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在于理论在追求体系化的同时也面临自我僵化和固化的意识形态风险。马克思主义通过历史辩证法，将历史性自觉贯穿于客体、主体及理论自身，始终保持对自身意识的自我批判，从而为穿越这一叙事难题提供了历史科学的方案，并成功地将叙事难题转化为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理论路径虽试图回应此难题，但是却因偏离理论自身须被彻底“历史化”的根本原则而陷入新的困境，而且以新的形式再现了理论与历史实践的断裂。只有回归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立场，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保持方法论自觉，才能真正穿越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而避免意识形态化命运。
作者：雷禹，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
在历史哲学的深处，始终萦绕着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困境：任何对历史总体性的把握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叙事形式与历史内容之间的内在张力。当理论为追求解释力而建构其系统性与连贯性时，活生生的、异质性的历史实践却总是溢出理论框架的边界，这种永恒的张力使历史理论始终面临着自我绝对化从而蜕变为意识形态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这一难题既是对历史知识客观性的哲学追问，也关乎理论自身界限的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坚持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法，始终保持对自身意识的自我批判，从而为穿越这一叙事难题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这一基本判断为出发点，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历史性自觉”为尺度，系统审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回应叙事难题的元理论建构路径，希冀通过剖析其理论得失，揭示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当代意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方法论反思。
一、从维柯到马克思：历史认识论与“叙事难题”的生成
近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旨在回应启蒙时代对历史意义与规律的深刻追问，其核心议题在于如何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确立一种理性的、可理解的叙事框架。从维柯到黑格尔的思想谱系，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叙事框架从初步奠基到体系化完成的辩证发展历程。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其《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提出了“真理即创造”这一核心命题。在他看来，人类能真正认识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神能认识自然，而人可以认识历史。一方面，维柯确立了历史的内在可理解性原则，即历史的意义无需从外部（神学目的）寻找，其规律就内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活动如法律、语言、制度之中；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永恒理想历史”模式，即各民族文化虽独立发展，但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人权”三个阶段的循环，这就为历史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有规律的叙事框架。从总体上来看，维柯首次系统地论证了历史本身存在普遍规律，从而为历史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只不过维柯提供的是一种理解历史的外部模式，尚未深入历史内部的动力机制来进行考察。
继维柯之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基础上强调历史是理性与迷信、文明与愚昧斗争的过程，而最终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伏尔泰指出，写作《路易十四时代》的目的“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伏尔泰认为，历史不再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是朝着理性、光明、文明不断线性进步的过程。伏尔泰的观点为历史赋予了明确的方向性。同时，伏尔泰还确立了批判的、世俗化的历史视角，即以理性作为尺度，来批判和衡量过去的一切，从而撰写世俗人类的文化史、文明史，而非神意的实现史。伏尔泰将“理性”作为叙事的核心概念和价值尺度，赋予历史以强烈的目的论色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理性”往往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与具体的历史进程有时显得脱节。
不同于伏尔泰用单一的、抽象的理性标准来衡量历史，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强调“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内在价值。在赫尔德看来，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中心与重心，必须根据其自身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加以理解，而非用外部标准来进行粗暴的衡量。赫尔德的这种观点可以认为是历史主义原则的雏形。同时，赫尔德还引入了“有机”发展的观念。在他看来，文化像有机体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过程。以这种视角来看历史，历史的演变就具有了内在连贯性和发展性。然而也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赫尔德打破了抽象的、统一的理性叙事，但他也陷入了相对主义的风险。正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那样，“赫尔德的著作所展现的一切内容都编织在一幅无边界、多样化、极其丰富的全景图中。诚然，差异中的统一的观念，甚至是统一中的差异观念，即一和多之间的紧张关系，乃是他的中心思想”。换句话说，如果每个时代都有各自关于历史的标准，那么整体的历史还有统一的意义和规律吗？赫尔德将具体性和个体性注入了历史叙事，但如何再将它们统一起来，这成了留给后世思想家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普遍历史”寻求了一种先验哲学的担保。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指出，历史看似是由偶然的个人意志驱动的，但其深处隐藏着自然的计划，即发展人的全部潜能，最终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他说，这只是一个“哲学上的尝试”。康德并不是断言历史必然如此发展，而是说如果我们从“历史有一个理性的终极目的”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和理解历史，那么历史将呈现为一个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进程。由此，康德为普遍的、合规律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先验哲学上的担保。康德试图调和启蒙的普遍理性与赫尔德的个体性。