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席教授。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传统的理解中，费尔巴哈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过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理应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占据重要位置。恩格斯在1886年为评论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而撰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进一步突出了费尔巴哈的这一重要地位。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论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历程时，使用的表述是“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而不是从施特劳斯到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是说“最后，出现了施蒂纳”；虽然费尔巴哈既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代表（施蒂纳才是），也不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人（谢林才是；虽然“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费尔巴哈仍然占据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转变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考虑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用的“终结”一词是Ausgang，这个词“终结”的意思并不强，更强的意思是“出路”；而“终结”不管是指Vollendung还是Ende，不管是Abschluss还是Ausgang，费尔巴哈都难以真正承担起“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重任。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过程中，只是处于一个较受瞩目的地位。那么，这一地位应该如何界定？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结束”和“出路”又有什么重要关系？

一、集腋成裘：聚合散落的“终结”与“完成”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论。他使用的“终结”一词是Ausgang，而不是费尔巴哈在论述谢林和黑格尔“完成”“结束”德国古典哲学时所用的wissenschaftliche Vollendung（“最终科学上的完成”）、Ende der Philosophie（“哲学的结束”）。“完成”和“结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针对不同的目标，作出不同的判定。俞吾金教授早就讨论过Ausgang的翻译问题，他指出，《费尔巴哈论》题目中的Ausgang应翻译为“出路”，而不是“终结”。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讲的“终结”（Ausgang）不同，费尔巴哈在不同场合也用其他词表达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予较高评价的《肯定哲学批判》一文中，费尔巴哈将谢林的肯定哲学视为思辨哲学的最终“完成”，提出“所谓的肯定哲学——至少从目前它已展现的成果来判断——就意味着哲学的结束（Ende）”。暂不涉及其他，仅就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与费尔巴哈的《肯定哲学批判》这两篇文章来说，“终结”就有三个类似的概念：除了恩格斯所说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之外，还有费尔巴哈所说的“最终科学上的完成”（wissenschaftliche Vollendung），以及“哲学的结束”（Ende der Philosophie）。其中第三个“结束”系指目标的达成，即近代哲学根本目标——“绝对的自身建基”——的实现。尽管黑格尔常把“实现”解释为“全部可能性”的实现，但因为“全部可能性”在逻辑上的复杂性，我们在这里不涉及“实现”系指某种可能性的实现还是“全部可能性”的实现这一问题。另外，Abschluss也是一个常用来表示“结束”“终结”的德文词，宽特在他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研究版的导言中指出，《资本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Provokant formuliert：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kann produktiv als Abschluss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gelesen werden）。

对于写作《费尔巴哈论》的恩格斯来说，关键不是目标达成意义上的“完成”与“结束”，而是新的开启如何可能，如何拓展出新路，是Vollendung、Ende、Abschluss之后的Ausgang在哪里能够发生，如何才能进一步成长。由此视之，“结束”与“出路”是不一样的，“结束”与“完成”并不意味着依次连接、前后相继的“出路”，倒完全可能只有“结束”，没有“出路”。或者“结束”与“出路”并不一定聚集在同一个点上相继发生，却完全可能在不同人、不同点上分别发生。这就把“终结”蕴含的“结束”“完成”“出路”等彼此相近但也有明显差异的不同词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凸显出来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复杂问题，恩格斯不可能在一篇篇幅有限的文章中对关联到的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展开分析，而只能分析其要点和主要线索。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有所选择的短论都可能意味着有意无意的省略，隐含着由于强调重点不同而可能隐蔽起来的问题。在另外的视角下，这些问题应该获得新的思考空间并得以挖掘和澄清。鉴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费尔巴哈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思想关联，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不是一篇短文就能全部涵盖和细致分析的，其中对某些问题、人物的省略，对另一些问题和人物的突出是在所难免的。在这里，晚期谢林与施蒂纳需要突出考察。晚期谢林与黑格尔处于持续的争论中，并批评黑格尔哲学只是否定哲学、尚未导向肯定哲学，施蒂纳则批评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或“肯定哲学”尚嫌不足，他们不仅都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导向后来转向的过渡中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都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这些评价分析纳入其中，更能呈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其未来导向的多面性和真实性，也使恩格斯的考察更具全面性。

