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教授栗山茂久先生的推荐下，阅读了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斯通纳》（Stoner）、C. P. 斯诺（C. P. Snow）的《院长》（The Masters）和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ias）的《万灵》（All Souls）三部英文小说。当时，我和栗山先生同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工作，他说这三部作品是迄今所见描述学者生涯和校园生态最好的小说。我觉得栗山不只是学者，更是诗人，他说是好书就一定不会有错。当我读完这三部小说时，对栗山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感谢他用这三部小说给我上了一堂不寻常的文学课，让我看到了学者和学术光鲜背后的困顿和辛酸，原来学者的人生也可以是这样不堪和不幸，而校园不可能是学者的天堂，它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学术的激励和进步，还有很多是无聊和无谓的消耗和羁绊。比较而言，这三部小说中，读来最让我伤感，也最能产生共鸣的是《斯通纳》。早年读《浮生六记》时，我曾觉得自己身上或亦还流着“远祖”沈复的血，而现在读《斯通纳》，我又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学术人生多多少少都和这位美国教授有些相似。这本小说我是真的读进去了，几度落泪、几度唏嘘，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常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感觉。
其实，这部小说开篇第一章结尾这一段就已经深深地震撼到了我，它说：
当他于1956年六十五岁去世时，他于身后留下了几本书、几篇论文，还有几位深情感念着他的学生。但他的名字很快便在这座他度过了一生的大学里销声匿迹了。有时或有学生不经意间想到这个名字，或会漫不经心地生起疑惑这威廉·斯通纳是谁？但除了随口一问，他也很少会顺着这份好奇心去追根究底了。当他在世时，斯通纳的同事们本就没太特别看重他，如今更是极少提起他；对那些年长一些的人来说，他的名字是一个正等待着他们所有人的那个结局的提醒；而对年轻一点的人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声响，既唤不起一丝的怀旧之情，也无法产生能与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学术）生涯相关联的认同感。
信哉斯言！虽说我也见到过少数的例外，如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于今是清华大学和中国学术辉煌历史的象征符号，他们于百年后的今天散发出的光辉远比他们生前灿烂。但是，绝大部分的大学老师，不管他们生前曾有过怎样的人生，他们的学术是好是坏，他们的结局大概都与斯通纳这位美国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的命运相仿佛，稍好或者更糟！斯通纳的动人之处或就在于他不像是一位从小说中走出来的莫须有的人物，而更像是一位我们在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的大学教授，难怪有读者甚至怀疑《斯通纳》这部小说或就是它的作者、美国丹佛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约翰·威廉斯先生的自传。实话实说，读《斯通纳》这部小说一度让我感到非常绝望，当时我五十出点头，本还是有雄心想在学界有点作为的，《斯通纳》让我一下看到了我等学者最终都无法避免的那个结局，于是，人生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怀疑做一名学者的人生意义究竟在何处？或者说学者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值得为之去努力奋斗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我阅读《斯通纳》这部小说时的2015年，我的老师，那位将我一路带进世界藏学殿堂的学术领路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1928-2015）先生去世了。弹指一挥间，王尧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近年来，海外流行查理·普斯（Charlie Puth）先生于同一年为悼亡友而创作的一首题为“当我们再见时”（See you again）的歌曲，它常常会在名人追思会上演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就是2020年初普斯和著名饶舌歌手维兹·卡利法（Wiz Khalifa）联袂在英年早逝的NBA巨星科比的追思会上声情并茂的演唱。这首歌的第一段是这样唱的：“没有你的日子，每一天都如此漫长，我的朋友！等我们重逢时，我会把所有故事讲给你听。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离开了我们当初开始的那个地方。哦，等我们重逢时，我会把所有故事讲给你听。当我们重逢之时！”每次听到这段听起来很简单的歌词，我都特别有感觉，思念故人是自己要向故人倾诉和分享于其身后所发生的一切的一种冲动，这正是我时常思念王老师时的那种心情。在王老师身后的这十年间，这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它已远非他在世时显现的那个格局和样貌了。就是在他曾独领风骚数十年的那个藏学世界，眼下与十年前相比，也已经脱胎换骨，换了人间了。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好的、坏的，有趣的、无聊的，我都很想与王老师分享，听听他的看法，好像他从没离开，还活在我们中间一样！
可是，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我感觉我们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常常茫然不知所措，越来越难明确自己人生和学术的定位和认同，也更没时间静下心来怀念过去的人和事了。近年来，我常常突然心生疑虑：当今世上还有多少人记得王尧老师呢？我该不会就是那仅有的“几位深情地感念着他的学生”中的一位吧？要知道王老师可不是像斯通纳一样泯然众人的普通学者、教授，他曾是中国藏学界一位光彩照人的明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是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并得到国际学术同行普遍称许的唯一的一位中国本土藏学家！他也曾是活跃于八十年代中国主流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唯一的一位藏学家。王老师身上具备同时代多数学者没有的明星气质，于迄今我在中国藏学界所遇见的所有老师中，他无疑是最具Charisma（超凡魅力）的一位！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且舌灿莲花、妙语连珠，具有非凡的感染力。那个年代和今天不一样，还很少有学者会被粉丝们动不动就力捧为神明的，但王老师当年在藏学界确实是神一样的存在，受到了同行和学生对明星一样的追捧。我一直以为像王老师这样级别的明星学者，他身后的结局应该不会像斯通纳那样不幸的！
