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和方法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观念和方法是有决定意义的。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什么叫巨系统？就是组成这个系统的成员是成千上亿上几十亿，是个特别大的系统，所以叫巨系统。但是，只说这个系统巨大还不够，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开放性，不是封闭的。我们这个社会当然是开放的，首先对自然是开放的，有太阳光，也有地球辐射等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现在当然也是开放的，所以叫开放性。复杂性是指什么？是说这个巨系统的组成部分种类非常非常多，不是几种、十几种，而是成千上万种，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把它叫做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我们还要加两个字“特殊”，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系统里一个重要的组成是人，而人是复杂的，他的反映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叫“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这是我们近来对社会慢慢形成的一个认识，但是这名字太长了，于是就干脆简称它叫“社会系统”。

我们认为社会系统有三个侧面：一个侧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或叫经济的社会系统侧面；另一个侧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意识的社会系统侧面。那么，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在党中央文件中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我认为，这就是政治的社会系统侧面，对应于政治文明建设。所以三个侧面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的。要研究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过去的许多理论方法恐怕都不行。最老的所谓数量经济学，后来又由此衍化出来的回归法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毛病是太简化了。那么，近十几年来，外国人又搞了所谓“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两位大师，一个是比利时的普利高津，一个是德国的哈肯。普利高津还为此得了“诺贝尔奖”，都来我国讲过学，也很轰动。他们的这些理论、还是太简单，因为他们用的参数的数目大概是十几个，整个社会系统就用十来个参数描述，是不能反映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的。还有美国人搞的所谓系统动力学，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J.W. Forrester）。福雷斯特自己比较客观，他在“系统动力学”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谦虚地说，他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还得看。实际上也是太简单，因为系统动力学里用的参数也是那么十来个。所以耗散结构、协同学、系统动力学这些比较现代的理论，他们用十来个参数把整个“特殊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里面的问题简化到那样一个程度是不合适的。如果你硬要那么简化，那当然是主观的，也就是唯心主义了，所以是不行的。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觉得我们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当然我也不是说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系统动力学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们在处理简单的巨系统时是可以的，复杂巨系统不行。处理简单巨系统，如德国人哈肯把他的协同学理论，用在物理学的激光器上是很成功的，因为激光器的参数很简单，就那么几个。比利时的普利高津把他的理论用到物理化学现象中也是很成功的，但那都是简单巨系统，不是复杂巨系统，不是社会系统。

那么，社会系统怎么办？大概从1985年起，今天在座的马宾同志，领导于景元他们，因为接受了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下达的任务，解决粮油价格倒挂问题。他们找出一个办法来，当时叫做“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说起来就是实事求是。那个时候把这个任务给了航天部710所，宋平同志知道于景元他们原来是搞导弹控制的，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一窍不通也有好处，那就实事求是嘛！于是他们把经济界的专家，有关粮油价格问题的专家请来，请他们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专家们讲的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强调这一方面，有的强调另一方面。他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就试着建立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因为要包括所有专家的意见，所以是比较复杂的。我记得他们头一次用的就是几百个参数，然后要定量计算，这就需要很多统计数据。因为得到计委主任宋平的支持，他们到统计部门要资料，根据收集的统计数据资料，然后按模型计算。这个计算也很复杂，所以用的是百万次的计算机。算了以后，到底结果对不对？又把专家请来评审。专家又提意见了，说你这个地方大了点或小了点；那个地方高了点还是低了点。然后他们又根据专家的意见修改模型，修改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请专家评审。这么反复搞了几次，搞到最后，专家们都说差不多了，提不出什么意见了。好！这就是结果，模型就是这样定的。所以，这个模型是很客观的，因为它把很多专家的意见，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经验，用一个数学模型综合起来了，综合的结果就变成定量的了。所以，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最后是定量的。最近我给这个方法想了一个名字，叫“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就是把专家点点滴滴的意见综合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叫“集腋成裘”，我们最后要把这个“裘”搞出来，就是靠大家的意见，点滴的意见汇总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们没有把主观的见解硬塞进去，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还有一条，假设实践的结果说明原先那个模型需要修改，那就再改，所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第二，这个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资本主义社会关于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都有后台，都有背景。他们都要为后台老板说话。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法子把大家的意见汇总，他汇不了总，因为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又不能放到桌面上说。而我们党则不一样，我们的专家只有一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我们的专家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经验，最后是能够汇总的，所以这个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应该说这个方法也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方法。一提到这一点我也感到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创新。

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原来在综合集成的过程中，除了用电子计算机做运算之外，其他的工作，比方如何把专家的意见输入到模型里，这个过程是靠人的。上次我曾提出可以用现代的人工智能和智能工程，来代替人做这部分工作。所以找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戴汝为同志和他领导的班子，因为他们搞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已经有十来年了。这样看来，原来的方法，经过5年～6年的实践，现在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沿这条路子走下去，不单是专家的意见，我们还可以把群众的各种意见，以至于在全国政协民主议政的意见，还加上资料库中的信息等等，那可多了，恐怕是千千万万的了，统统把它们综合集成起来。我从前一到政协开会，就发现政协委员牢骚挺多的，有的说我提的建议没影了；有的说有回答，但回答是客客气气的，不解决问题。所以政协委员有三句顺口溜，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他们其实都是很积极的，但也感到苦恼。后来我给大家解释，说党和国家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也许是你只看到了某个地方、某个小局部的某一件事情，所以，当把你的意见放到国家这个大系统里头，到底怎么样？我看你这个提建议的人恐怕也拿不准了，因为那里的情况复杂得很。所以我说，你说的“说了也白说”，可能有点道理。接着我就联系到这个问题，指出现在有希望，我们提出的那个综合集成法如果做下去，我看可以使我们党多少年来一直讲的民主集中制，得以真正实现。因为一旦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用上去了，千头万绪的事都可以干。所以我先讲这么一点，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观念问题。

本文是1987年12月29日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