他承认历史现象的偶然性，但为其预设了一个理性的终极目的，从而在哲学上拯救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然而，他只是提出了一种“观念”，并未声称这个“观念”就是历史本身客观存在的、内在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实体—主体”。对于康德来说，逻辑（理性目的）和历史（经验进程）在他那里是分离的，逻辑只是外在于历史的一个观察视角，因而并未在历史内部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将历史提升为“理性”自身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世界历史成为理性自我实现的舞台。“作为主体，真理只不过是辩证运动，只不过是这个产生其自身的、发展其自身并返回于其自身的进程。”历史不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合规律的、有方向的、必然的进程。历史的发展被表述为“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又复归自身的逻辑进程。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对应着精神实现自由的不同逻辑环节（抽象法、道德、伦理生活等）。历史由此被彻底地概念化、体系化了，达到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顶峰。黑格尔将历史的经验内容与逻辑的先验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历史进程就是逻辑学的展开，逻辑学的范畴就是历史阶段的本质规定。“黑格尔以辩证法构成的形而上学，既是‘概念’作为主体和实体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与具体普遍性的统一，也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更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最终，叙事的形式（逻辑）与叙事的内容（历史）实现了绝对的统一。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活生生的、偶然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必须被纳入“正—反—合”的辩证法逻辑结构中。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作为逻辑环节的例证。结果是，逻辑成了“绝对的主宰”，历史则成了被动的“材料”。这引发了历史内容与哲学叙事之间的深刻张力。一方面，这种张力表现为体系的封闭性与历史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一旦逻辑体系完成，历史仿佛就此“终结”。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达到“绝对知识”的普鲁士国家已是历史的终点。而这也意味着历史未来的、未知的、可能突破现有逻辑框架的发展在理论上无法容纳。另一方面，这种张力同时也表现为抽象普遍性对具体特殊性的压制。为了维护体系的完整性，个别民族、阶级及个体的苦难与牺牲，往往被视为“理性的狡计”中为实现更高目的必须付出的无奈的代价，而这在价值论上消解了具体的苦难。
黑格尔体系完美地展示了历史认识论的核心难题，即任何试图把握历史总体的宏大叙事，都面临因其形式化、体系化诉求而窒息历史丰富性、脱离历史实践的风险。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哲学既是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也最集中地暴露了其内在困境。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如何克服黑格尔体系的这一内在张力而展开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革命，正是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张力。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要抛弃历史的总体性叙事，而是要将其基础从“抽象的绝对精神”置换为“具体的物质生活过程”，从而在保留历史方向感和解释力的同时，让历史认识论重新扎根于历史实践，使之保持开放性和批判性的活力。
在本文的语境中，“叙事”（Narrative）并非指文学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而是指一种哲学性的建构活动。它是理论主体为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运用一整套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价值预设，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或“内在规律”进行理解、解释和表征的思维形式。任何历史理论，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无法避免成为一种叙事。因为面对流动的、异质性的历史经验，思想必须通过抽象、整合与逻辑化，才能形成可言说的、可传播的、具有解释力的知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科学的宏大叙事。
为了获得解释力，理论必须追求系统性，即理论内部各范畴之间应逻辑自洽，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同时，理论也必须追求连贯性，即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历史经验材料合理地纳入自身的解释框架之中，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种诉求是理论化的内在要求，是其力量所在。然而，任何理论都根植于并反映着特定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或社会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阶级斗争形势和时代性问题意识中产生的。因此，理论的真理性是历史的、有条件的。
理论的系统化和连贯性的诉求，必然意味着对历史材料进行抽象化、形式化和结构化。这一过程使得叙事极易逐渐脱离其得以产生的、那个活生生的、多变的历史实践本身。理论为了维护自身的逻辑完美性，会倾向于筛选甚至裁剪经验事实，从而从历史的“反映”转变为驾驭历史的“框架”。这会造成以下三种倾向。第一，自我绝对化倾向。理论忘记了自身的历史性和条件性，将自身内部的逻辑关系误认为是超历史的、永恒的真理。它从一种开放的、指导进一步研究的“指南”，转变为一种封闭的、解释一切的“真理体系”。第二，教条化倾向。理论不再被置于实践面前接受检验，反而成为评判实践的终极标准。任何新的、超出其框架的历史实践，首先遭到的是基于旧理论的质疑和否定，而非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调整。第三，意识形态化倾向。此时，理论完成了其蜕变。它不再是批判性的武器，其功能转变为为特定利益或权力结构进行辩护、掩盖社会矛盾的非批判的意识形态。这正是理论“自我僵化”的完成形态，即理论将自己物化为一个独立于主体实践的、自在的东西。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即历史理论因其内在的系统化建构诉求与其外在的历史实践根源之间难以避免的分离趋势，而面临的自我教条化、自我意识形态化的异化风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元理论建构，无论是试图“重构”还是“解构”唯物史观，都正是在这一难题的笼罩下展开的，其成败得失均在于能否妥善处理这一根本性张力。