去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次纪念王尧先生去世十周年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绝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们，大家聚集在一起，追思他的生平事迹，缅怀他的学术成就，大家相互激励，要牢记他的学术贡献，发扬光大他所创立的学术传统。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青年教师杨毛措教授作为民大的代表发言，她的一席话将我震惊到差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杨毛措很诚恳地告诉大家：“虽然我知道王尧老师是一位出色的学术前辈，但我几乎不认识他，我进入民大学习时，王尧老师已经退休，在工作上我和他没有任何交集，我对王老师晚年的生活和学术几乎一无所知。”这让我瞬间感受到了斯通纳式的悲凉。王尧老师在中央民大度过了他整个的学术生涯，民大藏学院可以说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此后，这个研究所经历了很多次的改组，最终形成为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杨毛措是于新世纪开始时进入民大藏学院读书的，于今已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优秀藏学家，她曾与王老师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学院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是一位就在王老师身边的学术同行、晚辈，可她对他晚年的生平和学术竟然也一无所知，这着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一生成功、辉煌如王尧老师，他最终或也没有逃脱斯通纳式的宿命，呜呼哀哉！
前面说的这许多很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话，都不过是我作为王老师晚年比较亲近的弟子，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回想起他生前和身后的一些坎坷遭遇，自然生发出的一些文学教授式的感慨。其实，这一点也不像是我这样的资深历史学家纪念王老师的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斯通纳》毕竟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或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但它不是一部学术史的著作。它对主人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幸与不幸的描述和评判，多半只是从普遍的人性和普通的价值标准出发的。对于一名学者而言，他生前生活幸福与否，生涯是否显赫，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很快湮没无闻等等，这与他们的学术和职业或有一些关联，但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韦伯的宏文《作为职业的科学》告诉我们，学者是否成功，当依他们的职业化程度的高低来决定。学者本就应该是八风不动的世外之人，或者说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对于他们的学术人生，我们应当脱离世俗的、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解读，应该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他们学术的好坏予以评判。凡在学术史上留得下位置的，则不管其生前显赫与否，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好学者；相反，即使他生前如何风生水起，名满天下，到头来依然只是空耗了这千年难得的暇满人身。我们对学者的评价应当如佛教说的从世俗谛提升到胜义谛的层面。
值得欣慰的是，不管世上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王尧老师，至少我和当年与我同时受教于他门下的几位同学，如浙江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和中央民大的陈楠教授等，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更可幸的是，我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这三代人于今天同属于“深情感念着他”的那一族。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说，王尧这个名字绝对不只是一个声响，它既能唤起大家对他和他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藏学的绵绵不绝的怀旧之情，同时也能产生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今天的学术生涯相关联的那份深切的认同感。在王尧老师逝世十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内，大家曾两次聚集到一起，分别在南京大学（5月）和清华大学（10月）召开了《贤者新宴——纪念王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不是“为了忘却的记念”，而是为了要传承和光大他的学术传统，接续他未竟的学术事业。
在这两次纪念会议上，大家都自觉地以国际藏学这个大舞台为背景，从自己与王老师交往的个人经验，以及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尝试建构对他的学术人生的叙事和评价。显然，这样学术和理性地讨论王老师，大概也只有到了他去世十周年之际才有可能，现在确实是时候给他的学术“盖棺定论”了。于以前的纪念文章中，我们对他的各种叙述都带有太强烈的即时的情绪和感念，而到现在我们才可以把他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在世界藏学学术发展史上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由于王老师曾是中国藏学于国际藏学最杰出的代表，讨论他于世界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对讨论那个时代中国藏学于世界藏学的位置和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于王老师晚年和身后这十年，世界藏学的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语文学、历史学为主体的传统藏学名存实亡，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的当代“西藏研究”蓬勃兴起。今天，我们讨论王老师于世界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讨论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而也是对攸关一个学科生死存亡的历史性的转变的讨论，它对于传统藏学于今天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回想王老师的学术人生，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曾经于1980年代的国际藏学舞台叱咤风云的美丽传说。