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精致、思想贫乏”的实证主义倾向，以1999—2024年全国优秀教育学博士论文的范式演变为线索，发现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从“基础性选题+人文研究视角”转向“强现实性的选题+极致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变量游戏”取代“理论思辨”的深层机制。通过批判性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案例，本文提出“思想作为研究方法”的三重内涵：价值立场揭示为何研究、问题意识寻找研究什么、理论视角回答如何解释，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操作路径。
关键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研究；研究方法
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研究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这个问题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研究方法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复杂。长期以来，在教育研究中常有人讨论：究竟是方法重要，还是思想更为关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因为方法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通常认为科学研究是通过方法去探究和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论往往忽视了研究者思想的重要性。思想是研究过程中不可见的力量，是方法与问题相互作用的核心，它超越了方法和问题的局限，决定着我们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理解问题，以及如何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因此，要深入理解方法和思想的关系，必须从思想的维度出发，兼顾方法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揭示教育研究中方法与思想交织共生的本质。
一、“方法精致与思想赤字”的悖论：从教育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谈起
近年来，实证研究范式逐步在中国教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方法规范化与技术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推动了学科的发展。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发布《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将实证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无论是问卷调查、回归分析等量化技术，还是访谈、观察等定性方法，抑或二者结合的混合研究，都成为博士论文和学术成果的常见范式。然而，与方法论的热潮相对应的是思辨研究的相对冷遇，这一趋势在全国百篇优博论文和高等教育学优博论文的选题与方法变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简称“百篇优博”）是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该项评选自1999年起，2013年止，长达15年。据统计，1999-2013年，教育学门类共评出1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3-2013年，共评出21篇“提名论文奖”。从1999-2013年间的论文选题及研究方法可以看出，14篇教育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本属于理论思辨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学自身建构与发展。如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项贤明的《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熊川武的《论反思性教学》、丁邦平的《国际科学教育理论研究》以及李政涛的《教育生活中的表演——人类行为表演性的教育学考察》；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实践中核心关系要素、基本规律以及重要问题。如，申素平的《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地位研究》、胡赤弟的《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以及郄海霞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研究》。
另外，自2004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了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2018年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文库”。2004—2024年，开展了21届评选工作，共评选出132篇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从早期关注大学理念、制度、文化，到近年转向社会服务评价、博士生职业选择、研究生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等，研究选题越来越微观，方法也日趋“精致”。以2004年首届和2024年最近一届评选论文为例，前者几乎全部为理论研究，聚焦于高等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历史分析；后者则几乎清一色为实证研究，选题具体细分，研究方法以定性、定量乃至混合方法为主，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成为论文的标配。整体而言，纯理论研究所占比例显著下降，当“问卷—回归—稳健性检验”成为标准动作，研究却出现“三少”：对本土制度变迁的系统性解释少，对政策困境的规范性回应少，对概念框架的原创性贡献少。本文把这一现象称为“方法精致—思想赤字”悖论。悖论的形成并非源于实证方法本身，而在于“方法—问题”关系的倒置：先用技术划定可操作边界，再寻找可匹配的数据，最终牺牲的是问题意识与理论想象。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二十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已经悄然完成了一场“研究范式”的蜕变，即从“基础性选题+人文研究视角”转向“强现实性的选题+极致的实证研究方法”。纵观整体的高等教育研究变化趋势亦是如此，从以往“重思辨轻实证”的研究倾向，到如今实证研究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教育学研究范式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的出现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优秀的博士论文越来越倾向于实证研究？为什么关注基本理论的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少？产生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迎合论文评审要求吗？还是研究者内心对实证研究的高度认可？抑或是因为思想的匮乏，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方法上的精致，以掩盖论文在思想上的缺憾？再或者是由于受到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以数据、模型为主的研究方法被看作是“科学”的代名词，所以研究者们出于追逐科学化的目的，而对实证研究趋之若鹜？从实现学科科学化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研究在随波逐流中追求“科学”方法虽然无可厚非，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能用方法上的精致和极致，去掩盖理论和思想的贫乏。诚如周川教授曾为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辩护所言：“我们在推动高等教育微观问题研究的同时，也要促进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至少不能忽视和排斥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 在技术与数据横行的时代，精致的技术与方法正在削弱着“思想”的存在，“思想”的式微又进一步依赖于技术与方法的持续改造升级，以至于研究方法愈发精致而思想愈发匮乏。
