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利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7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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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利友  

【摘  要】知识生产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并创造知识,不断构建、完善和丰富人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进而间接或直接推动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同样面临着知识生产问题。从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来看,我们需厘清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共识、知识传播和知识互鉴五个方面的议题。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着眼于增强知识阐释力,着力提升知识贡献力,正视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概念、理论及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进而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论争来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

【关键词】政治学;知识生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概念供给


白利友,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政党认同、边疆治理。


知识生产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就是要自觉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并创造新知识,从而构建、完善和丰富人类社会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进而推动政治学知识的不断增长。政治学知识生产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和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鲜活的政治实践都为政治学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厚土壤。政治学知识生产反过来又会极大地丰富充实政治学知识体系,甚至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自身的实践和运行逻辑,在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议程议题设置和学术话语创制。中国政治学所经历的创建、恢复、重建和发展的学科发展历程,则在很大上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路径和范式。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不同以往的范式转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一味用西方或一些既有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已无助于理解或阐释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实践。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纷纷呼吁“原创性本土知识生产是当务之急”,并倡导“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本文的研究,旨在从学习和研究探索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作粗浅和尝试性的探讨。

一、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议题

知识生产是建构和丰富完善人类知识体系的活动,正是知识生产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从无到有并从碎片化迈向体系化。综观政治学的学术和学科发展史不难看出,政治学知识生产大都面临着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共识、知识传播、知识互鉴五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治学同样也面临着上述五个问题,而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发展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三大因素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


1.政治学知识创造。政治学知识从无到有的生产离不开知识创造。政治学的知识创造,就是要通过在政治学研究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的未知领域,创造新概念、提炼新理论来形成原创性的政治学知识,从而增进中国政治学的现有知识存量,扩大政治学知识的影响力。在政治学知识创造中,概念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载体。“概念是承载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概念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学知识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则又是由“定义权”所决定的,定义权决定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看到,在现有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有不少概念多源于欧美国家的知识。不可否认,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移植的确在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借鉴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盲目照搬西方概念显然已无法阐释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而对一些概念的简单移植或生搬硬套,不但会削弱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话语权和阐释力,也难免会陷入简单用西方政治学知识概念和政治价值框定中国政治实践的误区,甚至还会陷入西方的政治话语陷阱。相反,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理应立足中国实际创造知识和理论。政治学知识的阐释力和生命力,主要就源自有影响力的政治学知识创造。然而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学经典理论知识相比,中国政治学在原创性理论上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学知识领域,我们仍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和创新性概念。


2.政治学知识创新。如果说知识创造是从无到有的知识生产,那么知识创新则是知识生产的推陈出新。前者讲求知识生产的创造力,后者则强调知识生产的创新性,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政治学的知识创新是政治发展和知识创造基础上的学术创新,从知识创新的贡献来说,政治学的创新有助于开拓新领域、探寻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建构新理论,从而为政治学的长足发展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理论是知识的结晶,理论创新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形式和标尺,而真正决定知识创新贡献的是学术创新能力。从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知识创新仍有两大问题不容忽视。其一,是在借鉴吸收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政治学知识基础上的自主和自觉创新意识。如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学者“只要不搞教条主义、不崇洋媚外,面向现实去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就一定能够进行有效的学术创新”。其二,是“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亟待创新研究方法,补齐制约中国政治学知识创新的方法论短板。


3.政治学知识共识。不论是知识创造还是知识创新,最终还需形成并凝聚知识共识。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千差万别,政治生活时移世易,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也各不相同。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只有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得出一般性、规律性且富有阐释力的认知,方能形成最大限度的知识共识。中国政治是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和特点规律,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也同样面临着自身特有的历史任务和政治实际。因而在形成政治学的知识共识上,一方面是政治学知识生产需在阐释好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问题上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应主动支撑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自觉融入人类社会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主动回应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和时代命题,在诸多备受关注和重要重大的研究议题上形成基本的政治学知识共识。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取得的知识共识越多,知识创造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推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4.政治学知识传播。政治学知识既要生产,又要传播,因而还需解决好知识传播问题,即政治学知识不仅要“说得出”,更要“传得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种尴尬的状况,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中亟待改变。从目前政治学知识传播的制约因素来看,主要是概念解释力和理论影响力明显不足,以至于缺乏应有的知识共识或传播力有限。特别是在政治学知识的对外传播中,我们仍面临着自说自话或语焉不详的窘境。而在学术研究中,在话语、概念和理论上囫囵吞枣,盲目地言必称西方也无异于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知识传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5.政治学知识互鉴。知识互鉴是推动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但知识生产中却也最容易忽略知识互鉴。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至少需重视三个维度的知识互鉴。就国际维度来看,对政治学知识做泾渭分明甚至意识形态化的中西分野其实并不利于政治学知识生产。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既要致力于构建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要注重吸收借鉴国外政治学的有益知识。就学科维度而言,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应注重同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知识互鉴,并从中汲取知识滋养。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成功创立,其实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启迪和互鉴。就历史维度来说,政治学的知识创造还应当去挖掘历史并“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去汲取智慧,去“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形成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解释,通过政治学概念将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加以关联,发现历史现象中蕴藏的规律与特点”。事实上,只有兼顾了国际、科际和历史三重维度的政治学知识生产,才能有历史纵深感和国际视野,才能在知识互鉴中取长补短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