19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西学术交流刚刚破冰，中国藏学尚处在起步阶段，它与国际藏学基本隔绝。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王尧老师单枪匹马，异军突起，活跃于西方藏学舞台，在中西藏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和友谊的桥梁。我于1984年秋天投入王老师门下，开始随他学习藏语文。从那时起到1990年春天我远赴德国留学的五六年间，我见他长年奔走于西方诸多大学的藏学学术机构中，或教学或交流，也常在北京接待络绎不绝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藏学家。正是通过他这个媒介，我在出国留学之前就对海外藏学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还直接认识了不少重要的西方藏学家，读过大量西方藏学的最新学术成果。例如，后来成了我博士生导师的波恩大学中亚所教授克劳斯·萨加斯特（Klaus Sagaster，1933-2025）先生，我就是通过王老师的介绍在北京认识的。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格里拉大酒店拜见萨加斯特时，我开口就说是Teacher Wang让我来找你的，Teacher Wang让我问你在北京时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萨加斯特教授笑着回答我说：“沈先生，我不认识Teacher Wang，你说的是Professor Wang吧？我告诉你：我们德国人是不会称呼某人为某某老师的，我们只说某某博士或者某某教授。”这是我的“博士父亲”（Doctor Vater）在我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之前好几年在北京给我上的第一堂文化课。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为有了王尧老师，才有了八十年代中国藏学与西方藏学之间紧密的学术联系，这给中国藏学带来了全新的学术气象。遗憾的是，王老师在国际藏学界的辉煌不但没有让他名利双收，而且反而遭遇了不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困扰和影响。作为学生，当时我对王老师于国内遭遇的种种不公愤愤不平，然对他于西方藏学界如此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能力则敬佩不已。此后数十年间，我自己在西方藏学界的发展也曾得益于王老师和我之间的这份师生情谊，他在西方藏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为我在西方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自1990年春出国深造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我一直尝试着步王老师之后尘，充当中国藏学与国际藏学之间交流的桥梁，其间遭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甘苦自知，一言难尽，故对王老师当年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愈加佩服。我时常会思考王老师当年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本领，能赢得西方藏学界对他如此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呢？
2024年4月，我很荣幸地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藏学和佛学系聘任为沼田客座教授，这于我本来不过是一次平常的学术交流，但因为这里曾经是四十余年前王老师首次作为客座教授工作过一年的地方，故它对我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1981年，王老师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参加纪念世界藏学之父乔玛的国际藏学讨论会；次年，他又在匈牙利著名藏学家乌瑞（GezaUray，1921-1991）先生的推荐下，来维也纳大学担任1982至1983学年的客座教授。对于一个已与西方藏学深度交往了三十五年的人来说，我今天受聘为维也纳大学藏学和佛学系客座教授不足称道，但对于王老师这样一位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此前仅短期出过一次国的中国藏学家来说，当年就能获此殊荣，今天想来多少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于维也纳的三个月间，我多次见到了王老师当年的东道主、世界著名印藏佛学大家斯坦科尔纳（Ernst Steinkellner，1937-）先生，他是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的创立者，今已年近九旬，但依旧精神矍铄，2024年又正值建系五十周年大庆，故特别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他是我相当熟悉和敬重的学术前辈，此前很久我就曾多次向他请教过王老师在维也纳的往事、趣事，这次在与他几番的交谈中，我知道了更多与他们这个系的建立和发展相关的学术细节，这让我更加明白王老师当年为何会如此深受西方藏学同行的关注和尊重。
在我们学生眼里，当年的王老师就是一个特别西化的人，从他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中，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有着与同时代人不同的那份洋气。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与西方学术同行在一起谈笑风生，一副从容自在、怡然自得的样子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他超越时代的国际化气概。可是，王老师的学术春天来得很晚，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学术舞台时已经五十开外，人到中年了，而那时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其实是十分有限的。斯坦科尔纳先生曾私下透露给我王老师初访维也纳时出的诸多洋相，说明当年的他其实还是相当土的。王老师第一次到维也纳时，斯坦科尔纳开了一辆崭新的红色小轿车，亲自去机场接他。王老师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漂亮的一部轿车真的就是斯坦科尔纳个人的坐驾，硬说这车一定是他从哪里借来故意唬他的；当他首次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看到街头男男女女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时，王老师居然一下就不淡定了，口中直说这怎么可以呢？脚却禁不住站定了要慢慢看个究竟；当他首次被带进维也纳的中餐馆吃饭时，他觉得饭菜虽好，但价格实在太昂贵了，觉得气不平，非要把餐馆老板叫出来教训一番，告诉他咱北京的饭菜有多好吃、多便宜，让他下次不要把菜卖得那么贵。可想而知，王老师当时对中西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不同和差距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弄出了这些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笑话！
