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兢兢，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摘要：“獠人入蜀”改变了中古巴蜀地区的族群结构与地方文化，唐宋间巴蜀僚人的族类身份与文化认同呈现出重大变迁。四川盆地内部的“剑南诸獠”，由沿河向山地渐次转变为正州统治下的“土豪”和“民户”，在儒家循吏的教化与佛教思想的浸润下，其“铜鼓”“竹王”民俗传统与壮侗语地名等文化印记经过遗忘与重构，完成华夏化的转型。由入蜀僚人、土著獽、賨等族构成的“剑南诸獠”文化与华夏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华夏认同下多元一体的巴蜀地方文化。川西南山地羁縻州的“獠化”诸羌、“葛獠”“南平獠”等边缘族类，则在唐宋王朝与南诏乌蛮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华夏化”和“乌蛮化”的内外分途。总体来看，唐宋间以“华夏”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层向西南边地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成长壮大。
关键词：唐宋；巴蜀僚人；华夏化；民族交融
一、问题的提出
4世纪中叶，南中僚人大量北迁入蜀，巴蜀郡县为僚人所“侵居”而“荒废”者甚多，号称“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分布遍及晋代益、梁二州，对巴蜀地区的华夏统治一度构成威胁。由于王朝控制力的衰退与巴蜀僚人的势盛，西南其他非华夏人群在史书中也多被泛称为“獠”，“獠人”遂成为继“西南夷”之后中古巴蜀地区最主要的一种族类。
学界对僚人的研究多局限于“分类—溯源”的传统范式，致力于构建“獠族”的谱系脉络，而对华夏政权与巴蜀僚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进程则关注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随着南北朝政权重新加强对巴蜀的治理，巴蜀僚人开始了漫长的“华夏化”历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晋隋间史料所见巴蜀僚人的华夏化，主要表现为僚地的“郡县化”与僚人的“编户化”，亦即僚人政治身份的华夏化，可视为华夏化的第一阶段。对此学者已有相关研究。巴蜀僚人对华夏政权的文化认同、经济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华夏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呈现出的民族交融，主要散见于唐宋史料。这可视为华夏化的第二阶段，也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唐代巴蜀僚人分化为正州统治的“剑南诸獠”与羁縻招慰的“葛獠”“南平獠”。由于巴蜀各地治理程度的差异、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僚人呈现明显的“内”“外”之别。唐宋间，“剑南诸獠”分布范围急剧缩小，“南平獠”成为僚人的代表性群体，折射出巴蜀僚人华夏化的进程。僚人入蜀后“乌蛮”的族群力量填补了南中的政治空间，在唐宋间不断向巴蜀扩张，于是巴蜀边缘的“葛獠”“南平獠”族属身份亦出现“内”“外”分途的演变趋势。唐宋时代是巴蜀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转折时期，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研究僚人与其他各族互相交融的现象，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南地区的演变特征。
二、四川盆地核心区僚人文化的转型
