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10-30 0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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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  

  

   摘要:政治的本真性,即“共同善”,其必然的实现形式是人民民主。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人民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人民性,人民民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建构。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民主,就取决于这种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在政治目标、政治运作乃至于政治效应上都充分体现出人民性。人民民主的制度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由此逐渐形成三个基本制度特征,即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全方位性和大包容性。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设了新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性质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是人民民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是内生于中国历史社会的政治实践形式,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和重大的政治文明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扬弃源于西方、不断走向僵化的民主言说,实现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

   一、人民民主:政治的本真性

   政治的本真性,即“共同善”,其必然的实现形式是人民民主。共同善,顾名思义,首先是共同、共享,包括同理、承认、共享价值和资源;其次是善好,在对善的理解和拥有上,共同体的成员具有共同性,一切人对一切人是善,而不是对立。这与英国自然法学家霍布斯的所谓“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好相反,后者是自然权利优先于共同善。共同的善好、相互的承认,在制度安排上只能是一种从整体出发的人民民主。

   在此,简单回顾一下政治思想史是有必要的。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民主是共同善的唯一实现形式,相反,他坚持共同善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表现形式,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很有可能是不那么可靠的一种,他宁可将希望寄托在君主制或者贵族制身上,只要这少数人足够“善”,就可以确保共同善。相较之下,教育少数人向善,比教育多数人向善,要简单便捷多了。

   亚里士多德之后,对共同善与民主关系的思考就中断了,一直到法国思想家卢梭那里才被接续。其间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神权政治观和自然法学说的洗礼。基于自然权利的契约论只是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哲学基础,却未触及民主政治本身,这一工作是由卢梭完成的。卢梭首先提出“共同性”的问题。他指出,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都错了,因为从个体出发构建的共同性,不是真正的共同性。霍布斯的“欲望的共同性”和洛克的财产权相互承认都是虚假的共同性,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相反将催生冲突。换言之,基于自然的欲望,并不能让人成为真正的政治人,而人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进入一种所谓自由的秩序中,代价一定是人原本所拥有的尊严和激情的丧失。人与人的共同性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卢梭的做法是诉诸“本真性”的情感。在卢梭看来,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共同性在于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本真性的情感,也就是人对他人的情感,包括爱、同情,等等。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什么利益,唤起了人内心的自我确证。这样一来,人与人相遇不是只会产生冲突,他们还可以产生感情,而且人的情感只有在与他人相遇的时候才会产生,天然是人际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通过相爱、理解而形成的这种承认,不是零和的,而是相互强化的。就其“相互强化”的特征而言,这种本真性的情感又可以说是政治的,足以构成卢梭所说的“公意”的基础。

   卢梭说的“公意”,也可以译为“普遍意志”,与共同善非常接近了。这种建立在本真性情感上的政治,方可称为本真性政治。以之为基础,一种共同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社会”才成为可能。民主作为真正的政治社会的产生方式,不能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凭一己私利投票只会产生出危害“公意”的“众意”。活在政治社会里的人,要交出他的权利,以确保政治与私利的隔离:“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祛除了私己利益的思虑之后,在政治社会中人就剩下本真性的情感,民主参与就唯一指向了共同的善。只有这样的社会契约才真正具备交互性,是一种“相互的契约”,也就是“共同的契约”。在卢梭看来,契约不是市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交易,结果上它应该达到交互性的目的:“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在卢梭的政治社会里,已经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本真性的政治只能是人民民主。只可惜西方世界的“民主”实践是沿着洛克的路线而不是卢梭的路线行进的,这种实践与人民民主渐行渐远,终究会陷入市侩政治的泥淖之中。它的终极形式是代议制民主。卢梭曾经否认一切代议制,因为只要是代议,“公意”都容易被“众意”侵蚀,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代议制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基于个人私利的统治,只不过是民主的“变态”。举例来说,在民主政治中,如何投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投票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投票,那就是“众意”,是民主的变态;如果投票者是从普遍的、整体的利益来投票,那就是“公意”,是真的民主。如何才能保证投票者遵从“公意”来投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投票时祛除对私利的关切,这就回到了最初的、交出权利的问题上。

