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诸多新思想新举措，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创新动力。中国政治学研究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努力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创新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渐盛等特征。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使命型引导、实践性驱动、本土化需要、新技术驱动等因素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迈入自主发展、综合创新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强调自觉性、前瞻性、包容性。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学 发展特征 动力因素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界的相应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基本判断。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实践的方向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时代变局中大变革大发展，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会遇到很多来自国内和国际的风险挑战，这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拓展了研究的空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社会大变革、人口大流动、社会关系大变化的时期，当前中国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种问题和矛盾也会被放大，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就成为当前政治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揭示中国政治发展规律和逻辑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中国政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政治学研究中反思性和回顾性成果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政治学在这一阶段的进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展现了诸多特征及独特的发展动力机制。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王浦劬回顾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轫和创立的历史，总结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样态与特征。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对西方政治学知识、学术、学科和课程的移植，都只做到了形似而神不似，因此，中国政治学科仍旧需要有较大的突破来改变当前的现状。[1]张师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框架与价值引领，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形成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特色。[2]俞可平总结了中国政治学从1978年到2018年间的发展趋势，总结了七个发展特征，并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也遇到了严重的发展瓶颈，急需提高中国政治学发展程度，以使其变得更加具有知识性、专业性、学术性和全球性。[3]陈周旺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政治学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经历了由整全性知识到专门性知识的转变过程，认为现在的政治学研究更倾向于某一领域内容的研究，而非从整体上去寻找解决方案。[4]房宁认为传统的和现有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一次全新的方法论变革来改善这一现状，要将研究重心转到对中国实践的关注上，创新中国理论，需要更多地运用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来探析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5]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动力机制研究方面，王炳权和王承禹认为政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碰撞为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政治理论的周密性、纵深性和前瞻性等特性推动了政治知识积累和研究范式演进。[6]师喆和亓光认为发展创新是中国特色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在理论与实践持续互动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有序拓展，并逐渐走向多元化、复合型的方向发展。[7]俞可平通过对中国政治学40年来发展历程的回顾，总结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或内在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学术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类关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知识体系，因此其发展要遵循学术的发展规划，即学术的逻辑。另外，政治学因其特殊性，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直接而密切，因此其发展又将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即要遵循政治的逻辑。[8]王中原和郭苏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提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一是各类学术资源的汇集，涵盖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土的政治理论和方法；二是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推动，中国政治实践和政策需求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力量。[9]
上述研究成果客观阐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特征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学界在中国政治学总体上呈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主创新的学术生态上是有共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关键的发展十年，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服务。回顾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有哪些新的发展特征，哪些因素正在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探讨进一步发展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对于我们总结既往、立足当下、面对未来都有积极意义。本文拟基于学界的重要讨论和重要成果，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自主创新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
(一)更为强调本土化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非西方理论或本土理论的兴起。这一趋势使西方理论与中国案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即西方理论有其自己的生长土壤，并不适用于中国场景。学界对这一点做了充分讨论和积极强调，形成了基本共识，并积极探索中国政治学发展转型升级的若干渠道和领域。现有的文献已经论证了政治学能为中国做什么，以及中国案例在总体上能为政治学提供什么，这是中国政治学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工作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觉醒来自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入探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过要求，即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在改革开放新形势推动下，中国学界曾引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在“补课”问题上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倾向。然而，综观新时期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实事求是的学风始终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主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深刻认识到用西方政治学概念、范畴、体系裁剪中国现实，无法真实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更无法探究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意识”强烈彰显，说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重大的发展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强烈反差使中国制度优势和西方制度缺陷对比更加鲜明，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意识”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挑战，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正是这种独具特色和绩效的政治实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西方制度和中国制度的优劣，促使政治学的研究视角立足中国，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知识，供给自主性政治学理论。
