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型的纵深推进，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实现了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再到“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构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面向“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市场规模、产业体系、政策工具等方面的优势基础，正确处理多元化政策目标同多元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以及“稳当前”和“谋长远”、“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围绕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宏观政策协同、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健全预期管理体制，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
关键词：宏观经济治理 宏观经济调节机制 宏观调控 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
作者：单柄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洋，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言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作为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与实践要求所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宏观经济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借助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平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概念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在体系结构、政策工具、调控方式等维度上所体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再到“宏观治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领导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高度契合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则是从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维度，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延展。
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历史演进与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同我国经济运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针对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探索形成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再到宏观治理，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变的纵深推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1978—1992年：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的演进趋向
受限于计划管理体制的思维定式与行为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综合平衡”的调节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综合平衡”旨在通过统筹协调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财政、货币、贸易、物资的动态平衡，建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最优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供求规模、比例、效益和速度相互协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供需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实现从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的模式转换。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自此，“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被确立，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框架，逐渐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调控范式转变。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诸如“总量控制”“宏观调控”等宏观经济调节的新理念、新方式越来越多地进入决策层视野，但以行政命令和直接管理为主的计划控制仍然是宏观经济调节的主要方式，综合平衡的思想和方法仍然被广泛运用于财政、消费、投资、货币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强调在宏观调控上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明确“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标志着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开始发生质的嬗变。
（二）1993—2012年：宏观调控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本土特征的自创术语，“宏观调控”是我国在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实际情况，针对如何在更加弹性、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内在统一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财政政策主导、货币政策补充，到财政、货币与产业政策协同，再到多工具动态组合的演进，政策体系趋于稳定、灵活与前瞻。宏观经济调节总体坚持了直接与间接、行政与经济、总量与结构等多元调控手段相结合，推动了调控目标从单纯总量控制向总量与结构并重转型，调控政策覆盖城乡协调、区域平衡、产业升级等领域，成功应对了“宏观经济过热”“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内外风险与挑战。在这一进程中，国家计划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安排，逐步转变为指导性、预测性和战略性工具，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和手段日益清晰，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调整、配套政策协调的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体系，既实现了对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本土化改造与创新发展，也为后续宏观经济治理的“出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2012年至今：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有效应对经济发展条件、环境和形势所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党中央不断创新调整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机制。2013—2015年，先后推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三期叠加”的复杂压力。面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长期受限于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台推动了宏观经济运行调节由偏重需求侧向供需协同发力的转变。进一步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系统谋划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体系建设，不仅实现了宏观经济从单一“调控”到综合“治理”的跃升，也为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围绕“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作出系统部署，首次提出“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围绕构建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从强调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协同配套，到发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凸显了宏观经济治理丰富的实践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从制度建设层面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围绕“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不断推动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走向成熟定型。
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再到“宏观经济治理”的转变与演进，是理论创新、政策实践与制度建设交互作用的结果。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能力新任务和新问题的新思考，是宏观经济治理概念萌生、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的根本动因与历史逻辑；围绕统筹协调经济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短期波动与长期发展等关系的实践探索，是在不断将改革向纵深推进中调整创新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直接动力与实践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底，吸收借鉴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动态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理论逻辑。
