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迭代给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金融科技内涵首次进行了界定，即“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够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包含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明确了新形势下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方向。从金融科技到数字金融的演变，既体现了金融要素与功能的升级，也意味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正在持续优化。在“十五五”经济蓝图全面铺开之际，有必要系统剖析数字金融给我国带来的深刻影响。
一、从重要政策看数字金融发展
随着政策演进，数字金融已从金融科技的技术驱动阶段，迈向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系统性改革新阶段?。
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围绕系统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质效、夯实数字金融发展基础、完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布局。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为数字金融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25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高质量推进数字金融服务、充分发挥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创新引领作用、有效激发数据要素潜能、牢牢守住风险底线、高效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目前，各方对数字金融已形成若干共性认识，并明确了其战略价值定位?。具体来说：
一是数字金融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9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首次提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都是从根本上努力完善金融“灌溉”的“水源”，提升“水质”并实现“精准滴灌”。数字化的力量已经几乎浸润到金融业运行的每个环节，成为增加金融“有效供给”的“催化剂”。
二是数字金融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存在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无法满足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数字金融有助于发掘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推动金融资源趋于“供求适配”，从而真正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三是数字金融是改善金融环境的有效手段。金融发展离不开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保障，这也是金融业茁壮成长的“优质土壤”。因此，党中央强调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打造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等。可以说，应用数字金融工具既能有效改善金融创新与发展的环境要素，也有利于更高效地管理和分散风险。
四是数字金融在国际化环境下面临新挑战。只有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才能更好地增强国内外金融机构、长期资本和投资者的信心，强化我国金融体系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持续运行与应对冲击的能力。新技术驱动下的数字金融需要重新布局，更好地支撑我国在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国际化竞争。
二、数字金融赋能金融体系改革
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推动金融体系持续健康发展，数字化与新技术显然在此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目前，打造强大的中央银行已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环节，数字技术有利于推动中央银行现代化转型。中央银行可努力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体系，运用大数据、AI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与宏观审慎管理精准度；依托区块链、云计算来实现风险智能监测与全局数据视图，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同步强化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数据治理能力，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稳定高效运行。基于此，数字金融可显著提升中央银行治理能力、履职效能与国际竞争力。
数字技术对不同金融领域的作用不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技术与数据双轮驱动，优化内部治理、业务结构与风险管控，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根基。银行业面临净息差收窄压力，可依托全流程数字化升级，通过AI替代人力、智能风控优化资产质量、线上渠道拓展轻资本业务等，显著降本增效并提升非息收入占比。证券业可加速向现代投行转型，强化数据治理与运营效率，以智能投研、算法交易与数字化风控重塑服务模式，推动经纪、投行、资管业务协同升级。保险业可运用物联网、AI大模型重构精算模型与理赔流程，实现精准定价、风险减量与运营提效，优化承保利润结构。
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数字金融有助于金融机构筑牢根基、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运行。在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方面，数字技术正全面赋能现代支付体系，推动形成高效安全的基础设施网络，为金融市场交易的安全顺畅提供坚实支撑?。在数据与信用基础设施方面，依托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等，数字技术可助力推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探索金融行业数据空间建设，健全数据安全可信流通与跨境管理机制。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金融机构通过规划建设绿色智能数据中心、优化高可靠冗余网络架构，并依托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弹性算力体系，可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三、数字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数字金融正推动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从“机构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型，从而更好地实现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高效适配。
对居民来说，在消费端，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分析，将金融服务深度融入支付、出行、缴费等高频生活场景，推动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实现金融产品与用户的智能匹配，显著降低用户的信息搜寻成本，提升服务可得性与体验感?。在理财端，金融机构依托AI大模型、结合“线上推送+线下顾问”模式，为居民提供个性化资产配置方案，从而降低产品与服务门槛，提升服务专业性，并通过加强投资者教育，提升用户素养。
