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能性和偶然性的交汇。造物主给了我们各种各样可能性后就将我们抛给偶然性支配。个人不过是“可能性”原始模型的“偶然性”变种。从逻辑上说，张开“可能性”的臭皮囊，任由花样翻新的“偶然性”来填充和支配；纵浪“偶然性”构成的大化之中，与它溶为一体，恣意嬉戏，是最佳生存方式。这大概是西方20世纪下半叶比较流行的一种观念。然而，身处西方思潮“前卫”地区巴黎而又饱经沧桑的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里用文学方式向这种时髦观念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质疑。
他发现，不少西方人放弃了对基础、本质、存在、真理、上帝等超历史、超时空的永恒的东西的追求之后，就把“偶然性”当成个体独特的本质来捍卫，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灾难。比如，我们的“姓”和我们的“脸”并非我们自己所创造，完全是偶然地落在我们身上的，但人们忠心耿耿地使用他们的姓，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脸显示了人群中独特的“我”，满怀激情地将它们与个人生死融为一体，视它们为自己独有的、不可替代的本质，随时随地都在为捍卫它们而斗争，甚至愿意为此献出生命。与此同时，他们也关注别人的姓，别人的脸，恨不得将一切姓氏下的一切轶闻趣事收罗殆尽，将一切脸在一切时空中的表情尽置眼底，以显示他们对“姓”和“脸”的普遍重视。于是，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场景：为了让别人记住自己这个姓和这张脸，故意粗暴无理，闹闹嚷嚷，制造各种噪音，甚至下决心不在人群中显示美丽，肆意表现丑态，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窥探、监视，让无所不在的眼睛吸人膏血，让深入密室的摄像机对准个人隐私，以制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尚”；“抢先发言”，宣布自己有为某一“独特”爱好进行战斗的意图，将千百万有相同爱好的他人一下子贬为可悲的“模仿者”，尊自己为领袖，或者利用“名人”作“蹦床”让自己弹向“不朽”的天空，也成为流行的“生存策略”。生活变成了所有人都参加的、规模巨大的放荡聚会，变成了人人都在显示浅薄自我的竞技场。几乎没有人想过：将自己的姓氏和脸印在一本共有223张脸的杂志中，充当一张脸的223种变形之一，究竟有什么意义？带着狂热不断制造使人一听就恶心的声音，一看就厌烦的文字，又有什么意义？更没有人意识到：再加一滴水，坛子里的水就会溢出来了；再增加一分贝噪音，这个早已被徒劳的喧嚣和骚动涨满的世界就会引爆！
与此同时，与大众传媒联系紧密，能满足“偶然性”需要的“意象学”也应运而兴。“意象学”可以将任何有逻辑的思想体系简化为一连串富有启发性的图像、象征和口号；可以在人们只关注“自我”而不关注现实的情况下制造虚假的“现实”；可以利用有选择的“民意测验”生产“真理”；可以抛开历史进化而将世界的变化解释为前后左右的“位置移动”；可以制造各式各样的“图腾”，将它们置于“意象学”的轮盘赌上，让它们各领风骚三五天或三五年，迅速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政治观点、审美趣味，甚至影响人们喜爱的地毯颜色和书籍选择。那些以各式各样“偶然性”为本质的人们就在意象学制造的五颜六色的光谱上获取大量富有刺激性的“偶然性”、“兴奋点”，用由它们堆积、无限延伸的“加法”武装“自我”，全身披挂、叮当作响、累死累活地在短促人生中忘命狂奔。
这种景观曾使某些人狂喜，认为它标志着世界已进入了人人确立“自我”、众生到处喧哗、随时都可以举行渎神狂欢的时代。但昆德拉冷静地指出：那些受意象学支配、不断把“偶然性”纳入“自我”并不断扩大“自我”影响的人，实际上是在消灭自我，公式化世界。他们不过是决意使生活贫乏的意象学家的傀儡。而高高在上、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意象学家们又是些什么东西呢？一部分是金钱和权势的工具，是只拥有“一两个非常浅薄的观念”、“没有羞耻心，没有任何自卑感”的“广告业骗子”；另一部分人则在“严肃认真”地制作意象“游戏”，丝毫不感到这种“认真”的滑稽可笑，已丧失了发现他们宣扬、推动的“游戏”生存方式与他们自己真实、“认真”的生存方式之间存在悖论所需要的幽默感，已不会在夜阑人静之时对镜中的自己苦涩一笑。而人类心灵的建构，芸芸“自我”的塑造，都攥在他们手里！
看来，昆德拉已发现了当代时髦话语的荒谬和阴险：当它用“可能性”代替了“固有本质”、“偶然性”代替了“必然性”并使之成为中心话语、权力话语之后，人们并没有放弃对“本质”的追求，只不过在它的薰陶下学会了抓住偶然性当自我本质或利用这种情势借助金钱和权势以售其“固有本质”之“奸”的本领而已；生活也没有隐匿它那有因必有果的“必然性”，照样在展示轻浮的自我膨胀和阴险的意象学策略必然结出的堪忧之果。这究竟是话语的缺失？还是现实的缺失？不能不引人深思。