汇聚多处、多人、多视角谈及的“终结”“结束”“完成”是全面思考、梳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问题的必要工作。首先进入考察视域的是批判黑格尔哲学落后的晚期谢林，然后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一位思想家施蒂纳，此外，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文献中的论述，也蕴含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布鲁诺·鲍威尔时，明确谴责过考察费尔巴哈思想发展历程“从费尔巴哈论莱布尼茨和培尔的著作一下就跳到了‘基督教的本质’，并且跳过了‘哈雷年鉴’中的反对‘实证哲学家’的论文”的做法，强调费尔巴哈1838年10月发表于《哈雷年鉴》的文章非常重要。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反对”实证哲学的说法，来表达费尔巴哈对实证哲学的批判态度，但却明确肯定了费尔巴哈这篇文章中包含揭露自我意识奥秘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篇文章是费尔巴哈在阅读谢林的爱尔兰根讲座（包括《近代哲学史》《全部哲学的本原》《神话哲学》等）后，针对晚期谢林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原译为“实证哲学”）而撰写的评论。晚期谢林的著作当时并未正式出版，但相关内容却流传颇广。谢林批判黑格尔哲学只是在理念、逻辑层面把握世界，属于否定哲学，还没有进展到在感性、生成、实存层面把握现代世界的肯定哲学。“谢林对黑格尔的这一批判，已经通过他在埃尔朗根、慕尼黑和柏林的讲座，在学生的笔记和通信中广为人知了，这些学生的笔记被高价出售，甚至远销法国和俄国。”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对直接了解讲座内容的费尔巴哈、现场听过相关讲座的卢格与恩格斯、通过多个中介间接了解相关内容的马克思等都有程度不一的影响。通过柏林大学授课的几位老师、费尔巴哈等，“马克思对于这些情况，乃至晚期谢林的起码两部著作的说法都非常熟悉”。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费尔巴哈、卢格、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谈论的黑格尔，并非本来、纯然的黑格尔，而是经晚期谢林批判过的黑格尔，是被界定为仍属于传统否定哲学、变相神学的黑格尔，或者处在被反思和批判位置的黑格尔。这个黑格尔显然是经过晚期谢林介入其中的黑格尔。加上谢林指出：“除了区分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这一点，黑格尔跟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他强调，两人都认可从绝对者出发，但展开和实现的方式不同。再加上晚期谢林政治形象受损及由此带来的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人们就很容易忽略隐藏在黑格尔背后、批判他的晚期谢林，不在意备受关注的呈现面背后隐含着两位大哲学家的争论。这些情况，都应该纳入到关于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面考察之中。

晚期谢林对黑格尔的批评深刻影响了思想转变中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曾说，“在柏林时我已经同思辨哲学告别了”。“不满”与“告别”是两码事，何况即使是“告别”也不一定达到“终结”，因为“终结”起码要充分认识到力欲告别的东西的内在问题，甚至尔后的新出路才行。这些，费尔巴哈在柏林时期肯定是做不到的。他在1846年撰写的《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段》中提到，1825年自己就声称“已从神学转到哲学”，1827—1828年就怀疑“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的范围转到自然的范围”。1829—1832年，在爱尔兰根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时，他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讲授逻辑学，他提到：“但我讲授的逻辑学不用他的术语，不用他的用语，而是按照他的精神……同时我不像黑格尔那样，把逻辑作为绝对的、最高的、最后的哲学，而是把它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讲授的。”1834—1836年，他在日记中记录“随我终结而终结的东西是永恒的东西”，“永恒的东西”终结了！这种永恒的东西应该是指精神性的东西。从这些情况看，费尔巴哈似乎很早就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不满，甚至开始对黑格尔哲学有所反思。但是，他一直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明显进步，也没有写出系统反思黑格尔哲学的作品。只是在阅读了谢林的爱尔兰根讲座内容、了解到晚期谢林对黑格尔的系统批评后，他才豁然开朗。并于1838年写出《肯定哲学批判》一文，借着评论1837年著作《论当代思辨哲学与哲学的本质与意义》的机会，对从巴德尔、谢林到君特的“实证哲学”，特别是谢林的实证哲学作出批评，这才勉强能称得上“告别”黑格尔。因为此文中就有“这里提到的‘思辨’并非针对黑格尔本人，而是针对思辨哲学在黑格尔之前某些阶段以及自他之后所经历的转变”这样的句子，反映了费尔巴哈沿着反思晚期谢林思辨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到反思黑格尔哲学。他用“思辨哲学”而不是晚期谢林的用语“否定哲学”来概括传统哲学，意味着他对谢林肯定哲学（思辨哲学）仍受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限制和约束、因而归根结底还是否定哲学的不满，以至于将晚期谢林的“思辨哲学”（即受否定哲学限制的肯定哲学）与黑格尔的“否定哲学”统称为“思辨哲学”。得益于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此时的费尔巴哈才明确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内容，在1839年发表的《哲学与基督教》中，他进一步坚定了批判黑格尔的立场，并终于完成可以作为“告别”标志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由此，费尔巴哈从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赞成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的批判者、反对者。在这个过程中，晚期谢林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费尔巴哈在《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段》中谈到，他在1834—1836年日记中所写的，他不反对把谢林称作“‘重生的’人”，但提醒“不要随同脱掉的老皮连眼睛也一起脱去”，充分证明晚期谢林对他的重要影响。如果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过程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那么，晚期谢林的地位和作用也势必会被关联到这个问题之中。在多份文献中，费尔巴哈都是将晚期谢林作为“唯物主义”“承受性”“感性”“女性”原则的代表，与黑格尔所代表的“唯心主义”“独立性”“理性”“男性”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摆脱黑格尔哲学并非费尔巴哈独立完成的，他无法独立承担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过渡的中介环节这一重任。

二、费尔巴哈眼中的“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才多次谈及德国古典哲学各种意义上的“结束”“完成”或“终结”。在《肯定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等文章中，费尔巴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终结”作过如下评论：

第一，在《肯定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称在晚期谢林“那个有待成熟的‘行动内在性’体系中，达到其科学上的最终完成，这种肯定的思辨……经由自我神化的人类本质，亲自（inhöchsteigener Person）上升到真正的神，上升到绝对精神，从而达成了‘绝对的自身建基’这一哲学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费尔巴哈在这里将哲学“达到其科学上的最终完成”与“绝对的自身建基”这一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它在君特那里开其端，在巴德尔那里具备神智学的核心，很可能在谢林那里“达到其科学上的最终完成”。费尔巴哈非常重视由笛卡尔开启的“绝对的自身建基”这一根本问题，他将这一问题的解决视为哲学“完成”与“终结”的根本所在。