那么，王老师凭什么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可呢？斯坦科尔纳告诉我说，首先凭他一口标准和流利的拉萨话，以及他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的百科全书般的了解，一下就赢得了西方学术同行的尊重。据王老师自己回忆：
1981年9月，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了“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与会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台的时候，我便用拉萨藏语向在座的所有（海外）藏族学者致意，说了大概三分钟。台下的外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汉族的藏学家都是不会讲藏语的，觉得中国的藏学界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一说藏语，他们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鲜。
显然，他能说标准的拉萨藏语不止令人惊讶和感到新鲜，而更多的是赢得了佩服和尊重。其实，到1980年代，西方现代藏学研究也还刚开始蓬勃发展，像图齐（GiuseppeTucci，1894-1984）这样的老一代藏学大家已经垂垂老矣，而比他年轻的一代藏学家，都是一些纯粹困守书斋、闭门造车的学者（armchair scholar），他们无缘踏上西藏的土地，对现实的西藏几乎一无所知，故很少有人会说藏语。像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伯戴克（LucianoPetech，1914-2010）和乌瑞等当时最顶流的西藏学家，都是出色的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但也都没有说流利的藏语的能力。斯坦科尔纳告诉我当年他学藏文时，他的老师埃里克·弗劳瓦尔纳（Eric Frauwallner，1898-1974）教授找了一本藏语文教材，一共给他讲了大概十五分钟的藏文课，然后就让他自己去学习和掌握藏语文了。他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位真人说藏语是在1971年博士毕业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时候，这离他开始学习藏语文已经过去了十五六年了。斯坦科尔纳和他的老师都是印藏佛学大家，他们毕生与藏文佛教文献打交道，对藏文文献的语文学处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们对当代的西藏和藏语文完全陌生。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对梵、藏文佛教文献的精湛解读和比较研究上，对现代藏语文和现实的西藏缺乏基础的了解。所以，王尧老师能说如此流利和纯正的拉萨藏语，就对斯坦科尔纳等西方藏学家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王老师在西方大学藏学研究机构的教学显然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于1986至1987学年任波恩大学中亚语言和文化学系客座教授，当时他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了我的同学，我曾向他们打听王老师当年给他们上课时的情况，没想到他们都很激动地告诉我他的课上得好极了！我知道他们平日对上什么课非常挑剔，对系里的任课老师也没几个是满意的，他们对一个不会说德语的中国老师的藏文课给予那么高的评价，这让我有点吃惊。他们告诉我说王老师和他们阅读藏文文本时，凡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或者寺院、著作名称等，都能给他们讲出于这些名相背后的一连串有趣的故事来，他好像无所不知，因为他曾经亲自到过这些地方做过田野调查，或者说和这些人物、寺院都有过间接的或者直接的接触。这让对文本之外的现实西藏所知不多的德国学生大开了眼界！他们的叙述让我立刻回忆起当年我们在民院随王老师学习藏语文时的场景，他仅用两周的课时快速教会了我们拼写和查字典，然后就开始和我们一起阅读《米拉日巴尊者传》，每次上课他都一段段地给我们解读这个非常困难而又极有趣的文本，绘声绘色，声情并茂。他常从文中出现的某个名相、词汇出发，引申开来，给我们解释它们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堂原本可以是十分枯燥的藏语文课，却总是格外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不仅是藏语文，而是整个的西藏历史、宗教和文化，它是引我进入藏学殿堂最早、最好的入门课程。王老师对藏语文的那种深入体肤、融入骨髓的激情和自在感，给当时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遗憾的是，这样的感觉到今天我还依然没有，这一直令我深感不安和惶恐。
西方学者上藏语文课时，普遍注重分析句子结构、解释语词来源和意义，拆解语词的语法功能等，最重视的是对文本的语文学分析，一堂课下来常常只能读完几个句子。他们对文本字面意义之外的广大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背景了解不多，故很难像王老师上课时那样可以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地作长篇大论的发挥和解释。波恩大学中亚所的迪特尔·舒（Dieter Schuh，1942-）教授是当年他这一代西方藏学家中为数极少的几位能流利地说藏语的学者之一，他给我们教藏文阅读课时就不主张过分地拘泥于一字一句地拆解，而是更喜欢采用大量、快速阅读的方法，每堂课要求学生至少阅读上两三页的文本，这让胆敢上他课的仅有的三位同学也常常惊恐万状。他认为仅靠查字典、死记语法规则是没有办法学好藏文的，我们必须大量阅读藏语文文献，对藏语文本产生出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das Gefühl），方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藏学家。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时，他毫不客气地对我抱怨说听你说德语、读藏语，怎么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当时我很不服气，说要是让你来读汉语的话，恐怕也和我一样没啥感觉。后来，我接连随他读了好几个学期的藏文文本，发现在大家读不懂某个句子，或者在字典上查不到某个词汇时，他常常会说按照我的感觉，这个词汇在这里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对这个句子我们应该这样来解释，云云，而他的感觉往往都是正确的，按照他的感觉我们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个句子的意思了。这让我渐渐明白了他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意思，对他佩服得无以复加。最近西方语文学界出了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就叫做Feeling and Classical Philology，即《感觉与古典语文学》，作者是一位德裔学者。我猜想他这里说的feeling或当就是德语中的Gefühl，而它对于古典文本的语文学解读的重要意义，我当年在舒教授门下读书时就已经深有体会了。舒教授曾抱怨波恩大学中亚系有察雅活佛、普康活佛和格西班玛次仁等三位母语是藏语文的语言老师：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二十余年来他们三人竟然没有教出过一位可以说一口流利藏语的德国学生。王尧老师的藏语显然说得比舒教授更自然、更标准，所以，于国际藏学界出了名的傲慢的舒却对王老师格外推崇，他曾在王老师的引介下，专程来北京和拉萨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希求寻找到他还不曾见到过的丰富的藏文文献资料。1981年，他主编、出版“西藏历史文献”丛书，他将王老师与石泰安、乌瑞和伯戴克等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西方藏学家齐名，一并列入了这套国际藏学学术丛书的编委名单之中。可见，哪怕在不可一世的舒教授眼里，王老师也具有和那几位世界一流藏学家同等的学术地位。
