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费尔巴哈论》 唯物史观 德国古典哲学 社会历史 历史科学
国内外学界关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所引发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如何理解题目中的“终结”（der Ausgang）一词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谓的“终结”指的是“哲学消亡了”，而事实上哲学讨论仍在进行，因此恩格斯不理解哲学。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持这一观点，并由之低估恩格斯在哲学方面的才能和贡献。另一种观点认为，将“der Ausgang”翻译成“终结”容易带来误解，它的意思不是“终止”，而应是“出路、转型”等。国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并围绕“der Ausgang”的翻译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聚焦的大多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而相对忽视了与“der Ausgang”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对此，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揭示恩格斯的运思理路。第一，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对马克思起到了唯物主义启蒙的作用，但其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仍无法实现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第二，通过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恩格斯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走向终结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适应时代要求而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从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鉴于学界关于第一个层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广泛共识，本文对此仅略作阐述，而将重点放在学界论述较少且争议较大的第二个层面。
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分析
不可否认，费尔巴哈哲学在当时的思想界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譬如，丹麦社会学家、哲学家施达克（C.N.Starcke）在其1885年写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赞赏费尔巴哈哲学是“唯心主义”；又如，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并在社会主义思潮内部引起了混乱。就此而言，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费尔巴哈哲学的性质，特别是不能正确辨析其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就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甚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亦会遭遇挑战。因此，1888年恩格斯出版《费尔巴哈论》的直接原因就是批判地分析费尔巴哈哲学，揭示其思想解放意义及其局限性。
恩格斯首先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解放意义。在恩格斯的文本中，哲学通常指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既代表着当时哲学发展的高峰，又是人类进入大工业时期后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在哲学上的最高反映。在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大革命均代表着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潮流。法国大革命从政治角度表达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德国古典哲学则以哲学的形式承担着法国大革命的使命。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黑格尔时期，其既达到了思想的高峰，也走向了“终结”。
黑格尔哲学曾经占据德国思想界的主流，但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即由形而上学传统造成的体系的保守性与辩证方法的革命性之间的矛盾。黑格尔去世后，黑格尔学派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导致德国思想界陷入混乱。另外，德国反宗教的斗争最初是以哲学为幌子进行的，但这一斗争实践的结果却使青年黑格尔分子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在哲学观上开始滑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但这种唯物主义却与他们之前所信奉的黑格尔主义体系发生了冲突，因为在黑格尔主义那里自然界仅仅是观念的“外化”。
正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宗教的斗争中遭遇矛盾与彷徨的时候，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书中，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性质，认为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使得正处于思想探索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成为费尔巴哈忠实的拥趸，迅速从黑格尔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例如，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时便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尽管书中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恩格斯认为，《基督教的本质》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黑格尔主义对德国思想界的垄断局面，使唯物主义重新被思想界所接受。因此，费尔巴哈哲学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它在青年黑格尔派反宗教的斗争陷入矛盾之际，以唯物主义打破了其受黑格尔唯心主义束缚的局面；另一方面，它使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奠定了世界观基础。
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带来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它的实践危害性也是显见的。譬如，它一度成为以卡尔·格律恩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不同，它的传播直接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思想混乱。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改造，以此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反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企图诉诸空洞的“爱”的口号来实现人的解放。另外，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失败的，具有不彻底性，它只是打破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宣布这种哲学不过是神学、是错误的，而没有从根本上驳倒黑格尔哲学。对此恩格斯指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更何况黑格尔哲学对德国民族的精神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这种哲学“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30页）
只有厘清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性质，才能有力批驳施达克鼓吹费尔巴哈哲学的动因，并最终明确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以及费尔巴哈哲学何以会被1848年欧洲革命所抛弃。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费尔巴哈并不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在他看来，唯物主义代表了狭隘和庸俗，就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秉持的观念那样。恩格斯认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及其支持者（如施达克）未能揭明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未能辨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含义及区别，所以他们不能正确认识费尔巴哈哲学的性质。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费尔巴哈的认识误区在于混淆了18世纪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本身，18世纪唯物主义只是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弄清楚唯物主义本身的含义，恩格斯立足哲学的基本问题定义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同上，第331页）围绕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哲学家们才可被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否则这种划分就是没有意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同上，第332页）恩格斯还强调，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划分的依据实际上是非常狭窄、非常基础的，即这种区分仅限于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来进行，超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所进行的区分，就不能再充当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依据，否则就会带来思想的混乱。而费尔巴哈和施达克等人正是没有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出发来定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据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费尔巴哈哲学在自然领域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则转向了唯心主义。
接着，恩格斯着力揭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键性错误在于其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唯心主义。
