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费尔巴哈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肯定哲学批判》，对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至关重要。费尔巴哈在此文中对晚期谢林受制于否定哲学的肯定哲学既做了肯定又做了批评。肯定的是谢林肯定哲学对感性、经验、情感、欲望原则的声扬，从中可以发展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哲学；批评的是它仍隶属于传统哲学，仍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同盟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也是既有明确的肯定，又有明确的批评。肯定的是肯定哲学对“醉熏熏”的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批评和否定的是这种肯定哲学对主体性哲学及其成就的拒斥。费尔巴哈这篇文章的得失喻示出，如何确切理解并吸收从否定哲学到肯定哲学转向的积极成果，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创建至关重要。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的顾此失彼意味着，在充分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两次哲学转向（主体性哲学、肯定哲学）成就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缘由。
关键词：肯定哲学；否定哲学；费尔巴哈；谢林；马克思
费尔巴哈1838年发表的《肯定哲学批判》一文，过去学界极少关注。但这是后来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第一篇评论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论文。考虑到晚期谢林批评自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否定哲学，还没有转变到注重感性、经验、生成、实在的肯定哲学，并且青年黑格尔派后来对这种批评较为普遍认同，以及费尔巴哈日后就用“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Feuerbach，1975b，S.302，240）来称呼自己的哲学并指称未来哲学，而且还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积极和正面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文评价甚高，称其把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都揭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2页），这篇论文就具有独特的价值。无论从思想史的前后联系及对费尔巴哈思想转变的促成来说，还是对当时德国未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来说，这篇论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肯定哲学：两种“哲学”与“思辨”之间
费尔巴哈在文章开始就在探寻德国哲学最新进展、思考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的意义上，谈及肯定哲学，视之为最新的哲学。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费尔巴哈由此确立的“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先积极评价后予以批评并明显受其影响，这种肯定哲学的来源、内涵、缺陷，对费尔巴哈的消极和积极影响，都值得仔细追寻。
在两种意义上，这种肯定哲学都处在“哲学”与“思辨”之间。第一种是作为否定意义的“哲学”与肯定意义的“思辨”；第二种是作为肯定意义的“哲学”与否定意义的“思辨”。相应地，也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之间”。就前者而言，费尔巴哈继承了谢林对肯定哲学的解释，认为“思辨”针对的不是必然性而是自由的领域，“‘思辨’这个表达就是为肯定哲学预留的……思辨乃指，环顾各种可能性，通过它们，科学中的某个特定目的能被达成”（谢林，第12页）。就像恩格斯曾用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形容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关系，谢林也用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形容哲学与思辨的关系，认为“初等数学就不能被称作思辨性的，思辨性的数学是高等数学”（同上）。跟能在、超越、潜能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是“思辨”的领域，是肯定哲学打开的世界。而与“思辨”对立的领域则是具有严格必然性的观念世界，即否定“哲学”处理的领域。费尔巴哈用“肯定哲学，或更准确地说是思辨”（Feuerbach，1975a，S.180）来表达对“思辨”的自由世界的肯定。这种“思辨”在谢林那里是否定哲学的对立面。
