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强:丙申忆秀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3 次 更新时间:2016-02-24 16:31

进入专题: 程秀生  

鲁志强  


老同事、老校友程秀生于2016年1月11日病逝。

秀生走的匆忙,71岁生日刚过11天,距本命年仅28天,比北京市民期望寿命(81.81 岁)低了10岁多。秀生之殇,除却失去33年同事的心痛,还需隐忍物伤其类的悲凉——我俩都属甲申猴。


秀生的“简历”名实相副,“简”之又简。他一生只生活过三个地方:家乡安徽宿县(今宿州)、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首都北京,两个小县城和一个超级大都市。他一生只工作过两个单位:青海光明化工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一个是生产重水的国防化工大企业,一个是国家著名的政策研究机构。

但秀生的遭遇却跌宕坎坷、蹉跎多彩。1944年,秀生于战火纷飞中出生,在共和国草创中成长。六年中学(1956-1962年),前三年恰逢中国政治运动活跃期——“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教育革命”、“科技革命”、“勤工俭学”、“放卫星”、“赶英超美”、“大练钢铁”、“除四害”、“反右倾”……,大小运动摩肩接踵,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的中国,处处热火朝天,人人亢奋激进,共产主义指日可待。后三年,冰火逆转,“三年困难时期”不期而至,普遍的粮食短缺,饥饿的雾霾肆虐,学校停体育、减自习,以保体力、防“浮肿”。六年大学(1962-1968年),前三年是“调整时期”,政治冲击略敛,经济日渐恢复,教学重趋正常。未料后三年“阶级斗争”再续纲常,秀生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尚未收工还校,“文化大革命”即在北大引爆,学校陷于狂烈的“文攻”,残酷的“批斗”,血腥的“武卫”。折腾两年余,直到工宣队强力接管北大,平息武斗,秀生才分配到青海——毕业已拖晚了一年。此后的11年(1968-1979年),秀生“老九”在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到光明化工厂当工人,进而技术员、车间主任。直到1979年清华经管系招收第一届研究生,35岁的秀生才考取研究生离开青海,并于1982年进入中心。

秀生的前38年,经历如此多的磨难,见识如此多的反复,付出如此多的努力,真可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描述。我无法考证:这一切对秀生的人生,对秀生的性格,影响几何,是福是祸。但可以肯定,没有这些遭遇,秀生将是另一种人生,也将造就另一个程秀生。

然而,秀生堪称幸运儿,平生不乏命运眷顾。秀生没有非富即贵的家世,更没有显赫霸气的背景,但上苍却赋予秀生聪明的“数学”脑袋,赐予秀生坚韧不懈的毅力和不甘平庸的志气。脑力加努力,秀生逢考必中,所中即所愿。纵观秀生一生,有两大节点:一是高考,考取北大,成为“天之骄子”,奠定命运基调。二是研究生考试,重返北京,跨上人生新平台。拥有北大、清华两个顶尖大学的毕业证,环顾四围,能有几人?

认定秀生幸运,还因为这两次决定命运的蜕变,都巧逢国家政策拐点,宽松的政治环境,稀缺的人生机遇,似如约双至。这样的鸿运,可遇不可求,几近偶然:

1961年9月,中央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修订政审标准,将录取的决定因素由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修订为主要看本人的表现,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今日读来,“强调”、“要求”、“修订”和“坚持”的,都是“本该如此”的常识。但在那个时代,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变化,直接影响着学校教学,决定着学子们的命运。北京工业大学老校长宋硕曾说:“1961年,全国有近200名超清华录取分数线很多的学生(注:约占清华录取名额的12.5%),只因家庭出身或严重海外关系而不被录取”。1962、1963是多年来,少有的规则公平、政治开明的年份。而秀生恰在1962年参加高考,沐浴着这束天光,顺利考取北大数学系。

1976年,恣虐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戛然而止,国家百废俱兴。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并扩大招生名额。1979年,秀生顺利考取清华第一届经管系研究生。1981年5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秀生恰于次年3月毕业,成为中心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秀生顺风顺水的几年,起得早赶得巧,秀生抓住了机遇,一切似天佑神助,只能以“幸运”形容。

说秀生幸运,还因为人生低谷时,在青海邂逅夫人小吴,两人相携相扶,守着美满家庭,一子一女,走过了一辈子。

梳理秀生一生,比照自己,发现我们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不仅命运走势基本同步,经历轨迹大抵相仿,婚恋家庭也几分仿佛。夸张一些,只需调整几个名词和时间,我俩的简历就可互换。不同处是,缘于我生性被动,平添了两插曲:

插曲一:1968年,我毕业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部当铆工,粮食定量54斤。铁心要扎根鞍钢,认命当一辈子工人,遂“就地取材”,撞到女友王玉英。她是医生,中医世家。谁知,风云不测,她的职业竟会摇身变为“道岔”,一举扭转了我的人生轨道。1969年,全国落实“六二六指示”,辽宁规定一半医护人员下乡当“赤脚医生”,她的医院全员下放到昭乌达盟。想到一个女孩子骑马到草原行医,人生地疏,愁坏了她的父母。后来,惊动了昆明的大舅哥,才出面求人将她调到昆明。为获“家属”身份随调云南,我1970年匆忙登记结婚。在北京转车远赴昆明,听到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奏“东方红”,时断时续的,只觉那么飘渺,那么遥远。那个年代,调动工作难于“蜀道”,其过程一言难尽。所幸,昆明市通用机械厂收留了我当钳工,那是个不足两千人的小厂。

插曲二:1978年,夫人得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开招研究生,遂雄心萌动,跃跃欲试。不知那根神经错搭——她医术已小有名气,不到30岁就是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负责人,两个儿子7岁3岁,日子虽紧紧巴巴,却居安业乐,离家何为?她的如意梦:脱产提高理论水平,回云南还长一级工资,辛苦三年,合算。她如愿考取了,却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突然风传:所有首届研究生,一律留校或留中日友好医院(在建中)工作。面对变故,夫人束手,急令:“儿子可随妈进京落户,你只能自己考户口”。无奈无辙,被逼一搏。白天上班,照看儿子,只能早起晚睡备考,狼狈之极。十年荒废,一朝恢复,谈何容易?为确保录取,只敢报考清华母校,辛赖命大运好,侥幸成功。

我和秀生经历相近,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函数,首要影响因子是政策和形势,国运即命运,个人禀赋和努力程度反降其次,选择机会更少的可叹。这些阅历,影响着我们的性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无论能否认识,敢否承认,是否喜欢。


说起来,我是程秀生“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

1983年春,我忙着毕业答辩。一个周日,外出很晚才回到宿舍。室友急忙转告:“经管系程秀生找你,问是否同意去一个什么新单位”。这是第一次听说程秀生名字。什么单位?室友记不清楚(名字太长),干什么的?室友也说不明白,只笼统记得选人三条件:成绩优秀文笔好,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几位室友得意地表功:“觉得你挺合适,我们替你答应了”。找不到程秀生,也不知如何纠正和厘清所有的糊涂,唯余听天由命。很快,接到派遣证,发现名头吓人,找到报到地点,吓一大跳,怎么是中南海?几经犹豫徘徊,方仗胆走向站岗的解放军叔叔。记得,是皮声浩、丁宁宁到传达室迎我,李泊溪接谈,张泽厚办理报到手续。细节淡忘了,印象仍在:新单位简单朴实,言谈直白,清新自信,是我喜欢的氛围和风气。

摄于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成员照,应是1984年秋。

后排左起:李金昌、丁宁宁、许小年、苗复春、程秀生、朱兵、陈越;二排左起:李善同、皮声浩、鲁志强、邓寿鹏;前排左起:郭励弘、王慧炯、谭依群、庞帮选。

报到时,技术经济中心仅20余人,新老搭配组成:各部位调来的“老”同志,有王慧炯、李泊溪、张泽厚、李金昌、董齐亮、邓寿鹏等,及青年“老”同志于伟加、谭依群;“新”同志有程秀生、朱嘉明、皮声浩、许小年、丁宁宁、曹思源、苗复春、惠小兵、唐若霓、陈越等,分别来自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和我同年的清华学生,还有郭励弘、庞帮选和周林。听说,圈定四个院校,确定选拔条件,选调理工科学生,都是马洪(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心总干事)的思想和决策。也是马老力主,研究人员要以青年为主力。几十年过去,历史验证了马老的远见和卓识。还听说,马老为我们4人,曾亲自带队去清华工字厅,再次确认我们的去向,唯恐生变。事情不大,却暖人心。这样的单位,哪里去寻?这样的领导,何处可遇?