在谢林看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经验性，仍然具有“把那原本绝对联系在一起、互为根基和前提的东西，亦即物质和精神，绝对地撕裂开来，并因此摧毁了生命的伟大而普遍的有机系统，使无论低级的还是高级的生命都成了一个僵死的、纯机械式的观点的牺牲品”的缺陷。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仍然坚持唯理主义的传统理念立场，未能进一步拓展到从感性、生成出发理解存在，致使“我思”与“我在”长期难以真正统一。尽管谢林早期与后期对此作了不同的努力，但无论是早期的“内在化塑造”模式还是1804年之后的“自由—脱落”模式，都难言成功。考虑到“否定哲学首先是保留给课堂的哲学，而肯定哲学则是保留给生命的”，以及否定哲学“是一种全然锁闭在自身之内、已然达到一个持存不变终点的科学，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是体系”，而肯定哲学更具有开放性，传统思辨哲学的完成就必须兼顾、统一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把对世界的把握从抽象理念层面拓展到有机生命层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晚期谢林才“完成”了近代哲学，而尚未进展到肯定哲学的黑格尔还无法“完成”，只能达到逻辑上的“顶峰”（“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的系统哲学的顶峰”）。 也就是说，“完成”还包含一个到达“顶峰”后下降的阶段和过程。如果缺乏这个阶段与过程，就缺少了另一半——只有沿着逻辑、理念方向登上山峰的半程风景，而没有沿着感性具体、生成方向登上山峰的另半程风景。只有一面、半程，就无法“完成”近代哲学，特别是没有后一个阶段与过程，就无法完全呈现近代哲学。“完成”要展现所有的潜能，不能只按照这种哲学的一个逻辑方向去实现自身。

就作为近代哲学根本出发点的“绝对的自身建基”而言，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我思”与“我在”的统一。“先验自我的两重奠基性疑难始终都是谢林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思”与“我在”统一的困难甚至无解，使得“绝对的自身建基”在谢林那里并没有真正“完成”。费尔巴哈认为很可能在谢林那里“完成”了，意味着他还没有阅读谢林的全部相关著作，无法判断是不是谢林真正完成了统一的目标。如果“完成”了，那绝对是对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起码有高于（只确证“我思”但不重视“我在”的）黑格尔之意；即便没有“完成”，也具有比黑格尔更大的可能性潜力。就费尔巴哈的这个评价来说，他将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终结”与“绝对的自身建基”内在关联起来，也就是与肯定哲学的转变、构造、完善内在关联起来。只有充分重视实“在”及其地位，而不是仅在“思”的根基上构造“在”，才是判断德国古典哲学能否“完成”或“终结”的关键所在。

这就意味着，晚期谢林在“绝对的自身建基”之外，发现了作为“自我意识”与“自身意识”之前提的“在”。即使不说颠覆，这一点也足以改变传统观念论哲学。舒尔茨指出，晚期谢林看到了，理性认识到它自身的不可把握性，“理性知道了，它不得不先行设定一个根据，而这个根据就其自身则永远不会出现在思想之中，但它却是理性进行设定的那个永久的可能性本身”。理性不得不放弃以思想的方式赋予自身转变成存在的权利，并接受自身存在早已是一个被赋予发生的事件。“对这一追问运动的处理就规定了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谢林的历史地位。就其将德国观念论的根本问题——自我中介——彻底地推进到了对纯粹设定的不可把握性的把握上（bis zum Begreifen der unbegreifichkeit des reinen setaens)而言，谢林是德国观念论的完成者（der Vollender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同时他的哲学也为那些后观念论的伟大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投去了一道光芒。从观念论到后观念论的‘转变’是哲学史中最晦暗不明的问题之一。” 舒尔茨不再以主体性哲学的自我意识论为标准判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是以本原论、理性批判论为标准，呈现出一条新的思路，也断定从观念论到后观念论之间存在一条晦暗不明的鸿沟。当然，理解这一转变过程的人就不会认为其中有什么晦暗不明的鸿沟。无论是浪漫派把“在”理解为闪耀着诗性光辉和古典光辉的浪漫之在、谢林把它理解为“不可预思之在”，还是费尔巴哈把它理解为自然之在，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把它理解为社会存在，自我意识与自身意识囊括不了的这个“在”，都喻示着一个新的哲学思路，意味着一个新的哲学起点。把其解释为从观念论哲学到后观念论哲学的转变起点，并不夸张。虽然单凭这一点就断言晚期谢林“终结”了观念论哲学仍有些夸张，但的确可以说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出现了。