提出哲学应该从否定哲学转向肯定哲学是晚期谢林哲学的一大成就。区分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的重要性，谢林曾用“除了区分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这一点，黑格尔跟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谢林，第128页）来表达。在晚期谢林看来，近代哲学一直从“理性”出发去解释一切存在者，把“理性”“思维”“逻辑”当作最高本质、本原，而没有去询问存在的为什么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无？从而把思维之先必然面临的“不可预思之在”这个前提揭示了出来。这种前提的实定性由此获得了肯定，一种不是从理性、逻辑出发批判实证性，把一切存在者都装进预定而完美的理性、逻辑系统中去，而是更加肯定、重视实证性存在的独立性地位与价值，对世界做一种感性、生成、情感解释进而再提升至理性的新哲学由此诞生。这种被称为positivie Philosophie的哲学过去译为“实证哲学”，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译为“肯定哲学”或“实定哲学”，我们在本文中采用“肯定哲学”的译法。
不能仅仅致力于理性的推演、分析和证明，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到实证性层面来，当时已成为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的普遍要求，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诉求。（参见刘森林，2024年b）晚期谢林不从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出发而仅在宗教、神话、艺术领域呈现实证性的优先地位，建构肯定（实证）哲学，固然在哲学上富有新颖性，但跟宗教、神话的高度捆绑，明显影响了正当的传播和认同。孔德同时期在法国建构的同名“实证哲学”，固然在哲学上多有漏洞，经不起推敲，却影响更大。以至于后人一谈“实证哲学”，大都跟孔德联系起来。恰如先刚指出，“谢林本人对于那个肯定的‘不可预思的存在’的解释，比如上帝自由创造世界的行动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事实’（Tatsache），以及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肯定哲学’，除了在少数基督教神学家那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与此相反，他对于纯粹唯理论哲学或‘否定哲学’的批判却大行其道。”（先刚，第168页）费尔巴哈评论谢林肯定哲学，也是纠结于宗教、神话领域，纠结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方面。
从论文的副标题“论当今时代之思辨哲学与神学的本质与意涵，尤其要考察宗教哲学。——对哲学和思辨神学的专门导论”可以看得出来，费尔巴哈这篇论文的着眼点还是思辨哲学与神学的关系。这不单是费尔巴哈批评晚期谢林的重点所在，也是谢林批判黑格尔的一个重点，更是谢林展开自己的肯定哲学的重点。黑格尔从唯理主义角度看待哲学与宗教，认为宗教与哲学的对象都是所谓世界的“绝对本质”，“这个绝对本质一般说来就是那独立自存的理性，那普遍具体的实体，那客观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根源的精神……必须确认并承认宗教是合理性的。因为宗教是理性自身启示的作品，是理性最高和最合理的作品”（黑格尔，第63页）。绝对者构成哲学和宗教的对象，也是谢林的观点。只是谢林对理性的阐释不一样，理性不仅与必然性更与可能性内在相关。直接性的实在作为“不可预思之在”处于理性之先，构成肯定哲学的起点与重点，但因为肯定哲学不是否定哲学的替代，只是补充、完善和推进，否定哲学仍然追求绝对者、最终的本原，仍然守望和期待绝对的完满。尽管批评黑格尔过于唯理主义地看待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力图给予宗教、神话一种更实证性的解释，但谢林仍然自始至终地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这明显令把宗教转化为人类学的费尔巴哈不满。在法国唯物主义、自然科学成就、宗教经验等强调实证性因素的促动下，费尔巴哈在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这里进一步增加了通往实证性、实在性思想的助力。撇开否定哲学的限制，径直沿着肯定实证性、感性存在于整个哲学（而不只是肯定哲学）中的优先地位和起始地位，这受到费尔巴哈的喜欢，让费尔巴哈的思想转变加大了步伐，因为费尔巴哈不断地探寻能把神学还原为人学，把上帝还原为人的思想资源，四处寻找有助于此的各种助力。
在《肯定哲学批判》中，受到晚期谢林强调感性、生成等肯定哲学原则的影响，费尔巴哈很关注关于神是感性的和理性的对比，批评基于理性的普遍性而论神的立场，强调“神通过思考自身而思考一切，但他不是在其分解了的多样性和个别性中思考一切——否则，神的知识本身就是感性的，是外在于他者的某物的知识——，而是在其普遍的理念中思考一切，在其中感性的、多样的东西被摒弃”（Feuerbach，1975a，S.196）。费尔巴哈是在借助于将普遍、一般还原为差异和多样而将神还原为人，以便清晰地暴露“对绝对本质的思辨不过是其对自身主体性的思辨”（ibid，S.197）。
