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摘要】“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包含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二者以文化、文明为底蕴，共同成为“大中文”的有机构成。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助力。借助于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包含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构成要素。构建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在推动完善学科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创新、提高中文国际影响力、重塑中国国际形象、推介中国智慧理念、扩大中华文化感召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会通性、开放性、当代性、有效性、建构性等原则，在把握汉语、文学、文化与文明融合演进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探索数智化时代中文国际传播的现实进路。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 “大中文”理念 传播体系 国家软实力

一、引言：国家软实力与中文国际传播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国家从战略层面对国际传播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等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在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其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三个着力点，都与国际中文教育涉及的国际传播问题密切相关。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国际传播问题的重要性，提出“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一。

2019年、2022年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分别以“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和发展”“构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主题，2023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更名为“世界中文大会”，以“中文服务世界，开放引领未来”为主题在北京召开。2024年11月15—17日，“世界中文大会”以“联通融合，传承创新”为主题在北京召开。大会名称由“国际中文教育”转换为“世界中文”，主题关键词由“新时代的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到“服务世界、引领未来”，再到“联通融合，传承创新”。无论是大会名称，还是会议主题，都既昭示着国际中文教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又展现出中国从“以我为主”到“融入世界”的重要转向。中文要走向世界，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中文承载着厚重的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精髓，在国际传播中本应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却未能有效体现。

全球品牌估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3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名》（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3），从文化与遗产（Culture & Heritage）、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治理（Governance）、商业与贸易（Business & Trade）、媒体与传播（Media & Communication）、教育与科学（Education & Science）、国民与价值观（People & Values）、可持续性（Sustainable Future）八个维度对世界各国软实力进行排名。受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排名第五，较2022年下降一位。《2024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名》（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4），中国排名第三，首次进入该榜单前三名。《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名》（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中国升至全球第二，创造了中国在此报告中的历史最高记录。虽然2024年、2025年中国的综合排名有所上升，但在媒体与传播（Media & Communication）指标上并未取得明显突破。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黑格，在全球软实力峰会上的采访中表示，语言障碍和国家的相对封闭是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了解和欣赏有限的主要原因。而且，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而非人们在中国的亲身旅行和真实经历——影响了其国家形象。由此可见，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的国际传播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涉及的文化传播问题，学界同仁多有论及。陆俭明、李如龙、孙宜学等探讨了国际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内容问题，司新丽、张会、段鹏等讨论了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渠道与应用问题，何干俊、李宇明、王辉等则对中文国际传播的路径、动力、体系等问题作了探索。此外，诸多高等院校纷纷出版系列丛书，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张和生主持的“汉语国际传播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北京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孙宜学主编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系列丛书”“‘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丛书”先后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旨在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为中华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同济智慧”，推动“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同济模式”走向世界。吴应辉主编的“汉语国际传播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丛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旨在对国际汉语教学学科的形成与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并为汉语国际传播相关机构提供决策参考。这些研究成果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是新时期构建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重要学术基础。

以上研究成果多是“汉语国际教育”时期学界同仁对汉语国际传播的探索，在“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时期，我们应在借鉴上一时期国际传播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形势，准确把握当前中文国际传播的新特点，开启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学科，其学科名称的核心概念从“汉语”走向“中文”，就是因为“中文”不仅包含传统的“汉语”语言脉络，同时还具有“文学”“文化”“文明”等丰富内涵，这些都应当是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的基本内涵和教育使命。我们只有秉持“大中文”理念，才能把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做大做强，推向纵深。有鉴于此，笔者试对“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成要素、构建价值与构建原则等问题作必要探讨。

二、“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成要素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一文，将传播过程分为五个部分，即“5W”：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以何种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借助于拉斯韦尔的“5W”理论，我们将“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构成要素，并对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一）“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建构者，也是发掘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融合传播元素的探索者。“凡是通过一定媒介进行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活动并产生一定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属于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者。”概括而言，“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主体包括国家传播主体、教学研究主体与民间交流主体三类。