第一，费尔巴哈哲学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方面。虽然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批判了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实际上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对象化，但是它并不诉诸消灭宗教，而是要使宗教完善化，并希望建立以人与人之间的“爱”为基础的新宗教。对此，恩格斯通过描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宗教的阶段性消失现象，指出费尔巴哈的新宗教是无意义的，其错误根源在于未能正确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来面貌”。一方面，费尔巴哈把宗教变迁视为历史分期的标准，这在恩格斯看来不符合历史事实。仅就某些世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而言，重大历史变迁才带有宗教变迁的色彩，但这仅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他们主要以法律和政治观念（而非宗教）作为斗争的武器；只有在宗教成为阻碍时，他们才“理会”宗教。另一方面，针对费尔巴哈把“爱”作为新宗教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爱”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人类情感了。总之，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严重缺陷在于抽象性，他所说的神和人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现实的、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人。
第二，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在恩格斯看来远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深度和丰富性。黑格尔认为道德“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同上，第344页），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对此，恩格斯批判道：“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同上，第344页）这就是说，费尔巴哈道德观中所谓的“爱”具有明显的抽象性，症结正在于其所主张的唯物主义与实质上的唯心主义表现出的惊人的分裂。
第三，关于道德的重要概念即善和恶的研究，费尔巴哈相较于黑格尔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探讨了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费尔巴哈则对恶的问题避而不谈。费尔巴哈一味抽象地宣扬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恩格斯则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能靠观念的建构来达成，而必须依靠物质手段来实现。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观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辩护，因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才被资产阶级法权所确立，平等权利遂在法律上得以承认。所以，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如此或者是否想这样。同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无法保障人口的大多数实现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在人们的利益分裂为直接对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费尔巴哈宣扬“爱”的宗教是软弱无力的，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更谈不上改造世界。
总之，费尔巴哈哲学之所以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裂，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既无法克服自身理论的抽象性，也无法找到理解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方式。如何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困境？对此恩格斯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同上，第348页）由此，是否研究现实的、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就是新的历史哲学可能性的根据。而把哲学的焦点转向现实的、从事感性实践的人，恰恰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足点。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新唯物主义来解读社会历史，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同上，第349页）
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没有超越黑格尔，未能摆脱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因而无法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于是，恩格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转向黑格尔。他在扬弃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分析了旧形而上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马克思适应时代要求所确立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恩格斯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同上，第327页）应该说，这段话是对“der Ausgang”一词最为全面、准确的解释。一方面，它是指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传统上属于哲学领域的自然和历史领域分别成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传统形而上学仅留下逻辑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它是指在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哲学缩小了研究领域并发生了转向，确切地说，哲学转向了历史科学。恩格斯正是从哲学的危机出发，探讨了历史科学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历史哲学要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呢？恩格斯认为，追求绝对真理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欲求的目标，但这是任何单个人都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抛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同上，第327页）。这就是说，关于历史的科学不追求绝对真理，它通过“实证科学”和运用对具体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辩证思维”方法来发现相对真理。这种“进行概括的途径”不是思辨哲学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通过阐述现代自然科学、社会实践和大工业的发展对哲学变革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恩格斯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唯物史观成为历史领域的科学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
旧形而上学（或者说传统哲学）往往被传统形而上学家视为一切专门科学的基础，是包含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从康德、谢林、费希特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没有走出这条传统形而上学之路。譬如，面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论争，面对经验论消解经验的哲学困境，康德的一个主要理想就是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这种科学的形而上学要使传统形而上学像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普遍、必然的真理性。追求普遍性、必然性等形而上学特质，是从古希腊哲学经历近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直到康德都不懈追求的哲学目标。黑格尔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及继承，尽管它承认认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相对过程，声称“实体即全体”，但是它仍然不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想要占有绝对真理的梦想，最终赋予它的辩证法一个体系的外观和终点。为什么传统形而上学家喜欢构造体系？恩格斯认为， “‘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同上，第326页）。康德之所以否定辩证法，就是因为他不承认人类理性的内在矛盾。康德认为理性的使用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否则就会出现理性的二律背反，因此他把理性的超验使用所造成的矛盾称为“先验幻相”，并因此把辩证法视为不可克服的理性矛盾。
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高峰的旧形而上学体系的崩溃，主要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和大工业实践的发展所导致的。在古希腊，近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还没有产生，自然哲学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哲学家们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来猜测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哲学确实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被证实的现象，但也提出了不少“荒唐”的见解。到了近代，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自然哲学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同时，近代科学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影响哲学的形态，不少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但是，近代科学还处于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的阶段，尚未建立起学科之间、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关于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家们还需要哲学家的思辨和猜测加以补充；甚至哲学家本身的思辨，也需要借助科学家的某些概念。譬如，黑格尔用牛顿“力”的概念来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这种科学与思辨哲学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乃至互相促生“荒诞”观点的现象，是科学和哲学在近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为什么传统形而上学不能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呢？