唐宋巴蜀正州统治下的“剑南诸獠”，在史书中并无关于其风俗的记载，唯留下叛乱的事迹，似乎意味着进入编户的僚人，文化上渐近于华夏之民。尤其是四川盆地内部剑南道与山南西道核心区域的僚人，在王朝文化的浸润下，产生显著的华夏认同。
（一）循吏教化与渐染佛教的巴、遂僚人
南北朝巴蜀僚人中华夏化程度最高的“巴獠”，至隋代表现为“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但唐初巴、集二州仍见有“山獠相聚为乱”，不过其变乱性质已不同于“生獠”。《册府元龟·将帅部·机略》云：
（苻阳、白石）二县熟獠与反者先为州里，互有亲戚，皆言贼不可击，请（庞）玉班师。玉徐云知之，扬言曰：“秋谷将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也。”闻者大惧，因谓曰：“大军不去，食吾谷尽，吾徒皆饿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壮士入贼营，各求其所亲，与相要结，斩贼渠帅，众遂分散。
由此可知，当地叛乱的“山獠”原为“州里”的“熟獠”“百姓”，“渠帅”当是“州里”豪族，故其“反者”多为族群性质不显的“贼”。所谓“山獠”，近于“山民”“山贼”之类，其在巴州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发生于贞观十二年（638）其后虽偶见“夷獠数千相聚山泽”，亦多视为掠民之“盗”，对郡县统治的危害程度远不及南北朝之世。如《舆地纪胜·利州路》云：“于邵，为巴州刺史，人饥獠乱，薄城下，邵励兵拒战，且遣使晓谕巴獠使降。邵儒服出，贼见皆拜，即引去。”这里的“巴獠”实际是因饥饿作“贼”的“民”，其对儒家循吏的服膺，表明了对华夏统治的文化认同。
遂州处巴、蜀之界，南北朝时“其地多獠，官长力弱，不相威慑”。至隋唐，当地僚人同样表现出对循吏治理的认可。如隋炀帝时遂州总管卫玄还朝，“夷、獠攀恋，数百里不绝”，“各挥涕而去”；又唐高祖时遂州都督韦云起“怀柔夷獠，咸得众心”。佛教在巴蜀的传播，对僚人风俗的改易也有很大作用。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云：“遂州之人多是夷獠，杀生捕猎，造罪者多。闻（魏）旻说此因缘，各各发菩提心，不敢杀生捕猎，并读诵《金刚般若》，昼夜不舍。”按捕猎是“獠”字本义，“杀生捕猎”亦是僚俗，且僚俗“喜食人”。《周书·獠传》称僚人为“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由于遂州地处西川与东川的交通节点，受到佛教文化中心成都的辐射，包括遂州在内的成都周边诸州是唐代巴蜀佛教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灵验记》所见僚人对“杀生捕猎”的畏忌，透露出佛教信仰对消除僚俗中的原始“落后”因素起到了助力作用，魏旻教化僚人的行为获得了萧瑀的肯定，表明佛教在唐代是华夏士人移风易俗的重要工具。
（二）从“编獠”到“土民”：邛、雅僚人的转型
蜀州，垂拱二年（686）分置晋原、青城、新津、唐兴四县，唐兴县本汉江原县地，南北朝时属于临邛僚地，是距离成都最近的僚人分布区。晋临邛旧县在南朝始终为生僚势力盘踞，“宋及齐、梁不置郡县”，西魏始于临邛“开生獠”，“更招遗民，渐垦植”，恢复了临邛县建置，并沿蒲江河谷地向上游置郡设县，将政权边界向西南推至大相岭北麓的秦严道故县，“自后人户稍繁，舆赋有叙”，僚人的编户化呈现稳定状态。至唐武德九年（626）“益州獠反”，唐太宗制止益州大都督窦轨发兵讨伐，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则益州“山獠”亦非南北朝时之化外“生獠”，而是从属郡县的“子民”，或因资源短缺而以“鼠窃”为常俗，不同于“比之禽兽”的“蛮夷”，其对官吏“恩信”的“帅服”，同样是华夏认同的表现。
