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1期
[摘要]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融合性学科,课堂上微观层面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其核心“点”,活动时中观层面的文化交流互鉴是其展开“面”,往来中宏观层面的讲好中国故事是其综合“体”。国际中文教育应用实践中,涉及所有传播方式,既包括面对面小范围的人际传播,也包括各种不同规模的组织传播,还包括以各类媒体为介质的大众传播。传播5W要素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知沟和把关人理论对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国际中文教育要树立“大传播教育”新理念,充分借鉴和应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新方法,通过智能传播、设置议程和满足需求三个渠道开辟国际中文教育新路径。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文化教学;文化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国际中文教育”的名称由“汉语国际教育”及更早的“对外汉语教学”演变而来。“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被清晰界定,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一概念包含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三个方面。“对外汉语教学”指针对来华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其教学者一般为中国人,教的对象是外国人(主要是来华留学生),教的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教的地方一般指中国国内;“汉语国际教育”主要指在海外为母语非汉语者开展的汉语教学,其教学者可包括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华侨华人及外国人,教的对象是母语非汉语者,教的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教的地方一般指海外;此外,还有面向海外华人华侨、以华文传承为目标的“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应该是包括上述三个方面,形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上述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的界定,是一个包含有主体、客体、内容、载体和效果五大要素的闭环系统,与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传者、受者、信息、媒介和效果五大传播要素完全吻合和一致。这深刻表明,无论从微观层面的课堂教学来说,还是从中观层面的文化交流和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来说,国际中文教育都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应树立“大传播教育观”,促进国际中文的教育与传播紧密结合、相互嵌入、深度融合。
一、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新理念:构建“大传播教育”格局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人类传播方式共有四种,国际中文教育都有一对一的充分体现。第一种为内向传播或自我传播,指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思维活动,是个人内心的沟通与交流。这种交流随时随地都可发生并且非常必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既可以是思想的交流,也可以是情绪的调理。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它体现为国际中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我反省和内心对话。第二种为人际传播或个体传播,指个人自发的一个人对一个人或一个人对多个人的非组织传播活动,可以是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报、书信等私人渠道进行的间接传播。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这体现为国际中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随机的或约定的互动交流。第三种为组织传播或集体传播,指机关、学校、企业某个组织或机构内部成员间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信息交流活动,如传达会议精神、课堂教师授课等。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它体现为线上线下课堂教学、有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或媒介传播活动。第四种为大众传播或媒介传播,指通过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或网络媒体进行的较大范围的信息传播,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新媒体等。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它体现为以报刊、音频、视频等媒体作为载体或材料的教学或教育形式。
(一)语言文化教学:微观层面的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再到“国际中文教育”,三次名称的变迁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三个层面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国际中文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化,国际中文教育突破了“教学”壁垒,跨越了“学科”藩篱,上升为国家战略“事业”高度。从总体上看,国际中文教育的主导(谁教)、主体(教谁)和范围(在哪个空间教)都有所变化,但“汉语教学”作为关键点和本质(教什么)却没有发生变化,无论在国内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还是在国外针对所在国学习者的教学,语言文化教学仍然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主旋律和主阵地,是基础和核心,也是国际中文教育生存之根本。
