施行省县之治的地区，自应与内地各省县同样治理，不宜再分泾渭。所谓边疆范围，应只限于保留边疆政治形态的蒙古盟旗制度以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区域。
（四）地理边疆说
就字面意思而言，边疆即国家领土的沿边疆域。主张地理边疆说者，即以所居的地理位置为确定边疆的标准。为符合实际情况，把国土的沿边地区分为陆疆与海疆两种，陆地上的沿边地区谓之陆疆，滨海的各地区连同各岛屿的海岸在内谓之海疆，而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边疆，只是指陆疆的范围，而不包括海疆。在陆疆之中，有各大山脉江河，构成陆地上的天然国防屏障。在海疆方面，则面对太平洋，自北而南分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岛屿环列，形势完固，为对外之门户，亦为国防上海洋的防线。故所谓陆疆、海疆，也就是国家的陆防、海防之所在，所以这一说法亦可称为国防边疆说。
综观各类说法，除民族边疆说、文化边疆说两者没有大的出入外，其余说法对于边疆范围的认定，各不相同。那么民国时期对于上述说法是如何采择的？本文例举了如下三个原则：1.以推行边疆教育为目的，则采用民族、文化边疆说所区划的范围，如教育部的边疆教育司即以此一范围为施教的对象；2.以推行特殊的边疆行政为目的，则采用政治边疆说所区划的范围，如“蒙藏委员会”即以此一范围为施政的对象；3.以保卫国家安全、建立陆上国防为目的，则采用地理边疆说所区划的范围，如国防部即以此一范围为国防建设计划实施的对象。
二、关于边疆特殊性的几个方面
民国时期边疆范围的广狭，虽因诸多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作为研究边疆的学人，要把各种观点下所区划的边疆范围，综合加以考察。鉴于边疆内容复杂，牵涉繁多，因此关于边疆的某些特殊性质，在民国时期的学界学人中亦有所解读，并且所涉领域及角度各有不同。
从政治方面看，无论出于保护或建设边疆的目的，仅靠边疆自身的力量是薄弱的，必须由中央政府以国家的力量，从政治层面加以干预，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张遐民在其所著《边疆经济》的结论中有言：“国人都知道，边疆地区是地广人稀，物产丰饶的地方，然在历史上，除汉唐两代真正以文治或武功乐意经营边疆外，其余各代均因国力不足，未能认真去开发。经过长久岁月，荒芜者有之，淹没者有之，结果使大好河山为强敌所侵略，善良边胞，反陷于饥寒交迫，沦为他人之奴隶。由此可知历代政府漠视边疆之事实，同时也说明边胞本身之无能为力。”
从地理方面看，周昆田在《边疆政策概述》中提到：“边疆多系高原地带，北多戈壁沙漠，南多峻岭崇峰，而以高山大水与接邻国家构成天然的边界线。”并引用了张其昀主编的《中国之自然环境》一书对高原范围的界定：“西藏高原通称为世界屋顶，广义言之，其范围实包括西藏全部、青海大部、西康西部、甘肃西南部与四川西北部。”“蒙古高原面积之广，可与西藏高原相比，东西长约一千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一千公里，包括内外蒙古之大部，与东北之西北部。”“在云南与贵州两省，成为广大之高原，是为云贵高原，包括贵州全省及云南东部。云南西部，峡谷深切，不属高原范围以内。”
从气候方面看，张遐民所著《边疆问题与边疆建设》中说：“除东北平原及西南与南部地区外，边疆多系气候干燥，每年各地雨量平均在50公厘（毫米）至250公厘之间。”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卢鋈编著的《中国气候总论》描述边疆的气候为：“内陆盆地或高原，局处丛山，海风不入，故干燥之程度，往往为各种地形之冠。蒙、新、青、藏诸区，即其著例。是诸地带，其中部年雨量平均多不足250mm，均属内流区域，为沙漠或荒原，占全国面积13%。”由于气候干燥、雨量不足，导致边疆地区作物生长的周期较长，沈宗瀚所著《中国农业资源》显示：“植物全年的生长时期由150至200左右。”
从经济方面看，边疆因受地理及气候的影响，除少数地区适合发展农业外，大都无法发展农业，故边疆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何敏求、陈尔寿、程潞编著的《中国地理概论》中说：“东北起兴安山地、西南迄云南高原，凡北纬42度以北之国土，除松辽平原外尽数牧地，东经105度以西除成都平原及少数河谷平坝外亦为纯粹牧区，而宁夏之阿拉善与绥远之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尚未包括在内。此广大之畜牧区域，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地面海拔多在一千公尺以上，除西南一角外，平均雨量在200公厘以下，平均温度冬季低于摄氏零下10度，夏季则不足22度。纯粹畜牧区域之共同特点，为气候干寒多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及游牧者多非汉族。”
从土地制度方面看，凌纯声在《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发表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一文中提到：“边疆大部分地区，仍保存着土地公有的制度。如蒙旗土地，多称旗下公地，例禁典租买卖；土司土地，不论其为官庄田亩，或土民耕地，原多不许典卖；西藏土地，分属于世家、寺院、政府，然亦多为公有，分配土地之权属于政府，人民不得转让授受。”土地公有制在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中，亦形成一重要的特色。
从国防方面看，郭绍宗在所著《中国国防政策》第四章中写道：“吾国地大物博，形势绝佳。西以阿尔泰山、天山、葱岭等与俄领中央亚细亚邻接，崇山峻岭蜿蜒数千里，为国境天然屏障，北以阿尔泰山，外兴安岭，黑龙江与西伯利亚相隔，森林茂郁，气候奇寒，在防御上亦处于有利地位，南以喜马拉雅山脉隔离印度，山岭重叠，尤称天险。外地侵入之虞极少。”蒋介石亦在《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中说：“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东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珠江流域……以国防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邵力子曾说：“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国家，当它强盛的时候，一定是边疆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国家的强盛，必须先要把边疆做成金城汤池，使敌国外患无由侵入，然后中枢的威权才能巩固，整个国家的安全，才算有了保障。”民国时期的边疆从作为无用之地的“石田”到“边备”“御侮”的边防前沿的变化，可见边疆地区在国防关系上的重要性。
三、探讨与解析
综上可知，民国时期官方与学界对边疆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见解，很少有人单独从地理学角度界定边疆，他们大多认识到仅仅用国界及附近区域来界定边疆，与事实及国人认知明显不符，不足以充分表达边疆所包含的各种含义。例如民国时期十分盛行的文化边疆说，与古代有了明显不同，至少立意截然相反，强调其文化差异，目的在于显示对各族人民的平等对待和团结，以共同对抗外部势力的侵入。当时兴起的国族主义思潮，便是边疆局势恶化与时人边疆观念变化的结果。
彼时学人从各个角度看到的边疆，也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国家实力越强盛，边疆的范围越广阔，反之则越狭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会使边疆范围缩小；所处时代的边疆局势和边疆政策也会影响边疆范围的变化。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内部都有相应的中心和边缘，如地理的边缘区域、政治的边缘区域、经济的边缘区域、文化的边缘区域等，这些层面的边缘区域或重合或互不统属，因而边疆的概念也就显得丰富而又复杂。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西方学理的不断介入与冲击下，前述众多学人群体对国家、疆域、主权等的认识日益清晰，边疆研究的内涵与范式也逐渐有所变更与改革，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的桎梏，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专业机构及学术组织逐渐增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化、专业化趋向明显。