对企业来说，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金融机构正从资金提供者升级为产业赋能者。一是依托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信用重构。金融机构通过整合资金流、技术流、产业链等多维数据，将专利、订单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可量化信用，破解科创企业与小微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困境，让金融“甘霖”精准滴灌专精特新“幼苗”。
二是推动数字产业链金融创新。比如，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穿透，结合人工智能构建风控体系，逐渐摆脱传统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的依赖，使金融服务精准触达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数字化+金融数字化”的叠加模式，推动产融数据双向赋能，数字技术不仅能有效破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实现降本增效，更能促进产业链协同升级与数字化转型，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三是数字金融正全面赋能“五篇大文章”中的其他几篇。比如，数字技术助力科技金融破解无形资产估值难题，推动普惠金融降本增效、拓展长尾覆盖，支撑绿色金融应对项目识别难、数据缺失与碳核算复杂等挑战，促进养老金融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服务适配性、丰富产品供给、强化风险保障?。
四、数字金融改变风险管理模式
数字金融正以其技术穿透性重构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使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控。
首先，数字技术能够推动风险管理实现范式转变，全面落地大数据智能风控。?一是拓展多维数据来源，金融机构可通过整合经济主体的交易流水、行为轨迹、舆情等多源实时数据，打破对传统静态报表的依赖，构建动态化的风险全景视图?。二是推动技术深度应用，金融机构依托AI大模型驱动风险识别机制由“规则判断”向“模式学习”跃迁，显著提升欺诈识别的准确率与响应效率?。三是通过流程闭环重构，金融机构正逐步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风控体系，推动风险响应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大幅缩短处置周期?。四是推动场景精准适配，金融机构依托多元化数据来源与动态标签体系，构建用户立体画像，实施个性化风控策略，显著提升对长尾客群的服务能力?。
其次，数字化转型为传统风险管理机构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比如，保险行业在数字化时代逐渐从风险补偿者升级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伙伴。在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显著增强了保险业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风险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提供的保险保障金额约达8万亿元，保费收入同比增长44%，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包括科技活动风险保险、科技活动主体保险；保险保障能够覆盖研发费用损失、成果转化费用损失、科技成果应用推广风险等。
最后，金融监管数字化转型升级也是必然趋势。监管机构依托AI、大数据，可构建“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实现穿透式监管与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监管机构还可以统一数据标准与采集流程，搭建跨部门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应用隐私计算技术破解“数据孤岛”与安全共享矛盾。此外，数字技术能够丰富智能监管工具箱，提升非现场监管占比与精准度。通过构建具备科技素养、数据能力和监管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梯队，可系统性提升监管队伍在监管科技应用方面的综合能力?。
五、数字金融支撑高水平开放
数字金融正系统性赋能我国经济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这种系统性赋能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延伸至制度规则领域。我国在数字金融实践中积累的监管经验、数据治理模式，正逐步转化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演进。
一是畅通跨境循环。例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持续通过应用新技术推动系统优化升级。截至2025年12月末，CIPS共有直接参与者193家、间接参与者1573家，参与者遍布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业务依托50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已实现对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覆盖，成为支撑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堪称全球人民币流通的“大动脉”?。再如，数字人民币凭借“支付即结算”特性，显著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与门槛，正加速在跨境电商、旅游等小额高频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同时，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进入持续运营的MVP（最小可行产品）阶段，正逐步发展为支撑区域经济互联互通的一体化跨境支付基础设施?。
二是服务国际化探索。比如，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字金融工具，更高效地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面向中小贸易企业开发信用类融资产品；同时，通过开展跨境数字供应链金融与贸易链金融创新，可有效整合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推动跨境产业与贸易全流程信息可追溯、可验证，助力金融资源安全精准地支撑全球产业链协同布局?。
三是筑牢安全开放底线。面对跨境金融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亦可建立资金实时监测与穿透式风控体系，运用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异常交易，从而有效防范跨境洗钱、数据泄露等风险，实现“放得开”与“管得住”的动态平衡。
此外，数字金融也是我国金融业实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来看，制度型开放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因素。因此，金融业实施制度型开放不仅能够推动金融机构与产品“走出去”和“引进来”，更能使我国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设计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我国在数字金融领域已开展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未来，可在技术、数据、场景、风控、监管与生态等关键环节，深度参与国际数字金融标准制定、监测机制与认证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综合来看，坚持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我国数字金融创新发展，不仅有助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增强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劲动力，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实践价值?。
原文载于《金融文化》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