1.国家传播主体

国家传播主体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者与系统推动者。国家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孔子学院等国家职能部门与政府出资设立的中文教学机构。国家传播主体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对外发展需求与国际政治局势变化，立足于教学研究主体提供的中文国际传播现状，综合研判“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未来发展走向，制定相应政策并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还要肩负起政府间国际中文教育活动的沟通与协商，为教学研究主体与民间交流主体营造稳定、友好的教学研究环境。国家传播主体在三大主体中的责任最大，但在国际传播的具体推广过程中，则应当处于隐形位置。

2.教学研究主体

教学研究主体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实践探索者。教学研究主体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学者，一线国际中文教育教师与志愿者，海外本土中文教师等。在中文国际传播的具体过程中，部分传播者往往兼具双重身份。教学研究主体首先要为国家传播主体提供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推广现状与理论构想，协助国家传播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其次，在国家传播主体所制定的方向、框架指引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尝试从理论层面对传播体系进行理论建构与系统论证，再由一线国际中文教育教师、志愿者与海外本土中文教师展开推广实践。结合一线教学传播反馈，学者们再对理论传播框架进行调整与完善，力求构建成熟完备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教学研究主体是传播主体中关联要素最多的实践核心。

3.民间交流主体

民间交流主体是构建“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重要辅助者。民间交流主体指除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以外的普通社会民众与社会团体组织，还包括海外华侨、海外汉学家与来华中文学习者等特殊群体。民间交流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的显性作用虽然弱于国家传播主体与教学研究主体，但隐性传播力则远大于前两者。在传播过程中，国家传播主体退居幕后，教学研究主体针对的是具有明确中文学习愿望并付诸实践的学习者，民间交流主体面对的则是全部他国民众。民间交流主体所体现的文化修养、精神状态和语言习惯是传播过程中他国民众感受最直观，也是最易展现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部分。民间交流主体作为传播主体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内容

“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有效避免了汉语国际教育阶段单一、敏感的文化传播问题，使中文所承载的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在语言技能、文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等方面对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受众产生积极影响。

1.语言技能

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具有多重含义，其中“中文”所代表的语言技能，是文学、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基石。“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语言技能，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部分。不同于印欧语的音素文字，汉字除音节断句外还承载着语言意义，这一特质造成中文学习者在学习中时常出现书面语和口语不同步的问题。一方面，语言技能作为文学、文化与文明融合传播的基础，必须坚持书面语和口语并重，才能满足后续传播条件，实现中文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话语权的提升；另一方面，掌握语言技能也是中文学习者们最直接的学习目的。“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首先应借助文学教育的途径，满足受众语言技能学习的基本需求，其次才是追求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的更高层次目标。

2.文学素养

选择语言优美、语法准确、承载中华文化与文明精髓的文学经典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教材，这不仅对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还有助于学习者文学素养的培育，加深其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理解。对于兴趣驱动型受众，“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能够唤起他们在本国文学教育中所培育的文学情怀，产生基于文学相通性的共鸣，进一步激发学习动力。对于职业需求型受众，“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在提升语言技能的同时，能够开阔视野，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中文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全方位增进他们对语言内涵的理解，提高其中文学习质量与运用水平，有效助力职业发展。

3.人文情怀

“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更高层次内容是有温度的人文情怀。不同于语言技能与文学素养的可评估性，人文情怀作为对受众精神层面的熏陶，难以展开精确的层级评估，却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语言技能与文学素养是对中文国际传播受众知识技能层面的拓展，人文情怀则是从人文价值出发，对中文国际传播受众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升华。从“汉语”到“中文”，单纯语言技能的教授已不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全部。帮助学习者熟练掌握中文的同时，使他们深入理解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提升个体人文情怀，立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开放视野融入当代世界的文化交流，才是“教育”的理想目标。

（三）“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渠道

在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阶段，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为主的线下传播是汉语推广的最主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线上教学需要，在当代以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为基石的智能国际传播助力下，“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在线下传播渠道之外，还拓展了线上传播途径。

1.线下传播：教学实践活动

线下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针对学历学习者的主要传播渠道。线下传播形式能给予受众更强的体验感和参与度，营造浓郁的中文传播氛围。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传播者也能第一时间收到受众的接受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与活动方案，保证传播质量。但线下传播受客观条件限制较大：一方面教学场地与社会实践可容纳的受众人数有限，传播只能局限在小范围的受众群体中；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对中文教育传播的文化政策各有不同，囿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部分传播活动在他国校园的教学环境中难以有效开展。线下传播方式的诸多不足在线上传播渠道出现后得到了有效弥补。