这一悖论在当前的教育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很多研究热衷于照搬、套用现成的流行理论，对当下热门的理论模型缺乏批判和再阐释，缺少与中国教育现实的深度对话；亦有不少研究者生搬硬套已有研究框架，将既有模型直接应用到新的研究对象和情境，忽视问题自身的独特性和应有的理论重构。更常见的现象是，研究设计机械地围绕变量间线性关系展开，换以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案例，重复着“X影响Y”的模式，但对现象本质和教育机制的解释力极其有限。这种“变量游戏”在硕博士论文、甚至一些核心期刊论文中屡见不鲜。论文评审和学术委员会往往将理论基础与方法标准作为评判核心，反而助长了这种套路化倾向。最终，许多论文沦为西方理论与中国数据的简单拼接，难以触及中国教育的深层矛盾和独特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方化”趋势在青年学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高等教育学硕士、博士生在选题和写作初期即罗列一批西方理论，将其作为论文的“学术基石”，但缺乏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经验的提炼，造成“中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搭挂于他者社会的尴尬状态”长期以来，我在指导学生硕博论文都会强调，无需将自身的研究过早地框定于某个既定的“套路”之中。若选题乏味，缺乏高等教育研究应有的现实指向性、人文关怀性或思想延展性，论文则易沦为单纯追求统计显著性的变量游戏，进而使得研究内容趋于同质化，结论乏善可陈。这不仅丧失了高等教育学的想象力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易使研究异化为一种无聊的变量游戏，重复着陈词滥调，或是仅仅成为西方学说和理论的附庸。
如此，如何挣脱这一“套路”的束缚？归根结底，核心在于厘清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关系。要解“量化之套”，研究者需要从问题本身推导方法，让方法为研究问题服务，而非让现成方法框定问题。不能因追求模型的复杂、变量的细致，而牺牲问题的原创性与理论的生长空间。方法体系只是工具，而非思想的主导。唯有以中国教育的真实问题为起点，展开深度的理论思考，方能开辟知识创新的新边界。
事实上，思想被方法所绑架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与思维惰性。在学术生态中，方法路径依赖和期刊导向相互强化。许多期刊主编和审稿人习惯于以数据实证为“科学”标尺，实际上不少结论仅凭直觉经验即可得出。例如，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大学生就业难早已成为常识，数据的微弱差异并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本质。换言之，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核心，并不在于数量上的差异是0.01还是0.05，而在于到底应该如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过度的“方法论炫技”，往往掩盖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与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共性症结。教师往往过度关注方法训练，忽视思想启迪；学生缺乏对研究问题的深度思考，更倾向于依赖量化技术完成所谓“数据驱动”的研究。学术期刊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以“可量化结果”为评价核心的审稿标准，导致研究内容愈发空洞。只有当学术共同体能够坚决拒绝那些缺乏理论创新、无法回应现实问题的量化研究，才能真正扭转当前以方法为主、忽视思想深度的学术风气。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重新认识到：方法与数据终究只是研究的工具，理论创新才是推动学科进步的根本动力。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实证主义对于“事实、证据、可量化、可验证”等标准的极致推崇，因为这种倾向往往压缩了宏大理论赖以生存的思想空间。经验数据与技术手段的堆积，无法自动带来理论的飞跃和范式的更新。正如交通工具能助力远行，却无法替代对路径和目标的选择。真正决定理论进步的是思想的洞察力与理论框架的创新性突破。
因此，在思想与方法的关系中，思想应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方法紧随其后，而非本末倒置。方法是思想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方法本身不能成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要警惕方法至上的思维陷阱，防止思想的深度思考和批判被表层技术掩盖。这正是“思想是超越研究方法的‘方法’”的真正含义。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炫目的技术手段，而在于思想引领下对教育本质和复杂现实的深层理解。
总之，在我看来，方法归方法，思想归思想。一个研究如果没有思想的加持与升华，侈谈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更不会产生文化价值与生命意义。那么，跨越思想与方法之间的鸿沟，需要系统的学术训练和自觉的批判精神。从研究生阶段起，学者就应学习如何对前人研究进行批判性分析，而非简单否定或模仿。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绕着人们的头脑。”批判性分析不仅要发现前人工作的不足，更要基于理解，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真正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谦虚的、反思的，而不是简单的扬己抑人。这要求学者们切不可因迷信新方法而盲目自信，或过度贬低既有成果，而要以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承认自身认知的局限，并努力在自身“可见”的层面推测“不可见”的事物。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单纯依赖工具或方法的误区，推动学术研究实现思想创新与理论突破。