蜀州西南接邛、雅，东南邻眉州，分别为南北朝时的临邛僚和犍为僚地。贞观二十二年（648），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击邛、眉“反獠”。对此，《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云，“帝遣剑南造船獠之人，咸令减役，雅、邛、眉三州编獠或不祗承，呼召相率而反”。“㺐”同“獠”。按梁时益州刺史萧范“于蒲水口立栅为城以备生獠，名为蒲口顿，武陵王萧纪于蒲口顿改置邛州”，则邛州初为防僚之水寨，此一带之“獠”或指习于造船的水上僚人，唐初已编入户籍。《新唐书·南平獠传》称“诸獠皆半役”，说明此三州“编獠”注籍之初的赋役标准低于华夏编户。又《唐六典·尚书户部》云：“凡岭南诸州税米者，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则僚户“半役”不限于岭南，很可能是唐代官方对待南方蛮夷户一般性的赋役优待措施，这也是吸引僚人归附的向心力。
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新附蛮夷往往采取“勿赋税”或“轻赋税”的政策，随着统治的深化，赋役会逐步增加，这一过程大体是渐进性的，如果急于增收赋役，则可能会引起蛮夷的反抗。如何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智慧，制定与调整“夷獠之户”的赋役标准，以持续增进僚人对华夏统治的认同，在唐代仍是处理民族关系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邛雅“编獠”至唐后期族群特征进一步消退，其僚酋被纳入郡县体制，成为“土豪”。中和二年（882），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横行邛、雅二州间”。胡三省称：“按北梦琐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姓纂无此，盖西南夷之种。”其后，“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以应阡能”。罗浑擎，《新唐书·高仁厚传》称“贼渠”，亦蛮夷种属。唐廷为了治理盗贼，在当地设置捕盗使，担任捕盗使的杨迁亦疑出自蛮夷。按僚人在唐宋时“稍从汉俗，易为罗、杨等姓”，宋以后川南地区多见有罗氏、杨氏等土官，如“夷界巡检”一职，当由晚唐的捕盗使发展而来。唐后期临邛僚完成华夏化的转型，成为“蜀人”，僚酋则充任州县武官。这类人群的叛乱，史书并不视为“獠乱”，而称之“盗贼”，与一般的“民变”无异。
蜀中“盗贼”在唐僖宗时“纷纷竟起，州县不能制”其原因即在于具有僚人背景的土豪势力构成了州县重要的武装力量。对此，唐廷专设“捕盗使”于西川，同样是以归附的僚酋充任。前蜀政权袭置捕盗使。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云：“天汉元年，戎州界獠胡连等反。七州捕盗使王球领兵讨平之。”戎州在唐代属“葛獠”区域，位于“剑南诸獠”之南，“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仍保持着僚人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文化特征，亦可证捕盗使所管理的人群多与“獠”有关。
后汉时，“患四方盗贼众多”，“分命使者逐捕”，于是捕盗使遍设于四方，至北宋被巡检使所替代。“巡检司”，《宋史·职官志》云：“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如南平军管下播州之“夷界巡检”、泸州管下罗氏蛮所任“西南蕃都大巡检使”，均属于沿边巡检，招徕各族豪酋充任。邛、雅省地之州县巡检则与内地无异，《太平寰宇记》虽载邛、雅之僚保留了“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等原始习俗，但宋初仅有“卢山县新安乡五百余户，即其遗人也”。由此可见，邛雅之僚与戎泸葛僚、南平军南平僚在唐宋时逐渐呈现内“民”外“夷”之别。
（三）地名的记忆与遗忘：犍为僚人的华夏化