昆德拉特别注意到：在由轻浮、阴险、金钱、权势组成的十字架上，心灵苦难最为深重的是富有文化传承使命的知识分子。
“媚俗”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自己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据说，悲剧和使悲剧得以成立的根据——理想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为理想而战等观念是与不把人当人的战争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轻浮”才能反抗、结束沉重的“悲剧时代”和“战争时代”。轻浮是一种根本性的减“重”疗法，各种事物将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意义而变得轻飘飘的。在这种稀薄的大气中，各种理想导致的狂热消逝了，悲剧和战争将变得没有可能。因此，人们应该“改变生活”，“走向生活本身”，“绝对现代化”。这是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在俗河里洗脑翻然悔悟之后痛快淋漓地发表的宏论。但昆德拉不无忧虑地暗示：轻浮使有些人狂妄、骄横，不知道“理解人”是什么意思；使有些人盲从，越变越蠢，一任权力话语、各种意象摆布；轻浮者为了在舆论面前争夺“真理权”，同样会寸语必争；把自然粗俗的情感当作“价值”来追求，很容易导致“灵魂恶性膨胀”，导致战争；“走向生活本身”很可能成为“走向淫乱”的代名词；“改变生活”、“绝对现代化”的强制性口号使富有历史感的人们想起了专制时代的恐怖。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能区别、分析沉重与轻浮，能用历史文化为轻浮辩护的人，自身早已有了与生命溶为一体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承担，绝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说所写的那样轻浮，他们昧着良心或作改过自新状地为“新潮”说话，扮演的不过是自身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而已。事实上，心地善良但积极为“轻浮”等时髦观念、时髦行为辩护的书中人物保罗在现实生活中就陷入了悲惨境地：“意象学家”取消了他在电视屏幕上“帮闲”的权利；为“取悦自己”而游戏人生的人让他头上长出了绿角；一次张冠李戴的恶作剧成为他婚姻、家庭不幸的导因；不知道“理解人”是什么意思的女人和被他称为“绝对现代化”标本的女儿之间的冲突破坏了他生活的宁静；他积极为之辩护的人往往使他受骗上当。他就在现代“轻浮”和“阴险”有意无意的暗算中，变成了前言不答后语、无所适从、“聪明”、“复杂”、“悲哀”、“滑稽可笑”的变形人。
“孤高”使另一类知识分子不得不“与人类分道扬镳”。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历史时钟已走过了一切都保持平衡的最后一分钟，留给他们的世界已失去透明度，变得模糊不清，不可理解，冲进了不可知的泥潭。人也变成了普通的、抓不住的、难以描绘的外表，分不清“我”究竟存在于自己心里还是别人眼里。因此，以“偶然性”为自我特质，让“意象学”、“游戏论”乘虚而入，听凭金钱和权势制造虚假的“现实”，似乎已是势所必然。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清净的孤独，在山间小道上“慢慢走，欣赏啊”的习惯，对一个发自内心的优雅手势的迷恋，对难以忘怀的诗意瞬间的欣赏，对告别喧闹、恐怖、强权的向往，依然是不可亵渎的净土。尽管他们同样不知道这些观念、情感、冲动从何而来，但他们仍然执着这一切而深感与喧闹、轻浮、充满强权的世界格格不入，无法协调。甚至宁愿手举一茎勿忘草，眼睛紧盯着那一朵蓝色小花，旁若无人地在噪声鼎沸的人群中独来独往，仅仅为了求得纯属个人的孤独和清静，仅仅为了向那“再走一步，一切都可能变得疯狂”的世界提出异乎寻常的抗议！然而，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仅凭直觉就知道孤高无论如何不是轻浮和阴险的对手；他们的理智既告诉他们这个时代不属于他们，他们活动的指针已过了午夜，才能失去了舞台，台词已无人要听，又告诉他们企图逃脱“生命的主题”去适应新时代，“从零开始”建立一种与先前生活毫无关系的“新生活”只是空想，就像哥伦布难以适应运输公司经理的生活，莎士比亚不会为好莱坞写电影脚本，毕加索不愿画连环画一样。他们在现代社会既找不到位置又找不到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根据，只能像空中楼阁般悬着，像影子般在时代阴影里作徒劳挣扎。他们用以安慰自己的仅仅是相信有一种“存在基础”在决定他们的生存方式，是“命运本质的密码”注定了他们的生存处境。尽管“存在基础”、“命运本质密码”等说法坚持个体固有的“基础”、“本质”，是对“可能性”、“偶然性”的拒绝，是他们“负隅顽抗”的理由，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处境。