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政治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之一。每一种文明形态都形成了自身对政治存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思考。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今天的政治学科，但并不妨碍在这片土地上产生出伟大而丰富的政治智慧。从先秦到唐宋元明清，流传下来的政治杰作不计其数。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拖入现代化进程之初，国人不免仰慕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并试图效仿之。身处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一代学人均对中国政治学之紧迫性和艰巨性感同身受，政治学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在中国建科立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解，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现实来阐释政治、分析政治，形成创见。进入新时代，响应党中央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中国政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政治学人的共识与使命。

中国政治学从创建之初，就一直与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事业同向同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富有首创性的、独特的伟大制度实践，包括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政治协商制度、公有制及相关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一国两制”实践、政府职能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探索用西方政治学现成的理论概念是无法全面理解的。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政治学者对以上这些议题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这些重要的知识贡献无疑在世界政治学中已有一席之地。由于学科本身的特点使然，中国政治学自1981年重建伊始，就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己任，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提出新问题、发展出新理论。中国政治学者通过实际行动和切实的学术努力，不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施行了各种逆全球化举措，世界政治的权力格局正在重组之中，新兴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这正是近代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全新的社会应有新的政治科学。政治学作为世界政治现实演化的一种理论反映，其实一直随着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价值、理论还是知识体系，都由于西方世界的主导而深受其政治需求所影响和支配。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主导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第一次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学理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单极世界逐渐走向内部分化撕裂，新兴国家借助技术变革和全球供应链转移而崛起，旧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走向崩解，原有的在西方价值支配下的政治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新的世界政治现实，这一现实的核心关切，就是治理与发展严重短缺时代的来临，亟需政治学者从治理和发展的角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前景做出新的理论判断和理论指导。总的来说，新的历史时代对于原有的政治科学态势而言可能正是最佳的变革时机，问题只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以及何种取向上进行变革，对于政治学而言，最重要的挑战和机遇都集中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两个问题上。

其一，全球化趋势将使政治学摆脱地方化和区域化。今天的政治学如果要获得生命力，一定是与全球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深化将有助于创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学。原来的政治学话语由某个民族国家、某个区域创造主导并向世界其他地方输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服务于本国政治利益，却乔装成普世价值的政治价值，将在全球化潮流中充分暴露其政治意识形态本质。在此背景下，即使西方政治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产生了更多的挑战和威胁。

与西方政治学者的忧心忡忡相反，我们认为，新型全球化摆脱了旧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以资本扩张为手段的全球化模式，将以新的方式将不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和文化多样性的条件下构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形成新的、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政治学。可以说，在新型全球化条件下，一切政治学都应该是全球化的政治学。基于中国发展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摆脱原有被强加的知识体系的桎梏，其次是构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实践知识，最后是基于这样的实践知识，去寻求新的普遍性理论，这些努力缺一不可。

其二，新技术革命将赋予政治学新的技术路线和学科格局。计算机技术的飞跃式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形态，如今人们如若缺少了智能手机、互联网和各种现代通讯技术，将寸步难行，采用计算机处理各种数据资料已经是基本操作，这也进一步改变了政治学的生态。原来那种皓首穷经爬梳文献的研究方法，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效率的，无法满足新的学术发表持续高涨的要求。借助新的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来进行研究的论文成批量生产出来，新生的研究力量不断涌现，改变了政治学的学科格局，跨学科的研究和团队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替代技术的出现也加剧了政治学研究人才的竞争和新陈代谢，甚至如果政治学对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过分依赖，政治学研究者终有一天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第一步将是政治学研究人员被计算机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替代，这是已经发生并将愈演愈烈的趋势。有政治学者惊呼，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数据世纪”。对此抱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数字化将带来一个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论与方法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黄金时代”显然不属于传统的政治科学，数据时代大部分的贡献都不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政治学者对技术的依赖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作为政治学者的身份困境也进一步加剧，他们随时将被来自其他领域的“跨学科”力量所取代，由技术至上主义者发起的研究倡议，大部分都跟政治学理论的增进无关，而只是研究技术的优化方案。这些方案的实现，事实上并不需要专业的、经受长期政治学理论训练的学者，也许这正是技术至上主义者翘首以盼的结果，它也同时意味着政治学理论的危机。政治学站在十字路口，一边可能要寻求适应新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的理论思维工具以避免被后者所取代，计算政治学呼之欲出；另一边则可能要返璞归真，从喧嚣的数字化时代中回归灵魂的反思，吁求更高级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政治学到底是“思想化”还是“智能化”？还是两者共存？一场新的知识体系分化和交锋在所难免。