第二，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指出：“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真正的创始者，谢林是它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Vollender）。”何以黑格尔又成了完成者？这里“完成者”的完成标准是什么？考虑到下面的这一论述，“完成”应该是旧的思辨哲学的完成，在旧哲学框架内所能达到的最符合旧哲学本质规定的顶峰。“谢林与黑格尔是对立的……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谢林则相反地将理性化为非理性。谢林哲学是梦境中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概念中的实在哲学。谢林否定幻想中的抽象思维，黑格尔则否定抽象思维中的抽象思维。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维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谢林哲学是带着想像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以理性化约非理性实在、实证性，谢林则进一步解放实证性，赋予其更高的地位，但由于仍用否定哲学约束、规范肯定哲学，因此尚未走出旧哲学。所以，黑格尔没有开启新哲学，只是新哲学否定性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谢林已经是“新的实在哲学”，但仍没真正走出旧哲学。显然，谢林是在旧哲学框架内走向新哲学的尝试者，但其成效不可被过高估计。“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谢林想开启新的肯定哲学，但迈出的步伐有限——这应该就是费尔巴哈的判断。这种判断意味着，费尔巴哈开启的“新的唯一实证的哲学，是一切学院哲学的否定。尽管新哲学包含着学院哲学的真理，却否定了这种哲学，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特殊的、经院派的性质。新哲学……是思维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这就是对谢林所谓“否定哲学首先是保留给课堂的哲学，而肯定哲学则是保留给生命的”这一道理的另类激进表达。“新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它是把这一切对立的真理统一为一个绝对独立的、纯粹的真理。”费尔巴哈“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不但要打破否定哲学对肯定哲学的限制与约束，还要进一步告别谢林的神秘主义气质以及泛神论和人格主义等，径直按照处于否定哲学或思辨哲学对立面的肯定哲学的单一原则，建构“绝对独立的、纯粹的”肯定哲学，把“人”从神学和思辨哲学中完全解放出来。然而，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的“类本质”仍然是一种变相的“神灵”，仍然具有神秘主义和泛神论气质。

第三，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又强调：“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Vollendung）。因此新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与对黑格尔的批判有联系的。”“新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实现，一般说来也是以前的哲学的实现。但是这个实现同时也是以前的哲学的否定，并且是一种无任何矛盾的否定。”

费尔巴哈这段话也很有代表性：“近代哲学实现了并且扬弃了那个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并且不同的上帝实体，但是只是在思维中，在理性中进行的，而且用的是一种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并且不同的理性。”理性越来越接纳、消化、吸收、融合理性的他者，把自己变成一种越来越开放、包容并且在接纳和融合他者过程中不断调整改变自身的新理性，这正是启蒙理性的内在品性。这种品性来自对不完美的现实的人的认同与守望，或者说是对完美的上帝的疏远和世俗化改造。启蒙就是相信现实的人，接受其不完美的品格、能力、地位。其不足与缺憾不再是被谴责和嫌弃的理由，而是真切、可靠、确实的象征。正是因为人必然受到情感、经验、激情、欲望、利益的影响，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纠缠，总是从此出发，所以必须顾及它们的理性才显得必要和宝贵。正是因为理性无法那么纯粹、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势必受到这些因素的内在纠缠，理性才显得真切和现实，才使得从上帝出发思考问题的思路不切实际，才需要启蒙。启蒙的要义之一就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着眼于实际而接纳和认可人。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在实践哲学层面上，还是立足于传统的完美上帝来要求人、对待人。

不过，费尔巴哈由此将存在引向直观、感觉的层面，强调“新哲学将我们所了解的存在不只是看作思维的实体，而且看作实际存在的实体……作为存在的对象的那个存在——只有这个存在才配称为存在——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因此存在是一个直观的秘密，感觉的秘密，爱的秘密。只有在感觉之中，只有在爱之中，‘这个’——这个人，这件事物，亦即个别事物，才有绝对的价值”；强调一个东西“不再是凭借中介的东西，而是直接的东西时，才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东西不再跟中介内在相关，而是变成了自然、感性直观。再往前走一步，就意味着这种感性存在沦落为具体、个别，不再有普遍本质的支撑，离导向施蒂纳不远了。施蒂纳随后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仍然坚持抽象的“类本质”的费尔巴哈不满，继续向前激进“推进”的思想基础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意味着，无论德国古典哲学在哪里达到“顶峰”，在什么意义上得以“完成”，都不仅关联到黑格尔，也关联到批判黑格尔的晚期谢林。黑格尔与晚期谢林的并在关系支撑起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问题域。同时，费尔巴哈只在很短一段时间（从谢林那里接受到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洞见到谢林跟普鲁士政府合作、政治名声臭了这段时间）内才高度评价谢林，其他时间还是高度评价黑格尔。这可以理解，因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其实费尔巴哈根本没有真正走出黑格尔哲学。无论就这一点而言，还是就他没有真正理解和推进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而言，费尔巴哈都注定担当不起开启“终结”德国古典哲学进程这样的重大任务。如果批判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开启的话，那么开启者不是费尔巴哈，而是晚期谢林。但从费尔巴哈在接受谢林的这段时期内对黑格尔和谢林并驾齐驱地位的认可来看，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或“终结”是黑格尔承担的，那与之并置的谢林理应是另一个承担者。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与“终结”便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结局。从《黑格尔哲学批判》到《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强调黑格尔与谢林的一体两面性。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指出：“我们不应当把谢林哲学理解为它的门徒们所想像的‘绝对’哲学，而应当把它理解为批判哲学的对立物。大家都知道，谢林一起头是走与唯心主义对立的、相反的道路的。自然哲学事实上一起头也只是倒转过来的唯心主义，因此从后者过渡到前者也不是难事。唯心主义者也曾在自然中看到生命和理性，但是只把它看成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理性。”而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他认为，黑格尔代表独立性、男性原则、唯心主义、思想力，而谢林则代表承受性、女性原则、唯物主义、直观。“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维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谢林哲学是带着想像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显然，黑格尔与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环节的一体两面，是对立着的双方。针对谢林在《对一种自然哲学的看法》中“自然应当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当是不可见的自然”这句表达自然与自我统一的话，费尔巴哈强调只要把宾词换成主词，即可得到正确观点。这充分反映了他对黑格尔、谢林思辨哲学一贯的简单理解：“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颠倒”在这里不是宽特指出的把隐藏在旧形式或旧体系中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在内容阐释出来，即把“里子”及其内容外翻出来，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上下或里外反转。无论针对黑格尔还是针对谢林，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费尔巴哈1843年3月31日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说因为“新谢林哲学还没有经报纸正式宣布为‘国家权力’”因而断定“新谢林哲学是坏良心的哲学”后，费尔巴哈才改变了对谢林哲学的评价，强调其神秘主义，系“通神术的把戏”。“新谢林哲学”在费尔巴哈心目中的形象损毁后，黑格尔才成为费尔巴哈谈论德国古典哲学“完成”或“终结”的唯一焦点。