面对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立场进行了化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直观性，即只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现实，而不是将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马克思的“实践”首要地是指感性的、物质的生产活动，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它也包括革命阶级的批判性、改造性的政治活动。实践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能动的、创造历史的过程。这一范畴的创立，将哲学的立足点从“解释世界”的思辨转向“改变世界”的革命性活动。认识的基础不再是被静观的对象或抽象的思维，而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这为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全新的、坚实的根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地表述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其历史认识论的第一原理。这里的“生活”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其核心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动态的结构。同时，这里的“决定”并非机械的、线性的因果决定，而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制约和规定。它意味着以下三种内涵。第一，理论起源上的派生性。任何社会意识形式（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的最终根源和产生条件，必须到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就强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去看待理论本身。第二，理论内容上的被规定性。社会意识的内容、形式和演变，在根本上是由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所塑造和限定的。第三，理论有效性上的历史性。一种理论叙事是否正确和有效，不能在其自身内部得到最终证明，而必须回到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中，看其是否切中了现实的社会矛盾与发展趋势，并接受实践活动的检验。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反驳批评者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扩散和泛化为普遍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时指出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一切理论叙事和意识形态形式，无论其看起来多么抽象和超越，其最终根源都不是“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或“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而是现实社会矛盾、阶级斗争需要和物质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它们是为解答时代的迫切问题而产生的。一种历史认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其判断标准不再是它逻辑上是否自洽或体系上是否完美，而在于它能否深刻地解释现实，并进而有效地指导实践以变革现实。它的有效性是历史的、具体的，而非永恒的、抽象的。它必须在持续的改变世界的活动中证明自己，并随之发展。这意味着，任何历史理论，包括唯物史观本身都必须被历史化，即被置于其得以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其意义与局限。就此来看，理论的权威性不再来自其逻辑形式，而是来自它把握现实、指导实践的深刻程度。马克思通过确立“实践”的核心地位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实现了历史认识论的根本转向。他将历史理论从思辨的天空拉回到尘世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为其找到了现实的根源和客观的检验标准。这为破解“叙事难题”，即防止理论脱离实践而自我僵化，提供了唯一科学的可能性基础。这就是要求理论必须始终保持对其自身社会历史根源的自觉，并永远向实践保持开放。
具体来看，马克思是通过历史辩证法提供了穿越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非一种可被简单套用的公式，而是一种贯穿其全部思想的、活生生的思维方式。它通过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确保理论叙事与历史实践的统一。
一方面，从客体向度来看，历史辩证法强调批判的历史性。马克思坚决反对将任何经济或社会范畴视为“自然永恒”“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规定。在他看来，诸如劳动、价值、货币、资本、阶级、国家等核心范畴，并非先验存在的逻辑原子，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征。例如，“资本”范畴在简单商品流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和机器大工业阶段，其具体形态、运作逻辑和统治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同样，“阶级”的形式从古希腊的公民/奴隶，到中世纪的领主/农奴，再到现代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其界定标准、组织方式和自觉程度都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因此，批判的历史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研究对象，也适用于理论自身。唯物史观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内在矛盾充分暴露时，才可能被科学地揭示出来。因此，理论必须承认自身的历史有限性，它是对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真理的认识，而非永恒的终极真理。理论在解释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生产和解构。
另一方面，从主体向度来看，历史辩证法强调内在的自我批判。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目的不是构建一个完美的解释体系，而是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提供指南。因此，理论的最高标准是实践的有效性，而非逻辑的完美性。其一，对前提的批判。理论必须不断反思自身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如时代条件、阶级立场、问题意识是否仍然有效。其二，对结论的批判。理论必须敢于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修正甚至放弃以往得出的具体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正就是典范，例如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比预想的要更复杂。其三，对框架的批判。在最深刻的层面上，理论必须对自身的整个叙述框架保持开放，准备在历史实践发生根本性转折时，扬弃旧的框架，发展出新的理论形态。这意味着，任何既成的理论体系都不被视为认识的终点，而是视为通向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一个中间桥梁。在这一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任何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被超越的必然性，因为理论的真正生命在于其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在实践中的生成性。