2.线上传播：网络数字平台

2020年之前，网络数字平台的线上传播渠道主要是以新闻、纪录片等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社交网络平台多元化、互动化、即时化的新闻传播，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仅是辅助传播的媒介工具，其传播优势尚未得到足够关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推动了线上传播平台的快速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者开始将网络数字平台视为线下传播平台的补充传播渠道，从传播资源到平台建立全方位发力，构建了“中文联盟”线上服务教学平台。HSK考试也在2020年4月开发居家网考形式，为学历学习者提供检验学习成果的便捷形式。2024年“国际中文日”启动仪式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联合北京语言大学在“中文联盟”平台推出了多端协同的“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网络数字平台的线上传播渠道打破了线下传播的空间限制，使更多受众有机会全方位感受“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成果，加深其对中文与中国的理解。

（四）“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受众

传播受众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构成要素中至关重要的一项。传播受众的文化背景、对中文的认知基础与现实需求等都会对传播体系的其他要素产生重要影响。“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受众大致可分为来华中文学习者、海外中文学习者与希望了解中国但无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三类。

1.来华中文学习者

来华中文学习者是三类传播受众中对中文学习需求最高的一类，同时也具备“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最佳条件。首先，来华中文学习者，他们或是在中国拥有稳定工作，希望提高学历水平与语言技能的成年人；或是外籍留学生，能够申请各类奖学金或自费完成学业。来华中文学习者均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能够集中精力展开中文学习。其次，来华学习者身处中国，与海外中文学习者相比，具备更好的中文学习氛围与更多的文化体验机会，对中文所蕴含的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精髓也具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体会。此外，来华中文学习者中不乏华裔，家族血缘使他们对中文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来华中文学习者既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过程中效果最好的受众，也是能够进一步推动中文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

2.海外中文学习者

海外中文学习者在学习动因与学习条件等方面弱于来华中文学习者，以初级至中级阶段的中文学习者居多。他们的中文学习初衷，或是因自身具有来华深造或工作的设计规划，或是因修读学校开设了相关语言课程。海外中文学习者多以掌握语言技能作为主要接受目的，尚停留在单一的语言教学层面。海外中文传播者既有中国教师与志愿者，又有他国本土教师。语言文化氛围的不足，使海外中文学习者难以深入体悟中文蕴含的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特质。海外中文学习者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重要受众，传播一方面能有效提高他们的语言学习质量与文化理解深度，吸引他们来华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高质量使用，助力中文进入世界高层次交流领域。

3.希望了解中国但无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

无明确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与来华中文学习者、海外中文学习者相比，其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明确的语言学习目标。对于普通外籍民众，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很容易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但他们并不以中文学习为目的，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希望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色与当代发展情况。“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当代风貌真实地呈现给他们，增进普通外籍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改变近代中国留给世界的陈旧印象。中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情感内核能够引起外籍民众的情感共鸣，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从这一层面来说，无明确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既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中人数最多的受众群体，又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中文国际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五）“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效果

“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中文传播与推广工作，传播效果是传播体系对传播受众产生有效影响的最终呈现形式。围绕“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传播效果，主要涉及预期效果、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三个方面的问题。

1.传播的预期效果

总的来说，“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预期目标，是培养亲华、知华、友华的中文学习者与爱好者，进而提高中文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针对不同的传播受众，其传播的预期效果也有所不同。来华中文学习者是接触传播形式与传播内容最直接、最丰富、最全面的受众群体，其在传播过程中应当在知识技能、人文修养与国际视野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提升，从而真正走进中文、走近中国，成为中文国际传播的受益者与二次传播者。海外中文学习者在传播过程中接触到的线下资源虽然不及来华中文学习者全面，但丰富的线上资源也为他们深入了解中文与中国提供了更多可能。对于无明确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则是他们了解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绝佳通道，能够带领他们重新认识古老中国的历史与当下。