“本土化”意识的强化，说明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本土化意识的强化并不意味中国政治学在其之前的发展历程中没有本土意识，而是在主观因素外还深深受制于客观因素，这个客观因素就是中国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那么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扬弃过程。理解政治学的发展需要从理解中国实践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切入。孤立地简单地判断政治学是不是“西方化”、是不是“本土化”，而不涉及其时代背景，结论往往会不客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个不断定型的过程，在定型之前，是个探索甚至是试错的过程。政治学的发展轨迹总体上也是与这一发展路径相契合的，并且二者的互动是有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增强，正是符合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是对自身既往发展的反思和提升，这种否定是发展中的积极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一定程度上也借助了中国政治学的智力供给，这也充分证明中国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本土化”意识的增强，也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经世致用”意识更为强烈。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时代给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核心的若干重大议题，如“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等。为这些议题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破解提供智力支持，是政治学研究的当然的议题，也是政治学学科的立身之本，更是构建政治学“三大体系”的基础。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有关于中国政治学“转型”的思考，主要涉及“小政治学”与“大政治学”的关系、“建制与非建制”关系等，这是政治学自我反思和积极调适的反映，说明中国政治学始终在以“中国问题”为学科学术话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以“中国为研究和服务对象”上，政治学没有“偏离轨道”，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我们的更多焦虑或分歧实际上是对话语和方法的反思，比如我们强调学科核心范畴的中国化问题、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的研究方法等，这正是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反思的前提和对象是中国的政治学，而不是西方的政治学，这才符合实际，才有深入讨论和创新发展的基础。
(二)更为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
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发展中顺应发展潮流，不断进行有效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形成分析问题的新颖视角，推动理论创新，出现了诸多新交叉学科，为政治学“固本开源”增添了多样性和互动性。基于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新发展阶段复杂任务对政治学领域的深刻影响。
学科交叉试验与创新，强调采用其他学科路径，运用多学科视角和范式来丰富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从而提出新方案，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形成范式跨越。通过将新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直接推动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命科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创新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些交叉学科发展程度不同，但有效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展现了新的研究视角，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
新时代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出现是时代课题的要求，是学科新知识的生长点。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对学科视野和学科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学科知识的丰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从学术的呈现方式看，“学科学术”似乎让位于“问题学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学术的落幕，只意味学科的知识体系需要更新。知识是客观的，某种程度上讲，“旧知识”就是既有学科。任何学科都不能固守，才会有新知识的不断增加。不固守，并不是抛弃，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学科融合一定程度上是对所谓“学科学术”和“问题学术”争拗的化解。在当今学术的问题域中，核心问题并不是很多，且在时空维度上始终具有普遍性，或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其实也是共同问题，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所谓学科学术就是探讨前人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所思所想。这些讨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抛弃不了的学术。进而，学科学术和问题学术并不是割裂的，在学科基础上研究问题，在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学科新知识，固守学科和虚无学科都是片面的。
(三)更为强调研究方法创新
杨光斌研究了政治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缺少学科发展上的重要突破。[10]房宁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一次新的方法论变革，需要超越传统的和现有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11]从研究方法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以往定性与定量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学者们也在积极引入其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元分析等分析政治环境等热点问题，受到广泛认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大数据成为新兴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多个学科研究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实施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大数据科技产业化得到广泛运用，与此同时，政治学相关议题中的大数据算法分析和结算成果运用研究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
