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如果说科技自立自强解决的主要是“卡脖子”问题，那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则要解决的是“卡嗓子”问题。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和文化传统，构建具有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命题、理论和知识体系。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人的责任和使命。
成效：从制度建设到知识创新
学科体系优化：教育学学科布局实现结构性拓展。2024年，我国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新增设教育政策与领导学、基础教育学、教师教育学、教育评价学、工程教育学五个二级学科，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同年4月，全国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交流论坛暨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127所高校的代表围绕教育学科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跨学科交叉、科学研究范式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成为近年来有关教育学学科建设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在学科建设实践中，部分高校积极探索循证交叉的有组织科研、需求牵引与贡献导向的学科建设路径。
学术体系深化：标识性概念的创生与理论流派的形成。2026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发布了《中国教育学100个标识性概念（征求意见稿）》。4月，教育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教育强国建设重大问题研究与中国教育学体系建构”正式开题。从“立德树人”“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等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深度融合的关键词，到“生活教育”“因材施教”“教育家精神”等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中国教育学正逐步构建起一个兼具原创性与解释力的概念谱系。以叶澜的“生命·实践”教育学、鲁洁的“生活德育”、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裴娣娜的“主体教育”等为代表的本土理论流派，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范式参照。
教材体系建设：马工程教材与原创性教材的双轮驱动。教材是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载体。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马工程教材的建设。当前，《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西方教育思想史》《当代教育思潮评析》《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等马工程教材编写已经完成。2024年，教育部启动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和原创性教材建设工作。2025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举办“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与原创性教材建设”学术研讨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学教材体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深层反思：问题与根源
结构性问题多维呈现。一是“依附性”问题，即对西方话语与学术范式的路径依赖。教育学的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层面，这不仅无助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学，还会出现“水土不服”，无法真正解释中国教育的实践。二是“悬浮化”问题，即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不足。一些学者封闭在理论的“套子里”，流于“心即理”式的纯粹逻辑演绎，脱离实际教育情境；一些实践工作者陷于纯操作式的经验总结，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阐释；还有一些研究聚焦政策解读，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探讨。三是“碎片化”问题，即理论创新多而系统集成少。当前，无论在政策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涌现出大量创新性概念与理论，却难以凝聚为统一、连贯的理论共识，缺乏兼具原创性、系统性和国际认可度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四是“卡嗓子”问题，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我国教育学研究一度深陷对西方理论的“学徒状态”，导致国际话语权不足。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声音依然微弱，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卡嗓子”困境。
现实制约：评价机制与科研生态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教育研究的知识生产价值受科研功利倾向困扰。一方面，以SCI/SSCI等国际期刊论文发表为核心的评价制度，客观上维护了现有国际学术秩序与西方学术霸权，抑制了本土创新动力；另一方面，行政干预与功利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学者的学术信仰和长期深耕的耐心。
学术生产的深层危机：方法论自觉与概念体系的薄弱。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突出表现为教育学科独立性不强，从理论到方法大多为对其他学科的移植或应用，使得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丧失了应有的学科立场。与此同时，中国教育学在提炼具有原创性与强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方面仍显不足，缺乏能够深刻揭示教育现象、问题与实践的理论框架，也尚未形成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和采用的分析体系。
展望：出路与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两个结合”贯通魂脉与根脉。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时代化、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是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教育的阶级属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至今仍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特色的教育实践及传统教育文化深度融合，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立场与中国智慧。
扎根中国实践：以“中国经验”推动知识创新。理论来自实践，教育的深刻变革来自实践的深刻变革。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坚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从教育强国建设的宏大叙事到“双减”政策、核心素养、产教融合等具体实践，中国教育改革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这些经验不应仅成为西方理论的应用场域，而应成为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提升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方法论的自觉与范式变革：超越“移植借用”，走向“自主创新”。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的跃升，关键在于方法论的自觉。“中国化”所“化”的对象是西方理论，其根在西方；而“中国教育学”根植于中国本土，是内生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确立“以中国为方法”的方法论自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构建契合中国教育情境的混合研究方法与评价工具，逐步摆脱对西方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应从“思辨为主”转向“实证与思辨并重”，重视循证研究与实践经验，坚持问题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提升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
融通多元话语，搭建对话平台。教育学要走出“孤岛化”状况，必须搭建多元的对话平台。一是多学科的对话平台，教育学要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开展对话，积极吸纳这些学科的成果，综合运用到育人问题上；二是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对话，以理论指导政策和实践，总结政策和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实现三者的共生共长；三是中西方的对话，坚持以我为主，以开放姿态，促进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制度重塑与生态建设：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一是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增加“本土创新”权重，鼓励学者开展面向中国教育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扭转知识生产功利化倾向。二是优化学科布局，推动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同时保持教育学的学科主体性。三是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动学派形成与学术争鸣，营造有利于长期深耕的科研环境。四是统筹推进政府规划引导、高校学科建设、科研机构应用转化、学会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刊物传播交流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实践应用的协同机制，建设中国教育学术生态系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研究”（VAA220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