“批判的历史性”与“内在的自我批判”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活的灵魂。第一，“批判的历史性”是“内在的自我批判”的客观基础。正是因为一切（包括理论自身）都是历史的、暂时的，所以自我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二，“内在的自我批判”是“批判的历史性”的主体实现。对历史性的自觉认知，必须通过理论家的自我批判活动来实现和表达。第三，这两者统一于“实践”。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造世界的实践，历史的真实变化才得以显现，而理论也才获得了检验和批判自身的动力与标准。“批判不是简单地指责或者拒斥自己所处其中的条件，而是源自对自身与这种条件之间关系的自我批判。”由此，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成为一种根植于实践、并向实践无限开放的动态思想系统，从而在根本上规避了叙事僵化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实现了对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穿越。当然，马克思对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克服，并不在于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确保理论永葆批判活力的根本方法。
二、历史认识论的三种倾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元理论建构及其困境
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所蕴含的“彻底历史性自觉”为尺度进行审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回应后现代语境下宏大叙事危机时，其历史认识论的元理论建构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路径。这些路径虽然都共同呈现出对资本主义强硬的批判立场，以其现实性彰显了自身的活力，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原则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或试图修正与重构其框架，或选择悬置与解构其根基，或走向决裂、逆转与例外的状态，提出全新的时间性范式。尽管策略迥异，但可以看到，这些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理论自身须被彻底“历史化”的根本方法，其元理论建构或显或隐地再现了而非解决了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从而在整体上映射出当代激进理论在把握历史总体性时的深刻困境。
（一）修正与重构：历史规律的“体系化”与“主体化”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第一种回应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路径表现为一种“修正与重构”的努力。这种路径的意图在于，基本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有效性，但试图通过引入新的核心范畴或方法论来对其进行扩充、修正和现代化，以期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其解释力和批判力。然而，这一路径努力在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同时，却也因不同程度地偏离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而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具体而言，该倾向呈现出三条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倾向。
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是“体系化”路径的典范。阿瑟深受黑格尔《逻辑学》的影响，其核心主张在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并不是对历史发生学的经验描述，而是一种“体系辩证法”。阿瑟指出：“与研究社会体系之起伏涨落的历史辩证法相反，人们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辩证法，以阐明既定的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关系。”这种辩证法旨在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再现资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自我运动的矛盾结构。阿瑟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价值形式的内在矛盾。他力图剥离《资本论》中具体的历史经验内容，提炼出一个纯粹的、由“商品—货币—资本”逻辑序列构成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范畴不再是现实关系的反映，而是构成现实的概念环节；资本发展的动力并非外在的历史偶然，而是其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展开。这是一种将历史规律高度逻辑化、系统化的重构尝试。阿瑟的路径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更加精密、严谨和自洽的逻辑体系来应对叙事难题。他相信，只要这个辩证体系足够完善，就能穿透经验的表象，把握住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结构性矛盾，从而避免理论因历史变迁而失效的风险。这种路径极大地深化了对资本逻辑的结构性和内在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作为一个“主体”的自我运动过程，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然而，这种“体系化”努力潜藏着巨大风险，即试图强调逻辑优先于历史。为了追求逻辑的纯粹性与自洽性，丰富具体的历史内容、偶然的实践活动被当作次要的或外在的因素悬置起来。理论叙事由此面临着脱离其历史实践根源的危险，从一种开放的批判方法蜕变为一个封闭的概念系统，恰恰重蹈了其所要避免的叙事自我僵化的覆辙。这正是阿瑟的体系辩证法偏离马克思“历史化”方法的核心所在。
美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重构化”路径的杰出代表。哈维并非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主张将“空间”范畴辩证地纳入其核心，以解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空间生产来延续自身、转移危机。哈维认为，资本积累不仅在时间中展开，更在空间中布展。空间并非静止的容器，而是被资本主动生产和重塑的要素。从城市权利到全球不平衡发展，从“时空压缩”到“掠夺性积累”，哈维构建了一套将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深度融合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扩充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维度。哈维试图通过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来保持其生命力。他通过将“空间”提升为一个与“时间”并重的本体论范畴，使理论能够有效分析全球化、城市化等新现象，从而避免理论因无法解释新现实而面临的叙事危机。这种路径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批判引入了传统上被忽视的空间与地理领域，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城市危机和帝国主义新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尽管哈维始终坚持历史性分析，但其理论重构在将“空间”体系化、范畴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平衡“空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张力问题。