由上文史料的分析可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边疆研究，一方面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关注边疆政治、民族风俗等层面的内容；同时，受时代的影响，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巨大，边疆民族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其研究内容有了明显拓伸，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视角考虑边疆的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边疆民族政策及认识上，也试图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统合全国，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故而这一时期学人的研究与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转型保持了一致性。
段金生在其著作《学术与时势：民国的边疆研究》一书中提到：“自晚清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边疆民族危机及学理的内在发展逻辑诸维因素之影响，‘边疆’‘边政’等词汇不时出现于各种报刊，学科意义上的‘边疆学’‘边政学’概念先后被提出，边疆民族研究的学科构建呈现出新的面相。伴随中国边疆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化，国人对边疆民族地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边疆民族研究及其学科构建具有了深厚的时势境遇，如‘边政学’的产生及其学科化与彼时国家广泛团结、动员边疆民众，深入开发西部资源以备战时之需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时，西方学术专业化研究范式，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相关方法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边疆民族研究的学科构建亦有了深厚的学理内涵。伴随人类学、民族学为趋新的中国学人所接受并应用到具体的学术实践当中，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就承担起为国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处理边境政治、军事、国防诸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的功能。”
“边疆”的概念是多元的，但无论是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边疆，抑或是经济边疆、政治边疆等，其重心仍在于国家利益至上，这是边疆研究的重要目标，亦是边疆研究价值之所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因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信息化、全球化的遍及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但另一方面，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以国家为单元的利益之争，仍然是主流。主观因素上，边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国家的资源、交通等物质利益，更要注重地缘政治、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完善为根本目的；客观因素上，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政治博弈，今时不同于往日，我们有必要去继承并弘扬过去学界关于边疆学、边政学的学术传统，同时也要与时俱进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国的“边疆”学并非闭门自统之学，应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凡有利于我们认识边疆、治理边疆、建设边疆的学科，都应虚怀广纳。在新的历史时期，“边疆学”更应该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需要，其基本路径应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重点考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边疆史地研究仍是“边疆学”构建的基石，尤其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更要大力发展边疆史地研究，特别要强调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汪洪亮教授主张：“以史地研究为基础，以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为主体，以政治学为导向，建构中国边疆学。”总之，要打破今天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分歧，明确其专业、学科类别是最重要的一环。以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开展边疆研究，并以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其深度研究，或是新时期“边疆学”建构的一个研究理路。
结语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学人群体对“边疆”学说分类及其概念的解读，并进行了史料的梳理，由此可大致获悉彼时学人对“边疆”一词的认知与实践，以及他们对于民国边疆建设的观察与见解，并对此作了浅显的探讨与解析。
前辈们关于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探讨的背景是从促进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抗日力量、加快民族国家的构建目的出发，对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是最早利用西方相关学科理论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进行的探索，所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有关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均是他们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民国时期的学人群体在实现近代边疆发展以及培育国家体系和民族共同体的转型过程中是有所致力与贡献的，他们具备研究边疆的学识，也拥有改造边疆的动力，无一不彰显了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与家国情怀。但遗憾在于个人抱负大都受制于时代圜局，实为历史的常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涵盖面广，学术文章也甚为丰富，涉及诸多重要领域，但惜于时局动荡而未能簒集成册，导致文章多有散佚，湮没无果。故本文在综述时有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张子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藏族近现代史研究。
【文章来源】《高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