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日月流水，时光如梭。转眼之间，我在学校工作了40年。学校在这4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个人也从一个助教晋升为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回想起来，值得自述的，应该是有关日本史教学和研究的体会。
在此之前，我想到了一件更值得回忆的事情。那就是十多年前，一位历史系的女学生写过一篇题为《教育也是生产力》的文章。这是她的学年论文。我是在参赛论文目录中看到的。其内容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篇文章的立意，当时并没有得到评阅人的赞同。这在今天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教育也是生产力”的命题和结论，相对而言，是有道理的：
其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而人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活要素。
其二，教育的过程是传授知识、传授技能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才会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辩证的因果关系。没有不断发展的教育，就不会有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反过来，没有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也不会有不断发展的教育事业。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是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飞跃。
我之所以首先提及“教育也是生产力”这个立意，一是感到当年这位女学生确实有她的睿智(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姓名，当年这位女学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二是感到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的自述才是有意义的。
二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参与组建日本史研究室，开始了日本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校日本史研究室是依照国务院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建立的。那时，研究人员少，科研条件一般，中国学界对日本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用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的话说：中国学者对日本历史的研究处于小学生的水平。这话有点不客气，我们听起来不舒服。可是，认真地想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人尽管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八年乃至十五的抗战，也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进行过揭露和批判，但是，对日本历史本身的研究却可以说依然是不充分的。这种状况，为中国学界，特别是从事日本历史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不能不解决的课题或任务。
40年来，我在从事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感到有压力的正是在这里，而现在感到可喜的也是在这里。因为我国学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终于从小学生的水平走向了研究生的阶段，尽管我们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在日本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某些日本学者也不能不重视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就我校的情况而言，从当年的日本史研究室(与美国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发展到今天具有独自的办公大楼及出版著书、发表论文累累的日本研究院，这是三代学人的努力，也是我国日本问题研究发展的缩影。
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的历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的。在近代“西力东渐”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是亚洲唯一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战前的日本是侵略战争的策源地；战后的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后，正在朝着“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这种现状也必然会影响到东亚的国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近代以来的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科学应该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言，日本历史或日本问题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
在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具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亦即为什么要研究日本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日本问题。日本历史的研究者，不是对日政策的决策者。但是，应该为决策提供必要的研究成果和参考数据。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这也是我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同时，又关注当代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因。
对日本历史的研究和研究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首先应该注重的，就是历史事实，以及历史事实本身的实际内涵。就中日关系而言，战前的日本侵略中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应该有个明确的认识和说法。这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将来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过去，对历史做出深刻的反省，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未来。这不仅仅是针对日本而言的，而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在研究历史的工作中，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的方法，那就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亦即根据历史事实，或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分析，究其本质而得出结论认识。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过，就历史科学的建立而言，当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因此，对于历史的研究者而言，就需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学习和掌握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
现在有些新思想或新理论流行于世。求新并没有错，而问题是某些新思想或新理论是否科学。比如美国亨廷顿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论”,看似求新，其实是对历史的歪曲。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是文明的差异，就不应该有什么冲突。文明，与一般的文化概念不同，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晶。尽管东西方有所不同，但也应该可以相互贯通，何以冲突?如果按照“文明冲突论”来解释东西方的矛盾和斗争，势必要掩盖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侵略和掠夺。所以，现今西方的唯物主义学者也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认为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