从空间场景或地点角度来说,语言文化教学是一种“组织传播”。它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在一定的教室、活动室等区域或虚拟空间(如腾讯会议),有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有学习的主体者学生,是对已有教学方案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执行和实施。语言文化教学既包括第一课堂校内“封闭式组织传播”和线上线下“混合式组织传播”,也包括第二课堂校外边参观边学习的“场景式组织传播”,还包括实习见习中业界导师随机性指导的“开放式组织传播”。从教学手段或载体角度来说,语言文化教学又是一种“媒介传播”。为了扩大学习者范围和规模,打破时空束缚和限制,语言文化教学就要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平台、音频视频等大众媒介载体展开。2020—2022三年疫情期间腾讯会议、Zoom、CCtalk、Skype、MOCC、钉钉等常用工具都发挥了较大作用,弥补了因避免病毒感染不能线下组织传播的缺憾,同时利用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媒介载体可以进一步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提高语言文化教学的到达率和接受率。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次提出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即“五W模式”。这五个W分别是英语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教师是语言文化教学的传播者,即五W中的“Who”,是教学的主导者和设计者,既指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的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教师,也指体制外聘任的、有实践经验的文化学者(如相声小品影视演员、书法绘画剪纸艺人),还指本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所在地的业界指导教师;既包括国内选派的中文教师,也包括对象国本土中文教师,还包括辅助教学的实验和管理人员。学生是语言文化教学的对象和主体,即五W中的“To Whom”,主要包括因喜欢中国以及汉语和中国文化而主动来中国的“来华留学生”,也包括身处所在国志愿学习中文的国际学生,其中后者占据绝大多数。“说了什么”是语言文化教学的内容,即五W中的“Says What”,面向的是母语非汉语者的特定学习群体,其内容丰富多元,既包括语言教学又包括文化传播,其场所也非固定化,既可在教室、活动室、报告厅等密闭空间,又可在休闲广场、居民社区、文化景区等开放场所。“使用渠道”是语言文化教学的方法、手段或载体,即五W中的“In Which Channel”,包括粉笔、黑板、挂图、模型等常用的传统教学用具以及PPT、音视频、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教学效果”是语言文化教学的质量呈现,即五W中的“With What Effect”,教学效果是经过教学过程取得的相应的教学成效,一般从教学目标达成度、学生学习收获度和训练检测效果度三个维度来衡量。
(二)文化交流互鉴:中观层面的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
文化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或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互相评鉴,简化成了文化交流互鉴,是指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活动或传播行为,是不同国家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优秀文化的彼此分享、相互吸收、共同促进。在国际中文教育与教学中,任何一次有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任何一次运用媒介载体的对外文化传播,都不是单向并无回应的文化信息输出或输入,“交流”意味着双向或多向,“互鉴”也是互相给予或吸收,其结果是彼此进步、共赢发展。一般来说,面对较为契合或接近的文化,双方认同度较高,评鉴积极而友善;而面对差异较大或完全对立的文化,双方排斥性较强,评鉴消极且易相互诋毁。
从“文化交流互鉴”的词语构成来看,“文化”是内容,“交流互鉴”是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集体或集体对集体的动态传播过程,因此从文化交流形式来看,它既是人际传播,又是组织传播,还是媒介传播,包含着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完整5W要素,涉及传播者的政治倾向立场、接受者的文化包容态度、传播内容的选择适应程度、传播渠道的媒介载体应用和传播效果的讯息到达成效。从“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要求来看,首先是双方在交流互鉴中要具有文化接受的心胸和格局,尊重和理解对方文明的思想内核和价值理念,基于自愿或自发原则,不强制他人接受或改变自身文化观念,避免文化优越感和歧视。其次是双方要站在世界人类文明格局高度上,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合共生之理想盛景,遵循“和而不同”原则,坚持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超越文明隔阂,承认和尊重差异,不寻求统一的文明模式。最后是双方在吸收他国外来文化时要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本着拿来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勇于将他国先进文化融入自身文明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和文明成果。从“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践主体来看,既包括负责顶层设计的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高层政府官员,也包括高校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行政领导、管理干部、任课教师以及专业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包括孔子学院、海外华文教育联盟等组织机构的志愿者教师和管理人员。上述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主体人员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主力军,分别在不同层面、不同岗位、不同时段、不同空间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与使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积极作用。从“文化交流互鉴”的主要内容来看,既包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现代文明。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和参考书中应呈现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绚烂无比的各种文明形态,包括以四大发明、陶瓷丝绸、汉服唐装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以青铜玉器、儒学仁礼、长城故宫、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为代表的政治文明,以汉字书法、中医中药、武术、传统节日为代表的精神文明,以黄河图腾、茶道酒礼、石窟艺术等为主的社会文明,以城市空间、口袋公园、乡村民宿等为代表的生态文明。从“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形式来看,既包括国际中文教育核心主体的课堂教学,也包括以孔子学院和其他中文学习机构为主的语言文化学习,还包括武术、京剧、音乐、绘画等走进国内外校园的文化展演活动,包括世界中文大会、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大赛、东南亚寒(暑)假中文交流营,各国留学招生宣传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团聚、剪纸书法相声体验活动等。