因为这种观念即使能够普遍化，具有另一种强霸“基础”、“本质”的他者仍然会将他们置于包围之中，将他们吞噬，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们隐隐约约透露的希望，也只是期待时间指针在历史钟面上循环往复，会在将来某一历史时刻重新证明他们存在的光荣。但这遥远的梦，无法给他们生存勇气。更何况，他们对建构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话语”已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任何“话语”不过是上帝创造的、从每个人身上穿越而过、无人格的“河流”，独特的自我存在并不能在普适的、有限的“话语”中挺立。他们的情感也已纤细到不屑于“恨”、不屑于“斗争”的程度，因为在他们看来，“恨”和“斗争”的过程中存在着使他们与自己厌恶的他者“亲切”地纠缠在一起的瞬间，而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只能“与人类分道扬镳”，梦想飞升到“没有脸”、“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创造的”外星上去，到那儿去享受“非存在的快乐”，据说这种快乐好像一缕淡淡的蓝色青烟。这就是以书中女主人公阿涅丝为代表的一类人物的心灵和生命历程。
昆德拉显然对“孤高者”充满了同情。他在全书末尾再次深情地写道：
汽车在按喇叭，传来愤怒的喊叫声。从前，在同样的环境里，阿涅丝想买一株勿忘草：她想把它置于自己眼睛前面，当作隐约可见的美的最后痕迹。
为了这“隐约可见的美的最后痕迹”，阿涅丝宁愿付出一生。这究竟是对永远消逝了的历史的追忆还是对书中反复提到的“在时间之外”的永恒的美的执着？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理解。但它至少用令人触目惊心的形式表明，在世界被诋毁得全无意义，“游戏”成了许多人人格隐喻的时代，还有一些无奈而又决不肯就范的人在发出悲怆、愤激的浩叹！这一声浩叹，也能让人涌出感动的泪水。
问题当然不在于同情，不在于凭情感去维护某种自己认可的生存方式，而在于当姓、脸、各式各样的话语都不是“我”，当把偶然性当本质，一味轻浮或鼓吹轻浮，或以神秘“基础”和历史循环自慰，一味孤高等各种生存方式都无法建构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自我”之后，也就是当一切都没有意义，任何生存方式都无法找到证明自身合理的充分理由之后，人该怎么办？这正是昆德拉——剥析之后亮出的问题。他比一般人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陶醉于那种人人都在洪水里沉浮、挣扎、飘荡的“平等”，而是看出了这种表面平等中的实质不平等，看出了金钱和权势对这种表面平等的愚弄。他比一般人睿智之处也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同情的生存方式就是合理的生存方式，并未产生召回“道德理想主义”、“理性至上主义”的冲动，而只是指出种种现实存在和它们的局限，只是让它们在自己冷静的观察、思考和阐释中“敞亮”。也许，他要说的只是：这个世界没有天堂。乐观的发展主义、进步主义只有片面、相对的意义。为不断涌出的各种问题所困扰，在各种困扰和不同情势、境遇中感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和痛苦，按照自己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不断做出痛苦的、最不差的抉择，在人生路途上含泪行进，是人类的宿命。而永远清醒地感受着，痛苦地思索着，可能是最不差的生存方式。所以，对笔者来说，读这本书感触最深的不仅是昆德拉对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精神危机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批判，更在于这种分析和批判的灵感来自于他不愿矫饰、自自然然的感情和永不止息但决不专横武断的思索。书中的许多细节表明，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过去所受的痛苦，从来也不打算掩饰现在所受的灵魂煎熬。他永远是自己创造的自己，永远在维护独立思考的高贵。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嚣嚣尘世中保持独立、矜持、批判性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反过来又证明：他无愧于他所受的痛苦！
也许，这才是“我痛故我在”的真义！
（《不朽》，米兰·昆德拉著，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收入徐南铁主编《谁想谁想——2023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