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以上变化其实都是可预见的。中国政治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政治学发展的五大趋势：第一，政治学视角的再理论化；第二，政治学分析的动态化；第三，政治学范围的国际化；第四，政治学方法的多样化；第五，政治学课题的多样化。这些充满前瞻的认识，说明中国政治学者肩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使命，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学者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深刻洞悉了世界政治学的发展趋势，由此来思考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

进入新时代，学者们不断加深对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认为这代表了重构世界政治学理论的努力方向。当代中国政治学确实是在大量学习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政治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更凸显在变化的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特殊意义。在知识谱系上，中国传统的经世主义、西方政治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学理资源的三大来源。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本质上是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经验凝聚而成的中国观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民族特点，这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西方政治学是“冷战政治学”，其以制度研究为基本议程的做法已经失去效力，政治学需要新的研究议程，即国家治理研究。这些观点都代表了从中国实践出发对世界政治学理论重构的深刻反思。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本体、主体和客体。第一是政治学理论的本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是存在基本共识的，那就是回到政治学的元问题、元理论上去，回到起点，重置逻辑起点意味着“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对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理论作整体性反思和超越。中国政治学之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于它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阐释，这也使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了天然的普遍性。

第二是政治学理论的主体。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自成一家之言。从主体来看，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中国学者专有的事业，它是向世界人民开放的，世界上任何一位政治学者都可以参与其中，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共同构建新的理论知识体系。“自主”不是“孤立”，自主是指一种态度和理论立场，即摆脱既有理论羁绊，从政治实践中自由探索理论模式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自主”也就等同于“创新”。进一步而言，如果基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新的理论知识，可以用来分析新的时代的政治现实，那么不仅说明这一理论建构的有效性，也证明了理论本身的普遍性。

第三是政治学理论的客体也就是研究对象。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中国实践来提炼理论，而不是反过来，将已有的理论框架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实践上。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还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不符合已有理论模式的实践都是不正确的做法。事实上，欧美的衰落已经证明了其理论的无效。欧美政治科学在技术上愈发趋于精致的同时，其政府治理水平却以不可阻挡之势一落千丈，说明这些源于欧美政治发展经验的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已经无力应对时代的变化，诸多理论已经面临失效。求助这些已经失效的理论来解决当下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正是这种理论需求的紧迫性，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求诸自身真实的政治实践，从中寻找新的理论解释，为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供基础。

中国政治学者向政治共同体回归，重新思考政治学的元理论问题，扎根田野，着眼实践，对政治学基本命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初具成效，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这些新理论不仅来自于政治实践，同时更彰显出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前瞻思维。举例来说，在王浦劬等政治学者的倡导下，“国家治理”理论方兴未艾，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政治学强调了治理的优先性，将政治制度的建构与国家能力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徐勇等为代表，长期扎根中国乡村，开展田野调查，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提出理解中国社会制度之根本的“家户制”概念，从元理论角度提出构建“关系政治学”。以林尚立等为代表，长期对中国创新性制度实践进行研究和理论总结，在“一国两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央地关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等领域形成了系统性分析。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对已有政治学理论体系发起了挑战，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了典范。以这些工作为基础，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能呈现以下理论格局。