二、作为方法的“思想”：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省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得到国际认可的最高荣誉，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创新的“明珠性”学科。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想”与“方法”关系的宝贵视角，这对教育学研究主题及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以2019年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可以清晰看到，顶尖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囿于单一学科或技术手段，而是以复杂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方法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2019年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通过大规模田野实验与严密数据分析，深度探讨了全球贫困与教育的复杂关联。他们不仅揭示了教育在减贫中的重要作用和局限，也通过《贫穷的本质》一书，推动了多维度的社会政策设计。这一研究突破了教育领域的学科边界，将教育、经济、社会等要素整合，强调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公平中的关键作用。这种跨领域视角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范式，也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同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则以国家能力、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核心，提出了超越传统文化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的新框架。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他们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对国家繁荣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包容性制度能够激发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掠夺性制度则导致国家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这一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社会分化及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格鲁伯（David E. Gruber）和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著作《美国创新简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Innovation）中，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的探讨。他们深入分析了赠地学院的演变历程及其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重点回答了“赠地学院在面临财政压力和学术挑战时，这一受到挑战的大学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调整其角色与任务，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这一核心问题。
美国赠地学院是我早年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禁反思为什么一直停留在对赠地学院本身的研究，而未能深入挖掘它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这促使我思考赠地学院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其结构、功能或者历史背景的简单描述，更应深入探索其背后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维因素的关系。当我将自己对赠地学院的关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视角进行对比时，发现获奖者们并未停留在单一的学术研究领域，而是将大学的角色拓展到公共管理、制度经济、国家战略及安全等多个层面。通过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他们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多维的理论框架，强调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链条，而是通过更广泛的制度性安排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作用来实现的。换言之，当他们将大学与公共科研、产业政策、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连接，该思想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超越了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单一研究路线。
综合来看，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不仅突显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创新，也展示了将思想作为“方法”的科学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是对某个特定经济现象的探讨，更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根本上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经济问题。
这一研究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步骤：第一，发现已有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当处于这一阶段时，研究者应当不局限于已有的、传统的研究理论，而是在深入分析现象后，发现已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核心问题。这种深层次的剖析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度的问题敏感性，还要持批判性思维对待现有理论；第二，系统分析问题的多种影响因素。一旦确定了核心问题，研究者就需要全面、系统的搜集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在处理信息的时候，系统性、多维度的思维与分析视角至关重要。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多维度的视角。第三，追溯这些因素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关联。任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在这一环节，研究者会将问题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探讨这些因素如何从过去的发展中演变至今，并如何与当前的现实情况紧密相连。这一阶段的分析为理论提供了更深的历史维度，也有助于阐明现实世界中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的深层结构。第四，提出一个简单理论。这一步一定要建立在对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框架的搭建一定是基于问题，而非基于现有理论。换言之，这一理论框架不能是为了验证某些理论而提出的，而是能够真正有效解释所发现的问题，并力求从概念层面上阐明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和机制。第五，分析该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解释力。理论的验证是检验理论适用性的关键环节。从上文可知，两个获奖案例不依赖于复杂的数学模型或高度抽象的数学推导，而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和案例来验证其理论的适用性。研究者通过对现有问题的深入考证，以确保所提出的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第六，反思理论的意义与局限性。