这与它所仰赖的近代科学尚处于研究单独事物而非事物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并且这种研究方法被哲学完全吸收和运用。对此恩格斯指出：“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同上，第353页）如果说自然哲学在古希腊还具有不可辩驳的地位的话，到了近现代，由于实验科学的兴起，自然哲学则面临着逐渐丧失合理性的挑战。特别是到了现代，随着实验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中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登上科学的舞台，以黑格尔自然哲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体系便丧失了对自然界的解释力。所以恩格斯强调，在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已经可以从自然本身的联系出发建构出令人满意的自然科学知识。“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科学家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同上，第355页）这表明，在现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传统形而上学所构造的自然哲学体系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然界的解释力。这与传统形而上学以“科学的科学”或“诸种科学的女王”自诩的地位实不相称，因此自然哲学已经不是时代所能接受的了。在自然科学昌盛的今天，“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同上，第355页）。可以说，新哲学（虽然使用了“哲学”概念，但已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辨哲学”）再也不能像传统自然哲学那样去认识自然了。恩格斯在这里要否定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研究自然哲学的方式，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由于不能适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走向消亡，要被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相适应的新哲学所取代。但是，恩格斯并不反对关于自然的哲学研究。相反，如何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思考自然中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科学工具，归根到底是唯物而辩证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正属于唯物史观的范畴。
第二，历史哲学转向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
当自然界已经可以用“经验自然科学”（同上，第354页）来解释的时候，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也可以像自然界一样把握自身的一般运动规律。恩格斯说：“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同上，第355页）人们常常误解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没有准确理解恩格斯上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适用于自然界的是什么呢？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同上，第355—356页）可见，“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原则，人类社会的科学就是要发现人类社会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并且是“支配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仿效自然科学的提法，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称为“科学”。
费尔巴哈关于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的探索是失败的，作为黑格尔的批评者，他甚至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深度和丰富性。而在恩格斯看来，人们完全可以像认识自然界那样，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问题在于如何发现那种决定着社会历史运行的一般的、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之间存在一点根本不同，即社会史的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而自然没有主观目的和意识，但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同上，第356页）。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存在根本规律，而是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宗教的变迁。至于宗教变迁的原因是什么，费尔巴哈甚至从未提及。所以恩格斯认为，与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旦进入历史领域便表现出不彻底性，“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同上，第357页）。
黑格尔哲学倒是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同上，第357页）。也就是说，黑格尔把历史的运动看作绝对观念运动的产物，拿破仑在他眼中不过是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那么，领袖意志对于历史的发展有没有作用？在何种意义上起作用？对此，恩格斯肯定了探讨“群众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动机对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同上，第358页）。也就是说，归根到底，领袖意志不过是在历史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体现。至于为什么以往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探讨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在过去，历史的动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隐蔽而混乱的，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社会的阶级分化愈益明显，这种联系遂被“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其中的因果关系。恩格斯以始自资本主义大工业，特别是1815年英国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法国三大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来说明此一时期阶级关系的“简化”情形，强调至少就英、法这两个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言，三大阶级的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英、法现代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历史”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历史。
既然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原因，那么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呢？恩格斯分析指出，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阶级的出现可归因于政治制度层面的暴力掠夺。但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则是纯粹经济原因造成的。无论是土地占有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经济利益才是各阶级争夺的最首要目标，而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各个阶级经济利益的方便手段。这样，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大土地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从表面看是阶级斗争，而其根本则是围绕经济利益进行的。我们看到，黑格尔国家观的核心是把国家理想化，将国家视为绝对观念的化身、市民社会的决定因素，市民社会的一切诉求都要通过国家和法的形式来实现。恩格斯对此展开了批判，他说：“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同上，第360页）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地基，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阐释和分析，得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即人们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出发来解释国家、阶级和市民社会，尤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同上，第361页）。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同样应该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出发看待和解释现代资产阶级出现之前的社会形态下的国家。因为之前时代的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而更依赖社会物质条件。
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了国家、法、政权、意识形态等重大社会历史现象。他指出，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私法在本质上也是对单个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确认，体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国家政权越是独立，它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就越模糊，哲学和宗教则是更加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形式。他同时强调，文艺复兴是市民阶级兴起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觉醒的哲学也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同上，第363页）同样，宗教的产生、发展和逐渐式微的过程，归根到底也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这实际上是恩格斯对作为文艺复兴产物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后学围绕宗教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斗争的本质性认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通过对哲学终结和转向问题的思考，再次捍卫和阐释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同上，第366页）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开启了历史哲学向唯物史观的转向，从而使历史哲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那么新的哲学方法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恩格斯重申，这种新的哲学方法旨在发现事物本身的联系，而不是像传统思辨哲学那样臆造联系。