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1920—2007）先生，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原名牛仁权，曾用名牛黄、牛中黄。马洪先生凭借众多成就，于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称：“马洪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研究事业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奠基者和组织领导者。”
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论逻辑
自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我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从理论上阐明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成为影响改革方向的核心理论难题。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马洪先生以其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并强调“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1984年11月，他在中宣部组织的报告会上作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强调“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只有克服自然经济的影响，肯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的属性，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在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1987年，他在党的十三大小组会上所作的《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的发言中强调指出：“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一个提法上的变化，它涉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认识的重大变化，进而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策略的相应变化。”
正是因为马洪先生当初的信，以及当时来自体改委、社科院和众多经济学家对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必要性的反复论证、坚持、发声，促使中国开启了向市场经济回归的新的历史进程。
主张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与实行经济预测
马洪先生主张从实际出发制定中长期规划，其主持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为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982—1983年，在马洪先生主持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1400余人，制定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经济规划》（1981—2000）。该规划第一次通过经济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一个省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中，与煤炭产业相关的若干模型得到了历史验证。国家层面的中长期规划的范例是“2000年的中国”课题。1983年，为了回答“200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在马洪先生主持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开展“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其预测领域包括：人口、能源、耕地、粮食、交通、水资源、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消费、投资、外贸、体制改革等。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后来得到了验证。
20世纪80年代，马洪先生开始通过跨学科的专家团队，运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对处于高速发展、制度转型的中国进行中长期预测和战略研究。正是这样的努力，战略意识、战略预测和战略选择等概念被决策者、学者、企业家普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前瞻性研究。
开启企业管理现代化之门
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从企业制度改革做起，而企业制度改革，必须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做起。马洪先生在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有着卓越建树，并且注重与国外交流、参观、考察和调研中汲取先进的管理经验，奠定了一套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开启了企业制度现代化特别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历史之门。
一是进行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在深入调研和参与起草“工业70条”的过程中，他系统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批判地吸收苏联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系统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1978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先生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中提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无论企业归谁管，无论国家机关的条、块怎样分工，都需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尤其要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是一篇较早触及企业性质、地位和自主权，强调把充分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基本出发点的文章，对推进企业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广泛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在建立工业经济研究所时，他专门成立了国外研究室，收集和研究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1978—1980年，他陆续出访日本、美国、欧洲等地，围绕先进技术、企业管理制度等进行调研，以开阔的视野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和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建议，撰写了多部著作，系统介绍了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等。此外，为系统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马洪先生还积极倡导和组织双边或多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考察、研究、吸收各种类型国家的管理经验，联系我国实际加以运用。
推动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我国各界对于其内容、性质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众说纷纭、认识不一。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问题，并指定马洪先生组织专家进行研究。为此，马洪先生组织了三次有上百人参加的会议，进行“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研究，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并指出：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将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发展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和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在分析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马洪先生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可以说，这三场大讨论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意义重大。其研究成果《新技术革命和对策》于1984年作为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各地，对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马洪先生还提出“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构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科技政策的框架和体系。
创建全新多元的决策咨询体系
马洪先生是我国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决策咨询实践中，紧紧抓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前瞻性、战略性思路，为国家和地方决策服务。他善于聚集人才、吸引人才，注重调查研究，政策建议切合实际，逐渐形成全新多元的决策咨询体系。
1978年4月，马洪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委托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该研究所是以现实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张力极大的研究机构。工业经济研究所涉及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产业政策、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等现实经济和体制问题，集研究、教学、实践于一体。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他强调“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党和政府总是希望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献计献策，真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一些好主意”。
1981年5月，马洪先生受托组建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并任常务干事会总干事。马洪先生注重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研究中心的决策咨询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联系了包括各部委规划院、设计院、研究院在内的多个协作单位，聘请各领域的顾问，吸引了一批以青年为主力的研究人员。研究中心还开发了一系列经济模型，注重发挥定量分析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
1989年，马洪先生发起创办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这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有改革试验者的面貌，最先尝试市场化运作。历经三十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015年入选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纵观马洪先生60多年的革命实践和治学道路，颇具传奇色彩。他没有读过名牌大学，更没有留过洋，他的理论功底是在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奠定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凭借勤奋、严谨、执着、求实的精神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审；经济管理出版社副编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