王老师卓越的藏语文能力显然是赢得西方学术同行普遍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拥有如此优秀的藏语文能力的中国藏学家绝不只是王尧老师一人。在他们的老师于道泉（1901-1992）先生的引领下，他们这一代藏学家中有一大批人都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藏语，如与王老师同班的胡坦、庄晶先生，以及比他们稍晚的陈践老师等，他们的藏语文能力都非常了得。当年，他们都曾常年扎根藏区，与现实的西藏和藏族百姓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不但习得了极好的藏语文能力，同时也深入了解了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他们有着同时代西方藏学家完全不具备的学术优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优势并没有被于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藏学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在王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没有见到一位像王老师那样拥有对藏语文的自在和自信的感觉的，这是我们新一代藏学家的重大缺陷！万幸的是，我们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藏族学生，他们与生俱来的藏语文能力是天然的学术优势，他们今后的学术成就将极大地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缺憾，他们是未来中国藏学屹立于世界藏学之巅的希望所在。
如前所述，王老师在国际藏学界得享如此崇高的学术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西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传统的西方藏学基本上是一门文本语文学的学问，西方藏学家最擅长的是对古藏文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及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藏学的重头大戏是对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衡量一名藏学家学术水准的高低，通常看的是其解读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能力有多高。此外，由于印藏佛学于西方和日本学界的强势崛起，西方藏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古藏文佛教文献和思想的佛学家，他们在精湛地解读古藏文佛教文献、深入研究印藏佛教思想之外，对西藏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等兴趣索然，所以，他们所做的藏学研究是片面和不完整的。而中国藏学家从来都是全方位地研究西藏，王老师晚年在总结他一生从事藏学的经历时，曾对藏学做过如下的定义：“什么是‘藏学’？简单地说，‘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这一学问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可见，他心目中的藏学从来就不仅仅是藏语文本语文学，而是对西藏和西藏文明的百科全书式的探索和研究。
王老师最早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中央民院藏语文班的第一届学员，他所受的学术训练是语言学和文学专业，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散发出很强的语言和文学气象。因此，他早期的学术活动多以藏语文文学研究为主，例如他曾收集了大量西藏民间故事，也采集了不少藏戏剧本，对它们做翻译和研究。他还曾翻译过《萨迦格言》，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当然，这些文学类的研究作品可以算作是他成为一名杰出藏学家的基础训练，他作为学者的一生所作的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对古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除了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翻译和研究之外，他还对后弘期藏文佛教史著做过很多译注的工作，如他曾翻译过《西藏王臣记》《奈巴班智达教法史》等藏文史学名著，亦为《印度佛教史》汉译本的成书做过很大的贡献。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语学即史学”，在长期细致地解读藏文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王老师自然成就为一名杰出的西藏历史学家。他不但通过对吐蕃时代古藏文文献的收集和解读，极大地推进了吐蕃王朝历史研究的进步，而且，他还通过利用藏文历史资料，对西夏、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于1978年发表的对西夏《黑水桥碑》的研究、对元代《萨思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译注，以及后来他对元代摩诃葛剌崇拜的研究等，都是当年西夏、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名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王老师于1980年代最令人称道的学术成果是他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翻译和研究，但他在历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却题材多样，精彩纷呈，它们都和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无关。他首次参加国际藏学会时破例同时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藏语mig（目）古读考》，讨论现代藏语“眼睛”这个词在古代的读音问题，进而论证现代藏语口语与文字间的距离。另一篇论文是《宋少帝赵显遗事》，讨论宋朝末代皇帝被蒙古大汗送到萨迦学法修行的故事。