二、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政治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知识生产过程,找准着眼点和着力点是开展有效知识生产的前提。结合上述五个基本议题和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实际,如下几个着眼点和着力点或需引起重视。


一是要着眼于增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阐释力。知识阐释力决定知识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政治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中的不少重要概念和经典理论,即便时至今日却仍颇具阐释力。阐释力不足也是导致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一大因素。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有两种现象或倾向值得我们注意。一种是将所谓的西方政治学知识理论奉为圭臬,不遗余力将其简单“拿来”教条阐释中国政治,如套用西方的治理理论来阐释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另一种则是用本土色彩浓重的政治学知识本位主义地去理解认识国际政治,这种经验式的观察与比对,实际上陷入了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理论预设,结果自然难免就会出现认知偏差。这两种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学知识生产中阐释力不足的表现,究其根源主要就在于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忽略了经验与事实的融通。因此,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如何兼顾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既讲好中国故事,又准确理解外部世界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要着力于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贡献力。知识贡献力决定知识生产的价值。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要依托是政治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智力成果能否融汇进人类社会的政治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学知识本身的贡献力。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贡献力主要体现在概念的供给、理论的构建、学说的创立以及学术思想的传播等方面所产生的实际贡献,以及在政治发展中对善政良治的助益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宜着眼于提升知识生产的贡献力。在政治学研究的国际化层面,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本身就是世界政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知识生产不仅只是学术的交流和对话,更是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在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知识生产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扮演着重要角色,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同样需要政治学知识生产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知识阐释力和知识贡献力两大着眼点中,阐释力是前提和基础,贡献力是衡量有效知识生产的标尺,二者兼顾有助于推动卓有成效的知识生产。而要增强知识阐释力和提升知识贡献力,还需着力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注重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观照。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的观照性极强,更需注重知识自身的时代观照、现实观照和历史观照。时代孕育知识,时代也呼唤知识,这就决定了知识生产需观照时代发展,回应时代需要,引领时代发展。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活,都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在不同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时代主题,时代的大变革往往会给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更多的经验素材。政治学还是一门紧密结合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学问。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学知识生产,都要立足当下并观照现实,正所谓站在当下,观照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实践,做好当下的研究。诚然,观照现实不意味着淡化历史。相反,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应充分观照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在历史中检验和校验知识。政治学的知识生产观照历史,就是要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知识逻辑,从世界和中国的深邃历史中汲取知识滋养,在历史演进中挖掘历史资源,把握历史脉络,探寻历史规律。


二是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推动知识转换。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学术议程不可避免地会受政治议程影响,政治生活中的诸多议题也通常会影响到政治学研究的议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尤为如此。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将政治议题凝炼转换为学术研究议题的过程就是知识转换,这种转换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学术本质。政治学知识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研究者所处时代环境、政治实践和历史现实的影响,尽管知识议题转换和学术研究都有特定的价值取向,但政治学知识生产却不宜简单地把政治议题直接等同于学术议题。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转换,通常还涉及国外政治学知识引介中的语境转换问题,即准确把握不同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理论背景和时代环境,以及概念、理论产生的特定语境、历史和时代背景,因而在政治学知识的引介中辩证吸收而非简单拿来也是知识转换的应有之义。


三是加强政治学知识的提炼。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也是一个从社会政治实践和知识资源中提取政治学知识的过程,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政治发展、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甚至政治科学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知识资源。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提炼,不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更多需从丰富知识资源中源源不断地提炼有效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用富有阐释力的概念来支撑并推动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引领概念创造,将二者联系起来互构政治学知识自身的内在逻辑,并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创造与理论创新融入世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种提炼也提示我们需在研究中更加注重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三、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政治学知识生产需借助相应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三者向来都是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议题。正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理论及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并从这三个维度反思当前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进路,有助于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