“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势分析与目标要求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政策工具，既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是“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势基础。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不减、“稳当前”与“谋长远”矛盾的日益凸显、内外风险隐患的交织堆叠等严峻考验。统筹处理好多元化政策目标同多元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以“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则是“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要义所在。
（一）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势基础
作为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优势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由庞大的人口规模、较强的消费能力、全梯度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塑造的特殊优势，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坚强后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市场的广度、深度和韧性，不仅为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更好满足多样化和多层次需求，不断提高供需适配性、增强供需平衡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够在整合集聚现有资源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庞大需求激发创新创造、依靠优质供给撬动消费升级，以“要素汇聚—产业变革—消费升级”的正向循环，在促进经济结构持续调优与经济动能持续增强的过程中，形成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优势。
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完整的产业体系所形成的全产业链覆盖能力、全球第一的制造业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我国以产业变革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孵化器，也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坚实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不仅能以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与全产业生态，形成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范围经济的显著成本优势，更能以完善的产业基础为技术创新提供实体依托，形成“丰富应用场景—高效产业协作—良好创新生态”助推创新成果转化的策源地。进一步地，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凭借构建形成的涵盖从基础原材料到核心零部件、从先进装备到系统集成的相对自主的供应体系，不仅能以全方位的产业自主性支撑保障国民经济的循环畅通，也能为我国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赢得大国博弈的战略主动。
作为与时俱进推动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创新与理念革新的实践成果，调控机制与政策工具的丰富与创新，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与经验总结中不断积累宏观经济治理的知识与本领，也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从面对两次输入型金融危机通过吸收借鉴西方总需求管理的逆周期调控实现“保增长”，再到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面对“三期叠加”通过总量与结构相结合、供给与需求相结合、“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结合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有效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中国共产党以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创新，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升级”协同治理的范式创新；以调控方式的理念革新，牵引构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的工具创新；以调控政策的推陈出新，实现“长周期战略”与“短周期灵活应对”有机结合的策略创新，从而使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得以从理论创新中不断汲取智慧力量。
（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制约因素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释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治理目标多元化，加剧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为主轴、以高杠杆驱动的重投资投放的旧有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新动能尚未完全形成，新旧模式交替迟滞引发的诸如房地产行业调整、土地财政退潮、第二产业升级的就业挤出效应等系列链式反应下，“十五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着周期性波动、结构调整与趋势性放缓的“三重压力”叠加，“地产—城投—财政”三角关系堆积形成的大量杠杆，导致的资产定价体系偏离实际、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本错配等问题，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交织，致使明显下降的投资回报率进一步抑制投资扩张和消费升级。这意味着，在总需求偏弱、收入增长相对有限的环境下，宏观经济治理既不能猛力刺激，又不能放任失速，“大水漫灌”或强化监管的单一选项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治理新形势。
二是“稳当前”与“谋长远”矛盾日益凸显，约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的可行域。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而偏紧的货币环境难以满足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全社会风险偏好下降，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风险创投资本之间的矛盾愈发显现。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然而，新的“地方锦标赛”却可能演变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阻力。此外，实现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须推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然而，区域、企业层面的内卷式竞争正在加剧创新劣质化与“伪创新”泛滥后部分业态的野蛮生长、产能过剩与资源耗散。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的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在多重目标和区间内精准拿捏、妥善设计。
三是风险隐患持续堆叠，加大宏观经济治理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艰巨性。一方面，数智化浪潮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高技能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日益显著，结构转换与动能培育的阵痛可能进一步加剧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风险与金融风险交织联动，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等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内外冲击已从周期性干扰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治理既要以差异化、精细化的结构性政策取代“一刀切”，又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审慎权衡“稳增长”和“防风险”，明确发展重点与风险防控的政策优先序。
（三）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要求
一是处理好多元化政策目标同多元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往往导致诸如短期内的稳增长政策同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政策难以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同产业、区域、消费和环保政策难以形成政策合力，从而出现宏观政策微观化、产业政策行政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持久战”蜕化为“唯GDP论英雄”的“指标突击战”等现象，致使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原则，合理折中和权衡各项目标，有效使用和搭配各种政策工具。要追求重大战略之间、宏观政策之间，以及重大战略与宏观政策之间的联动效应、叠加效应，乃至牵引撬动的乘数效应，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出现政策前后矛盾、互相掣肘、力度叠加引致的“合成谬误”。