第一，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重构政治价值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实践的最终目标，这就确立了政治的核心价值是美好生活的实现，更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之前各种形式阶级社会的政治明确了价值判断标准。只要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一天得不到根本解决，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都只属于某一部分人，那注定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只有围绕最大程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构建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才是真实的，能被切实感受到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加以实践的。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强调了政治的整体性、公共性和至善性，而不是个体性、利己性和竞争性，可以说，这样的政治生活才是最符合本真意义的政治。惟其如此，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利益斗争，政治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也同时可以理解为“共同的善”，正是政治作为“至善”生活的体现，共有、共享、共治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真形态。

第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来重构政治文明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治理形态的创建和成长。从坚持党的领导，最后落实到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在逻辑上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以中国之治来引领世界之治。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一家独好，而是以中国的发展来带动世界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对西式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否定。过去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是以在世界中区分先进—落后、中心—边缘、文明—野蛮这样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体现为霍布斯式“主—奴”关系的扩张。事实上，虽然经过各种粉饰，在今天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内核中，依然能体察到这种主奴辩证法的存在。中国式现代化要从根本上摒弃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它要构建一种新的、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政治文明体系。

第三，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来重构政治共同体理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以国家治理为中心内容，有望构建出中国政治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力地回应新时代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治理既强调国家的责任，以此重新定义现代国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职能，又力倡建立国家与社会共治框架，两者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西方世界那样把国家和社会视为二元对立存在。从国家治理理论自然推进到国家发展理论。国家通过不断加强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而获得发展，同时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片面强化其强制力来壮大自己。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发展，实际上都有通过国家发展来实现现代化的内在需求，这样对国家发展动力的研究，就有可能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新的方向、方法和框架，从而一举突破当前比较政治学议题的局限。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领域，它对政治学具有统摄性意义，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回归到政治学的起点，即何为政治共同体的元理论问题上。这样来重新理解国家的话，国家理论就不会像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那样，过分强调不同民族国家内向强化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有时候会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动力的研究，将具有理论的普遍性，有助于促成不同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四，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构政治体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民主的价值寓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政治价值体系之中，它不仅是政治民主，同时也是社会民主、生活民主。显然，不同国家对民主的理解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哪一种理解更接近于民主的本义即共同的善。长期以来，民主的定义、价值和制度都被西方政治话语所把持，甚至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投票。事实上，将民主简化为投票，只是代议制民主面对人民民主的一种妥协或者倒退。在将民主等同于投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民主就是定期运行、一次性多数和单程性表决的结合，民主蜕变为权势集团合法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首先是一种共同善，通过实现共同富裕来达到，由公有制来保证；其次，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决策过程中的多数是有变化的，在不同决策环节中需要反复重新认定多数，确保人民始终在场；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实现的整体性，即从整体利益的实现来判断民主的效度，而不是简单地基于个体利益的叠加来形成所谓多数利益。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与人民就联成了一体，形成良性互动、资源再生循环的有机的政治生态系统，真正实现了政治生活的体系化。

第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重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世界政治的理想蓝图。这是一个休戚与共、相互协作、互相尊重、充满了多样性的政治世界，而不是西方学者眼中充斥“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丛林世界。世界从古代的平行成长，到近代以来非均质发展、不平等的全球体系，到今天，其掠夺性、压迫性和不公正性已经暴露无遗，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治理、安全和发展的严重稀缺。有良知的政治学者吁求新的、富有公正性的替代性秩序出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这个新秩序之“新”在于几个方面：其一是利益共同，一国的发展不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其二是文明互鉴，不同文明、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其三是和平共处，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对等协作的方式来解决，真正实现人类的普遍正义和和平。从理论上系统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政治学者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治学承担了共建人类政治新文明的历史使命，旧秩序下的政治学体系是时候彻底变革了。中国伟大的政治实践亟需新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而新的政治学理论又是对已有的在西方主导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性突破。中国学者在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要切实将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建立联结，这种联结性越强，中国政治学作为一般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就更强，政治学就成为真正的公共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