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走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关马老的一切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回溯跟随马老工作24年的历程，深深感到：没有马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许是另一种样子；未遇马老，我们许多人也许是另一种人生。
一
1983年我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加的第一个特大课题就是《2000年的中国》。这个项目由马老挂帅，王慧炯、李泊溪等几位老同志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多数年轻研究人员都承担了任务。《2000年的中国》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记得1985年初，课题报告进入文字加工阶段，为了及时上报研究成果，马老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但我负责联系的一个课题《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遇到了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2000年人口预测数与中央决议不同。中共十二大决议提出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而我们的研究结论却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我国2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1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12.8亿。我们的意见是，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这个观点遭到当时不少人的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12大的决议不能改动，一些人担心放弃12亿以内会导致计划生育工作松懈。
第二个难题，是研究显示，1990年代中国将进入就业洪峰，传统的安置就业模式已不能解决中国就业难题，需要从就业观念、产业结构、就业形态、就业机制等各方面改变思路，预做准备。这些结论也受到了非议，印象最深的是把我们的主张总结为三句话：“全民变集体，农民进城来，妇女回家去”。这是针对报告中有关内容的反讽：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业投资弹性系数要远小于集体和私人企业，需要大力发展非公企业应对就业洪峰；要解决农业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城市必须要对农民开放；就业压力对妇女将更加严峻，要对妇女采取更为灵活的就业制度和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非正式就业等。
面对反对意见带来的政治风险，马老既没有责难，也没有责令课题组修改意见，而是要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得到我们肯定的答复，马老立即同意了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15年后的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统计数是12.6583亿。而关于就业的意见，现在都已成为无争议的通识和政策现实。今天重提旧事是因为，《2000年的中国》研究，集中反映了马老政策咨询的理念和准则：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通过发挥团队力量，吸收社会专家，组织大课题的方式，解决国家四性（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马老1980年代主持的《2000年的中国》、《新技术革命与对策》（与科委共同主持）、《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可行性研究及评价方法》、《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中西部发展研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研究》等课题，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从选题到质量以及影响都可以说是一流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是跟随马老参与这些课题研究，使我们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政策咨询机构，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政策研究人员。
二
稍许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都会感觉到与其他机构相比，中心有着许多难能的“个性”。其开放宽松的工作氛围，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淡泊平实的人际关系都是其他机构少有的。而这一切与中心创始人马老的人格、品质和修养密不可分，有着明显的马洪色彩。
马老1985年10月17日曾批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份介绍兰德公司的材料：“兰德公司这份材料，请｀中心＇的同志们都看一看，并考虑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份材料介绍了兰德公司的成就、工作方式以及管理机制。兰德追求质量的管理目标、矩阵式的管理结构、严格的成果互评制度以及对研究独立性的珍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德寻求“献身于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只关心经院式研究、为自己追求知识的人”的用人准则，以及对跨学科领域工作能力、与各类专家合作能力的强烈偏好，都给我深深的启迪。马老要大家了解兰德，并借鉴兰德，反映了马老为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机构所做的思考，也反映了马老内心对中心的目标定位，即把中心办成像兰德那样出色的政策研究机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时，中心视野所及几乎遍及世界所有著名政策研究机构，并积极与这些机构先后建立各种关系。对世界著名政策研究机构的关注和交往，促使中心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向世界第一流政策研究机构冲刺的高起点上。