得益于肯定哲学对感性原则、实证性存在的注重，费尔巴哈在肯定哲学中感受到了一种可能的新哲学倾向，一种跟终归隶属于否定哲学的肯定哲学不一样的倾向。仍隶属于否定哲学的肯定哲学，终归仍是传统思辨哲学，未来能够摆脱掉否定哲学牵制的新肯定哲学才是费尔巴哈期待的未来“哲学”。这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哲学”与“思辨”。这种“哲学”系指新的、未来有发展前景的“哲学”，它是对思辨哲学的进一步批判和超越。这种新“哲学”与思辨哲学之间的关系缔造了本文中第二个“哲学”与“思辨”之间的空间。这个空间比第一个“哲学”与“思辨”之间的空间更有发展潜力，是一个更有希望的空间。对此，费尔巴哈强调，“哲学”揭示真相，因而冷静揭示出一些可能不好看、不好听但却很实在的东西；而“思辨”往往主观地设想出一些美好的、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东西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幻觉，是一种自欺。“思辨”虽然意味着可能性的自由世界，但是第一，对这个世界的探究仍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理念的必然性世界的探究，即肯定哲学隶属于否定哲学；第二，肯定哲学沿着对唯理论哲学的批判走向偏离理性、基于想象力的任意自由，成为“一种绝对任意（absoluten Willkür）的哲学，它藐视一切思维法则，毫无顾忌地将最矛盾的事物联系在一起”（ibid.，S.188）。这样，“思辨”通过“自由”走近“任意”，“思辨”的肯定哲学由此就走向了柏拉图意义上“诗人”的世界。将思辨者与诗人归于一类，是费尔巴哈在这篇文章不止一处表达出的一种新见解。柏拉图曾经把传统哲人视为冷静和清醒者，而把诗人视为醉熏熏的不清醒者。既然传统哲人跟诗人类似，传统的思辨哲学也就是不清醒的，失去了柏拉图赋予的清醒资格与能力。而把“清醒者”重新赋予了摆脱思辨哲学的“肯定哲学”，这就意味着对一种不同于传统思辨哲学的另一种新肯定哲学的期盼和肯定。
二、“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马克思的肯定
虽然费尔巴哈在文章一开头就认为“肯定哲学，或更准确地说是思辨”（ibid.，S.180），把肯定哲学判归入思辨范围，但肯定哲学仍未摆脱否定哲学，仍追求绝对者、神和“绝对的自身建基”。而摆脱掉否定哲学，不再追求绝对者、神和“绝对的自身建基”的新哲学应该是更加强调感性、实在性、情感等存在，把绝对者还原为感性的有限者，让绝对和普遍内生于有限者之内，让感性、有限者替代传统那个绝对者的地位。这应该大致就是费尔巴哈期望的“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之大致面貌。谢林的肯定哲学只是对否定哲学的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推进，归根结底仍然隶属于否定哲学。对于晚期谢林来说，所谓“纯粹唯理论哲学中的在先者，在肯定哲学中成了后来者”（谢林，第142页），仅对肯定哲学才是适用的，并不能推翻、替代否定哲学。也就是说，否定哲学为肯定哲学奠基，否定哲学给肯定哲学递交任务，但不能反过来说。所以，肯定哲学不能取代否定哲学，而必须以否定哲学为根基；“倘若没有在否定哲学中取得相应的进展，肯定哲学也不可能被发现和展开”，因此，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不是两种哲学，而是“唯一的哲学的两个方面，而这唯一的哲学处在两种不同但必然共属一体的哲学的科学中”。（同上，第139、144页）如果说，肯定哲学并不构成晚期谢林哲学的全部，肯定哲学的起点并不是晚期谢林整个哲学的起点，那么，费尔巴哈对这种谢林式肯定哲学显然不满。他在此文中只是表明了立场，还没有具体展开去建构一种“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晚期谢林的“感性哲学”因为处在否定哲学的阴影下而显得遮遮掩掩，并不“光明正大”，因为受否定哲学牵制且终归隶属于否定哲学而不是“唯一的”，跟进一步发展的哲学相比将不再是“新的”。只有摆脱否定哲学的牵制，完全从感性、自然、生成出发的肯定哲学才能是更“新的”和“唯一的”，也才能是“光明正大”的。这个意思，虽然在《肯定哲学批判》一文中还不够明确，却有了基本立场。在该文最后，费尔巴哈提出了与“思辨”对立的新“哲学”：“哲学应当变得自由与独立，但也变得朴素与自然。最朴素的直观和根据才是真正的直观和根据……德意志的思辨哲学应舍弃‘思辨的’这一限定词，将来直接地成为并自称为哲学——一种不带任何限定和修饰的哲学。思辨是一种醉熏熏的哲学。因此，哲学应再次变得清醒。这样，哲学之于精神就好比洁净的泉水之于身体。”（Feuerbach，1975a，S.204-205）谢林式肯定哲学非常强调自由、行动，却不独立，更不够素朴。不够素朴、直观的思辨哲学是醉熏熏的，“应再次变得清醒”的“哲学”肯定是与思辨哲学不一样的新哲学。显然，费尔巴哈希望“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彻底摆脱否定哲学的限制。
看来，之所以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哲学”与“思辨”，是因为费尔巴哈对谢林赋予“思辨”以肯定意义的肯定哲学不满，感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和改造它的必要。由此，费尔巴哈所谓与思辨对立的“哲学”，就是对谢林肯定哲学的进一步改造后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或“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这种新哲学应该就是更彻底地贯彻肯定哲学强调的感性、生成、经验等原则，让肯定哲学不再隶属于否定哲学，也就是要对谢林肯定哲学进一步改造与推进。可见，费尔巴哈对谢林肯定哲学是既有肯定、期待也有不满和批评的。