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学习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一要义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判断历史事实的真相，也难以说明和预测历史的未来。
四
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其他事业一样，需要世世代代的接续，它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资料有一个逐步发掘和依次公布的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科研能力的增长等于教师工作的延长。我在南开大学任教40年，自觉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引以自慰的，则是为许多学生讲述过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和明治维新等课程，使他们对中日关系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认识，为将来的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有道是：教学相长。通过教学促进科研，通过科研强化教学。这应该是一个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我的著书《日本近代外交史》和《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则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一个教师要认真备课、认真教课，这也是自身建设。随着教学经验的丰富，我直接培养了几届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负责指导过博士后的研究。这对一个教师而言，当是人生的幸事。看到他(她)们走上工作岗位，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年轻的时候，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边教学边科研，形成了夜间加班加点的习惯，但是依然难以顾及子女的学习。好在他们自己努力完成了大学本科和专科的学习，现在的工作也算说得过去。但是，作为父亲，而且是身为教师的父亲，我总有一种对不起孩子的心情，因为在他们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够的。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在自己上进的同时，多给子女以必要的关心。
关心子女的成长，应该是关心他(她)们的学习和品德的培养，尤其是品德的培养和教育，这是为人一生一世的根本。所以，我主张“人之无德，则难以成才”。“德”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就是应该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这种主张不是我的首创，但我认为是正确的。愿与年轻的朋友们共勉。
一个人的情结是难以改变的。我对子女的歉疚也是难以改变的。只是当子女长大成人后，这种歉疚似乎有所转移，亦即转向了自己的学生。用老伴的话说，我对学生的关注胜过对子女的关注。这可能也是一种对子女歉疚的补偿。
五
在日本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应该注重事物的本质分析。因为事物的本质才是此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核心。比如，西方学者或政治家把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视为“经济奇迹”,甚至称之为“日本模式”、后进国家的“楷模”。对此，我从战后日本保存技术力量、社会投资、廉价原料来源，以及工人劳动时间长和工资水平低等方面，做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和某些国内学者的考察和结论。这固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事实证明是符合实际的。我觉得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研究日本历史的追求。
研究历史问题，应该体现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日本历史的研究，并非只是研究日本的昨天，因为日本的昨天和日本的今天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前近代的东亚曾经存在过以中国为主体的“华夷秩序”,这种秩序是以当时中国完整的政治体制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秩序对周边国家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特别是琉球这样的海上王国，与中国又具有长达五百年的册封关系。那么,她是怎么变成现在日本的冲绳县的?而且，当年中琉两国的分界地到底是在哪里?这关系到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我完成了《琉球历史研究》一书，回答了有关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作为历史问题的研究者，如果只是研究历史问题，而不想触及现实提出的实际问题，那就不是彻底的研究者。
六
时间实在是太快了。转眼之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对此，我是有感慨的。觉得好似刚刚学会工作，就面临着退休一样。制度嘛，就是制度。但是，能不能有所灵活，因人而易，使那些身体情况良好而又可以工作的教师延长一些时间呢?至于行不行，这要学校领导来考虑决定了。不过，我还是想说：请注重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余热，除了流动岗之外，根据离退休人员的实际情况，拨出一定的经费，配备得力的助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项目研究或专门从事指导研究生的工作。这恐怕不是光花钱而没有收获的事情。
最后，我想把多年教学与科研的感受归纳一下，这对年轻的朋友或许是有益的：
(一)应该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上的科学，是行动上的指南，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结论的时间性，也不能因为我们过去在理解上的偏颇而怀疑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现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年轻朋友往往感到理论不足，其实是学习和运用上的不足。
(二)应该加强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基础知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应该不断地充实。“温故而知新”,这是前人的总结。特别是从事外国问题研究，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则难以看到事物复杂的内在联系。与之相关的，则是历史问题的研究，应该是追求真理，不能人云亦云。
(三)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列宁说过：当你对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对谁有利的问题。这可以说也是观察社会问题的基本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统一，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者非常重要。做人要实实在在，做学问也要实实在在。
(四)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学习外语不同。前者是辩证思维，后者是记忆思维。历史问题的研究，不是要创造什么模式，而是要发现历史事实的自身规律，此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关系。研究历史问题需要“悟性”,要从客观事实中悟出事物发生与发展的必然性。这可能是历史研究之所以称为研究的基本点。
总之，我觉得：“文如其人”,史学研究是对世界观的检验。每个人的专业是不同的，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但是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发现，有所作为，我想也就是尽到了人生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在自己有效的时间内，做出一点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