(三)讲好中国故事:宏观层面的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面向世界各国人民、有意义而又十分复杂的传播活动。说有意义,在于它是国家的一项伟大战略,是每一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而对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人员来说更是任重道远;说它复杂,在于听讲的对象文化差异较大,内容众口难调、立场各为其主、载体多种多样,因此对国际中文教育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严峻考验。
从广泛意义上看,国际中文教育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校外活动,无论是有计划的文化交流还是随机性日常交往,无论是组织传播还是媒体报道,其实都是传播。从狭义意义上看,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播特指借助媒体进行的传播,既包括报纸、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渠道,也包括易于更大范围和规模传播的新媒体技术与多模态数字平台。
国际中文教育与教学中,可以把图书杂志中的各类故事讲给中文学习者听。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画蛇添足、守株待兔,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历史故事如卧薪尝胆、东施效颦、完璧归赵,民间故事如曹冲称象、孔融让梨、牛郎织女,童话故事如哪吒闹海、神笔马良。通过这些故事让他们深刻了解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中国及中国人民。国际中文教育与教学中,可以把电影电视中的红色革命、爱国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精神和理念讲给中文学习者。如通过《觉醒年代》《青春之歌》《开国大典》《建党大业》等讲述中国共产党血雨腥风的百年奋斗故事,通过《跨过鸭绿江》《上甘岭》《英雄儿女》等讲述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通过《少林寺》《一代宗师》《精武门》《卧虎藏龙》等讲述中华武术魅力和人性光辉,通过《流浪地球》《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讲述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际中文教育与教学中,可以依托短视频、微纪录片、公众号等向中文学习者讲述新时代社会精英和小人物故事。如通过哔哩哔哩视频讲述一个天生具有商业头脑,怀揣梦想,从两度高考落榜到成为英语教师、创办翻译社、创立黄页网站,再到创办阿里巴巴、创建淘宝支付宝等电商平台和工具、改变中国人消费习惯和方式的马云创业故事;如通过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的《兰州牛肉面》《“水稻”的一生》《我把香菇种到山里啦!》《雕漆隐花,雕出紫气东来!》等视频作品,讲述一个90后普通女孩从拍摄美食到聚焦非遗漆器、作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的“东方美食生活家”“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的励志故事。
二、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新方法:借鉴和应用传播学相关理论
(一)语言文化教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借鉴与应用
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美国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主体地位。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文化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中文学习的效果虽然影响要素众多,但最主要、最核心的要素还是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2022年以来,钟英华教授据此提出“表达驱动”教学理念。钟英华教授认为,情感表达的诉求是驱动语言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字和话语是语言表达的两个“出口”,教学以学习者的真实表达需求为驱动,以针对性的地道“言语”输入促进有效表达。杨薇等人认为,国际中文教学的目的,不只是让学习者掌握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应用场景建构语言。“表达驱动”教学理念是从“说有内容、真正想说的话,写有内容、真正想写的文字”出发,探究“从言语到语言再到言语”的国际中文教学模式。
(二)文化交流互鉴中“符号互动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的理论流派,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鲁默于1937年提出。该理论特别重视与强调事物的意义、符号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其核心概念——符号包括语言、文字、记号等,甚至个体的动作和姿势也是一种符号,人们通过符号互动形成和改变自我概念,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处理和应对外在变化。
文化交流互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是繁荣发展各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主要包含言语传播、非言语传播和价值观传播。这三种形式都要依据或运用本国文化中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来完成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特别需要一些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肢体语言或手势语言来辅助。比如教育者面对中文学习者交流时,如果表示同意或肯定就可以点头,如果表示否定或不同意就可以摇头,如果表示称赞时就可以翘起大拇指表示“好”或“优秀”。这些符号基于传受双方的共有认知,其“能指”和“所指”关系明了固定、涵义单一,能够满足传受双方文化交流互鉴基本需求,因此可以作为中介认知符号使用。
以上是从非言语语言传播视角来看,如果从价值观传播视角看,在跨文化交流互鉴环境中,中国“和”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符号逐渐得到统一。与此同时,标志着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的孔子、长城、故宫、京剧、中医、功夫、熊猫等,以及代表中国新年符号的春运、春晚、白酒、饺子、烟花等在文化消费中逐渐建立起受众对于陌生文化的共有知识,从而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实现“跨文化认同”。
(三)讲好中国故事中“知沟和把关人理论”的借鉴与应用