1.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及其供给

概念在知识生产中具有重要和基础性地位,不论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还是政治科学的研究都必须重视概念。海伍德就曾指出:“概念对政治学的学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概念还是理解政治的“关键词”,如国内外政治学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著,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治学核心概念》《政治哲学关键词》《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等,都是以“概念”形式来系统呈现政治学知识的佳作。政治学知识生产离不开政治学概念的有效供给和建构,“政治概念的建构对于政治知识的增长、政治实践的创新和国际学术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政治议程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概念最先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如国家治理)。但与政治学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国外的政治学概念相比,中国政治学在“概念”上仍存在着供给不足、原创性概念缺失等问题。当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提炼和供给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和关键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阐释力、传播力和贡献力,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构建。


小概念有大学问。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许多概念看似简单但实则复杂,而要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并明晰界定概念并非易事。但凡一个好的概念,不但具有通识性而且还是可通约的,同时也极具时空穿透力。所谓通识,指的是概念的提炼源于社会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作为专业术语虽高于生活但却能面向公众可用知识形塑常识、引领常识、规范常识。通约则是指,概念不仅能在本学科领域内产生知识共识,还能引起邻近学科的学术共鸣,“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意会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中那些既通识又可通约的概念,往往更有助于推动政治学的知识创新,甚至还能对推动政治发展产生直接助益。


有影响力的知识话语权有赖于有效的知识概念供给。政治学知识中的概念可谓林林总总,但那些至今仍颇具影响力的经典概念,归根结底都极具解释力,因此阐释有力可谓概念供给的首要原则。如亨廷顿对“制度”的界定就极具阐释力,亨廷顿指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概念单有阐释力还不足以产生话语权,对概念的定义权直接决定着政治学知识的话语权。如有学者就指出,“在知识生产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十分重要,谁有定义权,谁就占主导地位”。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昙花一现的新概念,究其原因都是未能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政治进行合理且有效的解释。这也说明,除阐释有力和“定义先占”外,“有效性”实际上也是概念创制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通则,即概念需确保“它宣称它们度衡了被认为要度衡的东西”。


2.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及其建构

理论是知识的核心和基础,理论知识的构建体现着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整体水平。其中,基础理论、原创性理论和重大理论的构建,更是直接关乎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最需要但却最困难的恰恰是建构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进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建构现象。一是从学术上看,学界从译介美国、苏联等国外政治学理论起步,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政治实践不断开展理论创新。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汲取当今世界政治学领域可为我们采用的理论,在伟大的时代的基础上创造一门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富有世界性的中国政治学”。二是从政治上看,党和政府的政治议程设置、治国理政实践、理论发展程度,以及改革发展需要等因素,都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充足空间。因而经过4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政治学在诸如国家理论、权力理论、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民主政治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和研究方法的引入,都为政治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理论知识增长点。


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政治学知识的生产,不但要从知识资源中提取理论,还需在实践中通过“验真”或“证伪”来校验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将理论扎根于政治实践的沃土,克服从书斋到书斋的理论想象,超越归纳演绎的逻辑推演,在此基础上重视并推动基础理论的创新。有学者就指出,“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当前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已经难以摆脱现有的理论框架,常常陷入于理论无法创新、于实践无所助益的迷途困境,以至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新选题、新材料、新方法,很多研究却依然难逃新瓶装旧酒或学术理论泡沫泛滥的尴尬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在形成理论体系、融入经典理论,以及在科学阐释现实与实践、增强理论预见性等方面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政治学知识来源于鲜活丰富的政治实践。聚焦中国和放眼世界,并将政治学知识生产置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有利于建构和创新理论。在大国间交互和竞争变得日益隐秘而激烈的全球化时代,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建构更应审视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以及中国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立足中国实际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建构或重构富有阐释力和预见性的政治学理论。如建构推动中国国家发展需要的国家治理理论,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理论,适应大国间交互竞合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国家战略理论,有力阐释中国政治发展、中国道路与制度选择的科学理论,以及适应中国国家整合需要的政治认同理论等,都显得至关重要。


