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显著，创造的实际价值超过其自身规模。“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工业化处于深度追赶、超越引领的历史新阶段，应更加注重制造业规模、质量、结构“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为此，应坚持“战略牵引—能力构建—政策发力”的总体思路，以价值创造提升增加值率水平，以需求突破拓展产出增量空间，将“提升价值创造、推动由大到强、实现全面领先”作为根本导向，推动制造业量稳质优高质量发展；突出深度融合发展这一政策主线，做好“两创融合”“两化融合”“两业融合”“内外融合”四篇文章，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十五五”时期，发展壮大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的根基，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抵御惊涛骇浪、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制造业“压舱石”作用的战略价值与弱化风险
充分认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压舱石”作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制造业具有强大的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一定规模体量、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重的国内制造业，对增长、就业、创新、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创造远超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和就业份额的价值。
制造业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制造业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的贡献十分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制造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拉动经济增速平均约为2.6个百分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显示，2012年以来，制造业对我国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接近40%，同农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相比，对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最大。关键时刻，制造业更是保持经济运转的“稳定器”，对我国基础设施系统、国防体系、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全球生产制造和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中断风险情况下，这一作用愈发突出。
制造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产业公地”，是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载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比重约为60%，制造业授权专利占比达到总专利数的一半以上。在此基础上，制造业更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扶梯”和“引擎”。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物医药、新能源、商业航天、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均离不开制造业的基础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制造业技术外溢性和产业关联性强，特别是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和规模扩大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环节的增加，牵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延伸产业链条长度的同时，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制造业是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关键依托。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涵，没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大国难以实现现代化。从正面经验来看，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在跨越这个关口时，制造业规模、占比几乎都在上升。从反面教训来看，制造业规模、占比明显偏低的几个经济体，比如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经济发展普遍遇到不小困难。保持制造业规模稳中有进，既可以避免重蹈拉美国家“过早过快去工业化”覆辙，也是适应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基础条件和内外环境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任务。
制造业是应对世界动荡加剧的底气所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朝着烈度升级、强度加大的方向演进，受极限关税打压、外资部分转移、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承受较大压力。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对全球制造业发展方向的主导力，是稳中求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关键一招。
重视制造业“压舱石”作用面临的弱化风险。“十五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处于深度追赶、超越引领的历史新阶段，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但也面临支撑能力弱化的潜在风险挑战。特别是从制造业比重这一直观显性指标看，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强国制造业比重下滑轨迹比较平缓，是一个“串联式”温和下降过程。与之相较，我国制造业比重呈现“并联式”下降特征，这一特征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也存在特殊性。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10美元，参照世界银行标准，主要工业强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均已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万美元；以中国工程院测定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为基准，2012年我国仅处在制造强国第三梯队的前列，离第一梯队强国还有距离；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比重从2012年31%的历史高位降至2024年的24.9%，12年时间下降6.1个百分点，快于发达国家同阶段水平（美国、日本制造业比重自历史高位趋势性下降6个百分点用时均超过20年）；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我国低、中、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分别下降了1.2、1.2、1.8个百分点，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均在下降，而主要国家制造业比重则经历了从低技术到中等技术梯次下降的过程。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22%左右升至2024年接近30%。这一“外升内降”现象充分表明，我国制造业基础依然牢固，制造业发展仍具有强大内生动力。
综合判断，我国正处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时期，为避免“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必须高度重视制造业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持续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
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的着力方向
面向“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应坚持把“提升价值创造、推动由大到强、实现全面领先”作为根本导向，推动制造业量稳质优高质量发展。面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革，必需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做到以质稳量、以量促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稳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压舱石”作用。