不过，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是“出路”意义上的“完成”与“终结”。“完成”与“终结”可以有很多种，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出路”。就Ausgang一词包含的新“出路”的含义来说，“新”从何而来？“新”在何处？在什么方向出“新”？向什么方向运思和努力？“新”是一次性完成的还是依次发生的？如果是多次发生的，包含几个步骤？最后“新”到什么程度就够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逻辑上说，肯定有不同程度的“新”，有不够的“新”，也有过度的“新”。纠正不足的“新”容易，而过度之“新”要如何遏制和纠正？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仅在费尔巴哈的思想范围内探寻了。

三、新出路之“新”何在？

“新”与主体性哲学内含的张力如何释放和解决直接相关。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过多与自我意识、先验自我内在相关，而一旦其与身体、不可预思之在本有的内在联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会将张力结构之中的传统与矛盾彰显出来。基于自我意识（更不必说自身意识）的“理性批判”应该日益提升感性、经验的重要性甚至基础性地位，把不触及、不融合感性、冲动、偏爱、情感、激情、欲望、利益的传统理性限制在上帝国，而把触及和融合这些因素的现代新理性拓展到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此而言，康德的“理性批判”在他更为推崇的实践哲学层面上无甚进展，需要后人进一步推进。因此，我们不但不能过分强调，反而应该反思批判主体性理论的先验性和主观性一面，同时不能忽视知识与价值的感性经验性和客观性一面，而要从自然—精神、理性—感性、先验—经验的同一性等多个方面，对之前的先验哲学加以改造和重构。

先验主体性、先验理性，必须经过现实生活的发展，必须与感性经验世界沟通融合，才能丰富、成就自身。现代哲学不再是纯粹的先验哲学，而是必须建构在感性经验世界之上的哲学；现代社会不能再处于无视感性经验基础的先验理性规范和要求之下，而必须经过感性—身体维度的洗礼，并与之内在结合，即奠基在感性经验基础之上的新社会。先验理性不能再单向度、强横地向感性—经验世界指派任务，不考虑感性—身体世界的根基和本然，就先验地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先验理性必须转化为容纳和接受感性、经验、情感、激情、欲望、利益等因素，并与之内在融合的新理性。康德提出的理性批判的确是现代哲学的重要使命和任务，但可惜的是，他只是在认识论领域反思批判了传统理性，在充分肯定感性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上，对试图把握一切的传统理性作了明确限定；只是在提供分析、整合感性材料的知性范畴的意义上肯定狭义“理性”，而对进一步试图把握世界整体与本然的传统理性作出规范与限定。在实践哲学范围内，康德仍然明确地强调纯粹实践理性，试图撇开感性经验条件追究纯粹实践理性在本体界的运用，把感性经验因素视为纯粹实践理性发挥作用的妨碍而力欲排除。显然，这与启蒙理性的要求是相违背的。

这样一来，新出路的“新”就在于提升实证性、实证哲学（肯定哲学）相对于纯粹理性的地位与话语权，在一种纯粹理性与实证性、感性更加平衡的哲学视域中，看待德国古典哲学能够达到的成就、顶峰和可能性。因而，感性、实证性对纯粹理性的矫正作用，实“在”对纯“思”的矫正和平衡作用，就是其中的关键。所以，至少感性、实证性及与之相对应的新的肯定（实证）哲学，与对应于纯粹理性的否定哲学构成一种平等的相互矫正关系，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才接近真正的“终结”。否则就没有最后“终结”，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主体性哲学必须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个重要转向——“从否定哲学转向肯定哲学”——内在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出“新”。只有当主体性哲学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孕育、暴露并推动第二个哲学转向发生时，“新”才会如期呈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内，应该就只能发展出黑格尔和晚期谢林两种处理感性、实证性及肯定（实证）哲学的方式，再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空间了。感性、实证性及肯定（实证）哲学只能达到这样的重视程度和得到如此处理，再无更大程度的重视和其他处理方案了。

新“出路”与上帝化身为人、纯粹理性王国落实到感性经验王国、理论哲学落实到实践哲学内在相关，能否获得这种“出路”，取决于主体性哲学与肯定（实证）哲学的内在结合，取决于在主体性哲学成就基础上再进一步吸收肯定（实证）哲学的新成就。