3.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方法及其变革

方法是工具,方法论本身更是知识。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生产最终都离不开相应的方法论支撑,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生产是现代政治学规范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方法的出现和方法论体系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尤受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唯物政治观”和“政治辩证法”,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科学指南,用之观察、分析、解答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释政治现象。如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等的运用,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学界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发展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引进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逐渐摆脱‘高层次’的、‘学究式’的研究方式,及时地捕捉改革时期的新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 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来加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逐步形成和建立一套我国自己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而赶上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将国外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方法、实证方法、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引介到国内。①这一时期,随着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如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陆续被译介,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分析、比较研究方法等也相继被引入到国内。随着海归政治学者陆续学成回国,国外的政治学研究前沿方法也逐渐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学术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感于中国政治学缺乏严谨的方法学训练”,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自2006年起先后与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合作,于每年暑期举办“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截至2015年共举办了10届。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者的许多政治学方法论著作陆续问世,方法论越来越受到了学界重视,如张铭、严强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方法论》还被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但尽管如此,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方法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为此,有学者就呼吁:“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


不可否认,方法论仍是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一大因素。或者说,在方法论上我们仍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表现在政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方法论课程尚未完全普及,方法论的系统规范训练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的实际运用上,还存在如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方面的方法论之争。其次,所谓的新老方法之间仍存在着衔接与融通问题。在分析问题和阐释现象方面,老一辈学人与新一代学人观察阐释的方法进路可谓风格迥异,新老学人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方法论区隔或研究范式分歧。再次,在方法运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方法论倾向,甚至为盲目求新而强行照搬,其中的一些方法明显脱离实际或只在表象上呈现问题而未深层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严格来说,方法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研究者来说,但凡适合研究、实用且能驾驭,有利于揭示问题和推动研究创新的方法便是好方法。从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恒久动力”,推动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和转型升级仍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需要。

四、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论争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科学化

自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本土化与国际化论争几乎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政治学发展中长期争论的主题。持本土化主张的学者,多主张中国政治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实际和本土经验来理解中国政治和阐释中国政治实践,在中国语境下开展本土化的知识创新,“最终通过理论建设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反映中华文化本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发展未来的政治话语权”。持国际化主张的学者,多主张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学应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并积极将国外政治学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引入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来。应当看到,国外政治学经典译著被引介到国内,无疑对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言必称希腊”的盲目国际化,则无疑加深了“本土化”同“国际化”之间的分歧。盲目推崇和生搬硬套地运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和理论知识来认识分析中国政治,难免会削足适履有失偏颇。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更多是拒斥国际化的“本土化”同言必称希腊的“国际化”之间的纷争,这也是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本土化”与“国际化”议题长期被对立而非对置的一大原因。但无论是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折射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与出路探索。


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虽有制度和实践差异,政治学在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国别和时代差异,但政治学知识本身并无泾渭分明的国别分野。那些经实践检验证明的基本经验和理论,都已融进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同国际化并不必然对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化,并非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西方化。国际化的核心议题,是将知识生产融入人类社会政治学知识体系,提炼和创造更多原创性概念,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不断增强政治学知识的贡献力、传播力和生命力。中国政治本身就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当今中国更是倍受世界关注。本土化应避免盲目拒斥西方而自说自话的误区。本土化应着重解决的问题,是要阐释好中国政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以确保“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


无论是本土化还是国际化,归根结底终需回归并实现科学化,这既是超越国际化与本土化论争的一大路径,也是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综观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无论任何学科都必须遵循科学化原则,这是知识生产得以形成体系和传承延续的基本前提。政治学的知识生产科学化,就是要立足中国政治的基本实际和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现实需要,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规范,阐释社会政治现象,揭示政治生活基本规律,构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需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历史是包含政治学在内的重要知识来源,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为此有学者就主张建立历史政治学并将其视作政治学的知识增长点。“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到历史中汲取滋养,不仅能从时间维度上“在历史进程中深刻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还能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寻求经验借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滋养生产知识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成果,如杨光斌教授的《政治变革中的国家与制度》,徐勇教授的《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还专门成立了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厚重的国家来说,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历史资源是那些历史单薄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同时也可以预见,挖掘历史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和优势。


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还需立足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政治学知识生产不能脱离实际,更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当代中国的诸多政治实践,已很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知识来解释,越来越多的政治实践也需要中国政治学适时作出科学合理的阐释。就当今中国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和演进等政治实践,都是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实践基础。科学化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就是要从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中提炼知识,从政治逻辑中厘清知识逻辑,超越中国经验形成既立足中国又不仅仅限于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更需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时代课题。当今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中国政治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课题。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五个认同”等课题,都需要政治学在知识生产中加以回应。实际上,中国政治学正是在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中不断发展的。回应好这些课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生产能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政治学知识,既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


文献来源:《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第9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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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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