当其分析过于强调资本的空间布展逻辑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弱化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阶级斗争、政治选择和文化实践的能动作用。这种对“空间”的过度体系化建构，同样有使其理论抽象化、固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历史辩证法固有的实践指向性和对主体能动性的敞开维度。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提供了“主体化”的重构方案。这种方案的核心在于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资本逻辑”重新夺回给“主体性”，尽管这种“主体性”是一种新的、后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主体。奈格里和哈特提出“活劳动”相对于“死劳动”的本体论优先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资本自主逻辑的展开，而是对工人阶级（后来称之为“诸众”）创造性反抗的被动回应。因此，历史叙事的核心不应是资本的结构，而应是诸众的欲望、创造性和自我价值化能力。革命不再是等待客观条件成熟，而是基于主体性力量的立即在场和自主建构。这一路径试图通过重拾并极端化历史叙事中的“主体”维度来解决难题。它认为，只要牢牢锚定在具有无限创造性和解放潜能的新革命主体上，理论就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避免被任何结构所僵化。该路径极大地激发了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对新革命主体形态、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等问题的思考，恢复了被结构主义压抑的主体性与解放欲望在批判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奈格里和哈特的方案虽然充满激进的政治意志，但其对主体性的强调带有强烈的哲学本体论和人类学预设色彩。“诸众”更像是一个理论建构的、具有先验革命性的哲学概念，而非一个在具体历史条件与生产关系中被辩证形塑的政治阶级。这种对主体性的过度依赖，使其叙事脱离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具体分析，从而滑向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激进意志论，同样面临着丧失历史具体性、陷入新的抽象的困境，未能真正完成对叙事难题的穿越。
以上三种路径均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它们或深化了逻辑，或拓展了视域，或激活了主体。这三种路径的共同意图在于通过内部调整来捍卫宏大叙事的有效性。然而，它们共同的局限在于，在试图克服叙事难题时，都不自觉地将理论重构的焦点从“历史实践”转移到了“理论自身”的某种绝对基点之上，无论是阿瑟的逻辑体系、哈维的空间范畴，还是奈格里的主体本体。这种寻求更稳固“阿基米德点”的努力，使他们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将一切范畴不断“历史化”的根本方法，从而难以彻底避免体系的封闭化、概念的抽象化与基础的非历史化，最终仍以不同形式再现了它们试图摆脱的叙事难题。这一困境从反面印证了回归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那种面向实践、永不自封的批判本色的重要性。
（二）悬置与解构：从历史到话语与空间的转向
如果说上一种倾向的努力在于试图“修复”宏大叙事，那么这一种倾向则代表了更为激进的姿态：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畴的彻底质疑与解构，放弃或悬置了历史总体性叙事本身。这种路径深受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其宗旨在于，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如生产力进步、阶级冲突、历史必然性等是一种压抑差异、忽视偶然性的“本质主义”话语，必须通过转向话语、空间、形式等分析，来解构其同一性暴力，为多元化和差异性的政治开辟空间。不过，这种解构策略在打开新的批判视野的同时，也因其彻底放逐了历史的客观性维度，而使批判理论面临着失去方向与根基的深刻困境。
以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话语转向”最彻底的宣言者。他们明确提出，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核心，以实现对激进政治的重新奠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不存在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客观统一性，即“社会”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具有先天革命使命的“普遍阶级”，例如无产阶级。社会是由话语（discursive）实践所建构的、充满对抗（antagonism）的领域。政治的本质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同话语为了争夺霸权（hegemony）、接合（articulate）社会意义而进行的无止境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所体现出来的对抗“并非客观的关系，而是揭示所有客观性的界限的关系”。历史没有必然的方向和主体，其进程取决于话语连接的偶然性。就此来看，拉克劳和墨菲的方案堪称“釜底抽薪”。在他们看来，既然叙事难题源于追求宏大叙事的同一性，那么彻底放弃宏大叙事本身，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开放性和话语建构性，就被视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难题。因此，理论的任务不再是把握历史的“真实”，而是分析话语到底是如何“建构”现实的。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一路径极大地激发了对身份政治、文化斗争、微观权力的分析，为理解后现代条件下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框架。然而，这种极端的解构使其理论陷入了“批判的瘫痪”的困境和深渊。首先，当社会被还原为话语建构的结果时，批判便失去了任何客观的、物质的参照系，无法解释为何某些话语能占据霸权地位，因为其背后的物质力量与生产关系被遮蔽了。其次，无限推崇差异和偶然性，使得任何集体性的政治规划和解放愿景都难以形成，政治行动沦为局部的、暂时的话语游戏，最终消解了历史的方向感和变革的集体动力。这样的后果就是理论在话语中异常增殖，却失去了诊断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行动策略和纲领的能力。
在美国城市理论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这里，“空间转向”呈现出比哈维更为激进的形态。索亚旨在确立一种空间的本体论优先地位，以此对抗传统历史哲学中根深蒂固的“历史决定论”。索亚提出，长期以来，历史性（时间）被赋予了优于空间性（空间）的特权地位，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统理论的盲点。由此，他主张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但最终更强调空间性对于建构社会生活的本体论优先性。基于这一视角，空间不再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容器，而是主动的、构成性的力量。于是，索亚呼吁一种“空间本体论”，认为对空间性的思考应优先于对历史性的思考。索亚的策略是用共时性的空间分析来悬置历时性的历史叙事。通过将分析焦点从时间（历史、过程）转移到空间（结构、关系），他试图摆脱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的束缚，为理解社会的同时性、并置性与差异性结构开辟道路。就其理论贡献来说，这种路径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研究、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空间组织形式中蕴含的权力、不平等和反抗。然而，我们亦需要注意到的是，索亚的激进空间理论在解构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也抽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这个理论核心。原因在于，当空间性被提升到本体论高度时，空间生产得以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就被遮蔽了。结果是，空间分析有沦为对静态权力结构的现象学描述的危险，导致无法解释空间形式自身的历史性生成与变迁。这种以共时性结构分析完全取代历时性历史生成的做法，最终使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的纵深感与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同样是一种对叙事难题的逃避而非解决。