上班后,却始终未见程秀生真身——他在太原参加“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课题,不常回京。个把月后,才第一次见到秀生,印象深的:一是,烟瘾超大,手不离烟卷,稳居中心烟瘾“三甲”。按照现代医学理论,抽烟应是他肺癌的直接诱因,可惜他戒烟太晚了。二是,秀生就读顶级大学的数学专业,却偏偏发不准“数”(Shu)的读音,总把“数”说成“烁”(Shuo)——不知是他的乡音残余,还是数学家的特定发音。三是,秀生属猴,人也偏瘦,但平和、沉稳,说话做事慢条斯理,毫无“猴”性。那时的中心,活力爆棚,开放坦荡,多数人敢说爱说能说,开会争先恐后声高话急。秀生不算纳言,却生生被“大炮”们逼成了寡言。在这个年轻活泼、生气勃勃的单位,秀生的认真多思也成为调侃话题:说秀生打桥牌,叫牌慢,出牌慢,甚至第13张牌(最后一张)也不肯撒手,还要继续琢磨——搞不懂他思考什么,猜不出还有什么可深思的。

秀生温和,很少着急发火,30多年里我只碰到一次。应是1995年冬,他在综合经济研究部长任上,急匆匆气呼呼找我,说:京九线课题会就要开幕了,XX(时已退休且在病中)给来宾打电话:“这是瞒着中心党组开黑会,不要上当出席。”重启京九线课题,秀生找我说过,有正式报告和孙尚清主任批复。记得还提醒他:要知会原课题负责人XX,有他同意和支持最好,以免生事。秀生专程拜访了这位老同志,征求重启京九课题方案的意见,并聘请他任顾问。当时XX满口称赞秀生做的好,表示没有意见,答应全力配合。没想到口是心非,临阵生乱,食言下“绊子”。我让秀生等着,立刻跑去找尚清。听明白事情原委,老孙气得说:“告诉秀生,让他放心开,明天我到会讲话,问XX我能不能代表党组。”会议顺利召开了,这是我在中心30多年,所遇最下作、最不可理喻的事件,所幸只此一例。

秀生为人宽厚,思虑周密。1984年,马老欲破格提拔年轻干部,民意调查,秀生获全票推荐。39岁即破格升任办公室负责人(副局级),成为“新”人中第一位“升官”者。1985年,国务院下属的三个政策研究机构合并,秀生任办公厅副主任。1986年的一天,秀生手夹残烟到技经部,慢悠悠地对我说:“想辞去办公厅副主任,重返研究岗位,正考虑到哪个研究部好。”我脱口而出:“那就到技经部来吧。这里都是老技术经济中心的老人,人好处,工作好开展。”秀生默默抽着烟,稍后开口:“你是好意,但我不能来,我怕挡你和郭励弘的道。”回答太意外,当时秀生是唯一提拔的“年轻”干部,我的梦里根本还没“提拔”这一齣。但秀生的顾虑深深感动我,30年了还记得他坦诚认真的样子。

秀生做事认真,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呆板”。1996年,孙尚清主任意外去世。第二天一早,秘书处通知全体紧急开会。秀生接到电话问:“什么事?”回答:“老孙的事。”正式开会,才愕然发现,全场唯有秀生手拿笔记本和笔——他误以为是孙尚清布置工作。秀生做梦也没有想到,健康帅气的老孙竟会一朝辞世,秀生脑子里的第一闪念是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通告老孙去世时,秀生惊愕、茫然的神情。

秀生对领导决定,从来是服从多反对少,即使有意见也会委屈执行。1998年,秀生被委派筹建企业所,两年后,企业所初具规模,走上正轨。党组考虑调秀生去信息中心,接替上调的李克穆任主任。我担心:秀生愿意离开刚建好的企业所吗?得到的回答是:有些不情愿,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最终,秀生去了信息中心,一直干到退休。我不知今人如何评价秀生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但我知道,一个好的研究单位,要尊重个体和个性,重视个人意见和尊严,贴近员工意愿和偏好,这是保持机构活力和凝聚力的充要条件。但要发挥团队力量,通盘考虑,个体的牺牲和委屈有时实在难免。假如换我,能如秀生一样反应么?我不敢肯定。

与秀生交往的33年中,秀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只遇到一次。大致是2004年,我和秀生都临近退休,恰好中国经济时报社长余斌需回调中心——那是中心对余斌去报社任职的承诺。为挑选继任者,王梦奎主任征求我意见。想了几个人选都有些问题,王主任突然说:“有人向我建议,你去兼任社长最好。时报是你手上筹建的,社领导和骨干都熟悉,业务也了解,工作会很顺畅。而且,退休后还可继续多干几年。”建议有些意外,我认真回答:“王主任是好意。问题是以后,现任班子都退了,我这个老社长会让年轻领导不舒服,我也为难。与其那时再辞再撤,不如现在不接。”继续商量,我想到了秀生是合适对象,他是中心资深司局长,且在信息中心管过杂志和编辑工作。王主任让我先谈谈看。正巧中心举办党员学习班,秀生也参加。当晚,我请来秀生,问他愿否接任时报社长。秀生听完,半天没吱声,最后说:“我考虑考虑,明天答复。”第二天一早,接到秀生电话,明确表示不想去。理由是:“与你不同,我是中心“老人”,对时报却是“新人”,又不像余斌年轻有时间磨合。”估计秀生一夜没睡好,辗转琢磨一宿,生怕征求意见变成最终决定,遂一早来电话说明。其实,这次真的只是征求意见,跟本就没打算逼问:“如果党组决定呢?”60岁的老同事,何至于让他为难。结果,又“委屈”余斌多当了几年社长。