抓结构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工业化后期制造业的发展应呈现怎样的规模与质量，是一个传统的经济理论命题，实践中与一个国家的战略政策选择高度相关。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向新型工业化跃升的关键阶段，既要关注制造业自身规模的大小，也要看到制造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必然会面临的结构性变化。这一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专业分工衍生的产物，是制造业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也是在巩固制造业规模基础上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需着力发展研发设计、中试检测、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缩小与先发国家间的结构性差距。
抓产业创新，促进长期增长。产业创新能力关乎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底层动力。随着我国借助国际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的产业创新渠道受阻，“卡脖子”问题凸显。自主科技创新尚难以有效帮助产业创新突破瓶颈，特别是缺少原始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应用，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支撑尚未实现无缝衔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不足。当前迫切需要建成更加高效率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贯通发展，为做强做优制造业提供持久动力。
抓新兴技术，争取先发优势。数字、智能、绿色等新兴技术，关系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制造业的根本走向，是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更是价值创造的新源泉。过去，我国制造业主要依托后发优势，从国际成熟技术切入，凭借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但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后发国家如果仅从成熟技术切入，将长期锁定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路线上，难以缩小与技术产业前沿的发展差距。把握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跨越式追赶机会窗口”，实现与发达国家同步甚至领先发展，更有可能完成赶超和引领。
抓内外协同，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全球化格局是影响制造业价值创造实现跨越的“隐形”因素。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主要制造强国无不依靠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推动制造业地位跃升并反哺国内发展。当前，保护主义、地缘冲突、产业链“去风险”等挑战交织，全球化格局面临重塑。我国应立足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配套体系，提升全球范围资源配置能力，推动优势产业加快出海，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从被动嵌入向主动引领全球分工体系的转变，推动分工地位和价值链位势实现跃升。
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的能力构建
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稳中有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经济学原理表明，制造业增加值由增加值率与产出综合决定，前者取决于“价值创造能力”，后者取决于“需求开拓能力”。一方面，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价值创造能力的最直观体现，关键影响因素是价值链控制程度、产业高端化水平、新技术运用情况。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制造业产出增长的关键是打破“需求不足”的隐性制约，拓展增量空间，对冲产能过剩和低效内卷，释放内需潜力，打开外需格局。
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增加值率水平。一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能力。生产性服务业是获得价值链控制权和提高增加值率的关键环节。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前半段，随着生产制造专业化分工加深，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从31%下滑至24.9%，下降约6个百分点，同期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约23%上升至30%，上涨7个百分点。但这一影响通常是“前快后慢”“前大后小”，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半段，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挤出效应”是有边界的、收敛的，最终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如日本和德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比值在2∶1左右）。未来，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研发、决策、流通、运输、投资等不同环节将迎来效率提升，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会更大更强，增加值率也会得到显著提高。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制造业价值创造促进作用尚未完全释放。一方面，总量相对不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日本统计局数据测算，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为1.2∶1，低于美国的5∶1，也低于日本的2∶1。另一方面，结构有待优化。如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9.7%，而美国和日本这一占比分别为17.1%、21.2%。
二是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高技术制造业是主要制造强国重视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也是未来制造的战略焦点。从规模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美国、德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6%、54%，我国分别比美国、德国低13、21个百分点，提升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仍有较大增量空间。从效率看，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我国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设备、其他运输设备3个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最前沿国家的30%（德国）、31%（德国）、37%（美国）。应当看到，科学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起点较高，主要制造强国发展经验表明，这类产业比重不仅不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未来，随着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优势更加牢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的现象将得到显著扭转，成为稳固制造业的中坚力量。
三是加快数字技术规模普及和融合渗透。新工业革命纵深推进，数字化正在全面重塑工业生产函数，为我国制造业从源头打造新优势、另辟蹊径实现核心技术赶超、以效率提升稳住制造业基本盘提供新的可能。数字技术催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规模扩张迅速、增加值率较高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测算，2012年以来，我国数字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0%，超出规上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带动其他产业升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显示，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约为数字产业化规模的4倍，全球平均水平为6倍。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贡献在三成左右，有望抵消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缓解产业外迁和全球竞争冲击造成的制造业增速和比重下滑态势。当前，我国工业领域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约为25%，仅有美国的2/3、德国的1/2，加大数字化投入、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潜力空间显著。