肯定的是其中包含着对思辨哲学的批评、补充和不同于思辨哲学的新哲学的孕育；期待的是这种不够成熟的新哲学继续完善和推进；批判的是这种哲学还带有浓重的传统思辨哲学色彩，仍然没有真正走出传统思辨哲学，仍然隶属于思辨哲学，仍然固守一种哲学与宗教的统一，仍然局限在宗教与神话领域强调实证性而没有进一步扩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神圣家族》中继承了“思辨是一种醉熏熏的哲学。因此，哲学应再次变得清醒”这个观点，强调“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随后不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一文大加赞赏，指责布鲁诺·鲍威尔“从费尔巴哈论莱布尼茨和培尔的著作一下就跳到了‘基督教的本质’”，故意跳过这篇论文，这种“恰到好处”的遗漏是因为“原来费尔巴哈在这篇论文中是在圣布鲁诺还思辨着无垢受孕的时候就和‘实体’的实证代表们相反，把‘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都揭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2页），可以说这一评价甚高。我们由此断定《神圣家族》中这段话所说的“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的文章就是指这篇《肯定哲学批判》，而不是第二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
原因在于，第一，费尔巴哈在《肯定哲学批判》中已经指出建构一种不同于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新肯定哲学立场了。第二，“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这句话，费尔巴哈只是在《肯定哲学批判》中说过，在第二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没有明确出现。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谈到清醒与醉汉只有一个场合，就是费尔巴哈曾提到有人把亚里士多德评论阿那克萨哥拉的一句话用在黑格尔身上，说“他在自然哲学家中，好像一群醉汉中唯一清醒的人”（费尔巴哈，1984年a，第75页）。这是说，黑格尔哲学相对于（比如波墨的）神学自然观具有清醒的意义；但如果相对于晚期谢林的肯定哲学必不具备这样的意义。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批判》强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清醒性显然不是在批判思辨（否定）哲学，而是在赞许思辨（否定）哲学。这与《肯定哲学批判》中批判晚期谢林肯定哲学不够进步的立意相比，显然更为低下。毕竟，黑格尔相对于波墨的清醒不能评价过高，因为那只是用哲学表达替代了神智学的表达，实质并无根本改进。就像谢林指出的，他们两个“唯一的区别在于，波墨那里的这种泛神论性质的东西乃是某种源初性的东西，是由某种宏大的直观真切地承载的，但在黑格尔这里，这些泛神论性质的东西跟哲学联结在一起了”（谢林，第176页）。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在谈到谢林与黑格尔的区别时，费尔巴哈说谢林提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把它定为哲学的顶点，而“黑格尔只是形式地把它放在正确的地位上”，实际上，“他把细看起来极度可疑的东西当作真的，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做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他把个别地、相对地合理的东西证明成自在自为地合理的东西。”（费尔巴哈，1984年a，第77页）这跟费尔巴哈判定“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的系统哲学的顶峰”（同上，第60页），而晚期谢林哲学虽仍是思辨、但却在“那个有待成熟的‘行动内在性’体系中，达到其科学上的最终完成”（Feuerbach，1975a，S.180）的判断是一致的。思辨哲学的顶峰比在思辨哲学中进一步融入更多感性、实证因素稀释了思辨性因而在思辨哲学范围内“达到其科学上的最终完成”的晚期谢林哲学更抽象更“思辨”，离费尔巴哈期待的新哲学更远。费尔巴哈借晚期谢林批评黑格尔的用意非常明显。这样一来，针对晚期谢林，黑格尔哲学根本不具清醒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的这个“第一次”就不能是指赞许黑格尔比波墨清醒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而只能是肯定晚期谢林以肯定哲学批判黑格尔否定哲学、但仍未把肯定哲学从否定哲学中完全解放出来、只有完成这种解放才能让清醒的哲学对抗醉熏熏思辨的《肯定哲学批判》。思辨（否定）哲学针对波墨神学更具清醒性，晚期谢林肯定哲学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更具清醒性，费尔巴哈期盼的摆脱掉否定哲学约束的“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比谢林肯定哲学更具清醒性，显然就是这里的逻辑线索。当然，后来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费尔巴哈“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还不够清醒，沿费尔巴哈之路把感性的当下即是存在捧上天的施蒂纳更不清醒。固然施蒂纳没有丢弃主体性哲学立场，但没有普遍性（即否定哲学原则）支撑的主体性严重缺乏根基，势必陷入更麻烦的虚无。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失误提醒人们，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的关系，理性与实存的关系，形而上学与实证性的关系，这个谢林-黑格尔争论的关键问题非常重要，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没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创新性处理中诞生的。