秀生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一生少有“跳槽”经历,却创造改行记录。算下来,大改两次,小改六、七次,唯独没干过数学专业。

分配到青海光明化工厂,是文革分配政策所致。那时,强调“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要接受“再教育”,只能当普通农民、工人,要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不得强调所学专业。因此,学数学的搞重水既不反常,也不特别。反过来,要想从事所学专业,幻想调出军工单位,调离偏僻青海,则需阿拉丁神灯的魔力。“从一而终”主要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自觉,是本能,甚至是无奈的潜意识。但秀生没有安于现状,没有得过且过,尽到了最大努力:一个学数学的,居然成功改行,当上了重水厂技术员和车间主任,风马不接,其中的艰难和付出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以后,人员流动常态化,中心亦难例外。七、八年间,老技术经济中心的“新”人,陆续离开者十之七八,留下来的反成少数(仅4人留成了“元老”)。细想每个去留者的具体详情,套用老托尔斯泰的句式:留下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走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去者或有新的追求,或志向有变,或失意而去,或欲看世界,……。原因不一,难以尽数。好在对人员流动,中心一直持开放平和的心态,从未有人对去职者进行任何价值评判。

中心历史上,曾发生过失血般的人员流失潮。1990—1992年,社会“下海潮”的冲击如海啸击岸,160人编制的中心,先后竟有近40人离职。筹建的社会部惨到只剩一官(岳颂东)一兵(葛延风),以致次年“三定”撤编,转而成立“人才交流中心”专司“停薪留职”者。那三年,也是中心最混乱的时期,四个中心合并,班子不团结,管理失规矩,人心浮动,外诱内乱,研究人员“用脚投票”,积涓流成大潮。庆幸的是,中央迅即改组领导班子,力推系列措施,强化制度建设,加强科研,改善待遇。很快,颓势逆转,中心重焕勃勃生气。回想那段历程,中心能够度过风雨,再次“中兴”,与秀生等“老”人们的坚守息息相关。他们与中心休戚与共,不离不弃,珍惜中心,相信中心可以“涅槃”重生,犹如脊梁支撑中心渡过了那段岁月。如果说新人是未来、活力和梦想所在,那么,“老”人就如“老红军”,传承着中心的灵魂和基因。基于此,我对中心所有的“老”人们,总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秀生在无钱无权的中心一呆33年,历经中心的辉煌、衰落、再生和奋起。我不知道,他抵御了多少诱惑,忍耐了多少不快,放弃了多少机会,是否有过动摇?以秀生智商,“跳槽”不难,体面离去不过一念耳。但秀生却坦然直面平淡,坚守30年,其中的考虑已经永远无法探究了。我相信,一定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责任支撑着秀生。

秀生是中心职务变动最多者,无人比肩:1982年入职中心;1984年任办公室副主任;1986-1990年任信息部副部长;1990-1992年任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1992-1998年任经济综合研究部部长;1998年至2000年任企业研究所所长;2000年12月起任信息中心主任。算下来,平均三年即调换一次职务。秀生职务变动何以如此频繁?细滤一遍,似乎皆有正当理由和原因。然而,何以是秀生而非他人,却又无从作答,只能以“能者多劳”、“适应力强”应付了。

秀生有不少学术兼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会、中国国情研究会、中国旅游学会、中国工商行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地研究会、中国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理事;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这些兼职多而杂,涵盖了宏观经济、信息经济、企业管理、旅游经济、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跨越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也突出反映了秀生的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令人不由感慨:如此多面手,中心少有;如此频繁的转换研究领域并取得成就,中心亦少有。秀生难得!

程秀生是中心第一个提拔的年轻干部,资历最深的司局长之一,是中心第三代“猴”中第一位离世者(中心属猴者众,曾有五代猴之说)。秀生走了,带着抱负和不甘,带着眷恋和缺憾。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遗憾和思念。

怀念秀生。


    进入专题: 程秀生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29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