知沟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理论,是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于1970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其意是说社会地位高者比社会地位低者获取信息更快,大众传媒会使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逐渐扩大。除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还有传播技能、知识信息储备、社会交往、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等五个方面的差异会造成“知沟”扩大。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者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媒介等方面差异较大,天然就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当然,“跨文化传播”不一定仅仅是指“文化”自身,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传播过程中政治上的弥合、文化上的包容、经济上的助力、科技上的共赢和媒介上的互通。“跨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全方位地缩短传受彼此之间距离、消除传受彼此之间的沟通障碍,让对方最大化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思想。
把关人理论,是指传播者站在自己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传播行为或模式,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卢因和怀特等人认为,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并不是“有闻必录”,信息传播也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中立”,而是要根据传媒的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进行一定的取舍和加工,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这个筛选和加工就是把关过程,担当筛选和加工的人就是把关人。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战略,国际中文教育的政治性不言自明,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故事传播中,它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在教授汉语语言和传播中国文化时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三、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新路径:传播学理论嵌入的三个突破口
(一)智能传播赋能语言文化教学质量提升
随着互联网以及媒介融合的加速推进,在线中文教育与教学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发展壮大,给海外学习者和因全球疫情无法入境学习的学历生和进修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远在海外不能参加线下教学的学习者在学习中文时遇到的地域和时间限制、教师资源稀缺匮乏、课程内容单调枯燥等问题,在线中文教育与教学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比较成熟的新模式,并且已显示出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中文在线教育是一种远程教学模式,外在表现为成熟而稳定的学习平台。目前比较著名的中文在线教育平台有“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中文联盟”和“哈兔中文”。中文在线教育与教学在拓展汉语学习时间和空间、突破线下课堂学习规模限制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文在线教育与教学能够得以实现并取得良好效果,得益于科技赋能——从数字化提升到数智化,从而使国际中文教育如虎添翼,借助深度融合的媒介载体逐渐跃进到智能化传播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数智化传播充分整合和发挥各类媒体的优势,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与教学。首先是优化国际中文学习空间。数智化充分发挥多媒体融合、全息展现、沉浸体验的综合优势,使网络学习空间的场景化和交互化得到质的飞跃。“国际中文教育学习空间形成了现实空间(教室环境)、网络空间(线上教学)和融合空间(智慧教室)构成的三大空间并行发展的新格局。”其次是创新国际中文教育组织样态。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市场主要有两大参与主体:一个是以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等非营利性机构为主体的基础力量,是最为传统和持久的,带有官方色彩;另一个是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为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增添了新活力,以商业运营为主。与基础力量相比,社会力量有新技术支撑、有商业利益驱动、有服务事业情怀,的确给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可喜变化,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数智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国际中文教育组织样态的新变化。最后是开辟国际中文教育传播新方式。数智时代,国际中文教育传播路径发生重大改变,数智化在线学习平台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重要渠道。这种新型传播方式的特点有二:1)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记录用户的基础信息、学习诉求、学习行为和学习兴趣,利用特定算法为其智能推荐最合适的内容,实现精准传播;2)依靠高质量内容吸引流量即受众关注量,将受众转化为真正的学习者,通过汇聚流量赢得更广泛用户,扩大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学习者规模,从而将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传播给更多的国际友人,展现可信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
(二)议程设置规制文化交流互鉴资源使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大众传播通过议题的事先设定对受众接受信息产生影响的一种活动或过程。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一部分,议程设置是它自身具有的题中之义,即使是民间团体或个人进行对外传播也要遵循议程设置理论要求。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学资源是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凭借或重要媒介,是传播活动得以开展5W要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源建设和使用的主体是施教者即语言文化传播者,他们是主宰者,其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主导性特征,应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好教学资源政治关。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专门面向来华留学生和国外汉语学习者的专业和学科,直接面向语言文化接受者,零距离触达、面对面互动,是教授汉语语言、传播中华文化、构建与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最直接、最优先领域,其作用非常明显、优势极其独特,因此在进行教学资源建设与使用过程中要站在肯定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立场上充满自信地讲授好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守好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这一关。