上帝化身为人、纯粹理性王国落实到感性经验王国、理论哲学落实到实践哲学，传统的思路是以“上帝”为基准来塑造“人”，把感性经验王国揉进纯粹理性王国之中，让纯粹理性王国从单纯、理念层面进展到现实、生命层面，以此推进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演进。用晚期谢林区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话来说，只有放弃单纯的否定哲学建构，吸收肯定哲学的因素和机制，进一步完善否定哲学，在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相互融合中，才能成就这种“化身”与“落实”。“上帝”意味着最完满的“无”，对人来说，欠缺意义上的“无”之确定，必然来自最完满的“无”的映衬与对比。把被映衬出来的“无”之缺口填充上，使之切近完满，使之存在起来，使之富有生命，使之不但纯粹而且实在，这便是基本之路。费尔巴哈正是在晚期谢林批判黑格尔的启发下，致力于把上帝转化为人的。要说“完成”德国古典哲学，也只能在此意义上言说。

贝尔纳·布尔乔亚就在这种意义上论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他说：“当这种非存在不存在，当这种非存在乃是对自身的否定、对虚无的虚无化，简言之：绝对的虚无，唯有此时，这种存在——完美的全福——才有可能存在。就此意义而言，绝对存在就是绝对虚无。在这里，神秘主义的思辨似乎要求将辩证法加以绝对化，因此，人们能够在艾克哈特的讲道之中看到黑格尔充满思辨的各种讲演录的最初萌芽，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黑格尔的各种讲演录中得以最终完成。”

经验、当下的自我只有不断地放弃自身、面向上帝，也就是把自己虚无化，才能不断地超越虚无，走向存在，让自己不断存在起来。通过自我否定、虚无的虚无化、无之无化，才能成就存在，上帝才能转化成人，理念得以现实化，至福与整全得以经验化为实存。“通过对存在自身、对神性的肯定，人的灵魂的虚无之虚无化得以如此这般地存在并被体验，而人的灵魂则被视作神性存在的表达。因此，人就有可能让上帝在自身之中进行救赎的工作——只要人愿意完全地弃绝自身，人就应该如此。”从神、大全的角度看，人是虚无。这是追求大全一体的古典哲学在感性、经验层面产生的致命后果。能够抵御这种后果的，只有不时面临这种虚无结局的经验个体向神之要求永无止境的不懈努力。在更多的意义和层面，这种虚无的遏制与克服要靠心中的纯粹信仰，要靠把纯粹、崇高落实到粗陋经验世界之中所取得的业绩。

于是，布尔乔亚所谓的“完成”，就是上帝转化成人，上帝王国在人间的实现——当然首先是理论上或否定哲学层面的实现。由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两者之间的鸿沟远未填平，因此，这种理论上的实现不等于实践上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黑格尔所承担的这种“完成”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实现，只是一种理论方案，尚未成为真正的实在经验层面上的实现和完成。为了进一步促成实在经验层面上的实现，晚期谢林强调实在、生成、经验、感性并据此提出一种新的肯定哲学的努力，才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费尔巴哈、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对晚期谢林方案的继承和推进，也因此获得了积极的历史意义，并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根本性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完成”。德国古典哲学中能够产生出来的最可能、最完美的结果与方案，就是黑格尔的方案。晚期谢林基于黑格尔所代表的方案之不足而提出另一种方案，是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后予以调整、纠正，从而加以完善和提升，既不是重起炉灶、改弦更张，也不是新旧平分、相互牵制，而只是补充和完善。或许可以说，晚期谢林以肯定哲学补充否定哲学的方案，是德国古典哲学内部能够提出的、用以纠正黑格尔方案的最高界限与最大可能。再进一步扩展它，才能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界限，进入这种哲学的外围地带。

晚期谢林还没有进入这种外围地带，仍停留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部地界。正因为如此，谢林的努力还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而不是推翻和颠覆。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来看，晚期谢林对黑格尔的批评并非根本否定黑格尔哲学，而只是丰富和完善它，是一种基于根本逻辑和整体结构的修补、完善和提升。从黑格尔哲学本身来看，晚期谢林的黑格尔批评对这种“完成”具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来看，谢林的黑格尔批评则具有维护、补缺、纠偏、完善的积极意义。所以，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想性的“完成”，就其最大可能性而言的理想化完成（或“终结”），那么，谢林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拯救”意义上、修补意义上的“终结”，是就其缺陷与不足而展开的补充与完善。就德国古典哲学只能内部产生出这样的修补方案，再往前一步就可能打破这种哲学的内在逻辑、超出这种哲学的边界而言，晚期谢林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内生出来的、解决自身危机的新“出路”的最大可能，并在这种“出路”（Ausgang）意义上构成另一种“终结”。也就是说，晚期谢林这种“出路”意义上的“终结”，只是囿于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终结”，而不是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外部所期许的“终结”。或者说，其他的后来者可以由此出发作出更大的推进，可以在继承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改弦更张式地推进和提升。

四、两种以至多种意义的“终结”