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开放性和自我修正性。在理论得以验证和应用的基础上，研究者并未止步于现有成果，而是通过反思其理论的意义、局限性及适用条件，为后续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这一反思过程使得理论保持动态的生命力，推动学术界不断追求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在遵循以上研究逻辑开展相关研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方法选择。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在经典的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常常依赖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高级分析工具，以此来增强其科学性和精确性，似乎有通过复杂性数学模型来提升研究科学性之嫌。但是这种高度依赖数学的研究范式可能简化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第一，模型越精确、越复杂，就越可能忽略现实中的细节；第二，研究容易停留在“呈现”而非真正“解决”问题的层面；这是因为社会行为和人类决策充斥着不确定性与非理性因素，这样的因素往往难以简化为某一指标或者某一数学模型，且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更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个体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流程似乎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板，学者们往往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社会行为，甚至人类的决策和情感，都强行套入这个既定框架。不管实际操作如何复杂、不确定，或者人类行为多么多样，这种模板化的研究方法总是要求将它们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处理。结果是，这种过度抽象化、普适化且形式化的研究范式会造成理论与现实脱节，尽管大量的研究努力投入到这些模型和理论框架的构建中，但是最后往往会发现，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却依然无法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理论上的完美推导，与复杂的现实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不可陷入对数字的盲目崇拜，要贴近研究内容，以更加开放、综合的思维去超越传统的数字限制，以更加贴近实际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二，问题导向。问题定义与我们常说的“范式”处于同一分析层面，但也存在差异。研究范式往往会唤起支配一个领域的单一主导思想，而问题导向则会唤起了流动的、迥异的甚至竞争的思想，这些思想突出了特定情况的不同方面。因此，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方法的炫技或追求形式上的复杂性，而应聚焦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方法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发展理论服务的工具，而非研究的终点。以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研究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导向确保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术探索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切实的影响。因此，研究应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通过适当的方法揭示复杂问题的核心规律，进而提出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实现学术与现实的联动。
第三，深层次归因与提炼。研究的目标不仅在于描述现象，而更重要的是揭示其内在机制。数据与模型的运用，不应止步于表层规律的验证，而应作为工具，帮助探究某一现象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历史根源。随着当前科学研究的风向似乎越来越偏向对数据的收集、处理以及建模，这不由得让我们思考：从一个个前提假设开始推导的理论，是否只是用既有的理论方式描述现实？这样的推导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现实的“理论化”？这种“科学”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在某种层面上意味着思想的“停滞不前”？这样来看，研究方法和框架的运用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发现新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在应用过程中，持续提出新的问题，并不断扩展理论的边界，避免思想的“原地打转”。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顶尖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并非束缚于自己的学科领地和分析范式之中，而是通过计量模型工具探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较之，当中国教育学研究群体还在迷恋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其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标准之时，顶尖经济学家关注的并非是计量技术，而是以跨学科思维解决现实问题，并以此寻求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经济规律。
三、从方法之“治”到思想之“自”：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路径
在全球知识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这不仅关乎学科自立，更关乎理论创新、方法变革与现实回应的根本方向。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方法论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确实带来了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日益精进，但与此同时，过度倚重外来范式、迷信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思想性缺失和问题意识淡化，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亟须反思与突破的瓶颈。
当前中国教育学界普遍面临着规范化与意义丧失的二重困境。一方面，随着“实证研究”的兴盛，量化分析、模型推演、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成为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尺，诸如“问卷—回归—解释”已成为硕博士论文的“标准操作”；另一方面，研究议题却往往趋于微观琐碎、现实关怀式微，甚至沦为为发表而发表的“学术游戏”。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尤为突出，不少研究者在选题伊始便匆匆挂靠流行理论，无论是布迪厄的“资本”、柯布的“学习共同体”，还是多元理论的“变量游戏”，一时间成为论文评审、期刊投稿的“通关密码”。形式上的“精致”难掩实质上的“同质化”，学术成果在数据与模型的堆叠中失去了原创性的思想光芒，也让研究者在“发表是王道”的驱使下愈发迷失方向。