益州之南的陵、普、眉三州，均属于南北朝时的犍为僚区。西魏“于剑南陵井”置陵州，“陵井本狼毒井”， “狼”字头地名据考为僚语。东晋时“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以防盐井”，始与僚人争夺盐井，则陵州的建置目的是进一步控制盐井资源，促使僚人的经济生活依附于郡县。同时，西魏陵州僚人“因山为城”，不同于南朝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从“山居”走向“城居”。普州，北周以普慈郡置，萧梁益州刺史萧渊猷赐当地僚人金券镂书云：“今为汝置普慈郡，可率属子弟，奉官租以时输送。”由此可知，梁代所置普慈郡为羁縻性质的“獠郡”，北周置普州的同时，于普慈郡置多业、安岳、永康三县，变“獠郡”为“正郡”，表明僚人部落的编户化。至唐贞观初年发生过两次陵州僚的叛乱，其后陵、普二州僚人遂不见载。
唐代陵州官员墓志多言“华夷一致”“抚俗易化”“一同播美”“弦歌自化”“化以不言”，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与南北朝政权和僚人的紧张关系相比，编户的“城居”僚民在循吏的教化下，显然已形成文化上的华夏认同。普州在唐代被称作蜀中“胜邑”“名乡”，州城之西有“铜鼓山”。按铜鼓之俗非巴蜀土著族群所有，而据刘复生所考，今四川中南部唐宋时多有关于“铜鼓”的地名，与使用铜鼓的入蜀僚人分布地域相一致，两者显然存在密切关联。但据《舆地纪胜》载，普州之铜鼓山宋代仅“俗传尝闻铜鼓声”，则铜鼓之俗已变为地方传说；宋代普州虽“介万山间”，“郡土硗瘠”，然“其民朴厚而俗美，士雅素而笃学”，“蜀东西州，论士所出，必曰眉、曰普”。
眉州在北宋时风俗“同成都府”，诞生了文豪“三苏”，苏洵之号“老泉”，其名颇似与“獠”有关。“老泉”是苏洵亡妻所葬武阳安镇山中之泉井，又名“老翁井”。苏轼《老翁井》诗云“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传说“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按四川盆地多有盐泉，早期开凿盐井的主要是僚人，汉、僚之间对盐井资源的争夺时有发生，因而汉、僚大姓往往相约立誓。宋时，眉州境内亦存有“夷獠誓碑”。按中古时“獠”“老”音同， “老泉”或即“獠泉”之讹。类似音讹还出现在蜀州，《舆地纪胜·成都府路》引《图经》云：“诸葛亮迁群獠于青城山下，号为獠泽，或云老泽。昔人避难家其中，皆享年寿，如秦人桃源之类，世世寿考，故云老泽，又名老人村。”青城山下“老泽”“老人村”的“世世寿考”等说法固不可信，其名实源于南中入蜀之“獠人”。自眉州溯岷江而上则抵青城山，这一带眉、邛、蜀诸州均多有僚人分布，然至宋代作为眉州人的苏洵父子已不知“獠”与当地的关系，将“獠人”讹为“老人”，并附会以具有华夏特征的传说，僚人的活动痕迹由此湮没在重构的地方文化之中。
三、四川盆地内部边缘区僚人身份的转变
唐代的“剑南诸獠”至宋初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同时形成僚、夏杂居的局面：荣州“夏人少，蛮獠多”；昌州“有夏风，有獠风”；蓬州、壁州“杂以獠户”。荣州位于沱、岷二江水系之间的丘陵山区，东晋南北朝时被铁山生獠所据，唐时开拓置州。昌州处于嘉陵、沱二江水系间的交接岭谷带，“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寻为狂贼张朝等所焚，州遂罢废。大历十年，（剑南）本道使崔宁又奏复置，以镇押夷獠”。蓬州则在渠、嘉陵二江水系间的过渡山地，境内多山故“夷獠散居”，“后周武帝立蓬州，因蓬山以为名”，又有伏虞山，“甚险，夷獠被征讨，即入此山中也”。壁州在渠江之东大巴山与米仓山的连接处，东晋南北朝时“为夷獠所据”，唐代置州。从地理位置看，此四州分别位于入蜀僚人密集分布的沱、岷二江中下游与渠江上游流域，同时又处在分隔这些水系的中间山地，交通极不便利。在南北朝隋唐“开生獠”辟置政区的过程中，这四州的建置时间相对较晚，至唐五代仍多有“獠叛”的记载，故成为宋初“剑南诸獠”的代表。
不过，入宋后荣、昌、蓬、壁四州不再有僚人叛乱的记载，唯见书写为“民变”的叛乱。唐代昌州旧理赖婆溪南，州城“南凭赤水，北倚长嵓，极为险固”，后移理大足县，大足与州同时置，县城“东临赤水，西枕荣山”。按昌州东接嘉陵江流域的渝、合二州，西连沱江流域的资、泸二州，诸州僚人在华夏政权的军事压力下，势必流向“山川阔远”的昌州，故其前后州城均具有强烈的军事功能，目的是“镇押夷獠”。至宋太宗时，昌州虽“有獠风”，但山僚多已编户为民。《方舆胜览·潼川府路》“昌州南山”条云：“淳化间供奉官卢斌平蜀，贼任诱等尝驻兵此山。土人云：‘他郡有警，则置烽火于此。’”此地山民称“土人”，据山叛乱则称“贼”。《宋史·卢斌传》亦云：