在他参加的第二次国际藏学会议上，他提交的是一篇介绍现代西藏戏剧的论文，报告的是藏语版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拉萨演出的前因后果。1985年，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藏学会议上，他又提交一篇题为“黄河源上两大湖——扎陵、鄂陵名称位置考实”的论文，文章纠正了过去外国探险家对扎陵湖、鄂陵湖位置的错误记载。像他这样能同时对西藏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等领域作出十分精湛研究，且贯通古今的藏学家，在当时国际藏学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参与使得国际藏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这是他当时能在国际藏学界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代是王老师学术人生的春天，他在国际藏学舞台风生水起的同时，在中国藏学界也是誉满天下。他接连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三部藏学专著，分别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和《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自1960年代起，王老师就在于道泉先生的引领下，将其主要的学术方向聚焦于吐蕃王朝时期的敦煌写卷、金石碑铭和简牍文字等三大类古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之中，经年累月，孜孜不倦。整理和研究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是法国藏学自其开创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重头大戏，法国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先生对世界藏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先河，他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0年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他的继承者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麦克唐纳-斯巴尼安（Ariane Macdonald-Spanien，1928- ）和布隆多（Anne-MarieBlondeau，1935-）等，都是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专家。于道泉先生曾于1930年代在巴黎随巴考深造，他不但把巴考的著作带回来交给了王老师，而且也将巴黎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带回了中国，而王尧老师无疑是研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最有成就的中国学者。
毋庸讳言，王尧老师完成这三部吐蕃古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研究工作，是他向西方传统藏学学习和吸纳的过程。他编写这三部著作时完全采纳了西方文本语文学的方法，细致地处理了这些珍贵的古藏文文献，即对这些通常有残破、缺损的文本，逐条逐句地照录、转写、翻译和注释，然后再对其文本的意义以及其内涵的历史内容进行分析、解释，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很罕见的，故对中国学界，特别是敦煌学界，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那时中国学界已经开始了要在世界敦煌学界全面争夺“话语权”的运动，可是，直至今天，中国学者大概只在世界敦煌学领域中的“汉学”部分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但在“虏学”层面，即在敦煌出土胡语文献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话语权的学科依然很少，而王尧老师当时对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研究至少已不落人后，十分难得地在国际敦煌学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当然，王尧老师在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解读上的权威性，与石泰安和乌瑞等西方藏学大佬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王老师的藏语文水准无疑要高过石泰安和乌瑞先生，但他的语文学功夫则还无法与他们比肩。回想当年我和王老师的交往，有一件事让我今天想来十分羞愧、内疚，后悔自己当年实在是太幼稚和冲动了，和王老师说话完全不过脑子。那时，王老师召集我们几位同学协助他一起编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他指定让我翻译乌瑞解读敦煌古藏文文书的几篇论文。说实话，当时我的英文水平极低，藏学也刚在入门中，翻译乌瑞的这些论文其实是难以胜任的，但当时我们的学术激情都极高，做这些论文翻译时，几乎可以废寝忘食。记得当时我花了一整个周末的时间，通宵达旦地翻译完成了乌瑞于1978年发表的一篇讨论“阿豺（吐谷浑）王国编年史”的论文。这篇论文通过对一个敦煌古藏文文献残本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研究，推翻了此前诸藏学大佬对它所作的种种不同的解读，确认这是一部《吐谷浑编年史》，其分析、解读和论证过程展现出了一位文本语文学家极其高超的学术技艺。我翻完这篇文章后激动不已，对乌瑞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径直跑到民院家属院王老师家中，语无伦次地向他汇报我学习、翻译这篇文章的心得体会，末了还直愣楞地说了一句：“王老师，我觉得你也应该像乌瑞一样做学问，像他这样解读敦煌古藏文文献才是最厉害的啊！”我已完全不记得当时王老师是怎么回应我的，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后来想起这件事来才觉得自己当时实在是太幼稚不懂事了，现在每想起来这个时刻，我都禁不住冷汗三斗。