加拿大学者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进行的最为深刻的解构。他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激进重读，动摇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根基。普殊同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中论证，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卢卡奇）错误地将批判对象设定为“分配关系”（市场剥削），而将解放希望寄托于“生产力”（工业无产阶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统治形式恰恰是“劳动”本身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抽象的社会中介形式，即抽象劳动时间成为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和社会构成的支配原则。普殊同指出：“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与价值正是为这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赋予资本主义劳动以普遍性的不仅仅是以下这样的老生常谈，即它是各种特定工作形式的共同名称；而且，正是劳动的社会功能赋予了它以普遍性。”马克思那里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在普殊同眼里则成了个别与一般、特殊和普遍之间的矛盾。这显然是一种不对等的比较。在根本上，普殊同的路径是一种“内在解构”。普殊同基于历史特殊性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中的独特性。当然，正如普殊同自己认为的那样，能够看到这一点，也比那种从抽象的、普遍的劳动维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深刻得多。然而，在普殊同那里，这种历史特殊性的视角却隐含着重大风险。他不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即内在矛盾演进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特殊性，而是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角度来看待特殊性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来看，普殊同用僵硬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中介具有矛盾变迁的社会历史，也就是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构这种强纲领的倾向来阐释社会形态，结果忽视的是作为过程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因而，尽管普殊同凸显出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形态中的特殊性，但是他仍然缺失的是对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辩证理解。于是，这也就不难理解普殊同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只不过是“适用于一种被商品生产规定为总体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特殊矛盾的唯一方法”。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狭隘的、片面的理解。总体来看，在把握社会历史复杂性的过程中，普殊同仅仅靠他所倚重的历史特殊性很难真正达到对社会本质的理解，而正是这样的理解又会阻碍他真正地解决历史叙事的难题。
持这种倾向的理论以其犀利的批判锋芒，成功地揭示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存在的简化论、目的论和压抑性风险，极大地拓展了批判理论的论域。然而，这些理论主张共同的也是更为根本的困境在于，它们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将历史本身的客观性维度也一并抛弃了。它们正确地看到历史叙事是建构的，却错误地推论历史本身也是完全流动、任意的话语游戏。这种将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化的极端做法，使得批判理论丧失了其赖以立足的现实根基（社会存在）和衡量批判有效性的客观尺度（历史实践）。最终，理论在无限自我指涉的话语增殖中，从一种改变世界的武器，蜕变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封闭游戏，以一种激进的姿态重蹈了它本想避免的覆辙，即失去了穿透现实、指引未来的叙事力量。这正是对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另一种失败回应。
（三）决裂、逆转与例外：超线性、回溯性与断裂的时间性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第三种路径表现出了最为彻底的激进性。它不再满足于对传统叙事的“修正”或“解构”，而是主张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预设——如生产力的进步性、历史的规律性以及基于社会矛盾的必然性解放逻辑——进行根本性的决裂。这种倾向的理论家们试图通过提出各种逆转性的、回溯性的或断裂性的时间叙事，来构想一种超越传统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然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在带来理论震撼的同时，也因其往往陷入非历史的抽象构想或新的决定论，而面临着巨大的理论风险和政治困境。
以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为代表，这一路径主张一种激进的“以毒攻毒”策略。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他们指出，左翼的地方主义、拒绝技术等传统批判是一种反动的、怀旧的浪漫主义，而真正的出路在于“加速”，即主动拥抱并推动技术、社会化和全球化进程，进而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出的高度生产力和社会化组织能力，来构建一个后资本主义的“后稀缺”社会。从实质上来看，这是一种“通过资本主义抵达后资本主义”的超级现代性方案。加速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对技术和全球化潜能的估计过于保守。于是，他们提出一种“超线性”的时间叙事，即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量变，而是通过加速抵达一个奇点（Singularity），从而实现质的飞跃。他们用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超历史”叙事，取代了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这一主张迫使左翼重新思考技术与全球化的战略意义，打破了对“小即是美”的盲目崇拜。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一方案充满了巨大的、不可控的风险。它严重低估了资本逻辑对技术方向的宰制能力，幻想技术发展会自动带来解放，重复了它本想批判的技术决定论错误。这种脱离具体社会关系和权力分析的方案，在政治上极具天真性，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的逻辑推演，其叙事难题在于无法回答“加速”过程由谁主导、如何避免灾难性后果这一核心问题。