三、两种肯定哲学的不足与缺陷
在这篇《肯定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一直在批评谢林式肯定哲学既不彻底，又面临危险。这种不彻底表现在没有从肯定哲学弘扬的原则、精神出发建构一种新哲学，而让肯定哲学隶属于否定哲学；而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容易走向主观任意。
第一，调和宗教和哲学，而不是以哲学揭示宗教的秘密。“由于肯定哲学试图同时成为宗教和哲学：即‘宗教性的哲学’（如它自称的那样），因此它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但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它的境况如同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市侩的贵族’，他向我们呈现的既非纯粹的市民，也非真正的贵族，而是一个滑稽的矛盾体。”（ibid.，S.183-184）“缺乏鲜明特征”的肯定哲学既想成为宗教，又想成为哲学；既想成就神的位格，又想成就人的人格；既想成为理性，又想成为信仰；既想成为理念，又想成为感性；结果什么都没有成为。显然，费尔巴哈希望把肯定哲学彻底化，向着把理性还原为感性、把神学还原为人学的方向，进一步揭示神的思维“不过是被客观化了的人的思维”，而神的位格“仅仅是被神秘化的人的人格”（Feuerbach，1975a，S.195，198）。
第二，肯定哲学没把感性原则贯彻到底。费尔巴哈希望的肯定哲学是基于感性、经验、生成、身体、自然等原则重构哲学，而不是把它们限制在传统理性框架之内。沿着这个思路，与逻辑学的“存在”相比，更强调感性的“定在”，认定“定在的确定性不是源自任何演证，这只是因为定在并非思维之事，而是感觉之事。位格的情形同样如此。位格仅仅向我显现为一种个体性的感觉的对象。爱便是对位格的知识”（ibid.，S.181）。甚至在谈到神的位格时，他也强调其情感、感觉性，而不是理性和超验性，强调“一个现实的、位格性的本质的规定性并非思想的规定性，而是摆脱了思维的直接个人性的情感（Affektionen）。所有关于位格性本质的思辨既不是哲学，亦不是智慧，而是愚蠢的自负”（ibid.，S.182）。
正是通过对谢林肯定哲学包含的感性原则的吸收、转化，费尔巴哈才逐渐提升感性原则的地位，以至于把它界定为“本原”。他承认自己开始对“感性”评价不高，只有到了写这篇文章的第二年，在《论哲学和基督教》一文中，才强调宗教不仅涉及情感，更涉及与思维不同的“本原”，这个本原就是“感性”，而“感性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因此，在我看来，感性也就是现实”（费尔巴哈，1984年b，第514页）。“用具有理性的、实在的、感性的人，来代替哲学的那个离开人的、没有感觉的理性本质”。（同上，第515页）“感性”在晚期谢林哲学中虽比在黑格尔哲学中地位高，终归也不是真正根本性的存在，只是补充、完善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后来的费尔巴哈这里，感性才是独立于理性自存的自明性存在。感性事物才是非派生的、依靠自身存在的东西，是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可怀疑的东西，是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证明自己的东西，是与感受、承受、感觉、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参见李毓章，第3页）
第三，肯定哲学还面临容易走向主观任意的危险。偏离甚或脱离理性，导致肯定哲学走向主观甚至幻想的世界。肯定哲学注重的感性、经验、生成、情感、欲望等原则往往与主观性关联在一起，存在走向主观、幻想世界的危险。费尔巴哈对这种主观倾向颇为担忧，为了防范这种危险，费尔巴哈更加强调感性、自然，希望通过实在性来约束和防止这种主观任意。结果，为了防止和纠正叔本华将“自在之物”理解为“意志”、再把“意志”理解为“任意性”（参见尚杰）的倾向，拼命往自然、直观、静观方向解释“感性”。结果是防范过度，走向了过分的静观、直观，走向了对意志、行动内在性的疏远和否定，丧失了主体性精神，后来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