显然，王老师所做的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研究一定是得到了乌瑞等西方藏学家的充分肯定的，要不然乌瑞不可能直接推荐他接任自己在维也纳大学的客座教授职位。如前所述，王老师对吐蕃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是在广泛地接受了巴考及其弟子等西方藏学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当年中国学者还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敦煌古藏文文献，他是通过于道泉先生四十年代末从欧洲带回来的那些由巴考及其学生们整理出版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才开始研究工作的。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中国藏学家，王老师具备西方藏学家不具备的学术优势，即他可以利用汉语文文献资料，以及对唐代中国之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来更好地解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并利用它们来研究吐蕃王朝和唐蕃关系的历史。从1980年初开始，王老师和石泰安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这一方面或是因为石泰安曾和于道泉、韩儒林（1903-1983）等先生有同学之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石泰安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他利用其汉学家的学术优势，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吐蕃王朝历史的解读和建构，达到了其他纯粹的藏学家所无法企及的高度。石泰安自始至终重视汉藏文本和历史的比较研究，曾对自己的弟子轻视汉文文献对于解读古藏文文献的重要意义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在这一点上，王老师和石泰安可谓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石泰安解读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论文大多数是用法文写成的，直到晚近才被翻译成英文结集出版。而早在八十年代初，他的这些文章中的绝大部分就已经在王老师的安排下由耿昇（1945-2018）老师翻译成汉文发表，这为中国学者利用他的这些精湛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王老师自己用力最勤，也最富创新的学术作品是《吐蕃金石录》，这是他最为看重的个人著作，“迄今仍是汉语世界最为庄严典雅的吐蕃碑铭译本合集”。《吐蕃金石录》中所录的碑铭资料，很多源自他数十年间在西藏参加各种运动期间业余访碑所得，而他对这些碑铭资料的整理研究，也充分发挥了他同时作为汉学和藏学大家的学术优势，其成果得到了中西学界的一致肯定。其实，在此之前中西学界都已有人专门从事吐蕃金石碑铭的研究。例如，陈寅恪（1890-1969）先生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1930年）就是最先利用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资料的释读而做的研究，傅斯年先生当年即称赞它说：“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本不多，而能用此项史料者更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而我们或可用相同的话语来赞扬王老师的这本《吐蕃金石录》。在王老师之前专门从事吐蕃金石碑铭研究的中西学术大家有二位，一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语言学家李方桂（1902-1987）先生，他曾从汉藏语言研究的角度做过对这些吐蕃碑铭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晚年与其高足柯蔚南教授合作出版了《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一书；二是著名的英国殖民官员、藏学家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1905-2000），他曾利用其英国帝国主义殖民官员这个身份的便利，遍访西藏文化胜地，窃取了大量藏文碑铭资料，几十年间陆续发布了他对这些藏文碑铭资料的研究文章，后来，他又将它们结集出版。与李方桂和黎吉生研究吐蕃金石碑铭的成果相比，王老师的研究得益于他作为中国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他对这些吐蕃金石碑铭的解读，更着重揭示它们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从中解析出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进而推进吐蕃历史研究的进步。
进入1990年代，国际藏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它的格局和走向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从传统文本语文学式的藏学走向更多元、更开放的以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体的西藏研究，同时藏传佛教研究或者印藏佛学的学术影响力渐渐超过了以传统语文学和历史学为主要阵地的传统藏学。老一辈的藏学大家，如前面提到的乌瑞和石泰安等，开始凋零，渐渐退出了国际藏学的前沿阵地，新生代的藏学家开拓出了一个更广阔无垠、更色彩斑斓的藏学新舞台。例如，及至1980年代末，对敦煌出土古藏文世俗类文献的研究已经基本停止，只有武内绍人（1951-2021）和他的弟子岩尾一史等少数几个人还坚守着这个阵地，大多数的后起之秀都将他们的学术重心转移到了对其中佛教文献的研究上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牛津大学的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博士、大英图书馆的研究员萨姆·范斯海克（Sam van Schaik）博士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雅各布·道尔顿（Jacob Dalton）教授等等。就是还有继续研究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其学术视角也不再是从传统的文本语文学和历史学出发，而改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了，这可以当今世界藏学的学术明星、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布兰登·多特森（Brandon Dotson）教授所做的敦煌古藏文文书和吐蕃历史研究为代表。
我在海外留学的十余年，正好见证了国际藏学的兴旺发达和急速转型，这段时间内我和王老师的联络远不如于1980年代时那么紧密了，对他于那个阶段的人生遭遇和学术成果多半是我回国后才慢慢了解到的。1998年秋天，我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召开的第八次国际藏学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藏学会，也是唯一一次和王老师一起参加的国际藏学会议。以前我从多方渠道了解到，王老师作为唯一的中国藏学家代表于国际藏学会上风光无限的热烈场景，但在这次会议上我切身感受到的，却是王老师的落寞和无助，在会场上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唯有陈楠、谢继胜和我等几位他的亲学生。当年王老师正好七十整，在与会的代表中他是不多的老年代表之一了。以往曾在这个国际藏学舞台上与他一起翩翩起舞的老一代藏学家都已不见了踪影，而风头正健的新生代西方藏学家都做着别样的学问，更没有善待桑榆、礼敬长者的传统，很少人主动和王老师交流。王老师显然感受到了世界藏学格局的巨大变化，感叹他这个时代的藏学快要结束了。他在会上告诉我说：某西方藏学大家曾告诉他，人到七十以后必须要服老，千万不要再参加学术会议，以免受辱。他现在正好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所以，这或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藏学会了。