增强需求开拓能力，拓展产出增量空间。一方面，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制造业是可贸易性最强、产业链最长、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门。扩大外需市场能够带动制造业规模增长，外需市场下滑也将导致制造业规模承压，最终变动的结果取决于两者影响的强弱对比。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制造业规模快速壮大。我国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这一时期制造业比重维持在31%的历史高位。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特别是受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等多重影响，据海关总署数据测算，2012年至2024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速下降至6.5%，同期制造业比重下滑超过6个百分点。未来，需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以产品出口、被动嵌入全球化，向以产业出海、主动引领全球化转变，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改善价值分配关系，打开资源配置新格局，对冲逆全球化的负面冲击，稳住我国制造业增速、规模和占比。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优势。市场在吸引制造业集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庞大内需可承接外部不利冲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4月美国宣布加征高额关税后，我国21个制造业门类中（占31个制造业大类近七成），对美国有出口的企业内销占比较去年同期明显提高，“出口转内销”成为释放内需潜力、稳住我国制造业生产规模的直接体现。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发展红利也可以吸引外部有效需求。商务部数据显示，外资在华新设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新增近6万家外资企业，是2013年的2.4倍。截至2024年底，我国吸引外资更是连续15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规模，稳居全球前列。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可通过产业集聚积累规模优势，在加速技术迭代、主导标准制定、提升议价能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成为稳固我国制造业的关键依托。
“十五五”时期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的政策建议
突出深度融合发展这一主线，重点是做好“两创融合”“两化融合”“两业融合”“内外融合”四篇文章。突破创新瓶颈、把握变革机遇、实现结构转变、拓展市场空间，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大物质技术根基。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创融合）。总体思路上，既要通过有组织的前端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也要推动已经实现的新技术的规模化普及应用，发挥多层次立体式创新网络优势，建成更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具体举措上，一是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针对制造领域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完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政策论证制定的决策机制，探索建立企业项目遴选机制，推动具有较高溢出效应的行业关键通用技术研究上升为国家项目。二是打造立体式创新网络体系。多层次搭建贯通“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高能级企业孵化器—技术交易统一市场”的创新应用网络体系，梯度培育高能级创新平台，精准化降低大中小企业新技术应用成本和转化门槛。三是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规模应用。接续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为推动重点领域国产创新产品从应用走向规模化发展提供样板。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两化融合）。总体思路上，既要通过持续大规模改造筑牢数字基础底座，也要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数字技术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融入生产制造体系，还要将工业互联网作为“两化融合”的战略抓手，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带来的变革性机遇，以推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为主线，深化工业互联网的赋能、赋值、赋智作用，加速释放数字技术叠加倍增效应。
具体举措上，一是强化基础设施智能化服务能力。推动5G-A和万兆光网的规模化部署，深化人工智能在通信网络全环节应用。优化智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强化算力和网络协同发展。鼓励发展“大平台＋专业服务商”协同合作模式，加速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二是加速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供给端融合渗透。深化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面向原材料、消费品、装备制造等行业，加快工业知识库构建和模型运用，深化其在研发设计、生产优化、质量控制等环节的落地应用，拓展“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在流程优化、故障预测、柔性生产等典型场景的深度赋能。三是加快培育具有更强引导带动能力的制造业平台企业。支持电子设备、装备制造、船舶、汽车等行业链主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数据采集、知识沉淀、业务打通等能力，发展模型即服务、智能工具插件等创新模式，提升行业生产率。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两业融合）。总体思路上，既要增强有效供给，构建适配制造强国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又要扩大有效需求，深化制造业与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促。
具体举措上，一是做大做优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不断壮大科技服务规模，拓展新兴领域研发服务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科技服务企业、工业设计创新中心等。发展行业专用工业软件、新兴平台软件、系统操作软件等，打造体系化服务能力。二是推动新阶段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持续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构建“服务贸易＋制造能力”双轮出海生态。三是分类施策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化升级。分行业建立服务需求清单，引导生产性服务精准对接制造业关键环节，完善细分行业生产性服务商能力评价与认证体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内外融合）。总体思路上，既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住工业经济运行，防止产业过快无序外迁，也要加快推动优势产业全面出海，借助产业深度合作硬实力，牵引提升规则和标准等软实力全球话语权，为制造业规模壮大提供新增量空间。
具体举措上，一方面，巩固增强制造业根植性。将核心技术和价值链核心环节留在国内，做好关键设备的技术封装和技术隔离，强化我国全球制造枢纽地位。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产业承载力的同时，加快建设沿边临港产业园区，打造生产制造留在境内、要素供给来自境外的“跨境制造”新模式，实现境内外利益共享。另一方面，推动优势产业全面出海。加大优势产业研究力度，细化重点产业海外分类布局指引，动态调整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推动优势产业从产品出口向产能、品牌、技术、人才等协同出海升级。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协同产业、商务、外交、国安、军事等部门共同提供有效保障，提升应诉动员、法律抗辩、交涉游说、谈判磋商等能力。
辛勇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信息通信发展和管理、高技术产业政策以及数字化发展，主要论文有《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中国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现状、挑战与展望》《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等。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