大数据方法在描述性研究尤其是相关性研究方面发挥优势，有助于更加全面、精准和实时地了解社会现象“是什么”。同时，统计方法、实验研究和定性方法相结合，对于因果推论领域也具有独特的贡献意义。大数据方法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新兴实验研究拓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不仅能充分运用大数据方法所具备的数据量全、时效性强和类型多元等优势，还能极大丰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工具箱，增强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为自然实验、现场实验和调查实验等提供良好的应用场景。借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少政治学研究者在政务大数据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舆情分析、公共数据采集和使用安全、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尤其对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随着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实验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和交叉研究兴起，实验方法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工具。实验方法的应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控制数据采集和生成过程偏差的机会，避免数据由于被试者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失真问题。同时，对于改善“理论、假设与研究结论”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使得研究因果推断更加系统严谨，并且加大了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复制性。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有效建构政治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新兴的研究方法不断反思研究议题选择、方法适用性、局限性等问题，夯实知识基础和理论储备，亦为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政治学视角。
新方法不断涌现的前提是时代提供的技术和问题。观察对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运用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如果对问题的分析没有增益，无论什么研究方法，都没有价值。基于此，我们应更多关注一项研究的论证是否周延，数据是否有信度和效度，结论和发现是否有意义，而给新方法以更多的宽容，不能因其异于我们熟悉的传统研究范式而否定它，至于那些为了方法而方法的“套路式”研究，注定容易被淘汰。新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都是具体方法的创新使用，对提高研究效度是有意义的，但具体方法的丰富和发展，不能冲击、遮蔽，甚或替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研究方法。在学科、学术、话语发展中，根本方法运用得如何还没有明确的评估，因其是关涉政治导向、学术方向的根本问题，应该在方法创新中给予充分关注，而不应被忽视、替代。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的发展给予中国政治学巨大的发展动力。这些因素客观上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生态。主要表现在研究的中国特色得到加强、理论创新更加主动、回应时代要求更加自觉。
(一)使命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有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指引下蒸蒸日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后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充分体现在新时代政治观、政党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方面，指引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
在新时代政治观方面，相关研究深入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深化了社会主义人民主权论；在政党制度方面，相关研究深入阐释“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明晰中国的政党关系；在民主理论与实践方面，相关研究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以及民主实践的新探索；在国家建设方面，相关研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明确第二个百年目标是政治学研究的最为核心的议题；在民族理论方面，相关研究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性认知的形成路径；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相关研究深入阐释“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些议题都是“国之大者”在学术层面的展开。伟大使命引领各层次的工作进展，带给中国政治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指出了学科、学术、话语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政治学统领性研究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如何切实做到“以学术讲政治”“为人民做学问”，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者“学术焦虑”和“创新冲动”的根本动力。
(二)实践驱动
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无法依赖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照搬照抄，也不是空想出来的理论框架，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脚踏实地的探索中获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是契合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是中国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特殊政治实践推动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多方面展开了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如全面从严治党、放管服改革、机构调整和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等，都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也逐步转向国家建设、治理现代化、新政治文明。在改革实践过程中，诸多问题仍然存在，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利益平衡、共同富裕亟须推进、社会矛盾复杂交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党的建设仍需加强等。这些实际问题涉及很多理论问题，如，如何把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有机结合?在新时代应该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高水平实质性统一?这些问题无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是中国政治学服务的“国之大者”，也是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党领导一切”理念下，对国家权力结构的整合和重新配置；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下，对执政绩效的重新规制；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下，重塑党和人民关系等重要政治实践，都是中国政治学最为重要的问题域。
(三)科技驱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社会当前和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深刻改变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组织关系。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了劳动者能力和素质；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成就了新的产业形态和消费模式；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促进人们交往复杂网络的形成；降低了交易成本，平台化和生态化组织不断形成。
社会生活和人们组织方式的革新，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政府运行和管理、经济调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工具创新，以及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和方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创新机遇。中国政治学研究及时发现并关注包括数字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智慧城市、大数据政务应用、新旧动能转换、数据共享体制机制等议题，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新工具开拓了政治学的问题领域。
总体上，如果将政治学简单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技术进步提升了治理效能，促进了政治科学对新治理方式的考察，推动了政治哲学对技术伦理的思考。治理实践由于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治理效率得到提高，为政治科学提供了若干议题；同时，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大规模运用也使得技术伦理问题浮出水面，治理的绩效也备受质疑，治理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技术为本的问题抛给了政治哲学。