淳化二年，贼任诱等寇昌、合州。……三年，富顺监蛮掠荣州，斌晨夜倍道以赴，得州兵千人，署随军粮料以张其势。蛮乃遁，追至地头镇东南八十里，树栅，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纲，谕以朝旨，歃血刻石为盟而遣之。俄而荣、戎、资州、富顺监贼十五队钞乡邑，斌擒三百人，部送阙下，余悉临敌斩戮。四年，贼王尽复起荣、资，斌击灭之，尽缚以献。
淳化年间原巴蜀僚地的数次叛乱者，被书写为“贼”与“蛮”两种身份。“贼”的分布较广泛“蛮”则明确在富顺监之地。富顺监，乾德四年（966）割泸州富义县置，其风俗“同泸州”葛僚：“其夷獠则与汉不同，性多犷戾。”富顺监蛮酋名“甫羌一阿奴纲”，《姓韻》载其名为“甫羌一斌”，称“甫”是“南夷姓”。又《新唐书·南平獠传》云，“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枳兄弟诱生蛮为乱”。由此看，“甫”当为僚姓，而“阿奴”似“阿謩”“阿段”之类的僚名，因此富顺监蛮酋应是僚人。之所以称“蛮”而不称“獠”，与宋代乌蛮北上造成泸州地区“蛮”概念的扩散有关。荣、昌二州“贼”有别于富顺监“蛮”，当地民变的族类色彩趋于淡化，表明戎、泸以北的“剑南诸獠”在政治身份上已经转变为“民”。
根据《舆地纪胜》的记载，荣、昌、蓬、壁四州至南宋时地方文化发生较大转变。荣州，“自祥符迄今，登进士第者，举不乏人。市井有简俭之风”；昌州，“风俗大变，深山穷谷，户晓礼义”；蓬州，“民皆纯朴好义，弗事华靡。务农力作，田里垦辟。少商贾，多为儒，家诗户书，訚訚秩秩，文物甚盛”；壁州废入巴州，“地大俗阜”，“风俗安于简俭”。由此可见，南宋四川盆地内的华夏化由沿河向山地拓展，“剑南诸獠”在文化认同上最终彻底完成华夏转型。
四、“内华外蛮”：巴蜀族类圈层的演进
（一）从“戆勇”到“断猎”：獽人的移风易俗
“剑南诸獠”华夏化的同时，重新分化出“獽”“賨”等前此“獠化”的族类。据《太平寰宇记》载，獽人分布于简、资二州。简州置于隋代，《通典·州郡典》称“州境有赖简池，故名”。据考今四川中南部冠以“赖”字开头的地名俱为僚语。但是，《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简州”条下“风俗”只记獽人，而于文后引萧梁李膺《益州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獠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按简州分资州置，资州风俗“同简州”。据任乃强考证，“四郡獽”指巴、涪陵、广汉、犍为四郡獽人。又《隋书·地理志》云，“（巴蜀）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
由此可知，南朝至唐初时人对巴蜀族类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无法辨别僚人与其他非华夏族类的区别，原因在于僚人入蜀对华夏统治的冲击，造成“獠”概念的泛化。至宋，僚语地名与入蜀僚人的关系已不为史家所知，唯留下“言语与夏不同”的獽人风俗记载，反过来将僚人归入“獽”类。从“獠”到“獽”，史家对简、资二州主体族群的认知转变，反映了唐宋“开生獠”的过程中对巴蜀族类进行了新的识别和分类。
“獽”被宋人定为“戎属”，在更高层级的族属分类体系中，与“蛮属”的“獠”加以区别。这种划分方式不同于最早记载“獽”的《华阳国志·巴志》，该书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又同书《蜀志》云：“（朱）辰卒官，（巴）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 由此看，“獽”之族属，或接近于“蜑”这类水上人群。按“四郡獽”之分布东迄三峡，西抵沱江，其族人当循长江—沱江迁徙流动，居于“山险水滩”之地。