这样看来，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谈论“完成”，就必然是以否定哲学为基底的谈论，也就是以“上帝”“纯粹理性”为根基，探讨如何让“上帝”化身为现实的“人”，如何让“纯粹理性王国”落实到感性经验王国之中。于是，德国古典哲学范围内就有两种意义上的“完成”：标准性方案的“完成”与补救性方案的“完成”。所谓标准性方案，是指以“上帝”“纯粹理性”为根基，对感性、经验、偶然、生成、激情、欲望、利益等“非理性”存在所能达到的吸收和容纳而言的。这些“非理性”存在所表现的都是“上帝”与“理性”，甚至恰好是“上帝”与“理性”本身，即“非理性”存在正是“上帝”与“理性”的体现。“上帝”与“理性”能完全覆盖它们，它们没有表现任何除“上帝”与“理性”之外的东西，它们都是“上帝”与“理性”各种形式的体现。而对补救性方案来说，感性、经验、偶然、生成、激情、欲望、利益等“非理性”存在所表现的东西，不能完全为“上帝”“理性”所覆盖，而且正是在不能完全被覆盖时，它们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这些“非理性”存在都能为“上帝”“理性”所覆盖，那么它们其实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品格与意义。就未来发展而言，后一种“完成”无疑更有意义，因为它已经更充分地意识到标准性方案的欠缺和不足，只是它还不想另起炉灶，还是想在观念论根基上进行修补。

问题在于，修补性方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能比另起炉灶更好吗？答案取决于什么人去做。费尔巴哈和施蒂纳试图另起炉灶，费尔巴哈希望摆脱否定哲学的限制，径直构建单一的肯定哲学，即所谓“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在《肯定哲学批判》一文的注释中，费尔巴哈特别强调，思辨“并非针对黑格尔本人，而是针对思辨哲学在黑格尔之前某些阶段以及自他之后所经历的转变”。显然，费尔巴哈批判的“思辨”既包括黑格尔，也包括谢林。而在1846年回顾自己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段时，费尔巴哈已认识到，“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他的方法就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但我一贯地只把明显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和例证作为依据”。费尔巴哈的还原显得简单甚至粗暴，施蒂纳批评他仍然保留着“类本质”这种观念论的长尾巴，用谢林的概念来说，就是仍未摆脱否定哲学的限制，仍属于否定哲学的范围，其声扬的“感性”“本能”等都隶属于否定哲学的原则，并没有超出晚期谢林哲学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施蒂纳试图以没有任何外在、普遍本质的“唯一者”，即拒斥了任何物质、精神和制度偶像，仅仅申扬自身“唯一性”“独自性”的个体自我重新思考和设计世界，以此来标榜自己拒斥、否定否定哲学的力度和气概，并且以为自己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杀死神灵（上帝）、建构感性新世界比赛的最终胜利。可悲的是，他自始至终都认定这是站得住脚的。他带着这份自信离开了他新设计但实际仍无甚改变的世界。他不知道的是，在一个被他视为费尔巴哈跟随者的马克思和与他一起喝过酒聊过天的青年人恩格斯合作的作品中，他早已被超越了。在那一直专门批判他却未能出版发表、篇幅比《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更长的作品中，两位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他那个不需要任何根基和前提条件、只需态度和意志就足以存在一个新世界的“唯一者”，恰恰就是基督教“上帝”的化身。只不过，这个化身不是理论意义上的，而是实践行动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施蒂纳的“唯一者”虽然在理论上拒斥了普遍性本质，因而似乎不像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践行动上却与他“批判”的基督教神灵如出一辙。施蒂纳理论上的推导和演绎似乎表明他已经走出了观念论的误区，但观念论不只是理论，同时也是实践，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只是，自康德经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到费尔巴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未真正完成。当费尔巴哈声称自己在理论上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实践上绝不是唯物主义者，而只能是富有理想信念的唯心主义者时，他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仍然处于直接对立之中。如上所述，施蒂纳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他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仍然是无法统一的，理论哲学的主张无法在实践层面上落实。于是，要么是理论哲学有误，要么是实践哲学无需。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之分所导致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更大张力，还需要一个新的思路去求解。

费尔巴哈试图撇开否定哲学来发展一种“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按照这一逻辑，“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尽力撇开否定哲学的原则，不再以“上帝”“纯粹理性”为基底，而是寻找一个新的基底，构建一种新的存在论并据此展开。但无论是施蒂纳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费尔巴哈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仍然是以“上帝”为基底的，只是换了名称和机制，充其量有了一个新的发生学基础和新的形成机制，有了一定的更新，但还不足够新。施蒂纳和马克思、恩格斯都试图继续寻找更新、更能摆脱“上帝”和“纯粹理性”的新奠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施蒂纳以至于青年黑格尔派都还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内部，而不属于其外围，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晚期谢林的水平，仍然处于黑格尔与谢林争论的范围之内。他们对形而上学与经验、理性与感性关系的处理，还不如黑格尔和晚期谢林的方案更宏大、更有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不成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然更谈不上这种哲学的“完成”，而只是某种余脉、在某个方向上的变异或极端发展。因为“终结”必须集中体现它所要终结的那种哲学的整体特征，凝聚那种哲学的优点和缺点，包含其底蕴和内涵。而费尔巴哈、施蒂纳、青年黑格尔派显然达不到这样的水准。所以，在德国古典哲学基本立场上的“完成”与“终结”这种哲学的，只能是黑格尔或谢林。黑格尔是按照内在逻辑“完成”意义上的“完成”或“终结”，而晚期谢林则是按照内在逻辑纠偏、提升意义上的“完成”或“终结”。改弦更张意义上的“终结”应该是马克思和尼采，甚至更后来者。费尔巴哈与施蒂纳只是在一种自我标榜和夸张的意义上才勉强具有某种“终结”之义。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种以自己的不成熟、不成功为更大、更重要的“终结”作准备的过渡环节，发挥了短暂的过渡作用。

