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学森给成都六五厂马华孝的信

马华孝同志：

四月十六日来信和文章收读。我认为您对《复杂系统运行可靠性的逻辑分析与概率计算》（《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切科学技术工作都要以人类知识的最高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又必须用来充实、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复杂系统的可靠性分析我想提两点意见供您参考：

（一）如何从可靠性低的元器件组合成可靠性高的系统。这个问题三十年前von Neumann就提出来并作了初步分析（见我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版第十八章）。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使元器件成本大大下降，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二）非常复杂的超级巨系统的可靠性分析。量变可以引起质变：H.Haken等人的协同学（Synergetics）证明这是可能的，即巨系统的统计理论说明巨系统中会出现简单系统中没有的现象，如自组织现象。那么可靠性呢？可能有不同于简单或一般复杂程度的系统中出现的现象。

您有什么意见，请示。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4.25

二、钱学森给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方福康的信

方福康同志：

收到您来信后，很兴奋。

近来我又想到两个有关系统学的问题：（一）三十年前von Neumann就开始研究用重复不那么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度可靠的系统的问题（见拙著《工程控制论》1958年版第18章），但此工作似乎还没有引入系统学。现在由于采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元件非常便宜，可以多用元件以换取极高的可靠性，这就要求继续vonNeumann的工作，纳入系统学的框架。（二）四十年前von Neumann同Morgenstern建立了博弈论，后来因为理论计算太繁，实际应用时，往往用Monte-Carlo数值法上电子计算机，求得结果。近来在计算机下棋和简单的军事战斗集体（如排对排）的行动也已经实现了。但如何把理论用于结构复杂、成员众多的对阵集团，问题太复杂，就连电子计算机也不行了。这是军事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微观经济过渡到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问题。能不能把博弈论和系统学结合起来，以解决此难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5.25

三、方福康给钱学森的信

钱先生：

您好！请原谅很晚才给您复信。原因是您来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困难而有兴趣的，需要仔细想一想。我对von Neumann是非常钦佩的，这种感受是我学习了他的“量子力学数学基础”一书后获得的。对于“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虽然没有机会去读它，但也抱着相同的感情。这就使得我对您提出的问题十分感兴趣，但又觉得困难。现在我想把我这些时间想到的一些零碎想法，向您报告一下，请您指导。

（一）这段时间粗读了一点控制论，使我惊异的是N.Wiener的原始思想竟与I.Prigogine等人的想法如此相似。“在非平衡系统中，或者在非平衡系统的一部分中，熵不一定增加”，“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这些阶段熵并不增加，而组织及有关的信息却正在建立之中”，这些Wiener的论述并用以作为控制论的基础，几乎可以毫不加变动成为Prigogine的语言。这使我认识到这些学科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础。

（二）注意到这两个学科区别之点是重要的，从我看来，特别有兴趣的是以下三点：

ⅰ）如果我们着眼于物理世界三个要素的分析：物质、能量和信息。那么控制论只研究信息，它不讨论能量和物质。而在“协合学”或耗散结构的理论中，引入了物质和能量，但是对信息的处理远不像控制论中这样深入，序或结构的产生只是通过系统的不稳定性的分析而得到的。

ⅱ）耗散结构所处理的系统都是非线性的，而控制论所处理的系统实质上许多是线性的，非线性所带来的非常丰富的内容在线性化处理的过程中是会被忽略掉的。

ⅲ）在控制论中十分重要的反馈的概念，在耗散结构的理论中并没有真正引入，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数学工具把这个深刻的概念尽善地表述和发展起来。

因此，似乎可以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寻找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把理论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把非线性与反馈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关于von Neumann自动机误差的控制这一件事，大致是属于计算机中“多数逻辑”这一类问题，从我们的系统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我想在弄清楚一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由于这两个学科的内在联系，还是有可能进行分析的。

（四）博弈论和非平衡系统学的联系，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见到过Eigen的文章，将博弈论引入到他的理论中去，最近去上海，问起徐京华先生，他也有此印象，Eigen写过一些文章和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我正在进一步找。刘若庄先生对此问题也颇有兴趣。他说以前还看过一篇Eigen的文章，我们准备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等有进一步的想法再见告。……

不多写了。此致

敬礼

方福康1981.8.22.

原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