更为严峻的是，工具理性与技术范式的霸权不仅压缩了思想创新的空间，也导致了对本土教育经验与重大现实问题的漠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还承担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使命。在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的规范之间，孰先孰后？是发展普适理论，还是建构本土概念？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要追求理论的意义与经验的雕琢，坚持破立并举，在解构的同时重构知识体系。倘若继续囿于外来模式的简单移植、机械模仿，终将导致“理论空转”与“经验失声”，本土教育学科的学术生命也难以为继。
这一学术生态的悖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方法与思想关系的错位。在技术理性大行其道的今日，学术规范本应保障研究质量，反而成为压抑问题意识和思想突破的枷锁。许多学者将过多心力投入方法论炫技，却在研究对象与现实关切上流于表面。大量研究以形式合乎规范为荣，却难以解释现实，也无力引发学科范式变革。正如近年来国际学界对“高引用但无意义论文”进行的自省那样，盲目追逐热点与数量、以引用和指标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最终只会加剧学术内卷与创新停滞。本文并非反对实证方法，而是反对“方法先行”导致的理论空心化。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只有在“思想主导—方法多样—制度保障”的三维结构中才能持续再生产。当选题机制、评价机制与培养机制同步转向“问题优先”，方法将自然回归工具本位，思想亦不再是被修辞化的口号，而是可检验、可累积、可传授的“第一方法”。
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归思想的本位，确立“思想为体，方法为用”的学术自觉。事实上，无论是在西南联大战火纷飞中的坚守，还是经典名著对教育本质的追问，真正具有穿透力和历史价值的学术成果，无不根植于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思想张力。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学者们依靠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理论激情，依然能够开展开创性的社会调查、教育实验与制度分析，积累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富有洞见的理论阐释。这种以思想为引领、以问题为核心的学术传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精神资源。与此同时，思想性不仅决定学术研究的深度，更关乎理论创新的广度。经典著作如《高等教育哲学》《大学的理念》《教育论》《什么是教育》《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其根本价值并非在于方法的精致，而在于对教育现实的深刻反思与对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这些著作超越了具体方法论的局限，以宏阔的视野探讨教育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激发我们对教育问题的深层思考。正是这种思想深度和理念的光芒，不断推动着教育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对于中国教育学而言，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教育改革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土壤，将重大实践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并以辩证思维和整体视野激发原创理论的生成。只有将现实关怀与思想传统相结合，才能为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依据，才能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因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要在于实现方法与思想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跳出“方法至上”的迷思，倡导方法的多样化和问题导向的创新逻辑，坚持让研究方法服务于理论创新和现实解释，而不是本末倒置、左右学科选题与发展路径。当前，国际教育研究已展现出多元并举的趋势，定量、定性、混合、历史、比较等多种研究范式各有优势，但同样要警惕方法的机械化和教条化，防止学术研究陷入“模型万能”“指标至上”的窠臼。
在反思中国教育学“实证崇拜”时，我们需警惕对实证方法的“整体否定”陷阱，而应区分“好实证”与“坏实证”两种范式：前者强调“问题先行—理论驱动—方法适配”，用实证挖掘机制、用历史追溯制度，最终回到本土概念创新；后者则陷入“变量游戏”，选题服从数据可得性，结论止步于显著性，缺乏情境解释与政策价值。唯有在评价环节明确“思想权重”，让“好实证”成为示范而非例外，才能摆脱“方法精致—理论空心”的悖论，真正释放实证研究的批判与建设潜能。
每一项有价值的教育学研究，都应立足于对真实问题的敏锐感受与深度反思，从中国本土教育经验和现实出发，发展能够解释和回应中国教育复杂性的原创理论和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理论自觉和学科主体性的觉醒，只有主动超越对西方理论的被动追随，用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理论框架回应中国教育的独特实践与深层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
进一步来看，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协作与学术生态的优化。学者个体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问题意识、理论能力和创新精神，高校、研究机构与学术期刊则应积极承担起引领学术方向、激发思想创新的责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基础训练，更要强化批判性思维和原创性问题意识的养成，鼓励学生立足中国情境，提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问题，而非一味模仿和套用外来范式。同时，学术评价体系应逐步从“量化导向”向“意义导向”转型，将重大理论贡献、现实影响和原创性突破作为核心标准，有效遏制低水平重复和“变量游戏”式研究的蔓延。只有在学术共同体层面形成正向激励、尊重创新的生态环境，才能持续激发学科内部的思想活力与学术创造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学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总体来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与学术范式变革。这一进程要求我们勇于质疑和突破外来理论的局限，打破对“变量游戏”“指标崇拜”等技术理性的迷信，同时善于从本土教育经验和中外思想遗产中汲取养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进程中，方法只是实现理论目标的手段，思想才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唯有立足中国大地，关注中国问题，坚守学术理想，坚持理论与方法的辩证统一、现实与思想的有机结合、问题与创新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该文根据2024年11月22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高等教育研究博士学术论坛”的报告，由2023级博士生叶子凡、吕榭、王宇翔、李乐帆整理、并经本人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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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重庆高教研究》2025年6期