上帝国在人间的实现，在黑格尔和谢林那里的前提是：第一，人可以也应该达求完满者、绝对者，按照完满者、绝对者来设想、设计自己。因而，人的实现就是人成为完满者、绝对者那样的存在。第二，人自我实现的存在论基础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就是人能够成为纯粹理性，能够按照纯粹理性的要求来思考、行动和运作。也就是说，基于上帝国在人间实现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建构之上的，是按照一切存在都应该且能够实现圆满为根基来设计的。第三，至于人按照这种完满者来追求自我实现是否会在他所面对的世界中遭遇障碍，也可以设想多种各有差异的解释。康德式的解释是，人面对的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人之所以能够达求上帝国，就是因为上帝给人安排了一个理性的世界，那些不合理性的存在终将不会主导世界，只会被纯粹理性的力量所主导。上帝以规范外部世界的方式来配合人基于内在理性施动的行为。内外协调与配合，才导致上帝国的最终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性世界。而黑格尔和谢林更加重视不合乎理性的那些力量：感性、经验、生成、情感、激情、欲望、利益，不再轻易地以为这些因素及其力量会适应理性的要求，会按照理性的要求，或经过复杂的博弈，最后与（纯粹）理性相一致，而是越来越重视给世界带来复杂性和异样性的非理性力量，把现代性不断孕育的这些力量整合进因为这些力量而不断得以改变和调整的新理性体系之中。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给人安排了一个（纯粹）理性的世界，而是发现人面对的这个世界远比纯粹理性世界复杂。如果非要说这就是“上帝”给人安排的世界，那么，“上帝”也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解释的，就像苏格兰启蒙运动新解释的“上帝之手”那样，从一种宗教解释转变为一种经济社会解释。黑格尔与晚期谢林非常接近于这样的解释了，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还是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一个基督教和传统哲学的外壳，封住、牵制住了其中正在孕育的新结构。黑格尔对新生的社会科学的重视与吸收，晚期谢林对艺术、神话、终结的新解释（他甚至要单独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肯定哲学］来探究这些力量塑造的新世界及其前景，在哲学层面比黑格尔迈出更大的步伐），都在丰富、拓展德国古典哲学的边界，使这种哲学的“终结”更加绚丽多彩。但他们都相信上帝国的根本性和终将实现，都没有离开以“上帝”“纯粹理性”为基底的哲学建构。

马克思和尼采开始自觉地脱离以“上帝”“纯粹理性”为基底的哲学思考，不再相信上帝国的基本逻辑，不再愿意按照上帝的逻辑和前提来设想未来世界。他们越来越相信上帝即将死亡。如果说，马克思揭示的是“上帝”不彻底的死亡，揭示以复数形式潜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以种种变异形式在现代性世界中活得很滋润的“上帝”，那么，尼采就更彻底地揭露“上帝”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以各种形式呈现的情况，不断地告诉现代人，上帝已经开始死亡，也必将死亡。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这种死亡来思考和重构一个新世界，来重建一种新的存在论，而不能再指望变着花样地保留原来的旧世界。

黑格尔哲学与晚期谢林哲学是内在相关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在处理立足于“上帝”“纯粹理性”立场对感性、经验、生成、偶然、激情、欲望、利益等因素的吸收、容纳，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调整理性世界与理性的他者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在由青年黑格尔派导演的旧哲学“终结”和新哲学“开启”的历史戏剧中，黑格尔和谢林是无法分开的，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否定，共同构成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终结”和“开启”的双重叙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人（黑格尔）是“终结”，另一个人（晚期谢林）是“开启”；从另一个角度看，另一个人（晚期谢林）是“终结”，但新开启者就是更往后的新人了。依照标准高低不同，终结者依次可以是晚期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尼采。考虑到旧哲学有“终结”，新哲学却没有最后的“终结”，因此严格说来，如果“终结”的标准定得太高，那就会变成永无“终结”。不但马克思，甚至尼采、海德格尔等都可以进入这个“终结者”的阵容。

就德国古典哲学内在的逻辑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费尔巴哈并无本质性关联，费尔巴哈也没有单凭自己去启动这种哲学“终结”，无论“终结”是Vollendung还是Ende，是Abschluss还是Ausgang，都是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内部所能达到的“完成”与“终结”是黑格尔和晚期谢林承担的。黑格尔和谢林各自都可以、实际上也启动了某种意义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或“终结”。费尔巴哈只是在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基础上启动了一种简单、极端的“终结”方案，即试图撇开否定哲学建构一种“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施蒂纳对其的批判和激进“推进”很快就暴露了这种方案的简单性和粗暴性，并随即得到马克思的进一步审视。在笔者看来，“转型”“出路”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与自觉意识到并致力于“上帝之死”立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19世纪，这只能是马克思和尼采的工作，费尔巴哈只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导引性、过渡性的作用，也与施蒂纳一起起到了一种反面启示的作用。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