2.传播效果的评估方式

“传播效果评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用于分析和量化媒体内容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效果。这种评估主要关注媒体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知识、行为以及社会的广泛变化。”对于具有明确语言学习需求的来华中文学习者与海外中文学习者来说，HSK考试是衡量其传播效果的最直观评估方式。来华中文学习者因其所接触的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其中文水平不但应比海外中文学习者提升更快，而且在中文的实际运用中也应当更加灵活、准确。针对无明确中文学习需求的外籍民众的传播效果评估，可以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其传播预期、实际传播效果与希望进一步获取的传播内容等进行调查统计，继而对“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传播效果展开全面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调查问卷在设计问题时除了力求简洁清晰之外，还需尽量回避文化冲突、宗教信仰、国际时政等敏感问题。在发放问卷时，应当明确调查群体，尽量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与知识层次的外籍民众，以便了解“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在不同群体中的实际传播效果。

3.传播效果的评估标准

“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效果的评估标准，可以分为主体目标评估与受众需求评估两类。主体目标评估标准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当前的国际形势，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使“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能够从文化交流层面，柔性助力中国走向世界，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营造更为友好的舆论环境。受众需求评估则应当立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发展规划实际。对于具有语言学习目标、需要参加HSK水平考试的中文学习者来说，需要不断优化、完善HSK水平考试的分级标准与考试大纲，使其充分了解自己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对于无明确语言学习目标的外籍民众，则需要立足此前当地民众对中国与中文的认知情况，研判传播前后其对中国与中文的认知变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评估标准。

三、“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价值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当前关注度较高、发展较快的学科之一，“是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是助力各国民众拓展职业发展和人生成长路径的有效途径”。“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在推动完善学科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创新、提高中文国际影响力、重塑中国国际形象、推介中国智慧理念、扩大中华文化感召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完善学科体系，助力中文教育效能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列为教育学门类下与一级学科并列的专业学位类别，并增设博士专业学位。“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综合系统，包含中文教学体系、中文教师培养体系以及中文传承与传播体系。”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学、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历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支撑。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能够促进学科交叉的多元发展，有助于完善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学科的学科体系，提高中文传播能力与国际教育效能。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产业作为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依托载体，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特征往往使其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甚至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程度的尺度之一。”“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所涉及的文化产业门类十分丰富，除了教育、文艺、媒介、出版、影视、旅游、娱乐等主体产业部门，还间接涉及咨询、管理、中介等诸多服务配套行业。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助力中文国际传播，还将引入更多海外受众群体。新的受众群体所催生的文化传播与消费需求，不仅能够促进文化产业的优化创新，还将带动知识产业与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全方位、多领域推动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三）有利于提高中文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在对外汉语教学时期，中文的国际传播主要借鉴于英语，这一强势语言的世界传播经验，尚未形成自主话语体系与传播体系。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使其在世界交流中存在国际话语权缺失的窘况。“国际传播能力，直接表现为一定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而话语权的基础则在于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是反映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价值取向、核心理论，决定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能够有效推动中文话语体系与传播体系的建构，扩大中文的国际应用领域及其在世界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四）有利于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展现新的大国形象

中国积贫积弱的近代屈辱史，使拥有五千年厚重历史的东方大国蒙上了一层阴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快速发展又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威胁论”。语言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中西方交流长期处于不对等的错位状态，也造成了许多刻板印象与偏见。了解一国语言，往往能够增进他者对该国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的理解。“将本国族语言在不同国族之间传播，通过对他国公众的心理认知施加影响，从而减少彼此间的误解与偏见，增进不同国族之间的善意与好感，最终在国际上构建起本国的良好形象，也是语言能够超越语言价值，实现国家利益的功能所在。”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推动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能够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精神与当代发展现状的了解，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展现当代中国的文明形象。

（五）有利于推介中国的智慧理念，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当代中国走向世界、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一步，便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在中文教学中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着力提高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与中华文化的感召力，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以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文明理念向世界阐释、推介。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有助于深入挖掘具有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文明理念，并将这些智慧理念推介给世界，在全球治理中展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六）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感召力，增进世界文化交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还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华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置于当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国际中文教育是最能彰显中国语言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一门国际性学科，也是中国学者可以利用母语优势与国外学者携手共建的一门学科。”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能够将更多受众带入世界文化交流的场域之中，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沟通，推动中外文明互鉴，从而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增进世界文化交流。