费尔巴哈的肯定哲学批判通过影响马克思促生了更进一步的成果。研读过这篇《肯定哲学批判》并且理解其精神实质的马克思曾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称“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认为“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弗兰克认为，当马克思致信邀请费尔巴哈撰写批判谢林的文章时，了解谢林肯定哲学思想较久的费尔巴哈却感到“棘手又微妙”，费尔巴哈反复修改给马克思的回信，三易其稿，充分“反映了费尔巴哈当时的尴尬：当时他从市面上流传的保卢斯对谢林‘启示哲学’讲座的盗印笔记里迅速摘录了一些片段，花了好几个星期纠结马克思的要求，最后承认马克思让他‘与自己进行了激烈的内心斗争’。所以马克思显然触到了费尔巴哈内心中的一处伤口：费尔巴哈一直试图表明，自己才是黑格尔批判的第一人，谢林在这一点上明明白白的‘前辈资格’只不过来自他虚骄的‘幻想’……而且费尔巴哈其实想不出比谢林用来刻画自己的哲学特质的那个名称‘肯定哲学’更好的名称，来标识他自己的立场”（Frank,S.29）。提出肯定哲学的谢林才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人，费尔巴哈是在谢林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而且，拒斥黑格尔哲学后的走向也是在谢林基础上的进一步改造，名称都沿用谢林的“肯定哲学”，只不过用“新的”“唯一的”修饰词来进一步规范、修正和提升而已。
即便费尔巴哈非常推崇的“自然”概念，也与谢林一直重视的自然哲学内在相关，表现为对其既有继承与吸收，又有剥离与改造。诚然，费尔巴哈推崇感性、自然的思想来源是多重的，法国唯物主义、当时自然科学的进展、对宗教经验的剖析与重视等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晚期谢林哲学讲座中汲取相关思想也是过去不够重视的一个来源。恰如弗兰克指出的，“谢林起码已认识到，‘自然’和‘现实性’是同一个意思，根本上来说，哲学体系唯有通过自然的现实性，才能成长为一个比仅仅逻辑性的（也就是虚拟的）实在性‘更多’的东西。”（ibid.，S.42）费尔巴哈肯定谢林的自然概念“正是作为主体兼客体的自然的概念，因而也就是整个自然的恢复”（费尔巴哈，1984年a，第74页），但谢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希望自己的哲学包容自然、人与上帝的态度，又让费尔巴哈不满。他力图把上帝剥离出来，把一切都诉诸自然。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同上，第249页）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自然的冷静、客观、自在、奇迹、威力，从诉诸宗教的奇迹转向诉诸自然的奇迹，认为“谁不再相信自然奇迹，谁就不再相信宗教奇迹。无一例外。所有奇迹的基础都是自然”，由此指望宗教的秘密在自然科学中获得求解，甚至把共产主义追求也归于自然，认定“自然才是共产主义的、反国家与法的思维方式的源头”。（费尔巴哈，2025年，第68、66页）最后他把哲学思考的对象仅对准自然世界，断言“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的自然）”（费尔巴哈，1984年a，第84页）。如此一来，在谢林那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内在统一中，费尔巴哈选择了撇开先验哲学的自然哲学，声言“谢林哲学的积极意义只是在自然哲学中”（费尔巴哈，1984年a，第74页）。同理，就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关系而言，谢林哲学的积极意义也只在肯定哲学中。这种一切都寄希望于自然的态度，显然丧失了被马克思视为德国古典哲学重要成就的主体性哲学立场。就唯物主义立场而言，这是一种进步；但就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来说，又是一种退步。就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说，这种进步判断的有效性至多能维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丧失主体性哲学立场就受到马克思的明确批评了。
在费尔巴哈眼里，谢林的肯定哲学富有缺陷和危险，需要予以纠正和调整；而在马克思的眼里，费尔巴哈的肯定哲学同样如此。在费尔巴哈对谢林的纠正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再纠正中，肯定哲学的原则得到更合理的处理。
四、对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的批判及结论
晚期谢林力图把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统一起来，让理性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自由，而不是概念演绎体系，以便开辟未来哲学的新境界。肯定哲学致力于把哲学从唯理主义的那种理性强大、神秘、压得感性实在透不过气来的逻各斯系统中解放出来，让理性更切近实践可能性与自由，让主体性更加凸显。“所以唯有让理性在一种原初状态中成为真正的本原，让作为可能性的理性自身在不可预思的直接性面前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它才能在现实面前获得最终的正当性。而获得了这种正当性的理性将会以‘创造’作为其根本的存在方式，但这只有建立在它自身二重存在的他异性的同一中才有可能。”（王丁，2024年，第18页）而“谢林对于理性有限性的揭示实际上是一种对理性的实践性奠基，是在揭示理性的他者之际为已然在黑格尔那里无法说明自身正当性的理性体系寻找一种历史-时间-实践性的根据”。（王丁，2022年，第105页）费尔巴哈不能把握这一点，在批判、否定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弊端时，沿着进一步强调感性、自然的方向再度回归到传统的一重性立场，回到与概念对立的自然直观去了。