二是增强“标准化”意识,保障教学资源科学性。《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是国际中文教学资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赋能有助于加快中文教学资源的国际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步伐,为国际中文教学资源的建设与使用提供基本遵循和方向引领。我们应认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的指示精神,以此为依据持续推进中文教学资源建设,做好中文教学资源建设的统筹管理和整体规划。
三是满足汉语学习者要求,提升教学资源匹配度。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母语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中文基础以及不同学习需求的差异,需要不断丰富教学资源的类型与形态,与时俱进地优化教学资源结构,进一步提升国际中文教学资源的建设水平和供给能力。通过提升教学资源匹配度,尽可能满足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知识现状、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个性需求,尽最大可能弥补和抹平知沟差异。
四是加快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教学资源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网络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中文数字资源不断与时俱进,取得一定成效。”吴应辉教授将此成效总结归纳为形态丰富、数量可观、科技赋能、场景扩展和应用广泛等五个方面。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已经进入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崭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正在建构一种智能化、精准化、标准化、泛在化、交互化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生态。
五是促进中文与职业技能融合,开辟教学资源新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中文教育“走出去”并与各国深入开展职业培训提供了广阔空间,由此形成了“中文+职业技能”特色教学模式。2022年8月中国和东盟成立多个职业教育组织,在轨道交通、现代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智慧农业、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完成102门中英泰三语国际化课程,依托远程海外教学中心、校企合作基地,培养各类学员近万人。
(三)满足需求增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效果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言文化学习者来自世界各国,范围广、层次多,年龄、受教育程度、文化素养等各方面差异较大,学习汉语的动机和目的也不一致,因此在教授他们语言文化时,要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学习内容、采取不同教学方法、使用不同传播载体,充分满足他们获取信息的需求,最终在轻松、愉悦、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首先要充分考虑来自不同国家留学生的文化差异。“当两种不同文化遭遇之时,有人会本能地对异己文化有所排斥,而对同质文化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亲切感。”人类在语言交流中会使用各种数以万计的文化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所呈现的文化特征也是千差万别,如肢体语言掌心向下的招手动作在中国和美国意义完全不同,“OK”手势在美国、法国、日本、泰国和巴西等国家也大不一样。价值观和道德上也有明显差异,西方人比较重功利,把道德作为实现利益的工具,追求个人自由、幸福、人权、平等;而中国人往往以道义为重,将个人荣辱得失放在次位,为保全道义而压抑个人功利与欲望。
其次要充分考虑不同留学生群体的汉语学习需求。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大众的“社会和心理需求”,将传播的视角从传者导向转向受者导向,彻底打破了“内容本位”思想,也打破了“语言与文化的传播顺序一定是先语言后文化”的传统误区,先学习语言还是先学习文化由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所决定。大多数来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通常是以语言学习为主,因为他们有使用汉语的需求,而且能在语言日常运用中得到满足感和获得感,因此可以先开设《综合汉语》《汉语阅读》《汉语听说》《汉语口语》等语言类课程,再开设《汉字文化》《中国文化概况》《中国国情》《跨文化交际》《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文化类课程。
再次要充分考虑留学生群体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受众因知识背景、文化背景、环境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其社会和心理需求也是分层次的,比如“个人层面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肯定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通常集中在饮食、服饰、剪纸等表层文化和节日风俗、武术、中国结等部分中层文化。我们应该全面立体地阐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能仅关注到它的“博大”一面,还要注意到它的“精深”一面,比如中国结、武术、剪纸等文化传播,要突破简单的物质形态和才艺展示表层层面,积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其背后象征团圆、保家卫国、装点生活等蕴含意义和多重价值。
最后要充分考虑留学生汉语学习接受的思维习惯。跨文化传播实践表明,有效的文化传播,只有在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语码系统相似时才能实现,否则接受者不仅会对传播的文化涵义产生误读,甚至可能在语言理解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对其隐含的意义产生对抗解读。要避免接受者解码过程中出现误读,文化传播者应该深入研究接受者的社会文化惯例以及利益,必须重视并加强传受双方相互角色的交流和了解,避免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播,要强化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联系和交流的意识,熟悉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易感点和差异点,要站在中华之外和历史之外看中华文化,站在解码者的角度看待中华文化,如此才能更好“编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