以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人提出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论述为代表，这一路径提供了一种彻底颠覆进步史观的“回溯性”叙事。这种方案因其颠覆性和激进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在瓦鲁法基斯看来，资本主义并未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而是在数字平台垄断下发生了一场“倒退的革命”。具体来说，大型科技公司像封建领主一样，通过对平台租金和数据的垄断性占有，使广大用户沦为“数字农奴”，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资本积累等核心逻辑正在被一种数字采邑制所取代。在本质上，技术封建主义彻底逆转了进步史观，提出了一种历史可能倒退、文明可能退化的悲观叙事。它用“回溯性”的时间性，取代了马克思的“前进性”时间性。在理论贡献上，这一理论敏锐地捕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权力形态，对平台经济的批判极具启发性。然而，技术封建主义的这种“倒退论”在提供深刻批判的同时，潜藏着深刻的历史悲观主义。它将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提升为一种新的历史宿命论，似乎一种无法阻挡的文明衰退趋势已然注定。技术封建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异常深刻，但是容易消解政治行动的积极动力，导致理论在指出问题时无比犀利，但在指明出路时却无能为力甚至导向消极。
源自阿尔都塞传统的后阿尔都塞派阿兰·巴迪欧和吉奥乔·阿甘本提供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然而截然不同的决裂方案。他们共享对线性历史与目的论的拒斥，却分别走向了以“事件”为核心的确信哲学和以“例外”为核心的怀疑哲学，其共同困境在于最终都未能将其激进叙事重新锚定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对于巴迪欧来说，历史并非连续进程，而是被偶然性的“事件”（政治革命、爱、艺术创造、科学发现）所中断。真理并非经验的总结，而是源自对事件的“忠实”并由此展开的真理程序。主体由事件召唤而生，其任务在于通过忠诚的实践，将事件的真理在情势中实现出来。巴迪欧以“事件”的断裂性和“真理”的永恒性彻底取代传统的历史必然性叙事，将解放寄托于对突发性事件的激进坚守与开拓。“事件”具有极强的偶然性与神秘性，原因在于它脱离了事件得以萌发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与阶级形成过程。这种理论无法提供关于历史可能性的科学分析，将政治行动引向对不可预知之“神迹”的被动等待或哲学顿悟，同样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抽象。对于阿甘本而言，西方政治的隐秘核心并非法治，而是可随时置法律于无效的“例外状态”。现代权力通过将人还原为“赤裸生命”（Homo Sacer）来进行统治。真正的革命政治并非积极创造，而是弥赛亚式地“中止”统治机器，通过无为（inoperosity）与亵渎（profanation）恢复生命的本真潜能。以弥赛亚时间的迫近感与停顿感逆转线性历史时间，阿甘本将解放定义为对权力逻辑的彻底拒斥与悬置。他的方案沉浸于对权力结构的哲学解构与悲悯凝视，却极度缺乏任何迈向解放的积极主体性与现实过渡策略。阿甘本的弥赛亚主义充满消极的末世论色彩，最终将政治引向一种美学的、伦理的沉思，同样无法为历史实践提供有效指南。巴迪欧与阿甘本虽同属后阿尔都塞思潮，却代表了应对叙事难题的两种极端：一者试图通过哲学上的绝对确信（事件—真理）来填补历史必然性消失后的空缺；一者则陷入哲学上的绝对怀疑（例外—悬置），试图通过揭示权力的原始结构来否定一切既定的历史叙事。然而，两者都脱离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基础与历史性生成原则，其构想无论是充满激情的还是深沉悲悯的，都最终漂浮于历史实践之上，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再现了元理论建构在叙事难题面前的最终困境。
以上三种路径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试图打破一切常规，为左翼思想寻找全新的出路。它们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叙事在面对技术突变、生态危机、生命政治等新问题时的局限。然而，它们共同的也是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在试图跳出现有框架时，往往坠入了另一种形式的非历史抽象或决定论。无论是加速主义的技术乌托邦、技术封建主义的历史退化论，还是后阿尔都塞派的事件神学，这些新的元叙事都严重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实践和现实主体的能动性。它们或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或陷入深沉的悲观，或寄托于神秘的偶然，但都未能将解放的可能性扎根于真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因此，尽管它们以最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建构的叙事最终仍是一种未能被彻底“历史化”的抽象，同样无法真正穿越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反而从另一个极端印证了回归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要性。
三、在历史与叙事之间：历史认识论的方法论自觉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回应，虽路径多元、创见频出，却最终未能成功穿越这一理论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试图克服传统决定论或重构批判基础时，不约而同地以不同方式偏离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理论自身进行彻底“历史化”的自觉。无论是“体系化”与“主体化”、“悬置”与“解构”，还是“决裂”与“逆转”，这些理论建构都试图寻求一个超历史的、稳固的元理论基点，例如完美的逻辑体系、话语的优先性、技术的自主性以及断裂性的事件。这一努力本身，恰恰使其理论叙事脱离了其所由产生并试图把握的、不断生成变化的历史实践。它们试图规避一种叙事的意识形态化，却因未能将自身历史化而重构了另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叙事，陷入了“非历史化”的自我悖论。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了理论的“自指性”与“学院化”。这样的理论运作日益呈现为内部循环的概念推演和话语增殖，与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相疏离，丧失了诊断并有效干预现实的历史能力。最终，理论的激进姿态掩盖不了其在政治上的无力感或乌托邦色彩，从而集体性地印证了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深刻性与严峻性。
马克思之所以能穿越历史认识论的叙事难题，并非因其提供了某种一劳永逸的终极真理体系，而在于他将其方法论根基深刻地建立在彻底的历史性自觉之上。这种历史性自觉构成了评判一切历史认识论的尺度，它包含以下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