巴蜀獽人在晋唐间是僚人之外另一重要族类，对此蒙文通即认识到：“及于刘宋，益州二十九郡，别有梁州八郡、荆州二郡，皆在川境，考其户数裁七万耳，不逮晋初三之一，则以獠獽深入，扰攘腹心故耳。”特别是梁州獽人，在唐代被视为山南西道主要的非华夏族类。刘禹锡《祭兴元李司空文》云：“子午危栈，巴梁古岸。夷风伧儜，獽俗悍害，阴谋密构，凶党千辈。” “子午”“古岸”概指獽人之生活环境。按《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云：“黄金水，出（黄金）县西北百亩山黄金谷，南流经县西，去县九里。其谷水陆艰险，语曰：‘山水艰阻，黄金、子午。’”黄金谷、子午谷均是“山水艰阻”之地，与《华阳国志》描述的涪陵獽人所在“山险水滩”环境类似，“獽俗悍害”亦类于涪陵獽“人多戆勇”之俗。
唐代剑南道的獽人居于沱江谷地的汉、简、资三州，自北朝后期其“戆勇”之风受佛教影响而变易。《续高僧传·遗身篇》云：“释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晋义熙九年，朱龄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随军平讨，因止于广汉金渊山谷，崖即其后也。……尝随伴捕鱼，得己分者用投诸水，谓伴曰：‘杀非好业。我今举体皆现生疮，誓断猎矣。’遂烧其猎具。”北周时的释僧崖不但自身“断猎”，而且多次劝导獽人“勤力作田”，“莫养禽畜”。蜀中獽人或迁自巴地，分布在长江—沱江一线的犍为、广汉郡地，獽人在佛教“止杀”思想的熏染下，逐渐变渔猎为农耕的生产方式。因此，《太平寰宇记》称汉州风俗“同益州”；简、资二州獽人虽保留了自身的语言与婚丧习俗，但从其土产主要是绸、绵、茶、甘蔗来看，农业应已成为獽人主要的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唐宋时华夏文化呈现出由益州向沱江下游汉、简、资诸州獽地辐射的特征。
（二）从“賨獠”到“巴渝”：族类文化向地域文化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晋唐间巴蜀还有一种名为“夷”的族类专称。据前引《益州记》可知，南朝时人将“獠”“獽”“夷”三种人群视作同类，但实际上“夷”称在巴蜀的历史要早于“獠”“獽”。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与射杀白虎的巴郡夷人刻石为盟：“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汉初巴地夷人又因军功复除，“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由此可知，“夷”称早期在巴蜀专指“白虎复夷”，即后来的“板楯蛮”（“賨”）。晋户调式定“夷人输賨布”，虽是泛指蛮夷所交特殊赋税，然其初始之义则源于白虎复夷“岁出賨钱”之故事。《十六国春秋·蜀录》云：“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民焉。”由于僚人入蜀的影响，南朝至唐初将指称賨人的“夷”纳入广义的“獠”类，故常见“夷獠”一称泛指西南非华夏人群。唐高宗时《大唐故梓州刺史赠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李公墓铭并序》云：“举□书而约夷獠，杖绛节而正浇讹。怪水无祓，灵关息警。賨贝罙洽至，渝舞相趋。”文中将善“巴渝舞”的“賨”与“夷獠”互称，延续了南朝以来模糊的族类观念。
不过，在唐代“賨渝”连称较之“夷獠”，更多地用于对巴地的书写，表明唐人对“巴獠”的族属识别逐步清晰，同时随着巴地的华夏化，“賨渝”一词由族类称谓向地域文化称谓转变。如唐修《周书·阳雄传》云：“除洵州刺史。俗杂賨、渝，民多轻猾。”又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云：“将使圆冠方领，再行邹鲁之风；锐气英声，一变賨渝之俗。”又睿宗时《大唐赠使持节邛州诸军事邛州刺史狄公碑》云：“賨渝始附，寇盗仍多。” “賨渝”均表现为一种华夏内部风俗落后的边地意象。武周时《大周故朝议大夫上轻车都尉行泽州司马清河张府君（玄封）墓志铭》称渠州为“賨夷旧壤，俗浸虚讹，彭濮遗苗，性多僄悍”，则表明“賨夷”已渐成历史族称。