“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同上，第366页）另外，传统哲学终结之后，将为后世留下怎样的思想遗产呢？恩格斯明确指出，它“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同上，第366页）。而这些遗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衍化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思想精华，被科学的新哲学形态即唯物史观所吸收。更为关键的是，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始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前提的。一方面，它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肯定，以及将历史视为经济社会形态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这些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描述都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以唯物史观为标志的新历史科学的主要特征不是思辨而是实践。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倘若哲学家还希望从思辨哲学中重建哲学的体系，那么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思辨哲学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哲学观的革命，即要认识到新哲学的特点不再是思辨而是实践。确切地说，在大工业已经制造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时代，在工人阶级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时代，哲学的合理形态将不再是学院教授所代表的思辨哲学，而是从事大工业的工人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实践。所以，恩格斯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同上，第367页）那么，工人运动的“实践”何以接续成为德国古典哲学这种“理论”的继承者呢？
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那种毫无顾忌的探索精神，已经被资产阶级所主动抛弃。恩格斯断言，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德国抛弃了理论进而转入了实践领域。这就是说，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德国不再需要以哲学这种隐蔽的形式来表达资产阶级的诉求，而是直接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运动。但同时，德国古典哲学的探求精神也被资产阶级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实践所抹杀，“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德国资产阶级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同封建地主阶级斗争时期的“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参见同上，第367页）这种理论的衰落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表现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同上，第367页）。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衰落的时代，“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对抗的时代了”（同上，第367页）。这意味着，在德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步入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替代的时期。
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的毫无顾忌的探索精神，已经被工人阶级所继承。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同上，第367页）这里所说的“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主张从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出发理解社会历史。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就是为工人阶级发声的哲学，它同样从工人阶级那里收获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不可能期望过的。所以，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愈益扩大，在德国古典哲学衰落之后，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综上所述，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发展高峰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实践和大工业的发展逐渐挤压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空间，首当其冲的是自然哲学被自然科学所取代，随之由于它在社会历史领域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而被唯物史观所取代。传统形而上学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使命，仅为新哲学留下了逻辑和辩证法这两大哲学遗产。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实践和大工业的发展同样造就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是哲学上的伟大变革，它甫一诞生便表现出强烈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像自然科学研究事物本身的规律一样，唯物史观由于研究社会历史领域本身的一般规律而具有科学性；作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新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重要特征不再是思辨而是实践。
三、恩格斯论证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当代意义
《费尔巴哈论》出版130多年来，恩格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预言，不断被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发展趋势所证实。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要不断回到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论述，从经典理论中找到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理论指导。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唯物史观总是难免遭遇各种思想流派甚至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误解。其中，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马恩差异论”即是挑战之一。“马恩差异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就初见端倪，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比较流行的话语方式，至今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马恩差异论”通常认为恩格斯缺乏哲学素养，没有能力解读哲学博士出身的马克思的哲学。正如汤姆·洛克曼（T.Rockmore）所说：“他（笔者注：指恩格斯）也无法对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及其纯哲学上的创新做出精到的正确评价。”（洛克曼，第28页）另有一些比较激进的“马恩差异论”者往往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而恩格斯则将马克思哲学解释成了实证主义的，并由此认为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而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则是人道主义的。“马恩差异论”本质上是通过曲解恩格斯从而误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通过否定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主张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譬如，东欧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受“马恩差异论”的影响，主张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人道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而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
事实上，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的最权威的解释者和阐发者，他的阐释充分强调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哲学的科学性，有力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恩格斯说，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唯一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己“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51页）。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重大政治后果就是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走的正是以恩格斯、列宁为主线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正是以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的解读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马恩差异论”试图将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解读视为众多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之一，并常常反对以“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他们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之一，是恩格斯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影响的结果，而实证主义已经被广泛诟病。这种观点其实没有理解恩格斯所说的“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真实含义。上文已经论证，恩格斯这个说法意在指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界的规律是自然界本身的现实联系，发现这种现实联系就是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标志。而唯物史观之所以成为科学，也就是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人类历史本身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不是臆造的，更不是思辨的，而是存在于历史本身之中的、现实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说，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的”。就此而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恰恰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科学性的必然要求。我们一旦放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无疑便为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敞开了存在空间，而这些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是否定唯物史观科学性的。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从历史客观规律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二，恩格斯强调了唯物史观实践转向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告诫我们要始终坚持实践导向。