虽然他知晓批评唯理主义立场的肯定哲学约束必然性、强调可能性而势必为一种“行动的内在性”开辟更大空间，肯定“肯定哲学……在冯·谢林先生那里，即那个有待成熟的“行动内在性”体系”（Feuerbach，1975a，S.180），因而比黑格尔思辨哲学更具有主体性精神，但他还是因为强调实证性、实在性而弱化甚至放弃了主体性立场。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把主体性立场和实证性立场内在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才能形成新的实践唯物主义。谢林的哲学固然有种种缺陷，但毕竟融合了主体性哲学与肯定（实证）哲学。施蒂纳虽过于极端，但他既反对一切普遍性本质，又强调唯一者不顾一切的自由创造，同样致力于主体性和实在性的某种结合，大方向毕竟还对。相比之下，费尔巴哈固守一种过于直观、简单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典型的顾此失彼：为强调实证性而丢弃了主体性；为强调自然而丢弃了行动的主动性；为还原理论的本源而丢弃了实践精神。由此受到马克思批评。
与此密切相关，费尔巴哈的肯定哲学致力于把精神归为身体，把主观归于客观，把主体归为客体，却只有理论哲学的意义。所谓他将肯定哲学“投入最最致命的光线之中”，道出“实证哲学的偶像之原本，乃是人；人格性是跟血肉有着本质的联系的”，或者要“对基督教的谜语作经验哲学的或历史哲学的分析、剖解”，“无条件地弃绝一切绝对的、非物质的、自我满足的、由自身汲取素材的思辨”，用肉身的感官去处理实证的材料从而得出思想，而不是从思想去构想对象，这就是“在纯粹理论哲学的领域内，我……认为只有上述意义下的实在论、唯物主义才是重要的”。（费尔巴哈，1997年，第9、13、14页）但在实践哲学上，他还是主张唯心主义的理想原则，对真理和道德在未来取得胜利抱有充分信心。费尔巴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对立尚不如谢林的肯定哲学更有助于统一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其肯定哲学既不合理也成效甚低，需要再批判。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都批判过谢林的肯定（实证）哲学，但费尔巴哈的批判一开始是哲学批判，尔后转向对谢林的政治批判；而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先是政治批判，尔后转向哲学批判。（参见刘森林，2023年，2024年a）不过，费尔巴哈的肯定（实证）哲学批判显然对谢林肯定（实证）哲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而且，费尔巴哈对谢林肯定（实证）哲学的肯定，一度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明确肯定，随后又得到明确的批判。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费尔巴哈肯定哲学的批判与推进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费尔巴哈基础上，按照新的要求和样式进一步改造和超越思辨哲学，甚至干脆不用“实证哲学”而用“实证科学”来称呼新的理论。第二，实证性、感性并不天然具有正当性，而同样可能具有局限性甚至负面性——如果以极端方式予以对待的话，就像施蒂纳所做的那样。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就开始强调对实证性予以反思批判的必要性，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充分展开。这种批判与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具有同等重要性。第三，对感性、生成的赞赏必须以把它们理解为“实践”为前提，不是任何一种“感性”“经验”都能自然获得正当性和肯定性的。对于建构“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其中蕴含着与之相对应的新哲学，不但是对“肯定哲学”而且也是对“否定哲学”的批判性扬弃。第四，感性与理性、实证性与本质性相辅相成，关键是两者结合的机制，而不是两者分离和相互排斥的机制。这些都是费尔巴哈无法做到而只能望其项背的了。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的批判并非一下子完成，而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一个不仅包含对费尔巴哈而且也包含对施蒂纳批判超越的过程，因为施蒂纳比费尔巴哈更激进地拒斥否定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并把感性的当下即是原则进一步激进化了。甚至施蒂纳哲学的三个关键概念“无（Nichts）”“唯一者（Einzige）”“独自性（Eigenheit）”都是对谢林《启示哲学》中三个同名概念的反向借用（参见刘森林，2024年c），施蒂纳哲学就是对晚期谢林肯定哲学的一种比费尔巴哈更进一步的激进化，一种彻底摈弃普遍性与本质性维度、把个性与唯一性进一步推崇备至的“肯定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施蒂纳的反思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晚期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是对黑格尔-谢林关于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理性与感性或实证性、理念与自然、形而上学与经验应保持何种合理关系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施蒂纳问题的处理，也是对黑格尔-谢林争论问题的进一步处理和深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简要结论。