现实中渝水流域的渠、达、开三州，在宋初风俗表现为：“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即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阆州土产则有“獠布”。宋代巴渝风俗“重田神”，表明当地賨、僚的生产方式由渔猎转变为耕织为主，“竹枝歌”的流传则是华夏与賨、僚文化交融的结果。《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达州巴渠县”条云：“此县是当夷獠之边界，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达州属县不见僚人入居的记载，按巴渠县“梁大同中析置，以境在巴州宕渠内，故为巴渠县焉”，则其地处宕渠僚人之北界。又，与渠、达、开三州相邻的万州，亦无僚人活动之迹，其风俗“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按万州之长江南岸与忠州、黔中相连，亦为“夷獠”之界。由此推断，竹枝歌或源于僚人祭祀“竹王”的祖先崇拜之俗，而历代《竹枝词》诗文中多有吟咏“竹王”的作品，也可证两者之关联。
竹枝歌在巴地流传过程中，吸收了賨人“击鼓”祭祖的传统。《蛮书》云：“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云：
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建平即唐代之夔州，夔州西连达、开、万三州，南临黔中，其俗“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亦杂賨、僚。僚人的竹枝歌与賨人的鼓舞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巴渝民俗。竹枝歌经刘禹锡的改作，转变“鄙陋”之词风，黄庭坚称之“道风俗而不俚”，由此创造出“竹枝词”这一新的文学体裁。任中敏指出：“竹枝因歌辞全出文人，意境全在‘女儿’，趋于柔靡谐婉，其声必有变化，不复容伧儜激讦；其活动亦既从露天踏歌，移向华筵独唱。”竹枝词的文雅化，体现了异质的賨僚族类文化向华夏化的巴渝地方文化的转型。
综上可知，獽、夷（賨）原是巴蜀缘水而居、善于渔猎的土著族类，在汉晋时逐步编户化，但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在僚人入居郡县的过程中多有脱籍，故而与僚相杂。不同的是，僚人多山居，獽、夷多水居，由此构成晋唐间巴蜀两种族类书写形态，至唐宋时互相交融的各族文化逐渐演变为多元一体的巴蜀文化。
（三）从“獠”到“蛮”：川西南边地族类身份的更新
四川盆地西南缘的盆周山区诸州多领羁縻州，分别介于华夏政权与吐蕃、南诏的过渡地带，随着唐宋王朝的边地经略，当地的族类身份也获得新的标识。翼州之地在萧齐置甘松僚郡，北周置正州时明确其地主体族群为“蚕陵羌”，唐代形成羌、僚混居的局面。至《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称翼州风俗“同茂州”，为“羌戎之人”俗。由此来看，自南朝至北宋，翼州族类的身份经历了由“獠”（蛮属）到“羌”（戎属）的转换。茂州以南的雅州，如前所述置于临邛僚地，唐代其正州僚人编入户籍，称为“编獠”，至宋初文化上多已华夏化。雅属羁縻州在唐代则“并生羌、生獠羁縻州”，入宋后其羁縻州人群变为“西山野川路蛮”，从“獠”到“羌獠”再到“蛮”，雅属羁縻州族类身份亦不断变化。