二是以“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作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坚持稳中求进，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稳”是“进”的基础和前提，以经济增长的稳定与经济运行的平稳为“进”提供条件和环境，确保改革不失控、发展不脱轨；“进”是“稳”的方向和动力，以结构升级的质态演进与创新驱动的生产力突变式跃进为“稳”注入新动能，推动宏观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更高水平的稳定。“稳”和“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共同服务于以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以“先立后破”统筹“稳”与“进”之间的张力，以制度先行防控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释放经济活力。
三是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内部风险集聚、外部冲击频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宏观政策自主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金融体系稳定性等方面均构成严峻挑战。从这层意义而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意味着宏观经济治理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还要精准识别政治、能源、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潜在风险。要聚焦“体系建构”，以宏观经济治理的理念革新、模式创新、技术更新，在精准施策与机制建设中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和冲击的韧性和耐力，以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蓄势赋能。
“十五五”时期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立足点
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战略引领的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向稳定性、系统协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和统筹协调是构建锚定方向、规范行为、统筹全局的治理坐标系，从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前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要求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加快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确保各级各类规划在战略方向上同向发力、在功能定位上各尽其责、在实施路径上规范有序。国家发展规划的科学编制与有效实施能够持续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强化统筹协调与宏观引导，通过明确战略定位、发展主轴与核心目标，从根源上解决治理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方向偏差与行动分散问题，以明确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促进战略导向转化为稳定的治理预期，破解重大战略制定与实施“各自为政”导致的“蓝图悬置”现象，进而在层级清晰、定位准确的规划体系构建中引领各领域、各区域的治理实践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意图展开，集中力量推进重大战略任务，确保发展蓝图一以贯之、落地见效。
（二）加强宏观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方法论保障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依赖各类政策的系统性配合。以系统观念破解政策碎片化难题，构建目标同向、工具互补、效应叠加的治理格局，是从宏观层面保障政策取向高度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加强宏观政策协同，首先应当明确各类政策的功能定位与协同边界，厘清整体政策安排与具体政策、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确保相关政策在战略目标上的高度契合与调控方向上的协调一致，从根源上避免“合成谬误”与政策冲突。其次，通过构建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强化政策协同的刚性约束。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的基础上，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价格、区域、能耗、环保等方面的政策相互呼应、协同发力，统筹把握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节奏，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横向部门联动与纵向层级协同的顺畅高效，从而保障政策制定环节的取向一致性。最后，通过全流程协同实现宏观政策的切实落地。推进构建覆盖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治理模式，强化政策实施中的动态监测与沟通协调，优化事中事后评估与反馈调整机制。加强政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衔接畅通，注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完善宏观政策的市场反馈机制，让各类政策在协同发力中始终坚守统一取向，在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基础上持续增强治理效能。
（三）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要义所在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契合经济运行客观规律、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缺陷、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核心举措，统筹兼顾经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是筑牢经济回升向好政策根基的关键路径。因此，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部署既要着眼于当下促消费、扩投资、稳增长、保障基层财政运转、化解债务风险，又要着眼于中长期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提高财政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要着眼于稳增长稳物价、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又要着眼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质效、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四）健全预期管理体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支撑
市场预期的稳定性是决定经济运行平稳性的关键要素，健全预期管理体制的核心治理逻辑在于通过制度保障与机制创新，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实现稳预期与稳经济的良性循环。构建完善的预期管理体制要求将预期管理全面融入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的全流程，通过明确预期管理的治理主体、职责边界与运行规则强化预期管理的刚性约束。建立常态化的预期监测与研判机制，科学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和舆论传播规律，全面、及时、准确掌握社会预期变化，提前研判舆情走势以及可能的演化方向，以制度确定性应对市场不确定性，从而为预期引导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加强政策制定实施与宣传解读的协调联动，确保政策内涵传递的清晰性与时效性。坚持“说”与“做”的有机统一，做到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通过政策落实的实效性增强市场主体对政策的信任感，避免收缩性与抑制性举措对预期造成剧烈冲击，以政策阐释与宣传推广的相互支撑筑牢稳定预期的根基。及时总结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与亮点，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开展经济形势宣传，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让稳定向好的预期成为市场主体的普遍共识，进而为稳市场、稳经济提供思想支撑。
（五）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落脚点
主要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契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禀赋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落脚点。宏观经济治理应摒弃单纯依靠短期政策调节的片面思维，以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建设将短期政策发力与中长期制度建设有机结合，通过系统性治理设计完善促进消费的有效制度安排，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从根源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居民消费潜力。宏观经济治理要求聚焦内生增长动力的培育，立足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消费乏力等深层次问题，引导资源向消费领域、内需市场倾斜，推动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促进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以及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等路径促进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切实转化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需要，也是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旨归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