第一，对客体的历史性自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将过程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实现了认识论上的革命性突破。他彻底摒弃了传统哲学中实体化、永恒化的范畴理解方式，开创了以“过程”和“关系”为核心的全新认识范式。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一论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所有核心分析范畴，无论是商品、货币、资本，还是阶级、国家、意识形态，都被理解为特定物质条件下历史地生成、演变和消解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那样，“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种理解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内容能够随着客体本身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调整和深化，“因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总是这样那样地遮蔽或曲解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自觉要求理论叙事必须具备双重历史视野：既要把握研究对象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又要理解其历史生成条件和未来发展趋势。正是这种方法论自觉，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避免将历史规律绝对化、教条化，始终保持对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开放态度。
第二，对主体的历史性自觉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把理论家当作历史的剧中人加以看待。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革命还体现在对认识主体自身历史性的彻底自觉。他坚决拒斥那种企图站在历史之外的“上帝视角”的绝对知识幻想，而是将认识者自身及其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理论框架和价值预设都纳入历史性的审视范围。因为认识者自身及其所使用的范畴、框架和价值预设，同样被视为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处境的产物，必然具有有限性、条件性和可谬性。理论必须对自身的前提保持彻底的反思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著名论断不仅表明了实践优先的立场，更包含了对哲学理论自身历史性的深刻认识。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都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局限。这种彻底的自反性思考要求理论家必须对自身的认识前提、价值立场和历史局限保持清醒的认识。它要求理论必须对自身的历史条件、阶级立场和问题意识保持持续的批判性反思，避免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绝对化、普遍化。
第三，对自身的历史性自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把理论叙事作为开放性的环节。最高层次的历史性自觉体现在理论对自身存在方式彻底的历史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将其研究对象和认识主体历史化，更重要的是将其自身的存在也视为一个历史的、暂时的认识环节，从而始终保持向新的历史实践经验开放的姿态。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一表述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身历史性的自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指南。恩格斯在晚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这一方法论原则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反对任何将理论体系绝对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历史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动力机制。它要求理论必须向新的历史实践经验、新的科学发现保持开放，准备在实践面前被扬弃、被超越。以这种要求来看，理论的真理性的判断标准不在于逻辑的自洽性或体系的完美性，而在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和解释现实的力量。
这三个维度的历史性自觉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马克思穿越历史认识论叙事难题的方法论钥匙。具体来看，对客体的历史性自觉确保了理论内容的开放性和发展性，防止将历史规律绝对化；对主体的历史性自觉确保了理论前提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规避将特定认识绝对化；对自身的历史性自觉则确保了理论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和开放性，避免将理论体系绝对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地瓦解‘立足于自身的思想’的同时，去积极地把握和阐明历史运动的全部客观性”。
这种彻底的历史性自觉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根植于实践、并向实践无限开放的动态思想系统。它通过将主客体及理论自身不断“历史化”，永恒地避免了自我僵化的意识形态命运，实现了对叙事难题的创造性穿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性自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核心，更是其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及其困境，从反面深刻地昭示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首先，坚持方法论的自觉而非对体系的迷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论本质，而非任何现成的结论或封闭的体系。理论的创新必须是在坚持根本方法的前提下，直面新实践、解答新问题的产物。其次，坚持立足历史实践的理论品格。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创造，都必须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的任务始终是“在理论上准确地揭示变化的性质和趋势，在实践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由此，我们要警惕各种脱离现实、在话语内部自我循环的“学院化”倾向，始终保持理论与历史进程之间的鲜活互动。最后，坚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上述比较与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应秉持高度的历史性自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回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之中，这正是我们穿越一切叙事难题、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根本之道。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种子培育项目“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CCNU25ZZ239）、“人机协同视域下具身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CCNU26ZZ04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