《费尔巴哈论》通过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凸显出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物史观的实践转向的巨大意义。这一转向不是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大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恩格斯说：“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同上，第330页）这句话从实践角度解释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何以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不需要以哲学的隐晦方式来掩盖，它走向了赤裸裸的实践。可以说，“实践第一性”是大工业社会矛盾发展的直接要求。因此，大工业要求关注实践的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物史观要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要面向现实实践问题，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实践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特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地基来丰富、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同时，实践性决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话语方式、传播方式均与传统的思辨哲学存在本质不同。传统思辨哲学所使用的晦涩语言、依靠专业哲学教授的学术传播、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这些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形态中均是不适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更多仰赖于政治领导人所推动的群众实践活动，仰赖于生动活泼的、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语言表达形式，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不再是哲学创作的第一作者，而只是群众现实实践活动的阐释者。这些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均与传统形而上学发生本质的断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样态。实践转向还具有高度的方法论意义，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固然极为重要，但我们不能仅仅以研究文本为目的，而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将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使之具有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第三，恩格斯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建立在社会历史本身的联系之上，为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坚持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之有效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要求发现现实历史本身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从臆造的概念出发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唯物史观这一要求的最准确的解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要具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种态度要求我们客观而全面地占有资料，以便发现事物内部的联系。“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同上，第801页）毛泽东十分重视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今天我们面临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必须毫不松懈地坚持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不能从概念思辨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应当围绕现实的社会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现实实践所蕴含的问题及矛盾。
第四，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论证，为我们今天批判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参见习近平，第16页）无论是在社会通俗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历史虚无主义都有多种表现形式。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曾出现过诸如“清末立宪通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土地改革是历史错误”等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甚至还有一些极度美化革命和建设，只看其光明面、无视其曲折性和局限性的变相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它们的共性就是不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概言之，无论哪一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立场上说，都根本否定站在人民立场上看待历史；从理论上说，都根本否定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且这种规律可以被认识。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真正实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只有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看待历史，才有可能认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
需要强调的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认识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列宁曾在《怎么办？》一书中批评了关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主张，并借用考茨基的“灌输”理论来说明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自身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联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76页）。所以，列宁借用考茨基的话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同上，第85页）。要把唯物史观 “灌输”给广大普通群众，而不是等待群众自发产生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日趋错综复杂，严峻的现实需要我们重申列宁的另一个警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同上，第87页）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化身”“变身”。为了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应当教育广大群众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理论阐释者，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全面系统阐释，为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树立正确历史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阐释了立足唯物史观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可能性问题。这种阐释是通过两个层面实现的。其一，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学派解体之际，对陷入混战的德国思想界发挥了唯物主义解放作用的费尔巴哈哲学，指出由于费尔巴哈哲学未能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无法实现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其二，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科学分析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实践和大工业的发展所导致的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留下的思想财产仅仅是逻辑和辩证法，取代传统形而上学领域的将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而作为当时哲学发展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实现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同自然科学研究事物本身的规律一样，唯物史观由于研究历史本身的一般发展规律，而成为历史领域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之后还有“哲学”的话，那一定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哲学”。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2009年，人民出版社。
洛克曼，2008年：《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18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21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7期。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阐释”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