   可见,卢梭这里讲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他所批判的虚假民主,可能是那种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代议民主。人民民主超越西方代议民主之处,就在于它以共同善为先,是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民主。这种共同善,可以涵盖、实现和包容每一个人的发展,达到一种相互的强化,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观西方代议民主强调的是自然权利优先,但是从个人权利出发始终无法达致共同的善,它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片面的民主。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斗争中,代议民主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英国历史学家基佐在热情讴歌代议制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代议制从根本上是有别于人民统治的:“代议制政府根据人们按理性和正义行事的能力来配置实际权力,获得权力的权利正是得自于理性和正义。通过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或通过简单地求助于社会的共同意识,这一原则适用于日常生活,并符合个人利益……成为代议制政府与人民统治相区别的特征。”显然,代议民主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对于民主的要求,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最终还是要被全面发展的人民民主所超越。人民民主在政治价值区别于、更超越于代议民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民主必须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都实现普遍共享。按照这一标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最广泛的,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共享资源的基础之上。当然,均等只能是按照一定标准所形成的均等,比如在收入方面按劳取酬,而不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不平等条件下的民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一生的理论关注,就是美国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如何实现民主?带着这个问题,达尔提出了他的“多头民主”理论。他指出:“许多多头政体现在正是存在于有着大量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例如收入、财产和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不平等。”然而,达尔用多头政体对冲社会不平等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从一开始,他所知道的美国民主就已经偏离了本真的政治,是一种由商业资本主导的政治形式。只有在社会制度上实现资源共享,才有可能支撑真正的民主生活和民主政治。

   另一方面,民主必须体现出统一性和整体性。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民主也应充分体现出这种整体性。卢梭十分强调人民主权的统一性,因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必须通过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上,都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统一性的实现,以体现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整体意志。这种整体意志是不能被代理的,而只能被代表,代议制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困境:当选的议员和官员其实并不能清楚了解自己能够代理谁,所以最后只能自行其是,这样就将人民意志与最终决策意志分离了。整体意志更不能被分化,最多只能是被分工。西方民主所贯彻的基本上是一种功利主义原则:从个体利益出发,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达到利益的均衡化,从而形成最优决策。功利主义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方社会制度与民主之间的龃龉,但是与民主的整体性要求相去甚远,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分化和共同善的内在矛盾。由于社会各个部分都极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制造出来的就是社会撕裂。唯一能弥补这种撕裂的,就是一种政治包容,但是这种政治包容从未真正降临,迄今只是停留在所谓的民主理论家的睡袋中。

   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民主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一切国家和人民,不管喜欢民主还是不喜欢民主的,都以民主自居。民主不是如亚里士多德当初认识的那样,只是实现共同善的其中一种方式,而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政治形式。反过来说,民主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民主的本义,就是共同的善。当然,民主作为基本政治形式,它本身也有不同的制度实现,随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而变化,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民主制度,对民主价值的理解也有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解释为受限于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国家抵达民主、实现共同善的程度不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人民民主之外的民主制度,视为民主的不同表现形式呢?还是民主的对立形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马克斯·韦伯关于“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讨论上。从共同善出发,我们只是确立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合理性。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在价值合理性的意义上来讲的。但是民主的工具合理性始终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语境。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出于对人民力量的“恐惧”,资产阶级市民就以代议制政府的工具合理性,篡夺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合理性。可以说,对于大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来说,民主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断裂,依然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题,而这一谜题的根本,就在于民主被局限在一个十分有限的领域,并且以狭隘的、单一的方式来体现。这样的民主注定是脆弱的,会不断受到来自于非民主力量的冲击和侵蚀,比如某种特殊的商业阶级利益。如果非民主的力量过于强大,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民主的稳健性就是可疑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民主制度实现的多样化,是正常的政治现象,不应引致对人民民主的价值合理性的争议。只能说,不是所有的民主制度都能充分展现民主在政治价值上的本真性,而西方代议民主的逻辑若是推至极端,则更容易被引导到民主的对立面,尽管可能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相反,我国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实现人民民主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步伐。从价值上,我们充分认识到,人民民主是为了实现共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也是本真政治的基本形式,本真政治只有通过人民民主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从制度上,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民主行之有效的实践形式,而且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之中。

   二、人民性:人民民主的本质规定性

   人民民主的本质规定在于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来阐释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性,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大目标。

在理解“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将“人民”和“公民”混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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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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