四 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始终是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念与经验为研究对象，这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逻辑。中国政治学的补课是实践性的系统化建构，在不同时段有着发展的不同重点。从长时段的视角看，中国政治学始终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西强我弱的态势，也经历过曲折的进路，但总的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围绕“国之大者”自觉、自主地开展研究始终是学科发展的主流。中国政治学研究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获得的扎实基础，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应在以下方面继续着力。
(一)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应更具自觉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反对教条地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范式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地分析，一方面积极创新中国政治学概念、范畴、体系。总体看来，经过“补课”“取经”式的学术实践后，中国政治学开启了“自觉”的历程，对本土政治学资源的关注更加深入，综合创新意识更为强烈。
中国政治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要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根据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设置研究议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学者们能够并愿意基于中国的政治现象从独特的视角进行创造性思考，努力规范、丰富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理论。这种自主性的理论创造，表现为在政治导向上，即强调以学术讲政治，为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服务；表现在学术导向上，即强调求真务实的学术进路；表现在学术交流上，强调不因开放而迷失、不因自主而自大。
(二)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应更具前瞻性
中国政治学发展与创新的关键力量来源于现实中的政治实践，与中国政治实践的战略性和实践性相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与推进和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相同步，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者通过立体的研究视域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学解读，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作出更深层次的理论总结，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在面对“两个大局”，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政治学需要继续从理论层面有效回应中国政治实践重大问题，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谋划开展战略性研究，在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给予”关系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学科发展、学术繁荣与国家进步、人民福祉间的有效连接，提供具有前瞻性、储备性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政治学提供战略性成果。归结为一点，新时代的政治学要能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贡献智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在重塑社会政治生活的理念、框架、机制，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应有的思想理论引领作用。一些学者倡导的政治学要体现“建制性”，一些学者对“政治学公管化”的反思，一些学者强调的“小政治学向大政治学转变”等，都从不同角度关心着政治学发展的命运。时代是出题人，中国政治学已提供了多样态的答案，虽然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且存在争鸣，但这正得益于伟大时代为学术繁荣提供的丰厚土壤。时代充分宽容了学术的多样态发展，那么，学术发展必然要供给时代发展以深厚的学理支撑。
(三)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应更具包容性
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历史性任务，面临的问题是历史性问题。学术研究适应这样的复杂局面，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自己的回应方式。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学术共同体的重新组合，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这是政治学研究包容性的体现。这种包容性应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为人民做学问”而得到进一步强调。
“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同样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阵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于政治学自身创新的需要，更主要的在于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新型政治学理论进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切实鼓励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大力推进学科开放和交叉融合机制建设，促进新兴学科形成，构建交叉学科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意识不断加强，主要表现为：一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或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创新性阐释的新兴学科大量出现；二是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研究的“协同研究”，正作为政治学多学科融合研究的一种新形式出现；三是许多大学和其他国家资助的研究系统内部建立起一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开放研究平台，打破了学科体制禁锢，推动了研究范式转型；四是政府对跨学科研究的资金投入增加以及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五是在大数据的创新技术和方法应用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与自然科学、计算科学、信息科学的协同发展得到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在未来发展应继续致力于多学科融合发展，积极求新求变，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国问题做出政治学的创新性解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学领域正在共同学术价值追求基础上形成明确的学术共同体。学术目标一致、学术规范严格、学术氛围浓郁的学术共同体将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和繁荣的中坚力量。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调整构成。毋庸讳言，新时代是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利益格局时代，这是一个利益剧烈调整的时代。适应时代要求，学者也要以共同体的形式联结起来，共同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新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也是利益整合和调整过程，也要改变一些教条认知和利益链条的禁锢。
当前多种客观因素正在推进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形成。这些客观因素包括：学者基于时代政治议题对政治学科的进一步认同；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指导和多方面支持鼓励，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期刊系统、专业学会系统、高校研究机构等正式学术交流平台，凝聚了价值共识；公平公开公正的学术评议原则规范了学术资源的分配；借助数字与网络发展起来的新媒介催生了协同研究；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接，实现了队伍建设上的后继有人，等等。这些积极因素，促进了政治学从业者相互支持、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