（七）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中提炼出的解决世界和平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扩大中文的国际传播范围，有助于增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与互通性，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四、“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原则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推动中文与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其承载的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积淀，使其不同于经济贸易层面的物质交流活动。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国际中文教育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正确对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正如王宁所说，“我们在向外推介我们的文化和理论思想时，一定要认清楚这是一种‘软实力’，国外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因此我们还要在注重所翻译的内容的同时，关注这些文化和理论产品通过翻译‘走出去’之后如何‘走进去’”。因此，“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应在坚持会通性、开放性、当代性、有效性、建构性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文的国际传播能力。

（一）会通性原则

构建“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是为了促进中文的国际传播，增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沟通与交流，绝非文化霸权语境中的“文化一元论”。在中文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当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他国文化，促进文明互鉴。“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华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气魄、永无止境的气势，是其他文明的优长映照进中华文化的母体，再造一个气势磅礴的新文明。今时今地，在新的时代关口，新型文化的确立，不仅要会通古今，也要会通中西。”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的同时，既不过分夸耀、抬高中国，也不贬低、歧视他国，应当秉持文化会通的理念，促进世界各国文化的平等沟通。

（二）开放性原则

在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是为了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格局，顺应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人类文化虽然不可能全面融合，尤其是不同宗教形态中的文化不可能实现融合，但是不同的文化之间却可能实现相互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点和表现形式就是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吸收，从而达到和平共处的状态。”在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平等看待、理性分析其他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充分展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在求同存异的理念下推动中文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使各民族文化一道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三）当代性原则

在“大中文”理念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过程中，应当将传播重心置于那些能够全方位展现当代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与优秀文化之中。毕竟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无论从语言教学的需要，还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需要，特别是基于外国汉语学习者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和当代中国文化的需要，都应强化当代意识，拓展当代视角”。中华文化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立足当下回望中华文化的递延流变脉络，才能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足当代中国视角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转化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底气，推动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对话。

（四）有效性原则

曹贤文曾提出“国际汉语有效教学”的概念：“国际汉语有效教学就是遵循国际汉语教学的客观规律，通过优化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等教学要素，充分利用学习时间，合理设计教学活动，有效提高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运用能力，促进学生的进步和发展，能够满足社会和学生个人的教育需求，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的教学实践活动。” “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也应当坚持有效性原则，力求实施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的传播活动。其中，“有效果”指传播能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使受众能够以平等、友好、善意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有效率”指传播具有较高的传播投入与产生效果之比；“有效益”指传播既能够实现传播者中文国际传播的目标，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

（五）建构性原则

坚持建构性原则，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效率的重要保障。“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在“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建构性交流，既是检验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又是优化完善传播体系的重要前提。加强传播主体与受众的良性互动交流，实现国际中文教育的精准化传播与个性化传播，是提升传播效率的关键。

五、余论

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在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之外，带来了社会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一方面，能够通过大数据优化传播效能评估、云计算建立科学传播模型、虚拟现实建构沉浸式传播环境等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进程，从而实现传播资源的高效处理、营造良好的中文传播环境、探索国际中文教育的个性化传播；另一方面，也使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研究进行大数据可视化实证分析成为可能。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不仅能够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理念的变革，还有助于打造中文国际传播的特色品牌。

但就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传播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还存在针对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算法模型尚未搭建、数字平台提供的传播资源尚不丰富、数字传播资源的版权保护尚不完善、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主体的人工智能素养有待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人工智能研发支持力度不足等困难。面对当前复杂的传播格局与迫切的传播需要，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主体应当从：集中研发力量，构建针对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算法模型；整合传播资源，搭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共享的传播平台；完善版权法规，保护国际中文教育数字传播资源的版权；更新培养标准，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完善评估标准，将数字人工智能研发纳入科研评估体系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探索打造国际中文教育智能传播体系。

“截至2023年底，全球有8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0多个国家开展中文教育，全球除中国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3000万。另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31日，294家中方合作机构和1272家外方合作机构在161个国家（地区）合作设立499所孔子学院和764个孔子课堂，累计学员逾2000万人次。”面对日益增长的中文传播需求，“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传播体系的构建已成为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问题。国际中文教育应当充分把握中华民族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融合演进的递延流变脉络，观照当下国际传播的时代背景，探索语言、文学、文化与文明融合传播的现实路径，为提高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