第一，费尔巴哈的这篇重要论文不但昭示了费尔巴哈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缘由，而且难能可贵地把晚期谢林纳入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框架结构之中，使得黑格尔-晚期谢林的争论及其关键问题进入从德国古典哲学经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脉络之中，从而进一步把黑格尔、晚期谢林与马克思、恩格斯串联起来，构成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新线索。这篇文章的思想史地位与价值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它的肯定而更加确定，其价值显得尤其宝贵。
第二，因为谢林式肯定哲学仍没有摆脱否定哲学，所以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不仅批判谢林的肯定哲学，也批判涵盖、限制肯定哲学的否定（思辨）哲学，即包括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就喻示着对摆脱掉否定（思辨）哲学的“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的期盼。而这就是费尔巴哈日后努力建构的未来哲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不能把费尔巴哈这篇文章看作仅批判晚期谢林式肯定哲学，而应视为对一切传统哲学的批判。它批判的重点与其说是“肯定哲学”，不如说是“否定哲学”；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新的唯一的肯定哲学”的建构。“批判”在这里不只是否定，也意味着澄清和肯定，喻示着期待中的新建构。
第三，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晚期谢林与黑格尔论争中呈现的从否定哲学向肯定哲学的转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重要哲学转向或变革。费尔巴哈这篇文章就是在处理如何看待第二个哲学转向及其关键问题。费尔巴哈当时还是站在神学与哲学、理性与启示截然对立的简单启蒙立场上，用文章编者的话说就是，“每当某些问题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时，他便诉诸‘神圣的天真’，试图通过简化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哲学问题”（Feuerbach，1975a，S.362）。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极端偏颇，黑格尔、晚期谢林、施蒂纳都既坚持了明显的主体性立场，又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了实证性存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主体性立场和实证性立场的某种结合，而费尔巴哈固然比他们更强调实证性立场，却丢弃了宝贵的主体性立场，没有吸取主体性哲学的成就。费尔巴哈、施蒂纳的失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更积极地吸取德国古典哲学两种哲学变革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对这两种哲学变革成就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诞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以黑格尔的深邃映衬费尔巴哈的浅薄。这个深邃的“黑格尔”是谢林批判过的黑格尔，因而其中包含着晚期谢林因素在内。马克思、恩格斯终生致力于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形式”并把其中深刻、丰富的内容揭示出来，也就是对晚期谢林开创的黑格尔批判工作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终生与之对话的黑格尔，是经晚期谢林和费尔巴哈批判过的那个黑格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包含着谢林、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对话，是对后两种对话的批判性拓展与提升，也是对后两者失误的纠正。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哲学强调的感性、经验、情感、欲望等原则与否定哲学强调的普遍本质、必然规律之间的结合中探寻新的融合之道，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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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