川西翼、茂、雅诸州在唐代族类身份的更新，源于当地新的族群关系与民族交融。随着入蜀僚人的华夏化，唐蕃间的土著羌人成为川西诸州的主体族类。武则天时欲“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陈子昂上书称：“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胡三省进而指出，唐代“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统诸州，皆西山羌也”。又据郭声波考证，野川蛮即《新唐书·两爨蛮传》中黎、雅之间的杨、刘、郝“三王蛮”，均系羌人部落，宋以后被乌蛮所同化。因此，宋代雅属羁縻州所谓“西山野川路蛮”，实际是雅州以北“西山羌”与雅州以南“野川蛮”的合称，由唐代当地“生羌”“生獠”演变而来。故雅属正州县的“编獠”与羁縻州的“生羌”“生獠”在唐宋间分别“华夏化”和“乌蛮化”，呈现出中央王朝与南诏政权互相竞争中川西南民族交融的不同面相。
黎州萧齐时置沈黎僚郡，唐代黎属羁縻州族类被识别为羌、蛮、僚三种人群。《宋史·蛮夷传》将其人群统称为“黎州诸蛮，凡十二种”：“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汉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自有传。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黎州诸蛮中势力最盛者为南部的邛部，邛部六姓中“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其主体是南诏乌蛮。
随着乌蛮在川南地区的坐大，不仅黎属羁縻州族类身份“蛮化”，而且唐代嘉、戎、泸诸州间的“葛獠”与渝州的“南平獠”均发生重要分化。入宋后，一方面川南诸州省地的僚人“华夏化”，另一方面川南诸羁縻州的僚人“乌蛮化”，成为“叙州三路蛮”“泸州蛮”“渝州蛮”。进而，川西地区的松茂诸羌在《宋史·蛮夷传》中亦被书写为“威州保霸蛮”、茂州“九州蛮”，并与南平僚为主体的“渝州蛮”合称“威茂渝州蛮”。由此可见，宋代“蛮”取代“獠”成为巴蜀非华夏人群的泛称，但蛮区较前之僚区大幅收缩，仅局限于川西南山地，而华夏圈层则自四川盆地向西向南不断扩展。
五、结 语
中古时代，以“獠人入蜀”为典型的南方民族北迁，与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南迁，均具有民族交融的显著意义。“五胡”南下属于王朝外部的民族内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王朝体制，因而“胡”“汉”民族交融成为中古民族史研究极为关注的主题。“蛮”“俚”“獠”的北上则属于王朝内部的民族流动，故这一议题不太受学界的重视，实际上南方边缘民族向华夏中心的靠拢，同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加入了新鲜血液，对南方内地的民族构成与社会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僚人入蜀后，在巴蜀地区留下了铜鼓、悬棺、竹王、凿齿等民俗传统与壮侗语言地名，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容。晋唐间巴蜀僚地逐步郡县化，僚人随之编户化，继而又出现了唐宋间巴蜀僚人的文化转型与华夏认同。四川盆地内部的“剑南诸獠”，由沿河向山地渐次转变为正州的“土豪”和“民户”，在儒家循吏的教化与佛教思想的洗礼下，其文化印记经过遗忘与重构，完成华夏化的转型。由入蜀僚人、土著獽、賨等族构成的“剑南诸獠”文化与华夏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华夏认同下多元一体的巴蜀地方文化。川西南盆周山地的“獠化”诸羌、“葛獠”“南平獠”等边缘族类，则在唐宋王朝与南诏乌蛮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华夏化”和“乌蛮化”的内外分途。这一过程中，以“华夏”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层向西南边地延伸，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成长壮大。
注：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