其实，那时的王老师学术还在线，只是与当时国际学术同行关注的热点有了很大的距离，所以，不可能再现当年众星捧月般的辉煌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在西方生活了八年之后的我，再次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文化休克”，至今难忘。因为那时我算是年轻学者，参会也没有得到外来的资助，所以被会议组织者安排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宿舍内住宿，每人一间很小的房间，和很多人合用公共的盥洗室。我住下当晚即发现住我隔壁的邻居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梵文教授亚历克斯·韦曼（Alex Wayman，1921-2004）先生，我见他自己在盥洗室里很吃力地打水、洗脚，惊讶莫名，连忙上前和他打招呼，并说我能帮你打水吗？不料他瞪了我一眼，说我干嘛要你帮助啊？第二天在会场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在耶路撒冷大学教授雅埃尔·本托尔（Yael Bentor）博士报告之后，提了一通有点不着边际的意见，好像说的是他对一世达赖喇嘛因明学说的看法，向来温婉可人的本托尔博士竟然一点也不客气地表示不接受他的意见，会场上的听众面对有点固执和啰嗦的韦曼老人，不少人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不屑和漠然的神情，让我瞠目结舌。韦曼那年已经七十七岁，也许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年长的代表，但他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名的印藏佛学大家，我很不解为啥大家就不能更尊重和善待他一点呢？我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他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汉学教授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的学生，而雷兴则是于道泉于1930年代在钢和泰门下从学时的老朋友，他也是藏学名著《雍和宫》的作者。韦曼和雷兴曾合作出版了克主杰名著《续部总建立广说》的英文译注本。韦曼自1967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二十余年的梵文教授，出版过《密集本续》《文殊真实名经》的梵文精校本和英文译注本，还是多套印藏佛学研究丛书的主编，是名满天下的印藏佛学家。我想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中一定有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可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七年前才从哥伦比亚大学荣休的老教授居然已经那么不待人见，在如此隆重的国际藏学大会上受到了如此的冷遇，委实匪夷所思。那时，我心里就暗下决心：我们一定要照顾好王尧老师，绝不能让他晚年也遭受这样的冷遇。
在1998年布卢明顿的第八届国际藏学会上，我切身感受到了世界藏学的格局和风向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王老师这一代藏学家身上的光环正在迅速褪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当时我还不知道王老师其实也早已经在中央民大被退休了，那些年中国藏学发展迅猛，它在世界藏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正节节上升，它的格局和风向同样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显然，王老师已经不再是中国藏学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了。当然，王老师的学术影响力对我而言一点也没有衰退，他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2006年，我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留学旅程，回国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从此近十年间，我和王老师重续师生之缘，常相往来，他的身影时常出现于我在人大的课堂上或会场里，我早期的学生有幸听过他上的课，得到了他直接的学术指导。当时，为了迎接他即将到来的八十寿诞大庆，我筹划编集一本颂寿文集献给他，为此我收集、拜读了他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所有学术著作。我十分惊讶地发现王老师的学术在1990年开始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型，他不但从一名专业从事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转变成为一名杰出的西藏文化史家，而且，他还将他的学术重点放在了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之上。他的系列论文或是对藏译汉文文史经典作品的研究，或是对汉藏历算、占卜文化交流的研究，甚至还有对藏汉文佛经的对勘研究等，都是极具创新和启发意义的宏文巨著，它们引领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新潮流。可以说，王老师是我近二十年来心心念念、积极倡导和建构的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学术先行者，正是他的这些杰出的先行研究给了我足够的学术底气，让我有勇气站出来在印藏佛学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藏学界大声疾呼要建立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
于王尧老师离开我们十年之际，我可以欣喜地告慰他：他的学术光辉没有褪色，它依然照耀着我们努力前行。王老师晚年曾经颇为自得地告诉别人说：他欣喜地发现北京城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都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显然，他觉得最值得自豪的是在上述这些藏学学术机构中都有他的学生在传承他的学术和事业，中国藏学的兴旺发达有他的一份功劳！今天我要肯定地告诉王老师:“You deserve it！”这份光荣属于他！在他身后的这十年间，北京这条“藏学轴线”上已经加上了清华大学，而且，他坚持主张的那个藏学眼下已在北京之外的江浙沪三地落下了根脚，目前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才俊，也都曾直接在他门下受教过。眼下，国际藏学正处在急速的变化之中，它已不复1980年代的渊深和1990年代的辉煌，中国藏学和国际藏学的关系也时常动荡起伏，但我相信我们这些曾经受过他启蒙的、依旧深情地感念着他的学生，会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把我们的藏学事业做得更好，让中国藏学走在世界藏学的前列。只要我们还深情地记着王尧老师，他就依然还活在我们中间。这或就是我们对王尧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