如果说1985年我对马老批示还不甚理解，那么1990年代进入中心领导层，与马老接触增多，对马老所思所想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激励我努力把这些理念、理想和目标付诸现实。在日常的交谈中，马老多次说到：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心自己的发展战略。我体会马老所说“中心的发展战略”，就是指要把中心建成世界级的政策研究机构，必须认真思考中心的长远制度建设、机构文化建设、工作模式以及管理哲学和人才培育激励机制等大问题。今天，经过历届中心领导层的长期努力，中心的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成形并显现成效。而中心机构文化的形成，则直接受益于马老的胸襟、学识和气度。马老自己就是一个宽容大度的长者，在他主持的会议上，所有的人可以平等的发表意见，包括对他本人的批驳。
一个场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次讨论会上发生了争论，正值年轻气盛的丁宁宁起身，手指包括马老在内的全体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而马老只淡淡说了句“说话要有根据”，依旧恬然主持会议。可以说，也唯有马老主持的中心，才会容得下丁宁宁这样思想敏锐、忠诚勤奋、但说话容易走火的年轻人，才会为他们的成熟、成才保留机会和舞台。马老睿智过人，但绝无盛气凌人。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把中心年轻研究人员看作了一群精灵稚气的孩子，总是以一种长者的慈祥，智者的包容对待研究人员的一切。按说他无论职务、资历、年龄、学识和当时的年轻人都有显著代际差距，中心研究人员对他应该是敬畏多于亲近，但中心男女老少对他一直以“老马”相称，这是一个没有距离，最平等平凡的称谓。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暮年，只是近些年才将顺序颠倒，从众改称“马老”。正是因为马老的宽容和大度，中心“研究无禁区，发布有纪律”的规则才可能成为研究人员的潜意识和潜规则。
马老创办中心时已年过60，但他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始终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一切新生事务始终保持着好奇和敏感。他不仅及时认识到微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给世界的影响，启动并主持了《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研究，还在1980年代中心全部经费只有200万的拮据情况下，拨款近40万给每个研究部配备长城0520电脑。中心由此起步走上了信息化，直至1994年“国研网”开通，整整超前全国政府上网行动五、六个年头。这种敏感和开放心态，是政策研究机构不可或缺的本能，庆幸的是马老给中心植入了这一基因。
三
怀念马老，不能不想到马老带进中心，并亲手调教过的第一代研究人员。1980年代初马老创办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采取老少配的结构，即由各部委和研究机构选调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再由各高校选取一些毕业生。今天回头看马老招收的这批年轻人，留在中心的后来都成为中心的骨干，离开中心的也都成为社会精英，几乎是全部“成才”。一个机构一批人中总有成才者是常态，但一个机构一批人几乎全部顺利成长就值得思考了。
我猜想：一个原因是1980年代初的研究生和大学生都有文革和下乡、下厂的人生经历，而马老又格外重视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当时请北大、清华、人大和社科院领导推荐人选，组织能力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更关键的是工作中的大胆使用和锻炼。我到中心报到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帮忙糊信封、打电话、发通知，刚到中心不久就被派代表中心与国家建材局共同主持召开全国煤矸石应用研讨会。一个人应对全部工作，从联合起草通知、准备会议文件、确定参会名单，到做大会主题发言、给中央写报告。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独立负责一个领域，这样的锻炼机会不是所有单位都能提供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心优越的工作氛围，在中心没有人把着手教你如何工作，但遇到困难总会有人自动出手帮你工作；你郑重提出的任何想法都会受到关注，可能引起争论但不会有轻视和嘲讽。因此，在中心工作起来总是自信而心底踏实，感受到充裕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记得1984年与国家经委联合请世界银行举办一个学术讲座，中心的八、九个同志去听会。到会才发现会议准备工作出了问题，没有人组织，也勿须请示，所有参会人立刻放弃听会干起了会务。会后，合作方经委的老司长惊奇地说：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一群年轻人。正是在马老创造的这种氛围里，中心一代一代研究人员快速健康成长起来。
对一个奠基人和创始者而言，发展才是对其最好的继承，超越才是对其最好的慰籍。马老走了，甚至马老亲手调教的一代人也已经或即将离开一线工作，一个没有马洪的“后马洪时代”已经来临。但马老留下的基因还在，马老留下的遗产还在，我相信那将是一个更好的时代。
（2007年11月17日于北京）
马洪（1920—2007）经济学家，山西省定襄县人，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改名马洪，曾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1949年后，历任东北局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